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梁济先生的一生贯穿中国历史近现代之交、清末民初的动乱岁月，虽其本人并非经天纬地之才，名声影响也远不及其次子梁漱溟。然而，细究梁济先生的家世生平、好恶取舍及立身之道，却是一个深受儒家文化教化而自律甚严、非常有个性的仁人君子。
梁家本是元朝宗室后裔，祖先与元朝皇帝同宗，姓“也先帖木耳”，蒙古族。元朝在中原地区覆灭，末代皇帝顺帝带着皇室及近支亲属逃回北方（即今蒙古）。梁家祖先未走，留在河南汝阳，今在河南洛阳市境内。此地属于战国时魏国的都城，古称大梁。梁家祖先以地为姓，改蒙古族的“也先帖木耳”为汉姓“梁”。自此至第十九代梁垕，由河南迁徙至广西桂林居住。梁垕的儿子即梁济的祖父梁宝书，应乡试中举人后，又进京会试中进士，历任直隶、正定等地知县和遵化知州。此后，全家居住在北京，未再回桂林。
梁济的父亲梁承光，在北京即顺天府应乡试中举人，后在山西离石县（当时叫永宁州）做官。梁承光不仅是学者、诗人，也是優秀的骑手和统兵将领。但他的生命像彗星一样短暂而夺目，三十六岁时在山西防堵捻军的军旅中，“瘁力极勤而死”。
梁济先生于1858年11月15日（农历十月十日）生于北京，父亲梁承光外放山西为官、剿捻时，和家人一起随父亲在山西任所居住。梁承光去世时，梁济仅八岁。由于祖父梁宝书为官清廉，去世时不仅没有积攒下家业，还欠有外债。梁承光的官俸不仅要养家糊口，还要为父亲梁宝书还债，至三十六岁身故，债尤未清。梁承光的早逝，使得梁家顿时陷入困境。
梁承光的妻妾带着梁家的继承人和未来的唯一希望、年仅八岁的梁济从山西回到北京，无力置办房产，借了几间姻亲的房子居住。梁承光的岳父乃是会试中进士后为官，妻子从小读书，才可赋诗作文，于是开蒙馆教授几个学生，聊以度日。到了梁济老年，还念念不忘幼时居住在拥挤的房子里，嫡母在家中设蒙馆课徒，生母靠洗衣赚取微薄的收入，过着省吃俭用的拮据生活。
梁济不是一个天资很高的人，虽家道落魄，仍不失为书香门第，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嫡母以严格的儒家学说教导和砥砺梁济。梁济十九岁时，已在“义学”中教书，但直到1885年才取得举人的功名。又过了十三年，直到1898年，才得到一个内阁中书的官职。此前，为了生计，梁济当过私塾先生、贵族的家庭教师和在京官员的私人幕僚。梁家一直生活清苦，梁济二十多岁的时候，有官宦之家愿意把女儿许配给他。梁济担心娶一个不能过苦日子的媳妇难办，竟至拖延了数年才成婚。至1898年，梁济已经有了四个子女，其中包括生于1893年的次子梁漱溟。
梁济在内阁任职至1906年，得以出任管理外城巡警总厅的外城教养局的总办委员。这是梁济自己认为一生最有意义的工作。据《清史稿·忠义·梁济传》记载：“梁以总局处罪人，而收贫民于分局。更立小学，课幼儿，俾分科习艺，设专所售之，费省而事集。”他在《留属袁、冯、林、周、彭五兄弟》里有夹行细注，说自己“在教养局以撙出余财三百金，不以入己，而盖小房六间。总厅不肯上达，故堂官不知”。
1908年，梁济的嫡母病故，遂辞官守制。1911年，梁济复职，见官场腐败，“慨然欲挂冠去”，乃写奏章分别就君德、民德、官德三方面陈述自己的规劝性意见。翌年，前两部写完，官德部分尚未动笔，武昌起义成功，清王朝终结。梁济抱着希望国家能够逐步好起来的心愿，在民政部任职。但不久他便感到失望，在其给内务总长赵秉钧的信中说：“但为一官，则待遇与百姓判若天渊，而民国以民为主体之义，则相率而忘之。革命以后之气象，与革命以前毫无殊异，且更黑暗加甚;此济所以心有不宁。”1913年5月，梁济写信给赵秉钧，希望派他重回教养局。由于赵秉钧牵涉宋教仁遇刺案，此事未果。此后，梁济未再担任公职。
