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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拓的书法,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常可在荣宝斋、和平画店等橱窗里看到。有时,还可在一些学校的匾额或当门书屏以及历届书法展览会上看到,这些都是行书大字。在自勉诗、家书之类的墨迹中,则是他的行书小字。他的字,不论大至径尺,还是小不盈寸,一个共同的特点是潇洒俊逸,笔势奔放,通篇气韵很足,给人以一笔到底、一气呵成的感觉,使汉字行书那流畅洒脱的特征得到了充分展现。他的字另一个特点就是瘦劲洗练,以骨力胜。他的大字行书间或杂以飞白,或疏密相间,更显摇曳多姿。
邓拓的字写得好,有不少人向他索求墨迹,他一般都很痛快地答应。1964年寒假,福州同乡黄贤俊在北京王府井荣宝斋橱窗里看到了他的巨幅手书,苍劲有力,十分喜欢。后来见到邓拓时,他就问了一句:“可否也给我写一幅?”邓拓满口答应下来。过了几天,果然托《光明日报》编辑黎丁捎来一幅字,写的是一首词:
毛锥动,彩云生,蜀水巴山若有情。
展望高潮奔日夜,文章常助百家鸣。
在书法艺术方面,邓拓不但长于实践,还在理论上作过一番探讨。60年代初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里,就有他写的《大胆练习写字》、《书画同源的一例》、《讲点书法》、《选帖和临池》、《有法与无法》、《从红模字写起》等多篇谈论书法艺术的文章。其中的一些观点,不仅对初学写字的人有帮助,而且也得到了不少专家的赞誉。
邓拓不反对临帖,但不赞成死抱住一种字帖,临之摹之。他在《选帖和临池》一文中写道:“要知道,无论学习哪一种字帖,对于初学者都未必适宜。最好在开始学字的时候,只教一些最基本的笔法,然后练习普通的大小楷。等到笔法完全学会,能够运用自如的时候,随着各个人的喜爱,自己选择一种字体,同时尽量多看各种法帖墨迹,融会贯通,就能写一手好字。”他自身的书法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据他姐姐讲,邓拓早年临习颜字、柳字,在福州老家时,每天未明即起,用自己拿麻绳捆成的“抓笔”,蘸着清水在方砖上练字,力求钻进去、学得像。成年以后,便逐渐冲破规矩,写自己的字。在他的墨迹里,再找不到一丝颜、柳的味道,也找不到同别的名家的瓜葛。他的字就是“邓体字”,是独一无二的书法体例。他这样主张,也是这样实践。
邓拓对于如何运笔,也有自己的主张。当时流行的一种意见是要紧握笔管,特别要求学生着力握笔,以全身之力,由肘而腕,由腕而指,由指而笔管,而注于笔尖。因为学生很难掌握这一点,有经验的老师就站在学生身后,出其不意地去拔学生手里的笔管,以拔不掉的为好。邓拓在《讲点书法》一文中批判了这种做法。他引用苏东坡的一段话:“献之少时学书,逸少从后取其笔而不可,知其长大必能名世。仆以为不然。知书不在于笔牢。浩然听笔之所至,而不失法度,乃为得之。然逸少所以重其不可取者,独以其小儿子用意精至,猝然掩之,而意未始不在笔。不然则是天下有力者莫不能书也。”邓拓由此评述说:“苏东坡的这一段议论,应该承认是讲得对的。”从邓拓对旧说的评价,再看他所写的字腕力灵活,就可以想象他作书时,必定不是墨守旧说,死执笔管的。
邓拓年轻时,因为研究中国历史,接触到许多美术方面的史料,那时,他对中国历代绘画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知识。解放后,曾因工作劳累过度,患有严重的偏头痛,每当病情恶性发作,读书都有困难。他又不甘心白白把时间浪费掉,便以欣赏和研究历代绘画来代替读书。由此使他对历代绘画的兴趣越来越浓,研究也越来越深入了。他曾经风趣地对别人讲:“从事画的研究,好处很多,一能富知识,二能开拓眼界,三能振奋精神,四能治疗偏头疼。”他还说:“中国历代的绘画,艺术水平是很高的,但如果只从艺术角度去看,还远远不够。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来说,绘画本身就是活的历史教科书。因为画面反映的,是当时当代不同阶层人物活生生的写照,是社会状况的缩影。当然,也体现画家本人的精神境界和艺术风格。由画面再及于所用绢丝、纸张、墨质、颜料,还可以观察出生产力的发展和工艺水平,真是一‘研’多得啊!”
