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米线

　　国庆后从北京拍完戏回昆明的第二天中午，王砚辉决定去吃一家生意红火的过桥米线。他穿过排队的人群挤到店门口，抱着双臂专心往里望，前面的两位女士回了两次头看他，窃窃私语猜这人是不是王砚辉，他好像也没注意到。挨了几分钟，他大步跨了进去找老板，老板是他的老朋友。
　　“现在北京的一些导演来跟我谈剧本，我都说，来这吃米线吧。”我们已在大厅的一张小桌旁坐下，汤头浓稠，颜色淡黄，很好。打扮得像日本厨师的老板飘过来询问味道如何，并对我补充了一句：“我可以告诉你很多他的隐私。”被王砚辉轰走。
　　回到家乡，王砚辉松弛了。合作过《无名之辈》（2018）的导演饶晓志形容他是“典型的西南男人的样子”，洒脱又细腻。这天昆明气温22度，他早上被窗外的鸟叫醒，中午开车出小区，一路跟同行的人讲沿途风景，开玩笑说这是“自己的地盘”。
　　“在北京可能无意识地被裹挟。”到50岁，王砚辉发现北京只适合年轻人，免不了“相互攀比，相互怕被遗忘”。他的生活都在昆明，每天喝茶、发呆、假装翻两页书，和身上雕龙画凤的老友喝几口苞谷酒，炒个猪头肉。他欣赏家乡一位一辈子没工作的朋友，每天打打小麻将，挣个一二十块的菜钱，做个白菜汤和炒菜，“太有烟火气了。”他现在也最想演内敛的普通人，“就像关汉卿说的铜豌豆。”
　　正吃着，邻桌一位小伙子走过来，手搭王砚辉肩上，“咯能挨你合张影？”他愣了一下，“我米线还没吃完呢嘛。”哗哗扒完米线，又聊过几个话题，他放下一句：“你吃着，我过去照个相。”接着主动到邻桌拍拍刚才那位小伙子，“走嘛，去外面。”

熊老三

　　王砚辉想，对方应该是看了《小欢喜》知道他的。他最近一个为大众熟知的角色是这部剧里的季区长。季区长不难演，王砚辉也是当过官的，一直到2017年，他都是云南省话剧院的副院长，副处级，但主动辞了。故此，他把季区长竞选常委失败的反应诠释得很坦荡。“我不想按传统电视套路的演法演那些猥琐的东西。”他说自己现在是用人生经验在演戏。
　　王砚辉脸圆眼圆，中年后体形宽胖，貌似憨厚，也可解读为藏着蔫坏。云南省话剧院的老友施宁介绍，王砚辉在这帮兄弟里长得亦正亦邪，意味着戏路宽。在影视作品中和话剧舞台上，他演过正义党员、反社会凶手、江湖骗子、黑社会大哥、邋遢的毒枭、憨厚的警察，他觉得自己表演上还有“很宽的容度”。采访前一晚，他和大学老师喝酒，老师说：王砚辉你记不记得，当时我说过，这个班上我就看中你。
　　也是个老套的故事：高中同学帮他报了名，一起考云南艺术学院，当天公交车坏在了上坡路上，他反而来了气性，问人，换车，必须要去。折腾到市郊考场，号早过了，他不知哪来的勇气，霸面过了初试。到复试，演小品，他演了一出考试作弊;考形体，学着电影《少林寺》啪啪啪乱打一通;考上了。进校后的前俩月，老被骂“傻，根本演不了戏”，老师常用末位淘汰威胁他。“我当时真是说，不上了。哭，抱着被子哭。”同学好歹劝住。
　　后来同学给他起外号“王演员”，因为他太爱琢磨。1989年毕业进省话，他在舞台上逐渐学会了控制表演节奏，不愿重复别人的表演，“怎么也要整点不一样的。”
　　上世纪90年代初，他要演一个摩梭人，大脑空白。但车到当地，他看到一位摩梭汉子昂然立着，一脚稳稳踩在椅子上，气宇轩昂，从此发现表演要有支点。“你真的就可以这样，有了点就能以点带面嘛，随便发挥了。”
　　一晃到2007年，青年导演曹保平到云南拍《光荣的愤怒》，原定演熊老三的人走了——在熊家四村霸里，熊老三是家族中掌握话语权、游走于地方权贵之间的阴狠官僚——剧组来省话选人，之前曹保平已经在北京看过一批，都不满意，和王砚辉约了隔天早上8点半。
　　王砚辉很慌，还没有剧组来云南选过主角。他对曹保平说，行，他试试，不行就别用。苦思至半夜，他也没想出什么。眯了俩小时，开车到一个红灯，车停下，他明白了。“熊老三为了亲情什么都不是错。”
　　他告诉了我他自己虚构的场景：“父亲临终，几个儿子站着。父亲说，‘你们都出去，老三，你坐下。兄弟几个都是混蛋，你是有脑子的，任何时候都要保护好哥哥弟弟！’”王砚辉试戏只演了半场，曹保平就催着签合同。“他当时很惊讶说，怎么会如此轻易地定下一个边疆演员？”曹保平回忆，“好是一个整体的调性，对人物的触觉、气息，都比较准确。”
　　《光荣的愤怒》拍的是基层政治斗争，演员吴刚饰演的叶光荣假传圣旨，带领一群有志村民誓要掀翻黑恶势力，一路攻到熊老三家，才知已被出卖，熊老三一脚踩住叶光荣的手。曹保平吩咐，要给王砚辉一个反应镜头，从他的反应里看到吴刚的绝望。王问怎么演？曹回不知道。王说，你等会儿。他点上烟，围着熊老三的房子一圈圈地转，突然想到，“一个人绝望到灵魂深处，他做出的是兽的行为。他冲你跪着，你也会害怕的。”
　　这部电影里的村民多由省话演员出演，大家到村里拍了近两个月又回到团里，过上平常生活。一天王砚辉和朋友正打着牌，来了个电话，“王老师，你入围XX电影奖了，来深圳一趟吧。”他以为是电话诈骗，想都没想怼了回去：“去深圳，飞机票谁给我买啊？”
　　2008年，他獲得了华语电影传媒大奖最佳男配角。