1917年，北京上演“张勋复辟”闹剧，梁济对现实痛心疾首。在留下《敬告世人书》、《留示儿女书》等遗书后，1918年11月10日，梁济自沉于北京净业湖（积水潭）。此时，梁济家人正准备梁济11月13日（农历十月初十）的六十大寿。11月7日，梁济告诉家人他去好友彭翼仲（名诒孙）家借住几天，生日那天回来。临出门时，梁济看到报纸上一条国际新闻，乃自言自语道：“世界还会好吗？”次子梁漱溟接话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天往好里去的。”梁济长叹一声：“能好就好啊。”此番对话令梁漱溟终生不忘。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的士大夫和晚清朝廷大致认识到在坚船利炮等器物、技术方面，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存在很大差距。这时意识形态的主要争论在少数主张学习西方科技经济和外交的“洋务派”和大多数昏庸保守的官僚之间展开。此时，著名学者和官员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寰志略》已经刊行，一些急于了解西方的读书人大多读过这两本书。
“洋务派”官员中，中国第一个出使西洋、作为英法公使的郭嵩焘的见深识远，却不为多数人所接受。李鸿章等大员虽然承认西方的技术进步，但因认识不足，又碍于庸朽的晚清朝廷的“脸面”，坚持认为中国的文物制度仍是世界上最优的。只有郭嵩焘大胆直言，认为西方不仅技术先进、器物超群，而且文物制度也远超中国之上。郭嵩焘在他已经制版准备印刷，而因受到官方和社会极力抨击而毁版不印的《使西纪程》中写道：“计英国之强……推原其立国之本，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Parliament，即议会）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义，设买阿尔（Mayor，即市长）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能辨此者鲜矣。”
此时，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梁济坚定地支持“洋务派”的思想观点，鄙视保守派的盲目愚昧，对来自西方的技术和社会思想深表欢迎，甚至为洋务派所不及。到1883年，梁济经过痛苦而深入的思考得出结论：中国的经典不能回答西方的侵略所产生的新问题。这对于自小接受经史子集传统教育、为儒学所深刻熏陶的梁济而言，并非易事。梁济清楚地意识到他的这种思想意识和对西学的态度，将会受到某种社会的和政治的惩罚，但是，以郭嵩焘为楷模的梁济置个人毁誉于度外。他在日记中写道：“洋务西学新出各书深切时事断不可以不看。盖天下无久而不变之局，我只求实事，不能避世人讥讪也。” “只求实事”反映出梁济恶虚崇实的个性特征。梁济认为：中国之积弱，全为读书人专务虚文，与事实隔得太远所致。值此社会大变局之时，自觉担当社会责任的梁济，断不会坐而论道或坐视旁观。
梁济关注的主要是来自上层的改革，如积极支持康、梁变法等。此时他认识到不教育和动员普通群众和改造国民，国家的兴旺没有可能。1902年，他支持好友彭翼仲创办了《京话日报》。这是中国报业史上第一家以促进普通群众的觉醒和社会改革为目的报纸。为了获得广泛的读者，他们采取了一个革命性的步骤，报纸刊文不用当时风行的文言，而用通俗语言，即白话。这一举动如此大胆，以致北京的读者都称它为“洋报”。
《京话日报》在当时整个北方，甚至遥远的山西、甘肃和山东都有人订阅传播。报纸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力，使其成功地在京师鼓动起了几次民众的民族主义运动，如庚子赔款捐款的运动和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借助报纸发行的声威，梁济和彭翼仲还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儿童启蒙画报。画报致力于传播科普知识、时事和外国文化。这份画报第一次把所谓的“赛先生”介绍给了北京人。
