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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任文化部部长的他写下辞职信，决定潜心写作
每年盛夏，王蒙都会去北戴河中国作协 “创作之家”避暑，上午写作，下午 游泳，晚上散步，秋后才回北京。最近几年，北戴河游泳场以年龄为由，规劝已至耄耋的他不要游了，但他还是坚持下海，劈波斩浪——不是无畏，而是最大的风浪，他早已见识在人生里。
他是15岁就参加革命的少年布尔什维克，新中国成立后是“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在“青春万岁”的弱冠之年被划成右派，自我流放新疆16年。重回北京后，王蒙是文坛归来的英雄、“重放的鲜花”、文学青年的偶像，从《人民文学》主编到作协书记，当了中央委员，又当文化部部长……芝麻开花节节高，上世纪80年代，是文化圈当之无愧的主角、大腕。
“创作之家”上上下下的工作人员，至今还叫他“部长”。文学却是他从未放下的人生底色。
1988年，还在文化部部长任上的王蒙创作过一首诗《旅店》：需要一把钥匙/哪一把呢/是宿命也是随机/……一个潦草的故事/一个陌生亲切的世界/在时限内结账前/属于你。王蒙说过，这首诗“写出了我人生中的一些滋味”。上任前，他曾找了一圈关系，不为“跑官”，却为推辞。推辞未成，“是宿命也是随机”，人生的钥匙暂时归于了政治。
那时的王蒙，住在朝内北小街46号一座小而旧的院子里。这座小院外面看着平凡无奇，却住过毛主席的老师、语言学家黎锦熙，“文革”以后还住过夏衍，有点“历史价值”。老北京四合院都是一亩三分地，讲究“天棚鱼缸石榴树，肥猫懒狗胖丫头”。部长当得再忙，一进小院，四棵树，一堆猫，春摘香椿秋收枣，石榴柿子枝头闹。作家张承志来了都说，喜欢这种旧房子，“旧房子有很多故事，新房子没有”。
这里的故事，多与文学有关。在这个小院里，王蒙接待过许许多多的“文友”，日本的井上靖、台湾的琼瑶、旅美诗人郑予愁、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德国汉学家顾彬……那时的琼瑶，谦逊又诚实，看到王蒙作品的外文译本很是感慨：“这才是真正的文学呢。”
小院离王蒙之前担任总编的《人民文学》不远，不少写作同行、编辑记者前来造访。当总编时，王蒙让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革命真正登堂入室。那是《人民文学》的辉煌时刻，也是当代文学的辉煌时刻。各种不同类型的创作出现在这本龙头刊物上，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何立伟的《花非花》，阿城、莫言、马原、韩少功、刘心武……新人与老人同辉，先锋与主流交错，立起一个个文学潮头。王蒙自己也在各种编务、会务之余，创作出一部《活动变人形》，前不久还入选《小说选刊》评的改革开放40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
在小院里，身为部长的王蒙于各种喧嚣中继续保持创作，《暗杀——三三二二》《白衣服与黑衣服》，一大堆的中篇、短篇，关于《红楼梦》、李商隐的文字，还有外国小说的英译汉，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我究竟是谁？”从1979年新疆归来，被逐渐重视之后，这个问题就一直徘徊在王蒙心头。在这个小院中，在百忙之中的写作里，王蒙也终于找到答案。
1988年国庆，上任文化部部长两年多，正是局面已定、四方看好之时，王蒙给中央领导写了辞职信。后来回忆时，他说：“我隐隐有一个感觉，当时并不清晰，但是事实，如果我继续做上三五年，我也会变化的。我会越来越沉迷于权力、路线直到政治观点的研讨争拗。各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我已经下了决心，我必须下来，我没有别的选择。”
半年后，王蒙退休，给自己留下了一首古诗，他最得意于其中两句：“急流勇退古来难，心未飘飘身已还。”给世人，则留下一张哈哈大笑、脸上的皱纹全都绽开的照片。
