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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跃，1958年生于江苏泰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政协常委，现任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谭跃先生在出版界，有着一系列耀眼的光环：一是 “双百亿出版旗舰”——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领军人的身份；二是 “新中国60年百名优秀出版人物”和“2009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的身份，他是新闻出版界首次获此殊荣者。
认识他的人都说，谭总从政府投身出版，头发白的速度触目惊心，为一份事业操多少心，永远只有当事人自己知晓。而当面对记者的提问，谭跃却笑谈自己更愿意说说与儿子的关系，二人更接近于兄长、朋友，他的老年规划是：现在工作送儿子出国深造，将来退了休，换成儿子工作送我出国学习。
有人说行动是思想的敌人，言下之意即思想也是行动的敌人。虽然老子、周易是这位企业家口中经常出现的词汇，但在谭跃身上，你看不到思想者的迟缓，也看不到行动者的功利，哲学思考和身体力行取得了高度一致。
凤凰出版集团在他的领导下，取得过许多不俗的成绩。在他提出的“文化产业战略投资者”的战略构想下，旗下凤凰置业借壳上市，凤凰新华IPO有序推进；同时，凤凰在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征途上遥遥领先：与法国阿歇特集团成立合资图书公司，兼并有影响力的民营出版公司，与山东出版集团、海南发行集团、陕西发行集团等的密切合作等，大刀阔斧的行动无不反照着掌舵人“敢为天下先”的胸怀和“海纳百川” 的气度。
通过这次近距离的对话，我们更深地领略到一个有梦想和百折不挠前行者的身姿，也更有理由对这位弄潮儿更多期许。
出版广角：谭总好，很高兴采访您，2010年，高等教育出版社作为引领者，组建了中国教育出版集团。此类中央级大型出版集团会不会对地方出版集团产生影响和冲击？
谭跃：你们好，回答这个问题，首先，从国家层面上看，以行政的方式进行整合来完成集团化和超大集团化，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这是一件好的事情。从地方层面来看，地方出版集团的主要方面是教育，其他的市场化成本比较高，不利于运作，因此客观上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出版广角：那地方出版集团应如何应对呢？
谭跃：年初听到这个消息后，凤凰出版集团就召集各部门做了一个研究报告，题目为“中国教育出版集团成立对凤凰的影响”。研究下来，我认为地方出版集团应该从三方面突围。第一，多元化。从“文化产业”或“内容生产产业”角度来看，我们已经有条件并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技术平台，可以将产业做得更大，而不局限于教育出版，我们可以出版其他类别的书籍甚至可以延伸到图书发行印刷领域。多元化的落脚点是规模化。在国家的层面上也是规模化，只不过采取的路径不同，国家注重专业化，在专业化的基础上规模化，地方则是在多专业基础上达到规模化；国家是通过政府整合来实现，而地方是通过市场来进行整合。
这就引出了我们的第二个应对方法，市场整合。中国的改革开放走了三十年，初期西方是不相信的，国人也持犹豫态度。这三十年走下来，是客观的，不管你相信不相信，事实已经摆到眼前。为什么三十年来走得这么好？我认为，除了政治、文化、社会这些因素外，主要的还是经济。经济上有三股力量推动其发展，分别为国有、民营和外资。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接下来应该怎么走？我们改革初期设计的是民进国退，结果是国进民退，现在大型企业都是国有企业。共产党必须有自己的经济基础，属于国家的重要资源必须以国有公司的形式控制下来。在此产生一个矛盾，国有企业缺少活力，但有大量的资源；民营企业有活力，但没有资源。于是我们可以把国有民营外资结合起来，优势互补，各取所长。商务印书馆的成功发展就体现了这一点。商务属于股份制，有国有、民营和外资。外资给它带来理念、设备和技术，国有带来了文化资源，民营滋生了人才活力。如果我们把中国这三十年所谓的混合经济移入到国有企业中来发展，用市场整合的方式来发展地方出版集团，我认为应该可以和中央级别的出版集团相抗衡。