由于民智未开，加之主办者缺乏经营的技巧和经验，报纸的发行不赚钱还要亏蚀。此时，梁家的家境并不富裕，经常入不敷出。1908年，因为嫡母过世，梁济辞官守制，家用更是捉襟见肘。但是，梁济急公好义，为办报所出之资，本没有指望回本或是赚钱。他之所以这样做，一是由于他和彭翼仲的好友关系，二是他认为这是仁人君子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1906年，由于《京话日报》的言论引起西太后的不快而被查禁。次年，彭又创办了另一份报纸《京话报》。不久，《京话报》又因披露袁世凯在北洋营务处秘密毒杀党人的事而激怒袁世凯，报馆再次被封，彭翼仲被流放到新疆荒凉地区。在这两次事件中，梁济都不顾株连的危险，极力帮助了自己的朋友。
梁济积极支持新学和社会变革的价值观和诉求，也体现在他对孩子教育的选择上。次子梁漱溟六岁时在家塾开蒙念书，但不是死背“四书五经”、之乎者也，梁济拿出一本名叫《地球韵言》的世界历史和地理的入门书，指定家塾先生作为教材。1899年，当北京第一所中西小学堂开办后，梁济便送梁漱溟入校读书。在这里，时年七岁的梁漱溟学的不是中国的传统文选，而是查阅英语识字课本，学习ABC等英语课文。1903年，当京师译学馆第一次招生时，梁济就将年长次子六岁的长子梁焕鼐送去念书。三年后，他又让梁焕鼐去了日本东京，学习传统的士大夫最瞧不起的商业。他还把两个失去父母的表甥也送到了译学馆就读，后来又要他们去英国攻读法学学位。梁济不仅让他的两个女儿上了学，而且上的都是新式学堂。
对朋友办报的支持，体现了梁济的道德担当和牺牲精神;对孩子教育的选择，则体现了梁济对未来社会和子女前途的期望。这都表达了梁济积极支持国家和社会变革和堪称激进的思想意识和社会改革诉求。
梁家后代子孙留居中原王朝治下，近代以来累世读书取得功名并在朝廷为官，不仅深受儒学文化教化，而且因为不断与汉族联姻，血脉也逐渐汉化。秉性笃实的梁济，忠君爱国的思想深入血液，虽然理智上认定传统文化已经难以救国，但感情上仍然深刻认同清室，骨子里自觉地去做一个没落王朝的忠臣。
梁济自觉维护传统道德的表现，首先表现为对传统礼制的自觉遵守。1908年，梁济因嫡母病故而辞官守制。此时梁济当时急需用钱，辞官立即断了官俸，守制三年的习俗也早已过时，很少有人遵守，但梁济还是自觉遵守旧规。
其次，梁济虽然深知旧的时代覆水难收，朝廷昏聩无可救药，但他从感情上仍然不忍朝廷颜面扫地，既希望去除旧制的弊端，社会改革向前，也希望道统得以维系。由于清廷是以和平方式向民国转移权力，虽是迫不得已，但避免了刀兵战火生灵涂炭。然而，清朝覆亡，民国依旧腐败，社会风气江河日下，道德沦丧民不聊生。这使梁济内心非常痛苦。
在梁济这样的心境和情绪之下，1917年，北京发生了“张勋复辟”事件，张勋带“辫子军”入京。梁济虽然不曾显赫，当时更是一介书生，人微言轻，但还是忍不住向张勋写长信，劝张“勿为复辟迂谋”，并希望张发挥作用使清室“禅让之心大明，共和之美渐能实现”。后来再劝张写两信进言：“行虚君共和，勿昧循旧制。”看到阻止不住，再劝不要恢复一姓制度、打出龙旗、封王封爵。
但是，梁济劝张勋不要干的事，张都一件件干了。段祺瑞、梁子超率领一师北洋军在马厂誓师讨逆，复辟的闹剧六天就完蛋了。复辟失败，梁又去信劝张勋“死节”，而张选择的投降条件只有一个，就是活命。
梁济不反对清朝逊位，更不反对共和，但他对民初几年的种种变乱和变化感到愤慨和失望。在新与旧的纠结之中，梁济深感痛不欲生。他怀抱自尽以警世的决心已五六年之久，只因觉得自己对国家社会所负责任未了而一再推迟。张勋复辟的闹剧，为梁济的自杀警世提供了最后的推力。
梁济自沉的次日，即1918年11月11日，《京话日报》最先刊登梁济自杀的消息，并全文发表《敬告世人书》等遗文，随后各报纷纷转载，引发热烈的社会反响。《京话日报》的编辑吴宝训闻此消息，非常感慨，随即也投湖自尽。
