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琦君对生养她的故土有一种无法释怀的热爱，在她的文学创作中，透过对故乡特有历史风俗的展示，对与乡村相对的城市文化的反思，作者架构起自然、社会、精神的三维空间。琦君不断地在浙东温润的土地上寻找着人性光辉之美，她的乡土叙事不仅体现了构建诗意乡土的文学理想，也是对当代乡土文学的丰富与发展。
关键词：琦君 乡土叙事 民俗之乡 精神之乡
中国人自古便拥有异常浓烈的乡土情怀和家园意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其世代相传，沉淀在人们的意识深处，最终形成了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在20世纪40年代，琦君选择旅居台湾，却也因为个人独特的成长环境与经历而把故土作为了情感的凝聚地。“故乡，因此不仅仅是一地理上的位置，它更代表了作家所向往的生活意义源头，以及作品叙事力量的启动媒介。”{1}
一、民俗之乡
琦君成长于自然环境优美、文化底蕴深厚的江南，独特的成长环境与自然山水的耳濡目染，促成了她独特的审美情感与体验。她钟情自然，善于在自然物象中寻找与心灵相对应的契合点，将内心的情思加以形象地表现，那些承载了故土情感的意象成为她乡土叙事的基础，记忆中的美好构筑出了她心中的乌托邦。
茅盾在1936年2月1日《文学》第6卷第2号的《关于乡土文学》一文中说道：“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的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之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一个只具有游历家的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给我们以前者；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为主要的一点而给予了我们。”{2}茅盾的这段论述虽然是在特定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带有鲜明阶级和政治色彩的论断，但却从一个方面提示我们，乡土叙事如果仅仅停留在展现自然风物层面，显然是缺乏深度的，也是不现实的。无论哪个时代，怀乡叙事都蕴含了深厚的社会、经济、文化内涵。琦君的《春酒》就表现为对于构成社会关系链条的人情与习俗的书写，以此构筑民俗之乡。
文章的开篇就写到家家邀饮春酒的风俗，由此牵引出母亲亲手酿造的八宝酒。“八宝酒，顾名思义，是八样东西泡的酒，那就是黑枣（不知是南枣还是北枣）、荔枝、桂圆、杏仁、陈皮、枸杞子、薏仁米，再加两粒橄榄。要泡一个月，打开来，酒香加药香，恨不得一口气喝它三大杯。”八种干果，寓意喜庆吉祥，合成一碗八宝酒，成为充满乡土意味的象征物，也是怀乡之情得以展开的媒介。琦君不吝笔墨，工笔细描，以几个典型细节表达了自己对八宝酒的喜爱之情。比如该酒补气健脾，小孩子虚不受补，母亲不准“我”多喝，“其实我没等她说完，早已偷偷把手指头伸在杯子里好几回，已经不知舔了多少个指甲缝的八宝酒了”。浓浓的童趣下，连接起了对母亲的怀念之情，连接起了对童年的美好回忆，连接起了对故土的拳拳深情。“用筷子点一下酒，舔一舔”，在故乡的土地上，味蕾记忆始终给予琦君一丝丝温馨与安慰。品饮春酒是童年时代的温情往事，童年记忆在心中最恒久的保留，成为琦君故土情感表达的汇聚点。
春酒以外，作者还特意记述了浙东地区的一项特别风俗——喝会酒：“凡是村子里有人急需钱用，要起个会，凑齐十二个人，正月里，会首总要请那十一位喝春酒表示酬谢。”显然，这里记叙的喝会酒活动带有社会学的意义，是农村底层民众在漫长的苦难史中确立的互助体系，被人为地赋予了更丰富的社会政治内容。“席散时，会首给每个人分一条印花手帕”，充满了民间朴素的报恩意识。“一个作家关注乡村中国问题，进而从事社会域的小说创作，当然不仅仅只需要形象思维，只需要具体的乡村经验和感受，而是同时牵涉到对于乡村人事的认知，对于社会的评价，以及对于现代处境中的城乡关系、地方传统的现代转换等问题的认识和判断。”{3}通过对童年时代缥缈如云烟的、丝丝缕缕的记忆的叙写，琦君连缀起了严密的社会关系网络，表达出对母爱的理解，对世事的认识，以及对故土一事一物、一人一景的怀恋。