第三，就是技术应对。大家都看到，数字化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未来发展方向，而它的启动本身标志着发展方式的转变。
概括起来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应对，就是规模化、市场化和数字化。
“走出去”：出版是中国的，
更是世界的
出版广角：文化领域的改革改制，出版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国家对出版这一领域的资助要少一些，出版应该算是一个弱势领域。一方面我们要提高文化产业投入，增强软实力，另一方面图书出版领域最终分配下来获得的更加少，对此您怎样看待？
谭跃：我觉得国家这种战略考虑是对的。图书“走出去”，它的影响很分散，不像电视那样单一直接。所以在电视方面花重资，出版人应该理解。但从“走出去”的角度看，和早几年相比，国外的需求特点有所改变，明显增长，但不普遍。这里有很大的区别，如果普遍需求也就形成了市场需求，“走出去”就由市场来托底，如果是明显增长，却不一定。所以说，现在图书之所以“走出去”非常难，并不一定是我们工作没做好，当然我们工作需要提高，但最主要的还是国外对中国的需求并不是特别大。
不过，这一天始终是会来到的，从世界文化交流史来看，谁经济强谁就有影响力。中国的经济总量是强大的，但人均还排在后面。等到真正强大了，西方就会了解你。那个时候中国图书出版的世界化就会在商务需求的基础上得以实现。反过来，我们引进了大量的书，其实真正的好书并不是很多，只是因为国人需要。
虽然“走出去”现在还没有普遍需求，但该做的工作我们还是要做好，这样才不至于到未来有了普遍需求的时候手忙脚乱。这个方面我们是这样想的，除了坚持做好成品书版权的传统做法外，还要争取在国外设立实体基地。这个基地的建立，目的不在赚钱，不过经济上也得相对平衡，主要还是培养一支队伍。留待三五年以后，让这支队伍去爆发。我相信一个基本的道理，坐在纽约和坐在南宁来考虑出版问题，思路肯定是不一样的。驻扎在当地的人对当地人服务的方法肯定是不一样的，对我们集团来说，需要这样的一批人。
出版广角：您刚才谈到在国外设立基地，旨在培养一支队伍，让我们想到了凤凰和法国阿歇特的合作。合作中，对出版职业经理人的需求怎么样？
谭跃：现在最突出的问题是职业经理人难找。这种国际合作，双方的心理、思维和文化观念都不尽相同，需要一段时间去磨合。我们需要有中西文化背景的职业经理人，这样在管理决策过程中会考虑得更全面些。
出版广角：您认为国内有真正意义上的出版职业经理人吗？您怎么样认知这样的一种角色？
谭跃：国内有真正意义上的出版职业经理人。我们做过几个案例，现在刚好可以回过头来对这些人做一个归纳：第一，对出版自身的规律一定要把握；第二，对选题一定要高度敏感；第三，对出版流程要必须娴熟。有时候运作决定成败，一方面当然得有战略，但有了战略以后没有运作也不行，所以对流程必须熟悉。更重要的是要有“文化性”，出版本质不是经济，不是搞经济工作，虽然市场化，但是出版的社会定位是文化建设，只是用市场的方式来运作。出版业职业经理人与其他行业职业经理人不同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文化性。
经济利益VS文化使命，孰轻孰重？
出版广角：图书出版领域转企改制，您认为怎么转才能够稳妥的过渡？
谭跃：我觉得凡事都不能只抓某一个方面，要综合地看。我所指的综合是科学发展观，几个要素都要抓住，统筹兼顾。具体到你这个问题，如果某企业从事业变成企业，第一个要思考的是它的发展方向，这是战略问题。第二个是制度问题。有些单位转企以后制度并没有到位，企业制度有传统制度和现代制度。所谓的现代企业制度非常复杂，在某些方面和传统企业制度有所不同。现代企业制度继续往上升，升到机制上，核心的就是分配制度。对企业来讲，分配制度做好，企业就会有活力；反之，企业就会枯萎乃至倒闭。第三个是现代技术。如果跟不上现代技术，这个企业就没有竞争力。最后一个是资本。目前中国出版业有三种竞争，资本竞争、制度竞争和技术竞争。资本竞争的本质是人才，制度竞争是分配制度，技术竞争则是数字化。