在《敬告世人书》中，梁济痛陈：“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比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很显然，这是典型的传统士大夫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
在《留示儿女书》里，梁济说到自己尚未出嫁的次女谨铭，充满父爱之情：“真正仁考明哲之女也。凡我所需要，无纤细之遗忘，凡幼孩之前途，无防维之不至。每遇春秋佳日，必設法劝我消忧。我听夜戏，半夜归来，无一次不独自看书，煎茶守候，视我安眠而后去。虽成人而犹孺慕，尤能匡我见所不到，我心实无间然。至其屈己安贫，十年前之旧衣已小，犹著在里面，聊以御冬。……呜呼！我有如此雍雍熙熙之家庭，我何忍决然舍去哉！”这是梁济的至情至性和父爱亲情的真切流露。
两封遗书是儒教核心理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型体现。对于梁济的自杀，社会反应大致有三类。一是批判，认为梁济自杀是殉清，逆潮流而动，很不足道。《新青年》杂志曾专门就梁济自杀展开讨论，陈独秀、陶孟和、李大钊、胡适等都写了文章，均持批评态度。二是赞扬，认为梁济自杀是殉道，有副对联，上联是“忠于清所以忠于世”，下联是“惜吾道不敢惜吾身”，代表了这种看法。三是介于二者之间，认为梁济自杀殉清和殉道兼而有之，殉清虽不足取，以身殉道的精神却不应全盘否定。
儒家文化入世担当、舍生取义精神的相互作用与综合，梁济终其一生的目标是把自己铸造成一个内在精神完美和外部行为适宜的道德完人。为此，他为自己规定了严格的行为准则，即使一人在家，他也衣扣扣得整整齐齐，“君子一人，必慎重其行”，“十目所视，十指所指”。这样一个有道德洁癖、对自己严厉规范且有很高自我期许的人，在当时道德沦丧、腐败的社会，这注定了梁济最后的悲剧命运。
家世生平
梁家本是元朝宗室后裔，祖先与元朝皇帝同宗，姓“也先帖木耳”，蒙古族。元朝在中原地区覆灭，末代皇帝顺帝带着皇室及近支亲属逃回北方（即今蒙古）。梁家祖先未走，留在河南汝阳，今在河南洛阳市境内。此地属于战国时魏国的都城，古称大梁。梁家祖先以地为姓，改蒙古族的“也先帖木耳”为汉姓“梁”。自此至第十九代梁垕，由河南迁徙至广西桂林居住。梁垕的儿子即梁济的祖父梁宝书，应乡试中举人后，又进京会试中进士，历任直隶、正定等地知县和遵化知州。此后，全家居住在北京，未再回桂林。
梁济的父亲梁承光，在北京即顺天府应乡试中举人，后在山西离石县（当时叫永宁州）做官。梁承光不仅是学者、诗人，也是優秀的骑手和统兵将领。但他的生命像彗星一样短暂而夺目，三十六岁时在山西防堵捻军的军旅中，“瘁力极勤而死”。
梁济先生于1858年11月15日（农历十月十日）生于北京，父亲梁承光外放山西为官、剿捻时，和家人一起随父亲在山西任所居住。梁承光去世时，梁济仅八岁。由于祖父梁宝书为官清廉，去世时不仅没有积攒下家业，还欠有外债。梁承光的官俸不仅要养家糊口，还要为父亲梁宝书还债，至三十六岁身故，债尤未清。梁承光的早逝，使得梁家顿时陷入困境。
梁承光的妻妾带着梁家的继承人和未来的唯一希望、年仅八岁的梁济从山西回到北京，无力置办房产，借了几间姻亲的房子居住。梁承光的岳父乃是会试中进士后为官，妻子从小读书，才可赋诗作文，于是开蒙馆教授几个学生，聊以度日。到了梁济老年，还念念不忘幼时居住在拥挤的房子里，嫡母在家中设蒙馆课徒，生母靠洗衣赚取微薄的收入，过着省吃俭用的拮据生活。