在政治和文学之间，王蒙说自己的“热度”显然在后者。“与纯粹的政治家的最大区别在于，我有文学癖好，我从来没有追求过哪怕一星半点的‘仕途’。”但如今，“想否认也不可能了”，王蒙说，“政治的本质不是别的，就是生活，就是命运，就是故事”。
1988年的文坛，有人决定归来，也有人离开。高行健去了法国，顾城定居新西兰。在最后属于文学的年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舞台。王朔笑傲影坛；贾平凹靠《浮躁》获奖；苏童写出《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在先锋派站稳脚跟；北岛颁发了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今天》诗歌奖。30年过去，有人还在求索，有人已到终点，也有人黯然离场。
对于王蒙担任文化部部长时的“开放”，使时装、模特表演、选美、舞厅、邓丽君这些“新生事物”迅速在大陆“合法化”，有人赞扬、有人嘲讽。但无可争议，王蒙是茅盾以后历任文化部部长里最能写作、最有声望的一位。进入上世纪90年代，有人抨击王蒙是不讲真话的作家，“躲避崇高”，有人说他过时了。他的应对总是幽默、调侃又暗含机锋。韩寒发表了《王蒙的敏感和虚伪》，王蒙回应：我是新概念大赛的评委会主席，韩寒的出现我有责任。
用文学评论家孙郁的话说：王蒙是“从纯粹到杂色”的人。就如这个时代一样，经历了大起大落、大开大阖，他的是是非非，也许只能在时间的积淀之后，才能说得清楚。尤其在这个文学盛况不再，文字只在朋友圈转瞬即逝的年代。
如今，王蒙84岁了，生命的热力尤在。《圆桌派》等新锐节目上，他依然出现，笑论人生，挥洒自如。他谈女权問题、谈大龄剩女、谈两性责任、谈文学也谈爱情。在时下年轻人的话语场中，王蒙的发言毫无违和感。《朗读者》舞台上，他对世人说：“我还活着，我还游着，想着，动着。活着就是生命的满涨。”
1934年出生，当代著名作家，曾任文化部部长，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代表作有《青春万岁》《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 《活动变人形》 《老子的帮助》等。
每年盛夏，王蒙都会去北戴河中国作协 “创作之家”避暑，上午写作，下午 游泳，晚上散步，秋后才回北京。最近几年，北戴河游泳场以年龄为由，规劝已至耄耋的他不要游了，但他还是坚持下海，劈波斩浪——不是无畏，而是最大的风浪，他早已见识在人生里。
他是15岁就参加革命的少年布尔什维克，新中国成立后是“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在“青春万岁”的弱冠之年被划成右派，自我流放新疆16年。重回北京后，王蒙是文坛归来的英雄、“重放的鲜花”、文学青年的偶像，从《人民文学》主编到作协书记，当了中央委员，又当文化部部长……芝麻开花节节高，上世纪80年代，是文化圈当之无愧的主角、大腕。
“创作之家”上上下下的工作人员，至今还叫他“部长”。文学却是他从未放下的人生底色。
1988年，还在文化部部长任上的王蒙创作过一首诗《旅店》：需要一把钥匙/哪一把呢/是宿命也是随机/……一个潦草的故事/一个陌生亲切的世界/在时限内结账前/属于你。王蒙说过，这首诗“写出了我人生中的一些滋味”。上任前，他曾找了一圈关系，不为“跑官”，却为推辞。推辞未成，“是宿命也是随机”，人生的钥匙暂时归于了政治。
那时的王蒙，住在朝内北小街46号一座小而旧的院子里。这座小院外面看着平凡无奇，却住过毛主席的老师、语言学家黎锦熙，“文革”以后还住过夏衍，有点“历史价值”。老北京四合院都是一亩三分地，讲究“天棚鱼缸石榴树，肥猫懒狗胖丫头”。部长当得再忙，一进小院，四棵树，一堆猫，春摘香椿秋收枣，石榴柿子枝头闹。作家张承志来了都说，喜欢这种旧房子，“旧房子有很多故事，新房子没有”。
这里的故事，多与文学有关。在这个小院里，王蒙接待过许许多多的“文友”，日本的井上靖、台湾的琼瑶、旅美诗人郑予愁、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德国汉学家顾彬……那时的琼瑶，谦逊又诚实，看到王蒙作品的外文译本很是感慨：“这才是真正的文学呢。”