你说的问题我觉得也是怎样做好股份制的问题。做股份制的过程中，控股权应该在国有，和民营的比例应为51比49。首先我们做股份制的前提是把国有搞大不是搞小，是搞强不是搞弱，国有必须控股，政策上也不允许民营控股。然后我们是希望民营比例要占得大，比例小了就没动力。凤凰出版集团只要合股，我都坚持51比49，我略比你高一点，这样给民营一个空间。
我们放弃经济利益的前提，凡是我们合作的共识，是要做一件比较长远的文化事情，而不是一年两年三年，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放弃，再好的民营企业我们也放弃。2010年9月我们集团九周年的一个座谈会，题目就叫“招商引资”。我们行业的特点是引人才，是创业，不是融资，凤凰不需要资金，落脚点是“共商大业”。不是我指导你，而是我们携手谋划一件事情，把这事情做好。这是我刚才强调的文化使命感，是非常重要的。做好一个企业首先要认识到这个企业的使命是什么，使命是区别于其他企业的东西。出版领域应该具备文化性，出版者更应该坚守文化使命。我相信我们坚持这样做，真正在出版界的民营文化经营会更活跃。
出版广角：业内人都知道，凤凰取得了资产和销售收入“双百亿”的成绩。一方面是你们努力做到了这一点，另外一方面会不会有了这个桂冠之后压力特别大？
谭跃：有压力！年初我就在工作报告中讲“争前不恐后”，过去讲争前恐后，现在说不要恐后，大与小不能反应本质。反过来反思下自己，大不代表什么都好，大不代表强，问题是你有没有办法持续保持增长。国家做中国教育出版集团的方案就是按两百万来评估的，那它一夜之间就可以做到了。恐惧是没有用的。问题是要看到自身的规模化、数字化和市场化，知道应该怎么去做、去应对。未来的竞争都是在这三块园地上。
数字出版：路漫漫其修远兮
出版广角：刚才谭总多次谈到数字化，数字化成为这两年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很多大型出版集团和一些硬件商合作做起了数字出版。相对于传统的纸质出版，您对于这种新的出版方式持怎样的态度？凤凰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考虑和准备？
谭跃：首先以美国为参考，从产业的角度来讲美国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考察美国的数字出版非常必要。美国有三大出版格局，教育、专业和大众。专业出版数字化占主体。第一，专业出版对象在数量上是小众的；第二，小众的“众”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他们的消费比较稳定；第三，这些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网络对他们来讲比较容易接受；第四，专业的内容本身更加深入网络的氛围，网络的本质就是内容随便化，好处是在海量中任意的按照我的需求把它综合起来。专业可以实现协调整合，通过数字化，你可以从《红楼梦》和《西游记》中各拿一个章节出来对比阅读。大众出版则相反，占据数字出版总量的5%左右。教育出版呢，举个例子，美国加州州长施瓦辛格计划推行电子教材，因为财政问题，没有继续下去。所以全美数字出版并没有全面推行。商业、层次、知识都比我们高的美国，数字出版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我们在数字出版方面当然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
另外分析下中国图书出版领域的消费人群。我们这一代人，再活三十年是没有问题的。三十年这批人的需要一定是图书而不是网络。到下一代呢，我孩子今年20岁，他说游戏、信息、动态、玩乐时选择网络，学习和思想方面还是选择图书。这样累积起来图书的需求就有五六十年。所以说数字出版在短期内不会大规模实现。
有专家说“观察社会上的很多趋势，大家都认为会来得很快，但实际上都来得很慢”，这正是对数字化最好的概括。我前段时间有过体验，一个数字化产品刚开始拿到手时觉得很炫，可一刻钟以后就没有感觉了，第一太硬，第二明显心里感觉不行，第三是重。从游戏的角度玩一玩还是可以的，但通过它获取知识，我觉得不真实。这从一个方面可以说明电子书只是一个中途站，还没有发展到顶，真正的数字化产品还没有出来。
出版广角：凤凰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考虑和准备？