梁济不是一个天资很高的人，虽家道落魄，仍不失为书香门第，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嫡母以严格的儒家学说教导和砥砺梁济。梁济十九岁时，已在“义学”中教书，但直到1885年才取得举人的功名。又过了十三年，直到1898年，才得到一个内阁中书的官职。此前，为了生计，梁济当过私塾先生、贵族的家庭教师和在京官员的私人幕僚。梁家一直生活清苦，梁济二十多岁的时候，有官宦之家愿意把女儿许配给他。梁济担心娶一个不能过苦日子的媳妇难办，竟至拖延了数年才成婚。至1898年，梁济已经有了四个子女，其中包括生于1893年的次子梁漱溟。
梁济在内阁任职至1906年，得以出任管理外城巡警总厅的外城教养局的总办委员。这是梁济自己认为一生最有意义的工作。据《清史稿·忠义·梁济传》记载：“梁以总局处罪人，而收贫民于分局。更立小学，课幼儿，俾分科习艺，设专所售之，费省而事集。”他在《留属袁、冯、林、周、彭五兄弟》里有夹行细注，说自己“在教养局以撙出余财三百金，不以入己，而盖小房六间。总厅不肯上达，故堂官不知”。
1908年，梁济的嫡母病故，遂辞官守制。1911年，梁济复职，见官场腐败，“慨然欲挂冠去”，乃写奏章分别就君德、民德、官德三方面陈述自己的规劝性意见。翌年，前两部写完，官德部分尚未动笔，武昌起义成功，清王朝终结。梁济抱着希望国家能够逐步好起来的心愿，在民政部任职。但不久他便感到失望，在其给内务总长赵秉钧的信中说：“但为一官，则待遇与百姓判若天渊，而民国以民为主体之义，则相率而忘之。革命以后之气象，与革命以前毫无殊异，且更黑暗加甚;此济所以心有不宁。”1913年5月，梁济写信给赵秉钧，希望派他重回教养局。由于赵秉钧牵涉宋教仁遇刺案，此事未果。此后，梁济未再担任公职。
1917年，北京上演“张勋复辟”闹剧，梁济对现实痛心疾首。在留下《敬告世人书》、《留示儿女书》等遗书后，1918年11月10日，梁济自沉于北京净业湖（积水潭）。此时，梁济家人正准备梁济11月13日（农历十月初十）的六十大寿。11月7日，梁济告诉家人他去好友彭翼仲（名诒孙）家借住几天，生日那天回来。临出门时，梁济看到报纸上一条国际新闻，乃自言自语道：“世界还会好吗？”次子梁漱溟接话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天往好里去的。”梁济长叹一声：“能好就好啊。”此番对话令梁漱溟终生不忘。
激进趋新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的士大夫和晚清朝廷大致认识到在坚船利炮等器物、技术方面，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存在很大差距。这时意识形态的主要争论在少数主张学习西方科技经济和外交的“洋务派”和大多数昏庸保守的官僚之间展开。此时，著名学者和官员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寰志略》已经刊行，一些急于了解西方的读书人大多读过这两本书。
“洋务派”官员中，中国第一个出使西洋、作为英法公使的郭嵩焘的见深识远，却不为多数人所接受。李鸿章等大员虽然承认西方的技术进步，但因认识不足，又碍于庸朽的晚清朝廷的“脸面”，坚持认为中国的文物制度仍是世界上最优的。只有郭嵩焘大胆直言，认为西方不仅技术先进、器物超群，而且文物制度也远超中国之上。郭嵩焘在他已经制版准备印刷，而因受到官方和社会极力抨击而毁版不印的《使西纪程》中写道：“计英国之强……推原其立国之本，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Parliament，即议会）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义，设买阿尔（Mayor，即市长）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能辨此者鲜矣。”
