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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州窑的发现在中国青瓷发展史上无疑是一个不小的事件，而对它的考证证实了“洪州瓷褐”的史料记载，使人清楚地了解了它的出现和消亡，也让人看见了中国陶瓷史上那颗曾经璀璨过的星。
洪州窑在历史中并不为人所熟知，与定窑、汝窑、官窑、哥窑之类的名窑相比，更是令人感觉陌生。提到洪州窑，就不得不说起唐代陆羽所写的《茶经》，《茶经》所述：“越州瓷，岳州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其可以证实洪州窑的存在，只是陆羽以观茶汤为标准，是对瓷器的偏见。陆羽留下了洪州窑的信息却没有告诉后人它在哪里。
古代，江西曾称豫章，隋开皇九年改豫章郡为洪州，辖豫章、丰城、建昌、建城四县，古代人习惯以所在州来命名窑场，故名洪州窑。洪州窑窑场主要分布于今江西丰城境内。1977年，人们首先在江西省丰城市曲江镇发现洪州窑，1979年9-11月，江西考古队与丰城考古人员对洪州窑址进行了第一次试掘。此后，在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的指导下，1992年9月至1996年1月，以及2002年夏秋，考古人员进行了三次考古调查发掘，总揭示面积568平方米，开探方27个，清理出龙窑7座，出土的青瓷和窑具共11983件。据考证，其中两座窑址一座为西晋时期，一座为东汉末期，距今1800多年，窑体保存依然完整，是同时期中所未见的。从东汉晚期开始，经三国、两晋、隋、唐和五代，洪州窑有八百年的烧造历史，可以确认的是，江西丰城应该是早期青瓷的烧造地，在江西制瓷史上，应是先有洪州窑，再有景德镇，比瓷都景德镇的形成还要早上一千多年。洪州窑遗址的发现为研究唐代名窑的烧造历史、烧造工艺，尤其是进一步探讨匣钵装烧、玲珑瓷和芒口瓷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过去认为，玲珑瓷始烧于“明隆庆，万历时期”，而洪州窑出土了隋代玲珑瓷，堪为中国陶瓷史上罕见的一例，曾也认为芒口瓷产生于“上承晚唐，下启北宋”的河北五代定窑，而洪州窑在南朝时期就出现“对口扣烧”的芒口瓷，至少有1500年的历史。
东汉晚期至三国时期，是洪州窑发展的初期，但这一时期洪州窑已经可以烧造出精美的青釉瓷器，洪州窑出土的青瓷分青绿釉和黄褐釉两种，1992年12月，发掘了一件有刻字的陶器，为东汉晚期承托大件器物所用。这个时期的器具还是以实用的生活用具为主，如瓮、罐、釜、盆和双唇罐等。从这里起，烧制技术就由原始的陶器转变为了原始的青瓷。
三国时期到隋代，是洪州窑发展兴盛的时期，其在生产规模、造型和方式上都产生了变化，装饰上出现了褐釉点彩的手法。
从东晋起，洪州窑青瓷的胎质就发生了变化，变得更加紧致坚实，釉的颜色也从青黄、青褐色发展到了青中泛白的颜色。器物的品种也越来越丰富，开始出现盘口壶、鸡首壶等，并且许多器物取代了大量的金银器皿。东晋开始北方战乱频繁，大量人口向南迁移，这就为下一个时期的发展做好了铺垫。
南北朝是洪州窑大繁荣时期，此时南方相对稳定，人口增长自然就导致经济繁荣，此时的洪州窑不管是在窑址、产品和工艺上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期出现的冰裂纹由于釉层厚，釉又带有玻璃质，俗称“厚玻璃质”，釉汁金黄莹澈，聚釉处有玻璃质感，并开有蝉翅般的细小纹片，常见于一些瓶、罐等日用器皿上。在与胎质结合时，其时常会产生变幻莫测的冰裂纹，开片呈鱼鳞状由内往外拱起。这种纹路自然形成，古色古香，纹饰以莲瓣纹为主，莲花是佛教圣花，从此中不难看出工匠对宗教信仰的虔诚。