谭跃：准备与否会影响出版集团未来的发展，想要占据这块的制高点，就必须有所举措。首先，我们准备在电子书报方面开展运作，电子书报的成败不在于企业而在于政府，政府采用了，就有广阔的市场。我认为电子书报必然会取代纸质书报，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第二则是教育资源化，就是将教育资源以网络数字化的形式呈现出来。现在的重点是和元太合作。元太的优势是电子游离技术。运用这种技术的电子纸和一般的电子屏幕有明显的差距，对眼睛不伤害，几乎接近纸的阅读效果，可以在阳光下阅读。
国有与民营联姻：纳百川者乃有容
出版广角：刚才您讲到和民营企业合作，合作之前，势必要对其进行评估，那凤凰出版集团是从哪几方面来进行评估的呢？合作之后，怎么去管理协调？
谭跃：相关的资产评估和评估议价都要做，但不是核心。并购是什么？说白了就是花钱买东西。那你是想买什么？几个要素，第一是人。这个人值不值得买？如果值得我可以考虑；第二是这个团队值不值得？如果这个人不突出，但是这个团队很优秀，还是可以考虑的；第三是他的机制；第四是他的未来。综合起来说，合作从理念上是我们干一件事情，在方式上有充分的自主权，在风险防止上我们建立机制。
出版广角：2010年参加安徽出版年会，大家都提到“走出去”的模式，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数字化一样，还是需要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您怎么看？
谭跃：第一不要着急，第二要积极。国人的普遍需求还没有形成，急也没有用；但是要有信心，积极面对，中国在世界上肯定有两个话语权是别人所不具备的，第一个是中国古代文化，第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中的本质不是中国社会主义，是世界现代化的一种模式，带有普遍性。最近南非向中国学习，第三世界的国家应该怎么走？中国就是榜样。中国应该总结经验，将其理论化学术化，这就是一个话语权。这两个话语权是潜在的。只要经济需求上去了，图书出版业就自然而然的“走出去”了。
出版广角：不着急但要积极，世界格局的嬗变在推动中国文化的国际化，这个过程漫长，但必定到来。谢谢谭总与我们分享了这许多精彩的理念，再次感谢接受我们的采访！
谭跃：谢谢你们！
（特约记者 朱璐 整理 付国乐）
谭跃先生在出版界，有着一系列耀眼的光环：一是 “双百亿出版旗舰”——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领军人的身份；二是 “新中国60年百名优秀出版人物”和“2009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的身份，他是新闻出版界首次获此殊荣者。
认识他的人都说，谭总从政府投身出版，头发白的速度触目惊心，为一份事业操多少心，永远只有当事人自己知晓。而当面对记者的提问，谭跃却笑谈自己更愿意说说与儿子的关系，二人更接近于兄长、朋友，他的老年规划是：现在工作送儿子出国深造，将来退了休，换成儿子工作送我出国学习。
有人说行动是思想的敌人，言下之意即思想也是行动的敌人。虽然老子、周易是这位企业家口中经常出现的词汇，但在谭跃身上，你看不到思想者的迟缓，也看不到行动者的功利，哲学思考和身体力行取得了高度一致。
凤凰出版集团在他的领导下，取得过许多不俗的成绩。在他提出的“文化产业战略投资者”的战略构想下，旗下凤凰置业借壳上市，凤凰新华IPO有序推进；同时，凤凰在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征途上遥遥领先：与法国阿歇特集团成立合资图书公司，兼并有影响力的民营出版公司，与山东出版集团、海南发行集团、陕西发行集团等的密切合作等，大刀阔斧的行动无不反照着掌舵人“敢为天下先”的胸怀和“海纳百川” 的气度。
通过这次近距离的对话，我们更深地领略到一个有梦想和百折不挠前行者的身姿，也更有理由对这位弄潮儿更多期许。
出版广角：谭总好，很高兴采访您，2010年，高等教育出版社作为引领者，组建了中国教育出版集团。此类中央级大型出版集团会不会对地方出版集团产生影响和冲击？