此时，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梁济坚定地支持“洋务派”的思想观点，鄙视保守派的盲目愚昧，对来自西方的技术和社会思想深表欢迎，甚至为洋务派所不及。到1883年，梁济经过痛苦而深入的思考得出结论：中国的经典不能回答西方的侵略所产生的新问题。这对于自小接受经史子集传统教育、为儒学所深刻熏陶的梁济而言，并非易事。梁济清楚地意识到他的这种思想意识和对西学的态度，将会受到某种社会的和政治的惩罚，但是，以郭嵩焘为楷模的梁济置个人毁誉于度外。他在日记中写道：“洋务西学新出各书深切时事断不可以不看。盖天下无久而不变之局，我只求实事，不能避世人讥讪也。” “只求实事”反映出梁济恶虚崇实的个性特征。梁济认为：中国之积弱，全为读书人专务虚文，与事实隔得太远所致。值此社会大变局之时，自觉担当社会责任的梁济，断不会坐而论道或坐视旁观。
梁济关注的主要是来自上层的改革，如积极支持康、梁变法等。此时他认识到不教育和动员普通群众和改造国民，国家的兴旺没有可能。1902年，他支持好友彭翼仲创办了《京话日报》。这是中国报业史上第一家以促进普通群众的觉醒和社会改革为目的报纸。为了获得广泛的读者，他们采取了一个革命性的步骤，报纸刊文不用当时风行的文言，而用通俗语言，即白话。这一举动如此大胆，以致北京的读者都称它为“洋报”。
《京话日报》在当时整个北方，甚至遥远的山西、甘肃和山东都有人订阅传播。报纸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力，使其成功地在京师鼓动起了几次民众的民族主义运动，如庚子赔款捐款的运动和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借助报纸发行的声威，梁济和彭翼仲还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儿童启蒙画报。画报致力于传播科普知识、时事和外国文化。这份画报第一次把所谓的“赛先生”介绍给了北京人。
由于民智未开，加之主办者缺乏经营的技巧和经验，报纸的发行不赚钱还要亏蚀。此时，梁家的家境并不富裕，经常入不敷出。1908年，因为嫡母过世，梁济辞官守制，家用更是捉襟见肘。但是，梁济急公好义，为办报所出之资，本没有指望回本或是赚钱。他之所以这样做，一是由于他和彭翼仲的好友关系，二是他认为这是仁人君子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1906年，由于《京话日报》的言论引起西太后的不快而被查禁。次年，彭又创办了另一份报纸《京话报》。不久，《京话报》又因披露袁世凯在北洋营务处秘密毒杀党人的事而激怒袁世凯，报馆再次被封，彭翼仲被流放到新疆荒凉地区。在这两次事件中，梁济都不顾株连的危险，极力帮助了自己的朋友。
梁济积极支持新学和社会变革的价值观和诉求，也体现在他对孩子教育的选择上。次子梁漱溟六岁时在家塾开蒙念书，但不是死背“四书五经”、之乎者也，梁济拿出一本名叫《地球韵言》的世界历史和地理的入门书，指定家塾先生作为教材。1899年，当北京第一所中西小学堂开办后，梁济便送梁漱溟入校读书。在这里，时年七岁的梁漱溟学的不是中国的传统文选，而是查阅英语识字课本，学习ABC等英语课文。1903年，当京师译学馆第一次招生时，梁济就将年长次子六岁的长子梁焕鼐送去念书。三年后，他又让梁焕鼐去了日本东京，学习传统的士大夫最瞧不起的商业。他还把两个失去父母的表甥也送到了译学馆就读，后来又要他们去英国攻读法学学位。梁济不仅让他的两个女儿上了学，而且上的都是新式学堂。
对朋友办报的支持，体现了梁济的道德担当和牺牲精神;对孩子教育的选择，则体现了梁济对未来社会和子女前途的期望。这都表达了梁济积极支持国家和社会变革和堪称激进的思想意识和社会改革诉求。
恪守旧道
梁家后代子孙留居中原王朝治下，近代以来累世读书取得功名并在朝廷为官，不仅深受儒学文化教化，而且因为不断与汉族联姻，血脉也逐渐汉化。秉性笃实的梁济，忠君爱国的思想深入血液，虽然理智上认定传统文化已经难以救国，但感情上仍然深刻认同清室，骨子里自觉地去做一个没落王朝的忠臣。
