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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惯例，北京市政府在年初再次公布了2006年拟办的“直接关系群众生活”的59件实事。从1986年算起，这一做法已经在北京坚持了20个年头。
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媒体已经不再把这一“中国特色”的政府善举看作是什么重大新闻。这一曾经遍地开花的举措，在很多城市已经悄然无疾而终。那么，北京为什么依然坚持“每年为老百姓集中办一批实事”?
“实事”大多来自民间
北京市政府办公厅信息处处长丁小君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表示，今年北京要办的这些“实事”都是“群众最急需、奥运有要求”的事情，是真正将群众“看得见、摸得着”、承办单位“够得上、做得到”、办成后又“效果好、有影响”的项目。
在59件“实事”中，有解决旧城内8000户居民的居住安全隐患问题：居民小区安全感问题，在10个远郊区县新建、改扩建399个标准化社区卫生服务站，资助5000户困难独生子女家庭，继续整治“城中村”，新建改建城市绿地500公顷、完成100万平方米城市道路大中修工程以及建立全市退休人员统一补充医疗保险制度等。
丁小君说，这59件实事一是以解危排险为重点，二是统筹城乡发展，三是按照构建和谐社会首善之区的要求，下大力解决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四是与奥运筹备工作相结合，发挥奥运带动作用。
和往年实事起草后征求群众意见的做法不同，北京今年公布的“实事”大多是从群众中征集来的。市政府通过信函、短信、市长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征集了群众的意见和建议4677条。在今年所列59件实事中，来自民间的共有30件。
丁小君对北京坚持每年为老百姓办几十件实事的客观效果持肯定态度。他说，从1986年开始，北京每年坚持集中力量办一批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重要实事，这对促进首都稳定和谐起到了重要作用。
2006年是“十一五”规划实施的第一年，也是筹办北京奥运会的关键一年，所以北京在决定办哪些实事，如何保证承诺兑现上也是高度重视。
丁小君告诉记者，作为国家的首都，保持北京的安全和稳定是第一位。北京在全国来讲，有一个示范作用，而现实的考虑还有2008年奥运会。“作为北京市政府，目前主要有三件大事：新北京，新奥运；落实中央提出的“十一五”规划；一切活动围绕安全问题。
他介绍，在为市民办实事的过程中，北京群众作为受惠主体更加积极地参与到了实事的全过程中，更多的群众自觉参与了城市的运行和管理，2005年，北京市在全国率先开通了城市管理广播，架起政府和市民之间沟通的桥梁，真正体现了“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人民管”的理念，促进了政府执政能力的提高。
北京市政府督查室副主任续栋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为了落实为市民承诺的实事，北京市领导高度重视，市政府秘书长亲自抓编制起草工作。最近这59件实事名单公布后，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市长王岐山等在各种场合都多次强调，表示“承诺的事，就要兑现，还必须全力办好，以取信于民”。
让政府帮助老百姓自己办实事
北京师范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徐月宾副教授一直生活在北京。他感觉北京这些年“以人为本”的很多政策都是很好的，也有些在实践上并不成功。更为重要的是，他认为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很多事都是政府直接做的，如果能让社区和非政府机构来消化可能更合适”。
“比如政府对于拖欠工资的治理力度是挺大的，但是政府像猫捉老鼠一样做，用处是不大的。再比如，如果一个社区没有一个很好的组织，政府有再多的警察都没用。”他说。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朱光磊对此评论说：“我们政府一直有一个特点，就是善于做‘大事’，但在日常管理方面没有积累太多的经验。”
在徐月宾看来，政府每年为老百姓办一批实事既是一种特殊历史阶段的产物，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物”，它会随着政府职能的进步而出现，也会随着政府管理能力的成熟而消失。
“我们这几年提出了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概念。其实政府不是服务的，而是保证程序的，是要形成制度框架，让能够提供服务的人来提供服务。为老百姓办实事，政府直接去做是可以的，这相对过去政府和公众角色不对称的阶段是一种进步，但如果政府帮助老百姓自己办这些事情，则会更加符合自己的角色。”他说。
“政府这样做实事是做不完的。虽然这比过去是一种进步，但还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不能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什么事情政府都亲历亲为的话，一方面政府做不过来，一方面很多公共服务专业性很强，政府也做不到。”徐月宾说。
徐月宾认为，北京尽管是首都，但很多政策也仍然在探索，社会的复杂程度也比其他地方更大。在这种情况下，越是大的城市，治理的时候越要分散，在不同条件下，让非政府组织来做。