隋唐时期，经济发展空前繁荣，社会也更加稳定，百姓安居乐业，对外贸易也逐渐兴起，洪州窑兴于盛唐，是当时的六大青瓷名窑之一，另外五座名窑分别是岳州窑、鼎州窑、婺州窑、岳州窑、寿州窑。与它们不同的是，洪州窑的匠人早早就掌握了点彩装饰方法、使用火照、芒口瓷和镂花玲珑瓷烧制方法、匣钵装烧方法、分段烧成技术、使用化妆土等工艺，这样的技术也让洪州窑青瓷的品质得到了大大的提升。另外，洪州窑的青瓷器造型多变、图案精美，甚至采取雕花、刻花、镂空的工艺，让洪州窑青瓷成为一件件有艺术价值的工艺品。《唐书·韦坚传》记载：“唐玄宗天宝二年，陕郡太守、水陆运使韦坚，引河水到长安‘望春楼’下，凿为‘广运潭’，玄宗诏群臣同登楼临观，韦坚率江淮并汴洛漕船三百艘，漕船各署郡名，满载各郡轻货，豫章郡洪州船载‘力士瓷、饮器、茗铛、釜’，船首尾相衔进，数十里不絕。京城观者骇异。”这里说的就是洪州窑瓷器送入长安的景象，而其中名瓷独举豫章，也就是洪州，由此可见，洪州窑的瓷器早已到达贡品的级别并且在当时已经驰名全国。
就地取材资源总有消耗殆尽的一天，晚唐至五代，洪州窑罗湖中心窑场已经历经了几百年的经营，瓷土资源已近枯竭，窑场也慢慢地走向了衰落，最终被尘土覆盖，已不见了当年的光辉。
洪州窑虽然已经没落，但经过30多年的考古和调查，人们已经发现从东汉至晚唐不同时代的窑址共32处，它们是因袭相沿、承前启后、紧密相连的一个窑系。碗泥岭窑址是目前唯一的活口窑，它保存了洪州窑完整的制陶工艺、制陶作坊和柴烧龙窑，工艺极为原始，可以追溯古代先民穴地而居、焙土而陶的远古时代，属于洪州窑晚期延续窑址。这些工艺的保留和传承为以后研究洪州窑提供了切实可寻的依据，也许是洪州窑的基因尚存，也许是对传统历史文化的情怀，很多当代洪州人有的为生计、有的为梦想，陆续迁居瓷都景德镇，他们继续挖掘、创新、弘扬洪州窑文化遗产，将绘画与造型完美结合，做到工艺与美术并重。这一时期涌现出青花大王王步、镂雕大师徐顺元、瓷雕大师曾龙昇以及众多国家级和省级工艺美术大师。
为了弘扬洪州窑文化，当地政府也兴建了洪州窑博物馆，举办了全国性的洪州窑学术研讨会，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和洪州窑的文化优势，创建了精品陶瓷产业基地。这些有目的、有方法的手段或许能重新点燃洪州窑沉寂了千年的窑火，再次为中国陶瓷的发展创造更多令人瞩目的成绩。
（西安美术学院）
洪州窑在历史中并不为人所熟知，与定窑、汝窑、官窑、哥窑之类的名窑相比，更是令人感觉陌生。提到洪州窑，就不得不说起唐代陆羽所写的《茶经》，《茶经》所述：“越州瓷，岳州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其可以证实洪州窑的存在，只是陆羽以观茶汤为标准，是对瓷器的偏见。陆羽留下了洪州窑的信息却没有告诉后人它在哪里。
古代，江西曾称豫章，隋开皇九年改豫章郡为洪州，辖豫章、丰城、建昌、建城四县，古代人习惯以所在州来命名窑场，故名洪州窑。洪州窑窑场主要分布于今江西丰城境内。1977年，人们首先在江西省丰城市曲江镇发现洪州窑，1979年9-11月，江西考古队与丰城考古人员对洪州窑址进行了第一次试掘。此后，在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的指导下，1992年9月至1996年1月，以及2002年夏秋，考古人员进行了三次考古调查发掘，总揭示面积568平方米，开探方27个，清理出龙窑7座，出土的青瓷和窑具共11983件。据考证，其中两座窑址一座为西晋时期，一座为东汉末期，距今1800多年，窑体保存依然完整，是同时期中所未见的。从东汉晚期开始，经三国、两晋、隋、唐和五代，洪州窑有八百年的烧造历史，可以确认的是，江西丰城应该是早期青瓷的烧造地，在江西制瓷史上，应是先有洪州窑，再有景德镇，比瓷都景德镇的形成还要早上一千多年。洪州窑遗址的发现为研究唐代名窑的烧造历史、烧造工艺，尤其是进一步探讨匣钵装烧、玲珑瓷和芒口瓷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过去认为，玲珑瓷始烧于“明隆庆，万历时期”，而洪州窑出土了隋代玲珑瓷，堪为中国陶瓷史上罕见的一例，曾也认为芒口瓷产生于“上承晚唐，下启北宋”的河北五代定窑，而洪州窑在南朝时期就出现“对口扣烧”的芒口瓷，至少有1500年的历史。