文化是一种根深蒂固、深入骨髓的意识形态，也是一种原型。无论对外出他乡的人，还是留守故土的人，抑或流寓异国的人，都是一种成长的动力。琦君善于在中西文化的交融碰撞中重温故乡，《春酒》始终把故土记忆灵活地存放于冲突语境中。“今年，我也如法炮制，泡了八宝酒，用以供祖后，倒一杯给儿子，告诉他是‘分岁酒’，喝下去又长大一岁了。他挑剔地说：‘你用的是美国货葡萄酒，不是你小时候家乡自己酿的酒呀。’”浙东的黄酒与美国的葡萄酒巧妙会面，两者的自然矛盾张力形成了淡淡的、久远的对故土的留恋与遥望。
琦君对文化习俗的描写，一方面是对故土文化进行反思、批判，另一方面更是对文化根脉的追根溯源。这些描写，还原了一个多维度的江南，那是日常的江南，是历史的江南，再现了江南文化的方方面面。
二、精神之乡
“怀乡是对已不存在，或者说根本没有存在过的家园的一种怀念。怀乡是一种若有所失、流落他乡的情感，但它也是充满遐想的浪漫情怀。”“初一看，怀乡是对一个地方的向往，但实际上，它是对不同时代的怀念，对童年、对梦中更为缓慢的节奏的怀念。”这是哈佛大学教授斯瓦特拉娜·波依姆在她的《怀乡的未来》中对于怀乡的理解，显然她所理解的怀乡是一种极为主观的情感，是一种精神活动与状态。也就是说，从心理层面而言，怀乡并不是怀念和依赖事实存在的故乡，而是试图找寻理想中的、幻化的和美化的、寄托了无限美好想象的精神家园。
“支撑回归的顽强意向的，应有对母性乡土的依恋，这是人类顽强的母体依恋的象征形式。回乡冲动中有人类最纯洁‘无害’的情欲：渴望依偎，渴望庇护，渴望如肌肤接触的抚慰。”{4}琦君曾经历了背井离乡、异地求学、他乡打拼这三段人生旅途。离别大陆后，她先是跟随丈夫去了大洋彼岸，后又到台湾定居，数十年的游子生涯，她目睹了人世间的隔阂和创伤，这使她更加深深地眷恋自然和谐的童年时光，她在《春酒》中写道：“不仅是酒，母亲终年勤勤快快的，做这做那，做出新鲜别致的东西，总是分给别人吃，自己却很少吃。”这种对母亲深深的思念之情，可以说是琦君所有怀乡思亲文章的灵魂。中国传统女性的情怀就是无私奉献，琦君母亲就是广大中国女性的缩影，表现出与土地相连的女性的博大与包涵。琦君在创作中通过对原汁原味的浙东农村生活的叙述和对最普通的传统妇女的刻画，于生活的细微之处进行协调，寻求传统文化的突围，回归精神家园。琦君呼唤传统文化的回归，如何缩短它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距离，应当是值得我们每个人重视和深思的问题。 琦君的文化书写显示了对现代都市文明的质疑，“一句话提醒了我，究竟不是道地家乡味啊。可是叫我到哪儿去找真正的家醅呢？”身处陌生的城市，体味着现代商业文明，感受着现代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使她对故土充满了回归的渴望，故乡成了她灵魂的归宿地。都市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被金钱所腐蚀，人人心中都有一部都市打拼的心酸史。在异国他乡漂泊的孤独、寂寞，使都市人的人生处境更加艰难。
在对国内与国外文化交错的书写中，琦君表达了中西文化冲撞与融合的渴望，也写出了现代人对古朴的乡村文明的向往，对都市文化的不满，以及试图寻求构建一个中西文化、传统与现代融通与衔接的理想之乡的愿望。乡土是纯净的，是保持了醇厚民风的，是少受到现代文明熏染的；乡土是美好的，是与童年记忆相连的，是记忆中最难以舍弃的。相对于现代都市来说，乡土是诗意的栖居，乡土是理想的存在。
琦君的创作擅长回过头去看故乡，书写历史的故乡，书写故乡的女性，不同程度地透露出对传统意义上的故乡的怀念之情。从表面上看是恋旧，是对现状的不满，是如同鲁迅一样的既渴望回乡又急于逃离的复杂心理。实际上，一方面她在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冲撞中表达了对于故土文化的反思，以现代理性意识抨击着农村中遗留的传统封建体制；另一方面，也在对乡土历史文化的追寻中继承与弘扬着传统文化的精华，而这正是她追寻中的理想的精神之乡。