朱光磊从另外一个角度阐释这一问题。他说，真正的“公共服务型政府”，一方面是自己提供服务，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组织社会力量提供公共服务。我们现在政府还没摆脱全能型政府的模式，政府什么都能做，老百姓什么都找政府。
他提出，要加快政府的转型，首先要加强工作流程的设计。“以前，我们工作形式过于粗放化、随意化、官员的架子比较大，从长远看，中国政府的建设还要走比较长的路。”
他表示，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过程，同时也是政府和公务员学习和提高自己的过程。“我们相信，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过程中，中国人民、各级地方政府和公务员会一起成熟起来。”
办实事是一种过渡性事物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杨国鹏认为，政府工作一般是有计划按步骤进行的，程序化程度很高。但百姓的要求则是多元化的、动态的，对政府的期望值很高。百姓需要政府办的事情很难完全纳入政府规划，而且政府规划的实现也受具体条件的制约。“政府在特定条件下让老百姓完全满意是不现实的。”
“但是，追求百姓最大满意度并代表人民最高利益是政府的最高价值所在。所以，在努力完成既定规划的日常工作之外，就需要在规划之外再做一些能够吸引老百姓目光、事关百姓切身利益，能够让老百姓叫好的一些工作。‘为老百姓办实事’就是这样一个日常工作和临时工作的兼顾，是‘日常运营’和‘临时项目’相结合。”
作为公共服务型政府构建的前提和过渡，项目导向型政府为老百姓办“实事”就可以理解为操作一个个项目，“从需要做的事情里选择几个项目”。
在朱光磊教授看来，“项目导向型政府”是中国政府转型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事物。他不否认地方政府每段时间集中做一些“实事”的做法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这可以在总体条件不甚成熟的情况下，集中政府的财力和公务员的精力做一些事情”。
他认为，项目导向型政府的过渡要多长时间，要视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条件的成熟情况而定。具体而言，这要依赖市场经济现代化程度、政治发展现代化程度、市民社会化或者说非赢利组织发展程度和法律的政治定位如何。
“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构建，既要依赖充分的公共财政支持，也要依赖政府和公众的互动。公共服务型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说是‘回应性政府’，政府要根据百姓的要求来确定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以及提供什么服务。同时，这也要依赖有互动能力的公民和非赢利组织的素质。”朱光磊说。
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媒体已经不再把这一“中国特色”的政府善举看作是什么重大新闻。这一曾经遍地开花的举措，在很多城市已经悄然无疾而终。那么，北京为什么依然坚持“每年为老百姓集中办一批实事”?
“实事”大多来自民间
北京市政府办公厅信息处处长丁小君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表示，今年北京要办的这些“实事”都是“群众最急需、奥运有要求”的事情，是真正将群众“看得见、摸得着”、承办单位“够得上、做得到”、办成后又“效果好、有影响”的项目。
在59件“实事”中，有解决旧城内8000户居民的居住安全隐患问题：居民小区安全感问题，在10个远郊区县新建、改扩建399个标准化社区卫生服务站，资助5000户困难独生子女家庭，继续整治“城中村”，新建改建城市绿地500公顷、完成100万平方米城市道路大中修工程以及建立全市退休人员统一补充医疗保险制度等。
丁小君说，这59件实事一是以解危排险为重点，二是统筹城乡发展，三是按照构建和谐社会首善之区的要求，下大力解决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四是与奥运筹备工作相结合，发挥奥运带动作用。
和往年实事起草后征求群众意见的做法不同，北京今年公布的“实事”大多是从群众中征集来的。市政府通过信函、短信、市长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征集了群众的意见和建议4677条。在今年所列59件实事中，来自民间的共有30件。
丁小君对北京坚持每年为老百姓办几十件实事的客观效果持肯定态度。他说，从1986年开始，北京每年坚持集中力量办一批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重要实事，这对促进首都稳定和谐起到了重要作用。
2006年是“十一五”规划实施的第一年，也是筹办北京奥运会的关键一年，所以北京在决定办哪些实事，如何保证承诺兑现上也是高度重视。
丁小君告诉记者，作为国家的首都，保持北京的安全和稳定是第一位。北京在全国来讲，有一个示范作用，而现实的考虑还有2008年奥运会。“作为北京市政府，目前主要有三件大事：新北京，新奥运；落实中央提出的“十一五”规划；一切活动围绕安全问题。
他介绍，在为市民办实事的过程中，北京群众作为受惠主体更加积极地参与到了实事的全过程中，更多的群众自觉参与了城市的运行和管理，2005年，北京市在全国率先开通了城市管理广播，架起政府和市民之间沟通的桥梁，真正体现了“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人民管”的理念，促进了政府执政能力的提高。