东汉晚期至三国时期，是洪州窑发展的初期，但这一时期洪州窑已经可以烧造出精美的青釉瓷器，洪州窑出土的青瓷分青绿釉和黄褐釉两种，1992年12月，发掘了一件有刻字的陶器，为东汉晚期承托大件器物所用。这个时期的器具还是以实用的生活用具为主，如瓮、罐、釜、盆和双唇罐等。从这里起，烧制技术就由原始的陶器转变为了原始的青瓷。
三国时期到隋代，是洪州窑发展兴盛的时期，其在生产规模、造型和方式上都产生了变化，装饰上出现了褐釉点彩的手法。
从东晋起，洪州窑青瓷的胎质就发生了变化，变得更加紧致坚实，釉的颜色也从青黄、青褐色发展到了青中泛白的颜色。器物的品种也越来越丰富，开始出现盘口壶、鸡首壶等，并且许多器物取代了大量的金银器皿。东晋开始北方战乱频繁，大量人口向南迁移，这就为下一个时期的发展做好了铺垫。
南北朝是洪州窑大繁荣时期，此时南方相对稳定，人口增长自然就导致经济繁荣，此时的洪州窑不管是在窑址、产品和工艺上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期出现的冰裂纹由于釉层厚，釉又带有玻璃质，俗称“厚玻璃质”，釉汁金黄莹澈，聚釉处有玻璃质感，并开有蝉翅般的细小纹片，常见于一些瓶、罐等日用器皿上。在与胎质结合时，其时常会产生变幻莫测的冰裂纹，开片呈鱼鳞状由内往外拱起。这种纹路自然形成，古色古香，纹饰以莲瓣纹为主，莲花是佛教圣花，从此中不难看出工匠对宗教信仰的虔诚。
隋唐时期，经济发展空前繁荣，社会也更加稳定，百姓安居乐业，对外贸易也逐渐兴起，洪州窑兴于盛唐，是当时的六大青瓷名窑之一，另外五座名窑分别是岳州窑、鼎州窑、婺州窑、岳州窑、寿州窑。与它们不同的是，洪州窑的匠人早早就掌握了点彩装饰方法、使用火照、芒口瓷和镂花玲珑瓷烧制方法、匣钵装烧方法、分段烧成技术、使用化妆土等工艺，这样的技术也让洪州窑青瓷的品质得到了大大的提升。另外，洪州窑的青瓷器造型多变、图案精美，甚至采取雕花、刻花、镂空的工艺，让洪州窑青瓷成为一件件有艺术价值的工艺品。《唐书·韦坚传》记载：“唐玄宗天宝二年，陕郡太守、水陆运使韦坚，引河水到长安‘望春楼’下，凿为‘广运潭’，玄宗诏群臣同登楼临观，韦坚率江淮并汴洛漕船三百艘，漕船各署郡名，满载各郡轻货，豫章郡洪州船载‘力士瓷、饮器、茗铛、釜’，船首尾相衔进，数十里不絕。京城观者骇异。”这里说的就是洪州窑瓷器送入长安的景象，而其中名瓷独举豫章，也就是洪州，由此可见，洪州窑的瓷器早已到达贡品的级别并且在当时已经驰名全国。
就地取材资源总有消耗殆尽的一天，晚唐至五代，洪州窑罗湖中心窑场已经历经了几百年的经营，瓷土资源已近枯竭，窑场也慢慢地走向了衰落，最终被尘土覆盖，已不见了当年的光辉。
洪州窑虽然已经没落，但经过30多年的考古和调查，人们已经发现从东汉至晚唐不同时代的窑址共32处，它们是因袭相沿、承前启后、紧密相连的一个窑系。碗泥岭窑址是目前唯一的活口窑，它保存了洪州窑完整的制陶工艺、制陶作坊和柴烧龙窑，工艺极为原始，可以追溯古代先民穴地而居、焙土而陶的远古时代，属于洪州窑晚期延续窑址。这些工艺的保留和传承为以后研究洪州窑提供了切实可寻的依据，也许是洪州窑的基因尚存，也许是对传统历史文化的情怀，很多当代洪州人有的为生计、有的为梦想，陆续迁居瓷都景德镇，他们继续挖掘、创新、弘扬洪州窑文化遗产，将绘画与造型完美结合，做到工艺与美术并重。这一时期涌现出青花大王王步、镂雕大师徐顺元、瓷雕大师曾龙昇以及众多国家级和省级工艺美术大师。
为了弘扬洪州窑文化，当地政府也兴建了洪州窑博物馆，举办了全国性的洪州窑学术研讨会，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和洪州窑的文化优势，创建了精品陶瓷产业基地。这些有目的、有方法的手段或许能重新点燃洪州窑沉寂了千年的窑火，再次为中国陶瓷的发展创造更多令人瞩目的成绩。
（西安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