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孔孟之道）为核心，特别注重人生境界问题。道家、佛教同样倡导各自所理想的人生境界。相比而言，儒家入世、乐观；道家遁世、达观；佛教出世、悲观，但中国佛教，以禅宗为代表，却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了儒道的精神。
　　在人生境界上，孔子认为，“中庸”是最高境界：“过犹不及。”“无可无不可。”其次是“狂狷”：“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最次是“乡愿”：“乡愿，德之贼也。”对于孔子来说，为人中正，处世权变是最为高明的；无论积极有为，或者消极无为，均可接受；只有随大溜之类老好人不能认同。孟子提出了人生的这样几个境界：“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
　　道家所追求的境界似乎比儒家更高远。庄子编了一段孔子与颜渊的对话：“颜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仁义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忘礼乐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这就是道家以自然无为来反对儒家仁义礼乐的思想。坐忘就是达到了自然无为的最高境界。
　　惠能一字不识，礼拜禅宗五祖弘忍，成为门下弟子。弘忍命弟子作偈，凡悟大意者，传授衣法，以为六代。大弟子神秀作偈云：“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而小伙计惠能则作偈云：“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结果，不是神秀，而是惠能成为弘忍衣钵传人（六祖）。禅宗继承庄子、玄学，倡导世界和人生的审美化，艺术化，这就叫做“庄禅境界”。禅宗有三境界，第一境是“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这是寻找本体而不得的情况；第二境是“空山无人，水流花开”，这是已破法执我执，似已悟道而实未的情况；第三境是“万古长空，一朝风月”。这也就是最高境界：“瞬刻中见永恒、刹那间见终古”。
　　近代以来，王国维的境界说、冯友兰的境界说，依然折射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格理想。
　　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提出了著名的三境界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当作‘蓦然回首’），那人正（当作‘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在《贞元六书》之《新原人》中，冯友兰提出了著名的四境界说：“就大同方面看，人所可能有底境界，可以分为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自然境界的特征是：在此种境界中底人，其行为是顺才或顺习。此所谓顺才，其意义即是普通所谓率性。……所谓顺习之习，可以是一个人的个人习惯，亦可以是一社会的习俗。”“功利境界的特征是：在此种境界中底人，其行为是‘为利’底。所谓‘为利’，是为他自己的利。”“道德境界的特征是：在此种境界中底人，其行为是‘行义’底。义与利是相反亦是相成底。求自己的利底行为，是为利底行为；求社会的利底行为，是行义底行为。”“天地境界的特征是：在此种境界中底人，其行为是‘事天’底。在此种境界中底人，了解于社会的全之外，还有宇宙的全，人必于知有宇宙的全时，始能使其所得于人之所以为人者尽量发展，始能尽性。”
　　王国维的“境界”是说做事，冯友兰的“境界”是说做人，待人接物、为人处世，均有境界高下。境界有高下之分，达到某一境界有难易之别。因此，较低境界是绝大多数人可以达到的，而最高境界则只有极少数、极个别人才能达到。这就叫做“曲高和寡”：“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有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
　　（选自《青春就是真理：生命走出晦暗之境敞开自身》。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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