北京市政府督查室副主任续栋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为了落实为市民承诺的实事，北京市领导高度重视，市政府秘书长亲自抓编制起草工作。最近这59件实事名单公布后，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市长王岐山等在各种场合都多次强调，表示“承诺的事，就要兑现，还必须全力办好，以取信于民”。
让政府帮助老百姓自己办实事
北京师范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徐月宾副教授一直生活在北京。他感觉北京这些年“以人为本”的很多政策都是很好的，也有些在实践上并不成功。更为重要的是，他认为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很多事都是政府直接做的，如果能让社区和非政府机构来消化可能更合适”。
“比如政府对于拖欠工资的治理力度是挺大的，但是政府像猫捉老鼠一样做，用处是不大的。再比如，如果一个社区没有一个很好的组织，政府有再多的警察都没用。”他说。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朱光磊对此评论说：“我们政府一直有一个特点，就是善于做‘大事’，但在日常管理方面没有积累太多的经验。”
在徐月宾看来，政府每年为老百姓办一批实事既是一种特殊历史阶段的产物，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物”，它会随着政府职能的进步而出现，也会随着政府管理能力的成熟而消失。
“我们这几年提出了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概念。其实政府不是服务的，而是保证程序的，是要形成制度框架，让能够提供服务的人来提供服务。为老百姓办实事，政府直接去做是可以的，这相对过去政府和公众角色不对称的阶段是一种进步，但如果政府帮助老百姓自己办这些事情，则会更加符合自己的角色。”他说。
“政府这样做实事是做不完的。虽然这比过去是一种进步，但还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不能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什么事情政府都亲历亲为的话，一方面政府做不过来，一方面很多公共服务专业性很强，政府也做不到。”徐月宾说。
徐月宾认为，北京尽管是首都，但很多政策也仍然在探索，社会的复杂程度也比其他地方更大。在这种情况下，越是大的城市，治理的时候越要分散，在不同条件下，让非政府组织来做。
朱光磊从另外一个角度阐释这一问题。他说，真正的“公共服务型政府”，一方面是自己提供服务，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组织社会力量提供公共服务。我们现在政府还没摆脱全能型政府的模式，政府什么都能做，老百姓什么都找政府。
他提出，要加快政府的转型，首先要加强工作流程的设计。“以前，我们工作形式过于粗放化、随意化、官员的架子比较大，从长远看，中国政府的建设还要走比较长的路。”
他表示，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过程，同时也是政府和公务员学习和提高自己的过程。“我们相信，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过程中，中国人民、各级地方政府和公务员会一起成熟起来。”
办实事是一种过渡性事物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杨国鹏认为，政府工作一般是有计划按步骤进行的，程序化程度很高。但百姓的要求则是多元化的、动态的，对政府的期望值很高。百姓需要政府办的事情很难完全纳入政府规划，而且政府规划的实现也受具体条件的制约。“政府在特定条件下让老百姓完全满意是不现实的。”
“但是，追求百姓最大满意度并代表人民最高利益是政府的最高价值所在。所以，在努力完成既定规划的日常工作之外，就需要在规划之外再做一些能够吸引老百姓目光、事关百姓切身利益，能够让老百姓叫好的一些工作。‘为老百姓办实事’就是这样一个日常工作和临时工作的兼顾，是‘日常运营’和‘临时项目’相结合。”
作为公共服务型政府构建的前提和过渡，项目导向型政府为老百姓办“实事”就可以理解为操作一个个项目，“从需要做的事情里选择几个项目”。
在朱光磊教授看来，“项目导向型政府”是中国政府转型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事物。他不否认地方政府每段时间集中做一些“实事”的做法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这可以在总体条件不甚成熟的情况下，集中政府的财力和公务员的精力做一些事情”。
他认为，项目导向型政府的过渡要多长时间，要视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条件的成熟情况而定。具体而言，这要依赖市场经济现代化程度、政治发展现代化程度、市民社会化或者说非赢利组织发展程度和法律的政治定位如何。
“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构建，既要依赖充分的公共财政支持，也要依赖政府和公众的互动。公共服务型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说是‘回应性政府’，政府要根据百姓的要求来确定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以及提供什么服务。同时，这也要依赖有互动能力的公民和非赢利组织的素质。”朱光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