梁济自觉维护传统道德的表现，首先表现为对传统礼制的自觉遵守。1908年，梁济因嫡母病故而辞官守制。此时梁济当时急需用钱，辞官立即断了官俸，守制三年的习俗也早已过时，很少有人遵守，但梁济还是自觉遵守旧规。
其次，梁济虽然深知旧的时代覆水难收，朝廷昏聩无可救药，但他从感情上仍然不忍朝廷颜面扫地，既希望去除旧制的弊端，社会改革向前，也希望道统得以维系。由于清廷是以和平方式向民国转移权力，虽是迫不得已，但避免了刀兵战火生灵涂炭。然而，清朝覆亡，民国依旧腐败，社会风气江河日下，道德沦丧民不聊生。这使梁济内心非常痛苦。
在梁济这样的心境和情绪之下，1917年，北京发生了“张勋复辟”事件，张勋带“辫子军”入京。梁济虽然不曾显赫，当时更是一介书生，人微言轻，但还是忍不住向张勋写长信，劝张“勿为复辟迂谋”，并希望张发挥作用使清室“禅让之心大明，共和之美渐能实现”。后来再劝张写两信进言：“行虚君共和，勿昧循旧制。”看到阻止不住，再劝不要恢复一姓制度、打出龙旗、封王封爵。
但是，梁济劝张勋不要干的事，张都一件件干了。段祺瑞、梁子超率领一师北洋军在马厂誓师讨逆，复辟的闹剧六天就完蛋了。复辟失败，梁又去信劝张勋“死节”，而张选择的投降条件只有一个，就是活命。
梁济不反对清朝逊位，更不反对共和，但他对民初几年的种种变乱和变化感到愤慨和失望。在新与旧的纠结之中，梁济深感痛不欲生。他怀抱自尽以警世的决心已五六年之久，只因觉得自己对国家社会所负责任未了而一再推迟。张勋复辟的闹剧，为梁济的自杀警世提供了最后的推力。
梁济自沉的次日，即1918年11月11日，《京话日报》最先刊登梁济自杀的消息，并全文发表《敬告世人书》等遗文，随后各报纷纷转载，引发热烈的社会反响。《京话日报》的编辑吴宝训闻此消息，非常感慨，随即也投湖自尽。
在《敬告世人书》中，梁济痛陈：“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比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很显然，这是典型的传统士大夫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
在《留示儿女书》里，梁济说到自己尚未出嫁的次女谨铭，充满父爱之情：“真正仁考明哲之女也。凡我所需要，无纤细之遗忘，凡幼孩之前途，无防维之不至。每遇春秋佳日，必設法劝我消忧。我听夜戏，半夜归来，无一次不独自看书，煎茶守候，视我安眠而后去。虽成人而犹孺慕，尤能匡我见所不到，我心实无间然。至其屈己安贫，十年前之旧衣已小，犹著在里面，聊以御冬。……呜呼！我有如此雍雍熙熙之家庭，我何忍决然舍去哉！”这是梁济的至情至性和父爱亲情的真切流露。
两封遗书是儒教核心理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型体现。对于梁济的自杀，社会反应大致有三类。一是批判，认为梁济自杀是殉清，逆潮流而动，很不足道。《新青年》杂志曾专门就梁济自杀展开讨论，陈独秀、陶孟和、李大钊、胡适等都写了文章，均持批评态度。二是赞扬，认为梁济自杀是殉道，有副对联，上联是“忠于清所以忠于世”，下联是“惜吾道不敢惜吾身”，代表了这种看法。三是介于二者之间，认为梁济自杀殉清和殉道兼而有之，殉清虽不足取，以身殉道的精神却不应全盘否定。
儒家文化入世担当、舍生取义精神的相互作用与综合，梁济终其一生的目标是把自己铸造成一个内在精神完美和外部行为适宜的道德完人。为此，他为自己规定了严格的行为准则，即使一人在家，他也衣扣扣得整整齐齐，“君子一人，必慎重其行”，“十目所视，十指所指”。这样一个有道德洁癖、对自己严厉规范且有很高自我期许的人，在当时道德沦丧、腐败的社会，这注定了梁济最后的悲剧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