小院离王蒙之前担任总编的《人民文学》不远，不少写作同行、编辑记者前来造访。当总编时，王蒙让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革命真正登堂入室。那是《人民文学》的辉煌时刻，也是当代文学的辉煌时刻。各种不同类型的创作出现在这本龙头刊物上，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何立伟的《花非花》，阿城、莫言、马原、韩少功、刘心武……新人与老人同辉，先锋与主流交错，立起一个个文学潮头。王蒙自己也在各种编务、会务之余，创作出一部《活动变人形》，前不久还入选《小说选刊》评的改革开放40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
在小院里，身为部长的王蒙于各种喧嚣中继续保持创作，《暗杀——三三二二》《白衣服与黑衣服》，一大堆的中篇、短篇，关于《红楼梦》、李商隐的文字，还有外国小说的英译汉，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我究竟是谁？”从1979年新疆归来，被逐渐重视之后，这个问题就一直徘徊在王蒙心头。在这个小院中，在百忙之中的写作里，王蒙也终于找到答案。
1988年国庆，上任文化部部长两年多，正是局面已定、四方看好之时，王蒙给中央领导写了辞职信。后来回忆时，他说：“我隐隐有一个感觉，当时并不清晰，但是事实，如果我继续做上三五年，我也会变化的。我会越来越沉迷于权力、路线直到政治观点的研讨争拗。各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我已经下了决心，我必须下来，我没有别的选择。”
半年后，王蒙退休，给自己留下了一首古诗，他最得意于其中两句：“急流勇退古来难，心未飘飘身已还。”给世人，则留下一张哈哈大笑、脸上的皱纹全都绽开的照片。
在政治和文学之间，王蒙说自己的“热度”显然在后者。“与纯粹的政治家的最大区别在于，我有文学癖好，我从来没有追求过哪怕一星半点的‘仕途’。”但如今，“想否认也不可能了”，王蒙说，“政治的本质不是别的，就是生活，就是命运，就是故事”。
1988年的文坛，有人决定归来，也有人离开。高行健去了法国，顾城定居新西兰。在最后属于文学的年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舞台。王朔笑傲影坛；贾平凹靠《浮躁》获奖；苏童写出《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在先锋派站稳脚跟；北岛颁发了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今天》诗歌奖。30年过去，有人还在求索，有人已到终点，也有人黯然离场。
对于王蒙担任文化部部长时的“开放”，使时装、模特表演、选美、舞厅、邓丽君这些“新生事物”迅速在大陆“合法化”，有人赞扬、有人嘲讽。但无可争议，王蒙是茅盾以后历任文化部部长里最能写作、最有声望的一位。进入上世纪90年代，有人抨击王蒙是不讲真话的作家，“躲避崇高”，有人说他过时了。他的应对总是幽默、调侃又暗含机锋。韩寒发表了《王蒙的敏感和虚伪》，王蒙回应：我是新概念大赛的评委会主席，韩寒的出现我有责任。
用文学评论家孙郁的话说：王蒙是“从纯粹到杂色”的人。就如这个时代一样，经历了大起大落、大开大阖，他的是是非非，也许只能在时间的积淀之后，才能说得清楚。尤其在这个文学盛况不再，文字只在朋友圈转瞬即逝的年代。
如今，王蒙84岁了，生命的热力尤在。《圆桌派》等新锐节目上，他依然出现，笑论人生，挥洒自如。他谈女权問题、谈大龄剩女、谈两性责任、谈文学也谈爱情。在时下年轻人的话语场中，王蒙的发言毫无违和感。《朗读者》舞台上，他对世人说：“我还活着，我还游着，想着，动着。活着就是生命的满涨。”
王蒙
1934年出生，当代著名作家，曾任文化部部长，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代表作有《青春万岁》《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 《活动变人形》 《老子的帮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