谭跃：你们好，回答这个问题，首先，从国家层面上看，以行政的方式进行整合来完成集团化和超大集团化，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这是一件好的事情。从地方层面来看，地方出版集团的主要方面是教育，其他的市场化成本比较高，不利于运作，因此客观上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出版广角：那地方出版集团应如何应对呢？
谭跃：年初听到这个消息后，凤凰出版集团就召集各部门做了一个研究报告，题目为“中国教育出版集团成立对凤凰的影响”。研究下来，我认为地方出版集团应该从三方面突围。第一，多元化。从“文化产业”或“内容生产产业”角度来看，我们已经有条件并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技术平台，可以将产业做得更大，而不局限于教育出版，我们可以出版其他类别的书籍甚至可以延伸到图书发行印刷领域。多元化的落脚点是规模化。在国家的层面上也是规模化，只不过采取的路径不同，国家注重专业化，在专业化的基础上规模化，地方则是在多专业基础上达到规模化；国家是通过政府整合来实现，而地方是通过市场来进行整合。
这就引出了我们的第二个应对方法，市场整合。中国的改革开放走了三十年，初期西方是不相信的，国人也持犹豫态度。这三十年走下来，是客观的，不管你相信不相信，事实已经摆到眼前。为什么三十年来走得这么好？我认为，除了政治、文化、社会这些因素外，主要的还是经济。经济上有三股力量推动其发展，分别为国有、民营和外资。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接下来应该怎么走？我们改革初期设计的是民进国退，结果是国进民退，现在大型企业都是国有企业。共产党必须有自己的经济基础，属于国家的重要资源必须以国有公司的形式控制下来。在此产生一个矛盾，国有企业缺少活力，但有大量的资源；民营企业有活力，但没有资源。于是我们可以把国有民营外资结合起来，优势互补，各取所长。商务印书馆的成功发展就体现了这一点。商务属于股份制，有国有、民营和外资。外资给它带来理念、设备和技术，国有带来了文化资源，民营滋生了人才活力。如果我们把中国这三十年所谓的混合经济移入到国有企业中来发展，用市场整合的方式来发展地方出版集团，我认为应该可以和中央级别的出版集团相抗衡。
第三，就是技术应对。大家都看到，数字化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未来发展方向，而它的启动本身标志着发展方式的转变。
概括起来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应对，就是规模化、市场化和数字化。
“走出去”：出版是中国的，
更是世界的
出版广角：文化领域的改革改制，出版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国家对出版这一领域的资助要少一些，出版应该算是一个弱势领域。一方面我们要提高文化产业投入，增强软实力，另一方面图书出版领域最终分配下来获得的更加少，对此您怎样看待？
谭跃：我觉得国家这种战略考虑是对的。图书“走出去”，它的影响很分散，不像电视那样单一直接。所以在电视方面花重资，出版人应该理解。但从“走出去”的角度看，和早几年相比，国外的需求特点有所改变，明显增长，但不普遍。这里有很大的区别，如果普遍需求也就形成了市场需求，“走出去”就由市场来托底，如果是明显增长，却不一定。所以说，现在图书之所以“走出去”非常难，并不一定是我们工作没做好，当然我们工作需要提高，但最主要的还是国外对中国的需求并不是特别大。
不过，这一天始终是会来到的，从世界文化交流史来看，谁经济强谁就有影响力。中国的经济总量是强大的，但人均还排在后面。等到真正强大了，西方就会了解你。那个时候中国图书出版的世界化就会在商务需求的基础上得以实现。反过来，我们引进了大量的书，其实真正的好书并不是很多，只是因为国人需要。
虽然“走出去”现在还没有普遍需求，但该做的工作我们还是要做好，这样才不至于到未来有了普遍需求的时候手忙脚乱。这个方面我们是这样想的，除了坚持做好成品书版权的传统做法外，还要争取在国外设立实体基地。这个基地的建立，目的不在赚钱，不过经济上也得相对平衡，主要还是培养一支队伍。留待三五年以后，让这支队伍去爆发。我相信一个基本的道理，坐在纽约和坐在南宁来考虑出版问题，思路肯定是不一样的。驻扎在当地的人对当地人服务的方法肯定是不一样的，对我们集团来说，需要这样的一批人。
出版广角：您刚才谈到在国外设立基地，旨在培养一支队伍，让我们想到了凤凰和法国阿歇特的合作。合作中，对出版职业经理人的需求怎么样？
