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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美国总统大选的关键因素是经济状况，今年更是如此，尤其是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成为两党政争的焦点。可是自从1月下旬起，华盛顿政界却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避孕战”，从奥巴马总统本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和国会领袖，直到全国媒体和宗教团体，纷纷卷入，直到今天尚未平息。
奥巴马开罪天主教势力
事情的来龙去脉，是元月20日，白宫正式宣布了关于医保改革覆盖面的一项决定，规定所有天主教举办的大学、医院和慈善机构为其员工提供的医疗保险，必须包括避孕和其他节制生育措施（绝育手术和堕胎药物等）费用。此令一出，美国天主教上层和其他右翼宗教领袖大哗，并且引发了保守派政客和舆论的全面攻击。比较“中立”的论客，则普遍评论奥巴马在大选年如此开罪美国内政中日益重要的天主教势力，属于搬石砸脚的不智之举。
在政界和媒体暴风骤雨般的争议之下，奥巴马政府及时转向，在2月初更改决策，把支付避孕费用的责任，从天主教雇主单位，转嫁到承保的保险公司一方，规定后者必须不增加保金而承保避孕费用。主流政论如《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对此纷纷叫好，因为怀孕和接生费用远超避孕，保险公司自然算得清“吃小亏占大便宜”这笔账。可是美国天主教最高机构——全美主教会议继续反对修正过的白宫决定。奥巴马这一“出尔反尔”对今年总统选举的影响，至今仍然是论客们津津乐道、言人人殊的争议题目。
从阿拉伯世界大动荡、两场“反恐”战争棘手的终局收场，直到美国中产阶级在全球化大势中的沉沦，以及华盛顿如何将战略重点转向亚太以应付中国的崛起，美国面临多少内外重大民生问题和霸权挑战。一个原本很不起眼的“避孕”议题，居然会严重影响到全球最有权势的人物能否保住宝座，不能不说是美国政治生态的特殊现象。
“避孕战”的根源，是梵蒂冈罗马天主教廷关于人类生育问题的基本教义：人类性行为是为了生儿育女，所以除了禁欲和“安全期性交”，反对一切节制生育和人工避孕手段。
天主教廷的这一立场坚定不移，特别是针对有数百年历史的避孕套，尽管有大量证据显示这是防止性病传播最有效和廉价的手段，受到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大量专家人士大力提倡，却一直遭到梵蒂冈的坚决抵制。直到艾滋病通过性行为肆虐全球30年之后，特别是在非洲大陆造成性道德更为保守的穆斯林人口相对基督教人口大幅增长，形成对天主教的重大威胁的情况下，教皇本笃十六世才在2010年11月首次认可为防止性病传播而使用避孕套。
美国号称以宗教自由立国，奥巴马政府虽然豁免教会直接为职工避孕费用埋单，却强迫教会举办的学校和医院如此行事，因此被渲染为强迫教会违背自己信奉的教义，被反对派“上纲上线”到限制宗教自由的政治高度。白宫被迫迅速调整政策，说明了“限制宗教自由”这顶帽子的分量。
美白人天主教徒转强势
然而百多年前，美国政府和最高法院强行限制摩门教的多妻制教义，毫不尊重摩门教徒的“宗教自由”。几十年前，尼克松总统任上，以没遮拦“黄段子”出名的农业部长、新教路德宗教徒厄尔·巴茨（Earl Butz），在罗马出席联合国世界粮食大会时，公开以意大利腔调的英语，挖苦反对节制生育的当时教皇保罗六世：“不参加游戏者，无权制定游戏规则。”
巴茨言下之意，是教皇和教士们既然都“禁欲修道”，对人类性行为便失去了发言权。更刻薄的人，还可以引申到宗教革命之前罗马教廷的腐败，许多教皇和教士养起真假难辨的“侄子”（不少是私生子）继承权位，成为现代英语词汇“裙带风（nepotism）”的语源。近年不断披露大量天主教士的娈童癖和性丑闻，也可作为注脚。
再看险胜尼克松上台的肯尼迪，虽然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天主教徒总统，却在竞选期间信誓旦旦：绝不会在施政时听命于罗马教皇。
时至今日，华盛顿的“避孕战”表明：奥巴马政府必须在相当程度上尊重罗马教廷的教义。另外，当年尼克松共和党政府的部长可以如此无礼攻击天主教最高领袖，而今天共和党政客却群起“捍卫”天主教的教义信仰，无不显示美国政治几十年来的沧桑巨变。
这一变化的主要方面，是美国白人盎格鲁·萨克逊新教（WASP）族群统治的衰落，天主教徒从原来饱受歧视的少数弱势群体，上升到不可忽视的强势族群（白人天主教徒），和未来的多数族群（拉美裔移民）。其次是几十年前北部传统知识精英领导的“理性”共和党，演变为中南部宗教保守势力主导的“价值”党派。