无论是对于风俗之乡的展示，还是精神之乡的构建，都源于对故土的怀恋与向往。琦君在她的乡土叙事中，以淡然宁静的沈从文式的乡土怀恋，在对故乡的深情回忆中，构筑着民俗之乡、精神之乡，她以独特的乡土叙事实践丰富着当代乡土文学和乡土世界。
{1} 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25页。
{2} 茅盾：《关于乡土文学》，《茅盾全集》第2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9页。
{3} 范家进：《现代乡土小说三家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2年版，第193页。
{4} 赵园：《回归与漂泊——关于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乡土意识》，王广东主编：《中国现当代乡土文学研究》上卷，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版，第158页。
基金项目：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现代浙籍女作家“乡土叙事”研究》（项目编号：B12WX04）研究成果
作 者：李光耀，浙江农林大学文化学院学生，参加省部课题两项，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当代艺术，已发表论文数篇；房萍，通讯作者，浙江农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研究方向：女性文学，在《中南民族大学学报》《当代文坛》《名作欣赏》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
编 辑：杜碧媛 Email：dubiyuan@163.com
关键词：琦君 乡土叙事 民俗之乡 精神之乡
中国人自古便拥有异常浓烈的乡土情怀和家园意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其世代相传，沉淀在人们的意识深处，最终形成了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在20世纪40年代，琦君选择旅居台湾，却也因为个人独特的成长环境与经历而把故土作为了情感的凝聚地。“故乡，因此不仅仅是一地理上的位置，它更代表了作家所向往的生活意义源头，以及作品叙事力量的启动媒介。”{1}
一、民俗之乡
琦君成长于自然环境优美、文化底蕴深厚的江南，独特的成长环境与自然山水的耳濡目染，促成了她独特的审美情感与体验。她钟情自然，善于在自然物象中寻找与心灵相对应的契合点，将内心的情思加以形象地表现，那些承载了故土情感的意象成为她乡土叙事的基础，记忆中的美好构筑出了她心中的乌托邦。
茅盾在1936年2月1日《文学》第6卷第2号的《关于乡土文学》一文中说道：“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的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之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一个只具有游历家的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给我们以前者；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为主要的一点而给予了我们。”{2}茅盾的这段论述虽然是在特定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带有鲜明阶级和政治色彩的论断，但却从一个方面提示我们，乡土叙事如果仅仅停留在展现自然风物层面，显然是缺乏深度的，也是不现实的。无论哪个时代，怀乡叙事都蕴含了深厚的社会、经济、文化内涵。琦君的《春酒》就表现为对于构成社会关系链条的人情与习俗的书写，以此构筑民俗之乡。