谭跃：现在最突出的问题是职业经理人难找。这种国际合作，双方的心理、思维和文化观念都不尽相同，需要一段时间去磨合。我们需要有中西文化背景的职业经理人，这样在管理决策过程中会考虑得更全面些。
出版广角：您认为国内有真正意义上的出版职业经理人吗？您怎么样认知这样的一种角色？
谭跃：国内有真正意义上的出版职业经理人。我们做过几个案例，现在刚好可以回过头来对这些人做一个归纳：第一，对出版自身的规律一定要把握；第二，对选题一定要高度敏感；第三，对出版流程要必须娴熟。有时候运作决定成败，一方面当然得有战略，但有了战略以后没有运作也不行，所以对流程必须熟悉。更重要的是要有“文化性”，出版本质不是经济，不是搞经济工作，虽然市场化，但是出版的社会定位是文化建设，只是用市场的方式来运作。出版业职业经理人与其他行业职业经理人不同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文化性。
经济利益VS文化使命，孰轻孰重？
出版广角：图书出版领域转企改制，您认为怎么转才能够稳妥的过渡？
谭跃：我觉得凡事都不能只抓某一个方面，要综合地看。我所指的综合是科学发展观，几个要素都要抓住，统筹兼顾。具体到你这个问题，如果某企业从事业变成企业，第一个要思考的是它的发展方向，这是战略问题。第二个是制度问题。有些单位转企以后制度并没有到位，企业制度有传统制度和现代制度。所谓的现代企业制度非常复杂，在某些方面和传统企业制度有所不同。现代企业制度继续往上升，升到机制上，核心的就是分配制度。对企业来讲，分配制度做好，企业就会有活力；反之，企业就会枯萎乃至倒闭。第三个是现代技术。如果跟不上现代技术，这个企业就没有竞争力。最后一个是资本。目前中国出版业有三种竞争，资本竞争、制度竞争和技术竞争。资本竞争的本质是人才，制度竞争是分配制度，技术竞争则是数字化。
你说的问题我觉得也是怎样做好股份制的问题。做股份制的过程中，控股权应该在国有，和民营的比例应为51比49。首先我们做股份制的前提是把国有搞大不是搞小，是搞强不是搞弱，国有必须控股，政策上也不允许民营控股。然后我们是希望民营比例要占得大，比例小了就没动力。凤凰出版集团只要合股，我都坚持51比49，我略比你高一点，这样给民营一个空间。
我们放弃经济利益的前提，凡是我们合作的共识，是要做一件比较长远的文化事情，而不是一年两年三年，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放弃，再好的民营企业我们也放弃。2010年9月我们集团九周年的一个座谈会，题目就叫“招商引资”。我们行业的特点是引人才，是创业，不是融资，凤凰不需要资金，落脚点是“共商大业”。不是我指导你，而是我们携手谋划一件事情，把这事情做好。这是我刚才强调的文化使命感，是非常重要的。做好一个企业首先要认识到这个企业的使命是什么，使命是区别于其他企业的东西。出版领域应该具备文化性，出版者更应该坚守文化使命。我相信我们坚持这样做，真正在出版界的民营文化经营会更活跃。
出版广角：业内人都知道，凤凰取得了资产和销售收入“双百亿”的成绩。一方面是你们努力做到了这一点，另外一方面会不会有了这个桂冠之后压力特别大？
谭跃：有压力！年初我就在工作报告中讲“争前不恐后”，过去讲争前恐后，现在说不要恐后，大与小不能反应本质。反过来反思下自己，大不代表什么都好，大不代表强，问题是你有没有办法持续保持增长。国家做中国教育出版集团的方案就是按两百万来评估的，那它一夜之间就可以做到了。恐惧是没有用的。问题是要看到自身的规模化、数字化和市场化，知道应该怎么去做、去应对。未来的竞争都是在这三块园地上。
数字出版：路漫漫其修远兮
出版广角：刚才谭总多次谈到数字化，数字化成为这两年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很多大型出版集团和一些硬件商合作做起了数字出版。相对于传统的纸质出版，您对于这种新的出版方式持怎样的态度？凤凰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考虑和准备？