长蘑菇

　　这一年，38岁的王砚辉开始担任省话主管业务的副院长一职，也出演了曹保平的电影《李米的猜想》。围读剧本那天，房内是周迅、邓超、张涵予、王宝强，王砚辉在房门口站了起码一分钟才进去。周迅马上起身迎接，“村长来了！太好了。”
　　2009年电影首映后，华谊兄弟包下北京某高档酒吧办庆功宴。周迅和王中磊说，砚辉这种级别的，华谊一定得签了。王砚辉喝得有点多，出去找了个沙发躺着，过了会儿周迅出来问他怎么想，他说自己突然感觉淡淡的，没什么想法。他现在也没搞明白自己当时是“大愚蠢还是大智慧”。 　　曹保平看王砚辉对表演痴迷，也劝他留北京，“但他是一个很羞涩的人，也不是特别愿意在一个稳定的生活状态、成熟的年龄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来闯荡。”
　　八九十年代，文化复兴，王砚辉正值荷尔蒙蓬勃的年岁，看《红高粱》，听《一无所有》，“被一个字一个音打得体无完肤。”“外面的世界太精彩了。我要身体的感受，外面到底是什么样？”
　　而他亲临的现实是，话剧不景气，闲时比忙时多，他和施宁都在一些电视剧里演不重要的小角色赚钱。大家常一起观摩录像带，“经常在聊，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也行。”施宁说。
　　1994年传来消息，北京电影学院要为全国各电影厂的演员开一个进修班。云南电影制片厂没有剧团，厂长提了一句，省话的王砚辉那小子不错。王砚辉想，去北京看看大腕儿们是不是有三头六臂，看了也好死心了。
　　这个四十多人的班云集了各省剧团演员和表演爱好者，毕业大戏《北京人》，他演江泰，上台秀大灌口，北电老师请来观摩的导演朋友都看到了。时任系主任刘诗兵鼓励他考研，愿收他为关门弟子。但骨子里的自卑软弱作祟，加上“那时候饭都吃不上，也浮躁”，王砚辉没考。第四代导演王好为请他去演新戏《第三军团》的男一号，“春风得意，觉得马上就火了，结果才冒头，一下就没了，就开始受到心理折磨。”王好为愿意帮他留在北京的什么剧院，他又抹不开面子找人家。
　　王砚辉拢共跑过两次剧组，都是别人告诉他的。一次大厅里乌泱泱都是中戏北电科班生，他心灰意冷;另一次通知他第二天签合同，高兴死了，临出门对方电话告知，不用来了，他不合适。“我说，怎么不合适？年龄正好啊。后来一打听，导演又安排了自己的人，就觉得自己太渺小，太无力了。有一个场，你根本就绕不进去。”
　　北漂那五年是他第一次离开家乡，生活琐事易滋生无助感。他住平房，易受潮，雨季去厦门拍戏，回来枕头上长蘑菇了;冬天没暖气，晚上他把衣服、椅子、锅都扔床上，找个洞钻进去，喝酒取暖，早上6点勉强睡着，醒来下午四五点，天又黑了，“可怕，太可怕了。”
　　1999年，他签了一部朋友的新戏，突然发现自己连要拍戏都开心不起来。“我就在琢磨怎么办，最后想，我待在这儿干嘛？”
　　20年后，他坐在昆明山脚下一个茶室露天的亭子里，四面都是蓝天、白云和温柔的风，回忆起1999和2009年的决定。“那时候可能自己还是不够强大，觉得不踏实，还是得回到这块土地来。北方的风像拿刀子拉你，云南的风就像一个少女拿着她的纱巾撩拨你。可能我没有斗争精神，我不太喜欢太凛冽。”他说。