文章的开篇就写到家家邀饮春酒的风俗，由此牵引出母亲亲手酿造的八宝酒。“八宝酒，顾名思义，是八样东西泡的酒，那就是黑枣（不知是南枣还是北枣）、荔枝、桂圆、杏仁、陈皮、枸杞子、薏仁米，再加两粒橄榄。要泡一个月，打开来，酒香加药香，恨不得一口气喝它三大杯。”八种干果，寓意喜庆吉祥，合成一碗八宝酒，成为充满乡土意味的象征物，也是怀乡之情得以展开的媒介。琦君不吝笔墨，工笔细描，以几个典型细节表达了自己对八宝酒的喜爱之情。比如该酒补气健脾，小孩子虚不受补，母亲不准“我”多喝，“其实我没等她说完，早已偷偷把手指头伸在杯子里好几回，已经不知舔了多少个指甲缝的八宝酒了”。浓浓的童趣下，连接起了对母亲的怀念之情，连接起了对童年的美好回忆，连接起了对故土的拳拳深情。“用筷子点一下酒，舔一舔”，在故乡的土地上，味蕾记忆始终给予琦君一丝丝温馨与安慰。品饮春酒是童年时代的温情往事，童年记忆在心中最恒久的保留，成为琦君故土情感表达的汇聚点。
春酒以外，作者还特意记述了浙东地区的一项特别风俗——喝会酒：“凡是村子里有人急需钱用，要起个会，凑齐十二个人，正月里，会首总要请那十一位喝春酒表示酬谢。”显然，这里记叙的喝会酒活动带有社会学的意义，是农村底层民众在漫长的苦难史中确立的互助体系，被人为地赋予了更丰富的社会政治内容。“席散时，会首给每个人分一条印花手帕”，充满了民间朴素的报恩意识。“一个作家关注乡村中国问题，进而从事社会域的小说创作，当然不仅仅只需要形象思维，只需要具体的乡村经验和感受，而是同时牵涉到对于乡村人事的认知，对于社会的评价，以及对于现代处境中的城乡关系、地方传统的现代转换等问题的认识和判断。”{3}通过对童年时代缥缈如云烟的、丝丝缕缕的记忆的叙写，琦君连缀起了严密的社会关系网络，表达出对母爱的理解，对世事的认识，以及对故土一事一物、一人一景的怀恋。
文化是一种根深蒂固、深入骨髓的意识形态，也是一种原型。无论对外出他乡的人，还是留守故土的人，抑或流寓异国的人，都是一种成长的动力。琦君善于在中西文化的交融碰撞中重温故乡，《春酒》始终把故土记忆灵活地存放于冲突语境中。“今年，我也如法炮制，泡了八宝酒，用以供祖后，倒一杯给儿子，告诉他是‘分岁酒’，喝下去又长大一岁了。他挑剔地说：‘你用的是美国货葡萄酒，不是你小时候家乡自己酿的酒呀。’”浙东的黄酒与美国的葡萄酒巧妙会面，两者的自然矛盾张力形成了淡淡的、久远的对故土的留恋与遥望。
琦君对文化习俗的描写，一方面是对故土文化进行反思、批判，另一方面更是对文化根脉的追根溯源。这些描写，还原了一个多维度的江南，那是日常的江南，是历史的江南，再现了江南文化的方方面面。
二、精神之乡
“怀乡是对已不存在，或者说根本没有存在过的家园的一种怀念。怀乡是一种若有所失、流落他乡的情感，但它也是充满遐想的浪漫情怀。”“初一看，怀乡是对一个地方的向往，但实际上，它是对不同时代的怀念，对童年、对梦中更为缓慢的节奏的怀念。”这是哈佛大学教授斯瓦特拉娜·波依姆在她的《怀乡的未来》中对于怀乡的理解，显然她所理解的怀乡是一种极为主观的情感，是一种精神活动与状态。也就是说，从心理层面而言，怀乡并不是怀念和依赖事实存在的故乡，而是试图找寻理想中的、幻化的和美化的、寄托了无限美好想象的精神家园。
“支撑回归的顽强意向的，应有对母性乡土的依恋，这是人类顽强的母体依恋的象征形式。回乡冲动中有人类最纯洁‘无害’的情欲：渴望依偎，渴望庇护，渴望如肌肤接触的抚慰。”{4}琦君曾经历了背井离乡、异地求学、他乡打拼这三段人生旅途。离别大陆后，她先是跟随丈夫去了大洋彼岸，后又到台湾定居，数十年的游子生涯，她目睹了人世间的隔阂和创伤，这使她更加深深地眷恋自然和谐的童年时光，她在《春酒》中写道：“不仅是酒，母亲终年勤勤快快的，做这做那，做出新鲜别致的东西，总是分给别人吃，自己却很少吃。”这种对母亲深深的思念之情，可以说是琦君所有怀乡思亲文章的灵魂。