谭跃：首先以美国为参考，从产业的角度来讲美国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考察美国的数字出版非常必要。美国有三大出版格局，教育、专业和大众。专业出版数字化占主体。第一，专业出版对象在数量上是小众的；第二，小众的“众”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他们的消费比较稳定；第三，这些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网络对他们来讲比较容易接受；第四，专业的内容本身更加深入网络的氛围，网络的本质就是内容随便化，好处是在海量中任意的按照我的需求把它综合起来。专业可以实现协调整合，通过数字化，你可以从《红楼梦》和《西游记》中各拿一个章节出来对比阅读。大众出版则相反，占据数字出版总量的5%左右。教育出版呢，举个例子，美国加州州长施瓦辛格计划推行电子教材，因为财政问题，没有继续下去。所以全美数字出版并没有全面推行。商业、层次、知识都比我们高的美国，数字出版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我们在数字出版方面当然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
另外分析下中国图书出版领域的消费人群。我们这一代人，再活三十年是没有问题的。三十年这批人的需要一定是图书而不是网络。到下一代呢，我孩子今年20岁，他说游戏、信息、动态、玩乐时选择网络，学习和思想方面还是选择图书。这样累积起来图书的需求就有五六十年。所以说数字出版在短期内不会大规模实现。
有专家说“观察社会上的很多趋势，大家都认为会来得很快，但实际上都来得很慢”，这正是对数字化最好的概括。我前段时间有过体验，一个数字化产品刚开始拿到手时觉得很炫，可一刻钟以后就没有感觉了，第一太硬，第二明显心里感觉不行，第三是重。从游戏的角度玩一玩还是可以的，但通过它获取知识，我觉得不真实。这从一个方面可以说明电子书只是一个中途站，还没有发展到顶，真正的数字化产品还没有出来。
出版广角：凤凰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考虑和准备？
谭跃：准备与否会影响出版集团未来的发展，想要占据这块的制高点，就必须有所举措。首先，我们准备在电子书报方面开展运作，电子书报的成败不在于企业而在于政府，政府采用了，就有广阔的市场。我认为电子书报必然会取代纸质书报，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第二则是教育资源化，就是将教育资源以网络数字化的形式呈现出来。现在的重点是和元太合作。元太的优势是电子游离技术。运用这种技术的电子纸和一般的电子屏幕有明显的差距，对眼睛不伤害，几乎接近纸的阅读效果，可以在阳光下阅读。
国有与民营联姻：纳百川者乃有容
出版广角：刚才您讲到和民营企业合作，合作之前，势必要对其进行评估，那凤凰出版集团是从哪几方面来进行评估的呢？合作之后，怎么去管理协调？
谭跃：相关的资产评估和评估议价都要做，但不是核心。并购是什么？说白了就是花钱买东西。那你是想买什么？几个要素，第一是人。这个人值不值得买？如果值得我可以考虑；第二是这个团队值不值得？如果这个人不突出，但是这个团队很优秀，还是可以考虑的；第三是他的机制；第四是他的未来。综合起来说，合作从理念上是我们干一件事情，在方式上有充分的自主权，在风险防止上我们建立机制。
出版广角：2010年参加安徽出版年会，大家都提到“走出去”的模式，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数字化一样，还是需要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您怎么看？
谭跃：第一不要着急，第二要积极。国人的普遍需求还没有形成，急也没有用；但是要有信心，积极面对，中国在世界上肯定有两个话语权是别人所不具备的，第一个是中国古代文化，第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中的本质不是中国社会主义，是世界现代化的一种模式，带有普遍性。最近南非向中国学习，第三世界的国家应该怎么走？中国就是榜样。中国应该总结经验，将其理论化学术化，这就是一个话语权。这两个话语权是潜在的。只要经济需求上去了，图书出版业就自然而然的“走出去”了。
出版广角：不着急但要积极，世界格局的嬗变在推动中国文化的国际化，这个过程漫长，但必定到来。谢谢谭总与我们分享了这许多精彩的理念，再次感谢接受我们的采访！
谭跃：谢谢你们！
（特约记者 朱璐 整理 付国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