白人天主教徒成为美国强势族群，由副总统拜登、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约翰·博纳、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金里奇和桑托勒姆都是天主教徒可见。据美国媒体透露，拜登副总统也是政府内部对白宫最初的“避孕”决策持异议的主要人物。
再是美国政治生态的演变。近二三十年来，虽然蓝领白人的经济状态停滞乃至下降，他们却逐渐从民主党选民转变为共和党的草根。在许多层次上，这个演变过程与这一阶层的经济利益背道而驰，而是受到宗教信仰和共和党的“价值”文化战略的推动。由此，被梵蒂冈视为近乎堕胎而反对的人工避孕措施，很容易与新教福音派和其他宗教保守派强烈的反堕胎运动相挂钩，而引起天主教保守派和新教福音派的“反民主党大合唱”。
妇女选民仍多撑民主党
随着美国经济和社会结构性演变的加速，共和党期待继续通过“价值”议题打动蓝领选民的战略，不乏走到尽头的迹象。
首先，正如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克鲁格曼近日在《纽约时报》专栏里点出的事实，近年来投票支持共和党的选区，多半也是联邦福利给付大于税收收入的地区。换言之，这些投共和党票的中下层白人，其实是共和党反对的“大政府”福利主义的主要获益者。克鲁格曼预言共和党推动的联邦福利削减，迟早会“唤醒”这些蓝领选民认识到自身经济利益所在。
其次，不少精明的论客指出：天主教上层领袖与下层信徒尤其女信徒之间，在“避孕”教义上存在巨大的鸿沟，98%的美国育龄天主教妇女采纳避孕措施，78%的天主教徒认为应该拒绝天主教士的有关说教。如果共和党把“避孕战”玩得过火，很可能得罪大批妇女选民。
特别是1960年发明的口服避孕药，不啻是一场社会革命，至今早已成为美国社会生活的有机部分。通过避孕节制生育，也是中下层妇女个人解放和摆脱穷困的重要途径。奥巴马政府原先的决策，颇有这种保障社会公平的自由主义心态，也是奥巴马政府去年冬天在保守势力压力下，拒绝批准无处方销售“翌晨”事后紧急避孕药之后，平抚自由派草根的姿态。但这样的决策也反映了民主党吸引妇女选民的优势。
最后，有必要指出美国“价值”意识与社會现实的冲突。“避孕战”是共和党保守派以“杀人罪”反对堕胎运动的延伸。社会学家早就指出，自从堕胎在美国合法化以来，主要流行于下层特别是少数民族妇女，累计造成少出生数百万投民主党票的黑人人口。2月17日，《纽约时报》头版报道：在30岁以下的母亲中，非婚生子女已经占了美国下一代的大多数（59%），尤其在未受良好教育的白人妇女中日益普遍（大学毕业的母亲92%婚后生育）。而非婚生子女正是美国大量社会问题包括两极分化的一个根源。限制中下层人口的避孕和堕胎，只会造成这一社会危机进一步恶化。
奥巴马开罪天主教势力
事情的来龙去脉，是元月20日，白宫正式宣布了关于医保改革覆盖面的一项决定，规定所有天主教举办的大学、医院和慈善机构为其员工提供的医疗保险，必须包括避孕和其他节制生育措施（绝育手术和堕胎药物等）费用。此令一出，美国天主教上层和其他右翼宗教领袖大哗，并且引发了保守派政客和舆论的全面攻击。比较“中立”的论客，则普遍评论奥巴马在大选年如此开罪美国内政中日益重要的天主教势力，属于搬石砸脚的不智之举。
在政界和媒体暴风骤雨般的争议之下，奥巴马政府及时转向，在2月初更改决策，把支付避孕费用的责任，从天主教雇主单位，转嫁到承保的保险公司一方，规定后者必须不增加保金而承保避孕费用。主流政论如《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对此纷纷叫好，因为怀孕和接生费用远超避孕，保险公司自然算得清“吃小亏占大便宜”这笔账。可是美国天主教最高机构——全美主教会议继续反对修正过的白宫决定。奥巴马这一“出尔反尔”对今年总统选举的影响，至今仍然是论客们津津乐道、言人人殊的争议题目。
从阿拉伯世界大动荡、两场“反恐”战争棘手的终局收场，直到美国中产阶级在全球化大势中的沉沦，以及华盛顿如何将战略重点转向亚太以应付中国的崛起，美国面临多少内外重大民生问题和霸权挑战。一个原本很不起眼的“避孕”议题，居然会严重影响到全球最有权势的人物能否保住宝座，不能不说是美国政治生态的特殊现象。
“避孕战”的根源，是梵蒂冈罗马天主教廷关于人类生育问题的基本教义：人类性行为是为了生儿育女，所以除了禁欲和“安全期性交”，反对一切节制生育和人工避孕手段。
天主教廷的这一立场坚定不移，特别是针对有数百年历史的避孕套，尽管有大量证据显示这是防止性病传播最有效和廉价的手段，受到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大量专家人士大力提倡，却一直遭到梵蒂冈的坚决抵制。直到艾滋病通过性行为肆虐全球30年之后，特别是在非洲大陆造成性道德更为保守的穆斯林人口相对基督教人口大幅增长，形成对天主教的重大威胁的情况下，教皇本笃十六世才在2010年11月首次认可为防止性病传播而使用避孕套。