中国传统女性的情怀就是无私奉献，琦君母亲就是广大中国女性的缩影，表现出与土地相连的女性的博大与包涵。琦君在创作中通过对原汁原味的浙东农村生活的叙述和对最普通的传统妇女的刻画，于生活的细微之处进行协调，寻求传统文化的突围，回归精神家园。琦君呼唤传统文化的回归，如何缩短它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距离，应当是值得我们每个人重视和深思的问题。 琦君的文化书写显示了对现代都市文明的质疑，“一句话提醒了我，究竟不是道地家乡味啊。可是叫我到哪儿去找真正的家醅呢？”身处陌生的城市，体味着现代商业文明，感受着现代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使她对故土充满了回归的渴望，故乡成了她灵魂的归宿地。都市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被金钱所腐蚀，人人心中都有一部都市打拼的心酸史。在异国他乡漂泊的孤独、寂寞，使都市人的人生处境更加艰难。
在对国内与国外文化交错的书写中，琦君表达了中西文化冲撞与融合的渴望，也写出了现代人对古朴的乡村文明的向往，对都市文化的不满，以及试图寻求构建一个中西文化、传统与现代融通与衔接的理想之乡的愿望。乡土是纯净的，是保持了醇厚民风的，是少受到现代文明熏染的；乡土是美好的，是与童年记忆相连的，是记忆中最难以舍弃的。相对于现代都市来说，乡土是诗意的栖居，乡土是理想的存在。
琦君的创作擅长回过头去看故乡，书写历史的故乡，书写故乡的女性，不同程度地透露出对传统意义上的故乡的怀念之情。从表面上看是恋旧，是对现状的不满，是如同鲁迅一样的既渴望回乡又急于逃离的复杂心理。实际上，一方面她在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冲撞中表达了对于故土文化的反思，以现代理性意识抨击着农村中遗留的传统封建体制；另一方面，也在对乡土历史文化的追寻中继承与弘扬着传统文化的精华，而这正是她追寻中的理想的精神之乡。
无论是对于风俗之乡的展示，还是精神之乡的构建，都源于对故土的怀恋与向往。琦君在她的乡土叙事中，以淡然宁静的沈从文式的乡土怀恋，在对故乡的深情回忆中，构筑着民俗之乡、精神之乡，她以独特的乡土叙事实践丰富着当代乡土文学和乡土世界。
{1} 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25页。
{2} 茅盾：《关于乡土文学》，《茅盾全集》第2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9页。
{3} 范家进：《现代乡土小说三家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2年版，第193页。
{4} 赵园：《回归与漂泊——关于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乡土意识》，王广东主编：《中国现当代乡土文学研究》上卷，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版，第158页。
基金项目：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现代浙籍女作家“乡土叙事”研究》（项目编号：B12WX04）研究成果
作 者：李光耀，浙江农林大学文化学院学生，参加省部课题两项，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当代艺术，已发表论文数篇；房萍，通讯作者，浙江农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研究方向：女性文学，在《中南民族大学学报》《当代文坛》《名作欣赏》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
编 辑：杜碧媛 Email：dubiyu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