当领导

　　在省话，王砚辉奠定了自己作为话剧演员的地位。2004年中国艺术节，34岁的他凭借《打工棚》的赵云天一角获得话剧界重量级奖项文华奖的最佳男演员奖。
　　“聚气。”云南省话演员马林玲形容这里。省话里，前辈多是上世纪60年代中戏、上戏毕业分配到云南的人，教出来的学生“路子还挺正的”。所有人排练、演出、住宿都在一块儿，衣服混着穿。夏天，金碧路两侧梧桐遮天蔽日，一拨人在石板路上横着走;斜出去那条细细的顺城街，是他们排练后的夜宵宝地，大家为了艺术理念吵得翻天覆地。
　　马林玲生于1985年，18岁中专毕业就进了省话。2006年，云南省话50周年庆，由最年长的前辈举着团旗，在大剧场的舞台上一代代传，传给王砚辉，最后传给年纪最小的她。每年年终总结，马林玲都会写到这个场景。对院里制度不满时，她会直接冲领导说，“当年老艺术家传承给我们的东西，是不是忘了？”
　　如她所言，王砚辉是个性情的领导，向来捍卫演员权益，很受大家尊重，又没架子。采访前几天，王砚辉给她打电话：“为什么你那这么吵！”“我在看《中国机长》！”“为什么不看《我和我的祖国》！”“我看了！”“看到我在里面没有！”
　　每次王砚辉拍戏回来，马林玲都招呼他到家里吃饭、聊戏。她的儿子管王砚辉叫大舅。两三年前，王砚辉在她家聊现代派话剧《椅子》的剧本，舞台没有布景，全通过演员肢体表现，她不太理解。王砚辉解释了一大通，最后自己上手表演，她的丈夫当场看哭了。马林玲视之为自己的表演启蒙，“他可以把非现实的演成我们都能理解的，他一说，我感觉豁然开朗了。”马林玲说。
　　50周年庆过后不久，省话和顺城街都被拆了，几年后，现代的王府井百货拔地而起，成为昆明人的活动中心。“气场一下散了。”王砚辉说。话剧院搬到一栋写字楼的某一层，剧场只有演出前才能去彩排，排练厅则是酿酒厂仓库改建的，散去酒糟味花了很久。大家按部就班上下班，“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凝结纽带没了。”施宁说。现在他偶尔手机收到一条短信，才知某位以前天天见到的老同事去世了。
　　当领导的好几年，王砚辉少有影视、话剧作品产出，主要精力用在了行政工作上。他放弃过宁浩《无人区》（2013）反一号的试戏机会。施宁觉得后来在王砚辉那儿“冲突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他私心觉得王砚辉当领导挺好的，能理解演员为了拍戏而请假，会给予最大程度的通融。“但从他的发展来说，他顶多是一个管理得不错的好院长，同时把他那点激情都弄没了，就废了。还好他及时退出。”
　　2014年，王砚辉被任命为省话代理院长，过渡几个月就能扶正。干了三个月，他说自己没能力，辞了;继续干了三年副院长，说自己能力还是不够，也辞了。
　　王硯辉认为自己关键时候挺勇敢的。尤其是年轻时，“太虎了。”和一个拳击运动员比掰手腕，他一上手就知道自己不是对手，但咬牙顶着僵持，鼻血哗哗流，还是不认输。