美国号称以宗教自由立国，奥巴马政府虽然豁免教会直接为职工避孕费用埋单，却强迫教会举办的学校和医院如此行事，因此被渲染为强迫教会违背自己信奉的教义，被反对派“上纲上线”到限制宗教自由的政治高度。白宫被迫迅速调整政策，说明了“限制宗教自由”这顶帽子的分量。
美白人天主教徒转强势
然而百多年前，美国政府和最高法院强行限制摩门教的多妻制教义，毫不尊重摩门教徒的“宗教自由”。几十年前，尼克松总统任上，以没遮拦“黄段子”出名的农业部长、新教路德宗教徒厄尔·巴茨（Earl Butz），在罗马出席联合国世界粮食大会时，公开以意大利腔调的英语，挖苦反对节制生育的当时教皇保罗六世：“不参加游戏者，无权制定游戏规则。”
巴茨言下之意，是教皇和教士们既然都“禁欲修道”，对人类性行为便失去了发言权。更刻薄的人，还可以引申到宗教革命之前罗马教廷的腐败，许多教皇和教士养起真假难辨的“侄子”（不少是私生子）继承权位，成为现代英语词汇“裙带风（nepotism）”的语源。近年不断披露大量天主教士的娈童癖和性丑闻，也可作为注脚。
再看险胜尼克松上台的肯尼迪，虽然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天主教徒总统，却在竞选期间信誓旦旦：绝不会在施政时听命于罗马教皇。
时至今日，华盛顿的“避孕战”表明：奥巴马政府必须在相当程度上尊重罗马教廷的教义。另外，当年尼克松共和党政府的部长可以如此无礼攻击天主教最高领袖，而今天共和党政客却群起“捍卫”天主教的教义信仰，无不显示美国政治几十年来的沧桑巨变。
这一变化的主要方面，是美国白人盎格鲁·萨克逊新教（WASP）族群统治的衰落，天主教徒从原来饱受歧视的少数弱势群体，上升到不可忽视的强势族群（白人天主教徒），和未来的多数族群（拉美裔移民）。其次是几十年前北部传统知识精英领导的“理性”共和党，演变为中南部宗教保守势力主导的“价值”党派。
白人天主教徒成为美国强势族群，由副总统拜登、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约翰·博纳、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金里奇和桑托勒姆都是天主教徒可见。据美国媒体透露，拜登副总统也是政府内部对白宫最初的“避孕”决策持异议的主要人物。
再是美国政治生态的演变。近二三十年来，虽然蓝领白人的经济状态停滞乃至下降，他们却逐渐从民主党选民转变为共和党的草根。在许多层次上，这个演变过程与这一阶层的经济利益背道而驰，而是受到宗教信仰和共和党的“价值”文化战略的推动。由此，被梵蒂冈视为近乎堕胎而反对的人工避孕措施，很容易与新教福音派和其他宗教保守派强烈的反堕胎运动相挂钩，而引起天主教保守派和新教福音派的“反民主党大合唱”。
妇女选民仍多撑民主党
随着美国经济和社会结构性演变的加速，共和党期待继续通过“价值”议题打动蓝领选民的战略，不乏走到尽头的迹象。
首先，正如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克鲁格曼近日在《纽约时报》专栏里点出的事实，近年来投票支持共和党的选区，多半也是联邦福利给付大于税收收入的地区。换言之，这些投共和党票的中下层白人，其实是共和党反对的“大政府”福利主义的主要获益者。克鲁格曼预言共和党推动的联邦福利削减，迟早会“唤醒”这些蓝领选民认识到自身经济利益所在。
其次，不少精明的论客指出：天主教上层领袖与下层信徒尤其女信徒之间，在“避孕”教义上存在巨大的鸿沟，98%的美国育龄天主教妇女采纳避孕措施，78%的天主教徒认为应该拒绝天主教士的有关说教。如果共和党把“避孕战”玩得过火，很可能得罪大批妇女选民。
特别是1960年发明的口服避孕药，不啻是一场社会革命，至今早已成为美国社会生活的有机部分。通过避孕节制生育，也是中下层妇女个人解放和摆脱穷困的重要途径。奥巴马政府原先的决策，颇有这种保障社会公平的自由主义心态，也是奥巴马政府去年冬天在保守势力压力下，拒绝批准无处方销售“翌晨”事后紧急避孕药之后，平抚自由派草根的姿态。但这样的决策也反映了民主党吸引妇女选民的优势。
最后，有必要指出美国“价值”意识与社會现实的冲突。“避孕战”是共和党保守派以“杀人罪”反对堕胎运动的延伸。社会学家早就指出，自从堕胎在美国合法化以来，主要流行于下层特别是少数民族妇女，累计造成少出生数百万投民主党票的黑人人口。2月17日，《纽约时报》头版报道：在30岁以下的母亲中，非婚生子女已经占了美国下一代的大多数（59%），尤其在未受良好教育的白人妇女中日益普遍（大学毕业的母亲92%婚后生育）。而非婚生子女正是美国大量社会问题包括两极分化的一个根源。限制中下层人口的避孕和堕胎，只会造成这一社会危机进一步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