研究历代绘画,必须重视收集第一手資料。为此,邓拓多方访求,购买和鉴赏古画。他常同一些收藏家交流藏品,观赏切磋。他与北京的吴作人、周怀民、黄胄、许麟庐,上海的谢稚柳、唐云,辽宁的杨仁凯等画家、收藏家过从甚密,或观赏藏品,或品评新作。1962年,他几次为周怀民收藏的董其昌、仇十洲、文徵明、王麓台、新罗山人等珍品作题跋,就画图的意境、风格、纸质、裱工等,或诗或文,虽寥寥数语,却精到、中肯。在明代仇十洲《溪山欣赏》上面,就有邓拓的题诗:
十里溪桥隐士家,清樽明月话桑麻。
仇英真迹无俗韵,邀得衡山锦上花。
诗后,他还附上一篇短语:“此卷为周怀民同志珍藏精品之一,亦仇十洲作品中之特出者。盖寻常所见之仇氏面目多属纤细之工笔画,此卷则于工细之外兼有写意之笔,实属难能可贵。后幅文徵明题跋诸多赞辞,非泛泛之论。好画好跋相得益彰。余于欣赏之余爰书数行,未知鉴家以为何如?”在收藏的名画上写提拔,这是古代文人墨客的雅兴,不仅使文友之间增进了友谊,也反映了鉴赏家的欣赏水平。
为了更深入地研究古代绘画,邓拓还挤时间到博物馆去接触历代作品,不断提高自己的鉴别能力。他懂得,如果本身缺乏鉴别知识,对作品就无法作出具体的分析,结论必然会出偏差。开始,他把注意力放在近代和晚清作品上。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积累了许多专业知识,能提出独立的见解。他既有实践,又有理论,既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又能深挖野史文献,对问题研究得深透,新意层出。
研究绘画艺术,特别是古代绘画史,往往涉及到对印钤的研究。邓拓在这方面下功夫很深。他曾在一份手稿上写道:“宋元以后士大夫文人,制作一些艺术欣赏的印章,遂使画、书、刻三种艺术融为一体。篆刻艺术在宋元时王俅等著录秦汉印章,作为欣赏。后来赵子昂、钱选、王冕等便从事这种创作活动。王冕使用青田花乳石后相习成风。明代文彭为第一流,推为一代宗师,对后来影响很大。何震与文彭合称‘文何’,他们力宗秦汉,提倡学汉印风格,仿古之风,以汉印为正宗。以后发展到清代为鼎盛时期,形成浙皖两大派。浙派的丁敬为浙西诸家之祖。皖派祖述何震,近世齐璜皆承前启后,独创一家。”通过这篇简洁的勾勒文字,可以看出作者对历代印章的发展演变是作了专门研究的。为了把这项研究搞得更深入,他还多次同一些专家切磋,并收藏和请金石家篆刻了一百多枚印章,有的大如拳头,有的小似豆粒。 邓拓热心古画收藏,最常去的地方是荣宝斋画店。每当看到心爱的古画,常不惜重金购买,到外地采访也不忘搜求古画。不过,他的收藏活动,始终坚持三个原则:第一,凡国家文物部门准备收藏的作品,自己一概不收藏;第二,凡属争论较大的作品,国家文物部门不肯接受的,尽可能加以收集保护;第三,凡个人收藏,都用自己的钱,绝不动用公款。
邓拓收藏购买文物古画,用的是自己的工资,包括几乎全部稿费。他写作《燕山夜话》,共得稿费二万多元,也全部拿来购买文物和古画。邓拓由于搞收藏,个人没有存款,手头经常拮据,有的朋友劝他要给孩子留点钱,他说:“孩子将来可以自立。”
他还说:“我搞个人收藏,并不单单出于个人爱好,也不把它当成财产,到了一定的时期,自然捐赠国家。”
邓拓是这样说的,也真的这样做了。1964年,他将个人收藏的最好的一批古代绘画共154件,整理得清清楚楚,裱糊得干干净净,开列出目录清单,注明年代作者,无偿地捐赠给中国美术馆。其中包括宋画5件,元画9件,明画35件,除有经邓拓抢救、极其珍贵的苏东坡《潇竹石图》外,还有我国古代十大画家之一的徐渭、朱耷的作品,有明代四大家沈石田、文徵明、唐寅、仇十洲的作品。这些捐赠的藏画,有手卷,有册页,有立轴,有中堂,全系名家手笔。有些画是邓拓极其喜爱,一向珍如拱璧的。
邓拓就是这样,惟其珍贵,他才喜爱;惟其喜爱,才更愿意捐献于社会,奉献于民众。