不减肥

　　电影《烈日灼心》（2015）的最后三分钟是一段监控录像，王砚辉饰演的罪犯戴着手铐涎皮赖脸地讲述犯罪经过。“辛小丰把这个女孩日死掉了，老头老娘乱喊乱叫。没办法，就把他们整死掉了。”
　　许多人以为曹保平把杀人犯请来了。“他是整部戏冲突的源点，你要找一个简单的坏蛋，从外形气质上很容易，但你要找一个那么生动的，我觉得找不到比他更合适的。”曹保平说。 　　施宁看了电影告诉王砚辉，再拍一遍未必那么好，因为这种轻松熟悉的拍摄环境可遇不可求。施宁拍过很多电视剧，他很少有话语权，今天投资人来盯着，明天某位腕儿突然档期不行，赶场像打仗，想精益求精的内心冲动终于被磨平。最夸张的一次，两个香港演员时间到去休息了，两个主演赶到B组拍另一场戏，另外两个人的位置被拍摄机器占了，最后由一个副导演搭词，他对着空气演了和六个人的对手戏。
　　施宁觉得王砚辉最大的变化是1990年代末北漂归来后，不再说崇拜谁谁。“格调建立起来了，就不容易丢失。”王砚辉的信心最早来自王好为，大导演用北京人艺和北影厂的老戏骨给他一个云南的小年轻配戏。曹保平则教会了王砚辉思考。曹保平拍戏前习惯进行大量的探讨和排练，用DV拍下来让演员找问题，“其实有点像刀具的锻打过程，一点一点炸出人物下面的丰富层次和细微表现。”曹保平说。
　　王砚辉觉得，“他有时候在逼迫我，把我当试验品，看潜能可以挖到几层，有时觉得他过于苛刻。其实是痛并快乐着。”曹保平喜欢单刀直入地问他：“砚辉，你怎么想？”以至于他至今演任何角色都感觉如履薄冰，每一次被逼到顶峰后又发现自己潜力是还可以。
　　施宁在王砚辉的大多数角色中都能看到王本人的影子，“那种气质有点好的坏人。”他最佩服《我不是药神》（2018）里的假院士张长林，感觉完全陌生。王砚辉拿到剧本后告诉导演文牧野，自己要在“电视购物八千八百八的专家气质”里加一点特朗普竞选总统时浮夸的领袖感。文牧野佩服地回：哥，你是怎么想到的？
　　张长林的人选是宁浩直接给文牧野指定的，宁浩和王砚辉合作过《心花路放》（2014），到《我和我的祖国》（2019）文牧野又找王砚辉。近几年，王砚辉在一些大片里频频露脸，几分钟或十几分钟，被一些媒体称为“金牌绿叶”。饶晓志对王砚辉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烈日灼心》，“当时惊为天人，觉得是纪录片似的演技。”他在写《无名之辈》的剧本时，带着情妇救儿子的老板高明就是照着王砚辉的形象写的。
　　施宁说，当年在学校，王砚辉往往是聊天最大声的一个，骂人，大笑，突然就不说话。一转头，他对着一份报纸泪流满面，再一问，原来他刚看了一篇关于妈妈失去孩子的报道。“我觉得这是好演员天生具备的，特别感性，有点神经质，抽离特别快，而且是真实的。电视剧几十集娓娓道来，他放光的时候不会多，但是在电影里，只需要在最关键的时候突然出来，就打动我了。”
　　2017年，曹保平工作室与王砚辉签约，这一年王砚辉48岁。“我觉得我从他那得到的或者我给予他的都还远远没有到头。我希望每一部戏里他可以演不同的、创造性要求比较高的角色，尝试他到底有多大的空间、弹性。那时候他更多地想来北京发展、腾挪，我就想，不如我接着他，不愿意他万一去个乱七八糟的地方，被耽误了挺不好的。我们了解，也会对他的选择更操心。”去年拍《她杀》，曹保平让王砚辉饰演了外表平常、内有操守的大学教授。
　　“砚辉这个人受不得气。”施宁评价。这么多年，他从没见王砚辉为了角色求过谁。“他不善于建立朋友圈、不断地推销自己，就回到边疆干自己喜欢的事情。《打工棚》演村支书拿文华奖，曹保平正因为缺了村长的角色来到云南。你说这是不是天意？”
　　二十来岁时，施宁和王砚辉都是足球前锋，后来王砚辉渐渐发福，被发配去了中场传球，施宁一直保持年轻人的身形，采访前他刚沿江跑了八公里又骑车回来。每次见面，王砚辉都要喝大酒吃大肉，绿菜多了都不高兴，也没有一个导演要求过王砚辉减肥。“他的型已经被认可了，就是一个亦正亦邪的大叔，但我不能这样，首先胖，别人就不会找我。”
　　“如果要论吃苦的話，他比不过我。但这也不是1 1=2的事。”施宁笑着说。