邓 拓 (1912~1966),原名邓子健、邓云特,福建福州人,1930年,参加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人民日报》社原社长兼总编辑,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原主席。著有《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从万历到乾隆》、《燕山夜話》等,并与吴晗、廖沫沙合写《三家村札记》杂文集。
邓拓的字写得好,有不少人向他索求墨迹,他一般都很痛快地答应。1964年寒假,福州同乡黄贤俊在北京王府井荣宝斋橱窗里看到了他的巨幅手书,苍劲有力,十分喜欢。后来见到邓拓时,他就问了一句:“可否也给我写一幅?”邓拓满口答应下来。过了几天,果然托《光明日报》编辑黎丁捎来一幅字,写的是一首词:
毛锥动,彩云生,蜀水巴山若有情。
展望高潮奔日夜,文章常助百家鸣。
在书法艺术方面,邓拓不但长于实践,还在理论上作过一番探讨。60年代初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里,就有他写的《大胆练习写字》、《书画同源的一例》、《讲点书法》、《选帖和临池》、《有法与无法》、《从红模字写起》等多篇谈论书法艺术的文章。其中的一些观点,不仅对初学写字的人有帮助,而且也得到了不少专家的赞誉。
邓拓不反对临帖,但不赞成死抱住一种字帖,临之摹之。他在《选帖和临池》一文中写道:“要知道,无论学习哪一种字帖,对于初学者都未必适宜。最好在开始学字的时候,只教一些最基本的笔法,然后练习普通的大小楷。等到笔法完全学会,能够运用自如的时候,随着各个人的喜爱,自己选择一种字体,同时尽量多看各种法帖墨迹,融会贯通,就能写一手好字。”他自身的书法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据他姐姐讲,邓拓早年临习颜字、柳字,在福州老家时,每天未明即起,用自己拿麻绳捆成的“抓笔”,蘸着清水在方砖上练字,力求钻进去、学得像。成年以后,便逐渐冲破规矩,写自己的字。在他的墨迹里,再找不到一丝颜、柳的味道,也找不到同别的名家的瓜葛。他的字就是“邓体字”,是独一无二的书法体例。他这样主张,也是这样实践。
邓拓对于如何运笔,也有自己的主张。当时流行的一种意见是要紧握笔管,特别要求学生着力握笔,以全身之力,由肘而腕,由腕而指,由指而笔管,而注于笔尖。因为学生很难掌握这一点,有经验的老师就站在学生身后,出其不意地去拔学生手里的笔管,以拔不掉的为好。邓拓在《讲点书法》一文中批判了这种做法。他引用苏东坡的一段话:“献之少时学书,逸少从后取其笔而不可,知其长大必能名世。仆以为不然。知书不在于笔牢。浩然听笔之所至,而不失法度,乃为得之。然逸少所以重其不可取者,独以其小儿子用意精至,猝然掩之,而意未始不在笔。不然则是天下有力者莫不能书也。”邓拓由此评述说:“苏东坡的这一段议论,应该承认是讲得对的。”从邓拓对旧说的评价,再看他所写的字腕力灵活,就可以想象他作书时,必定不是墨守旧说,死执笔管的。
邓拓年轻时,因为研究中国历史,接触到许多美术方面的史料,那时,他对中国历代绘画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知识。解放后,曾因工作劳累过度,患有严重的偏头痛,每当病情恶性发作,读书都有困难。他又不甘心白白把时间浪费掉,便以欣赏和研究历代绘画来代替读书。由此使他对历代绘画的兴趣越来越浓,研究也越来越深入了。他曾经风趣地对别人讲:“从事画的研究,好处很多,一能富知识,二能开拓眼界,三能振奋精神,四能治疗偏头疼。”他还说:“中国历代的绘画,艺术水平是很高的,但如果只从艺术角度去看,还远远不够。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来说,绘画本身就是活的历史教科书。因为画面反映的,是当时当代不同阶层人物活生生的写照,是社会状况的缩影。当然,也体现画家本人的精神境界和艺术风格。由画面再及于所用绢丝、纸张、墨质、颜料,还可以观察出生产力的发展和工艺水平,真是一‘研’多得啊!”