不拍了

　　作为省话长辈，王砚辉一直鼓励年轻人出去。前些年有剧组到云南，他都帮马林玲张罗试戏。但马林玲总不大自在，导演让转过去，转过来，“像挑白菜一样的。”省话从上学到现在就像她的另一个家，待在这里开心、安逸。她如今已是省话的青年骨干演员，“大的好的角色都给你演，你就会有自信。”
　　最近两年，她忙着参与几部主旋律大戏的巡演。大戏政治性较浓，有时她会觉得枯燥乏味——“但如果把这些讲给王砚辉听，他肯定一拍桌子，‘认真对待你的角色！’”她喜欢演更自由的小剧场戏，开始观众全靠她们招揽朋友，“到最后人家左看一遍右看一遍也不耐烦。这边市场确实比北上广那边慢很多。”
　　很少有剧组会到云南挑选重要角色。白玉华2014年毕业后进省话，雪天进剧组去轿子雪山拍戏，回来发了两三个月的烧，再不想去了。她几个北漂的同学均未成功，改卖车卖房了。她享受在省话“慢节奏的慢节奏的慢节奏的生活”，前两年到母校云艺读了个研——王砚辉劝过她往外考，没成功。她觉得这里的环境很单纯，五千块工资，四千块用来排练演出后“喝点小酒，吃点烧豆腐”。
　　“有些时候我想，是不是我错了？年轻的时候动一下嘛，我说你动下，再回来都行！”王砚辉说。他在微信上经常看到后辈们又聚会了，又唱歌了，开心得很。
　　施宁与在云南开了影视公司的导演、制片于荣光和蒋晓荣相熟，算是有一条稳定资源，出演过《熊猫大侠》《木府风云》等影视剧，每年在省话和在外地剧组的时间大致持平。今年，于荣光邀他出演电视剧《天龙八部》中的丐帮副帮主马大元，马大元在萧峰被诬、众叛亲离这一剧情线中会起到不小作用。他在片场都粘上头套了，突然看到单位通知的临时演出和剧组档期完全重合。他试图解释这个角色的重要性，单位说，最多一天。他辞了这部戏。
　　今年6月，王砚辉拍着李霄峰的电影《风平浪静》，突然起了一个念头：可以不拍啊！6月到过年，他都没有休息时间。9月，拍完电影《热带往事》，他又想，真不能拍了。他就是小富即安的云南人，要回家。
　　不过，在原定的采访时间，他又临时到北京帮好友果静林演了两天戏。采访时，他说到年底都空下来了——除了12月帮一个北电的研究生在昆明拍个短片，“那么年轻那么好，我就特别想去跟他们一起整一下。”而11月，我又在微博上看到了他进新剧组的消息。
　　“任何时候都有解决不完的问题。”他10月时感慨。“今天完了我就可以休息一下，可能明天又会有什么事，永远都会有……有时候我在想，我看拍戏是最开心最规律的。”他会带上笔墨纸砚，白天演戏，晚上关门写字，那时他的心最静。
　　获奖理由
　　他是 《光荣的愤怒》 里狠辣的村霸，也是 《小欢喜》 中慈祥的父亲;他在 《烈日灼心》 里凭三分钟表演征服观众，又在 《我不是药神》 中同时演绎出了假药贩子的不择手段和有情有义。从话剧舞台到影视作品，王砚辉在30年的演员生涯中奉献了众多层次丰富的角色。年近50，他依然在每一次表演中力求突破自我，在绝境中寻找潜力。他说，他现在最想演内敛的普通人，希望能展现出人物的悲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