研究历代绘画,必须重视收集第一手資料。为此,邓拓多方访求,购买和鉴赏古画。他常同一些收藏家交流藏品,观赏切磋。他与北京的吴作人、周怀民、黄胄、许麟庐,上海的谢稚柳、唐云,辽宁的杨仁凯等画家、收藏家过从甚密,或观赏藏品,或品评新作。1962年,他几次为周怀民收藏的董其昌、仇十洲、文徵明、王麓台、新罗山人等珍品作题跋,就画图的意境、风格、纸质、裱工等,或诗或文,虽寥寥数语,却精到、中肯。在明代仇十洲《溪山欣赏》上面,就有邓拓的题诗:
十里溪桥隐士家,清樽明月话桑麻。
仇英真迹无俗韵,邀得衡山锦上花。
诗后,他还附上一篇短语:“此卷为周怀民同志珍藏精品之一,亦仇十洲作品中之特出者。盖寻常所见之仇氏面目多属纤细之工笔画,此卷则于工细之外兼有写意之笔,实属难能可贵。后幅文徵明题跋诸多赞辞,非泛泛之论。好画好跋相得益彰。余于欣赏之余爰书数行,未知鉴家以为何如?”在收藏的名画上写提拔,这是古代文人墨客的雅兴,不仅使文友之间增进了友谊,也反映了鉴赏家的欣赏水平。
为了更深入地研究古代绘画,邓拓还挤时间到博物馆去接触历代作品,不断提高自己的鉴别能力。他懂得,如果本身缺乏鉴别知识,对作品就无法作出具体的分析,结论必然会出偏差。开始,他把注意力放在近代和晚清作品上。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积累了许多专业知识,能提出独立的见解。他既有实践,又有理论,既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又能深挖野史文献,对问题研究得深透,新意层出。
研究绘画艺术,特别是古代绘画史,往往涉及到对印钤的研究。邓拓在这方面下功夫很深。他曾在一份手稿上写道:“宋元以后士大夫文人,制作一些艺术欣赏的印章,遂使画、书、刻三种艺术融为一体。篆刻艺术在宋元时王俅等著录秦汉印章,作为欣赏。后来赵子昂、钱选、王冕等便从事这种创作活动。王冕使用青田花乳石后相习成风。明代文彭为第一流,推为一代宗师,对后来影响很大。何震与文彭合称‘文何’,他们力宗秦汉,提倡学汉印风格,仿古之风,以汉印为正宗。以后发展到清代为鼎盛时期,形成浙皖两大派。浙派的丁敬为浙西诸家之祖。皖派祖述何震,近世齐璜皆承前启后,独创一家。”通过这篇简洁的勾勒文字,可以看出作者对历代印章的发展演变是作了专门研究的。为了把这项研究搞得更深入,他还多次同一些专家切磋,并收藏和请金石家篆刻了一百多枚印章,有的大如拳头,有的小似豆粒。 邓拓热心古画收藏,最常去的地方是荣宝斋画店。每当看到心爱的古画,常不惜重金购买,到外地采访也不忘搜求古画。不过,他的收藏活动,始终坚持三个原则:第一,凡国家文物部门准备收藏的作品,自己一概不收藏;第二,凡属争论较大的作品,国家文物部门不肯接受的,尽可能加以收集保护;第三,凡个人收藏,都用自己的钱,绝不动用公款。
邓拓收藏购买文物古画,用的是自己的工资,包括几乎全部稿费。他写作《燕山夜话》,共得稿费二万多元,也全部拿来购买文物和古画。邓拓由于搞收藏,个人没有存款,手头经常拮据,有的朋友劝他要给孩子留点钱,他说:“孩子将来可以自立。”
他还说:“我搞个人收藏,并不单单出于个人爱好,也不把它当成财产,到了一定的时期,自然捐赠国家。”
邓拓是这样说的,也真的这样做了。1964年,他将个人收藏的最好的一批古代绘画共154件,整理得清清楚楚,裱糊得干干净净,开列出目录清单,注明年代作者,无偿地捐赠给中国美术馆。其中包括宋画5件,元画9件,明画35件,除有经邓拓抢救、极其珍贵的苏东坡《潇竹石图》外,还有我国古代十大画家之一的徐渭、朱耷的作品,有明代四大家沈石田、文徵明、唐寅、仇十洲的作品。这些捐赠的藏画,有手卷,有册页,有立轴,有中堂,全系名家手笔。有些画是邓拓极其喜爱,一向珍如拱璧的。
邓拓就是这样,惟其珍贵,他才喜爱;惟其喜爱,才更愿意捐献于社会,奉献于民众。
邓 拓 (1912~1966),原名邓子健、邓云特,福建福州人,1930年,参加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人民日报》社原社长兼总编辑,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原主席。著有《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从万历到乾隆》、《燕山夜話》等,并与吴晗、廖沫沙合写《三家村札记》杂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