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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目前全球有2亿多海外工人养活着他们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8亿家人,有100个国家每年收到1亿美元以上的汇款,印度、中国、菲律宾是海外汇款流入最多的三个国家。但是,没有哪一个国家像尼泊尔这样高度依赖海外汇款。2016年,尼泊尔海外汇款总额为62.76亿美元,占该国GDP的比重高达32%,为全球最高,海外汇款也对该国的经济和社会民生产生了重要影响。
尼泊尔目前有2700万人口,有近350万人在海外打工,相当于13%的国人选择了出国。而且这一数字还不包括非法移民出国人数,以及数百万在印度打工者。尼泊尔人去印度不需要提供入境签证和工作许可,因此很多人会前往印度打工。
在尼泊尔,平均每天有1500—1700人通过合法途径去海外打工,海外打工的热门目的地有沙特、卡塔尔、阿联酋、以色列、科威特、巴林、马来西亚、韩国、日本、英国等国家,主要从事被认为是最脏、最难、最危险的“3D”(Dirty、Difficult、Danger)工作。这些尼泊尔人有的在欧洲的餐馆里做服务员,有的在东南亚的农场里劳作,不过更多的人则是前往海湾国家从事体力工作,那里的工作签证相对容易获取,且对劳动力的需求缺口非常大。
2016年,尼泊尔海外汇款来源最多的国家是沙特阿拉伯,其次是卡塔尔,均占该国总汇款收入的30%以上。在卡塔尔打工的尼泊尔人有近60万,大部分人都是在建筑工地上干活,每月收入800至900里亚尔(约合人民币1480—1670元)。以色列有6万名外国护理人员,其中15%来自尼泊尔。以色列劳工法保证工人在一周内有一天休假,但许多尼泊尔护理人员宁愿选择工作7天,以换取更多的收入。
为什么这么多尼泊尔人背井离乡在异国打拼?这与该国失业率居高不下有关。自1990年尼泊尔建立多党民主制后,尼泊尔人获得护照签证也相对较为容易了。当时的海湾国家因石油价格上涨,经济迅速发展,对海外劳动力的需求量非常巨大,吸引了大量尼泊尔人奔赴中东。从1996年到2006年的十年内战中,尼泊尔经济遭受重創,失业率高达50%。尼泊尔是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国家,79%的人从事农业,在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下,许多年轻人都梦想去海外打工。
在一些村庄,90%的年轻人都选择出国打工,村子里只剩下妇孺和老人。有些村子按照妇女不得参加葬礼的传统,有村民去世后竟然找不到足够多的成年男性来抬棺材。
虽然去海外打工的95%是男性,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女性因为贫穷以及遭遇性别不平等而纷纷去往海外打工。家住尼泊尔东北部新图巴尔恰克县的瑞玛雅·塔蒙已经65岁了,她和丈夫一起抚养16岁的孙子和11岁的孙女将近十年。她的女婿在沙特打工时意外去世,因此女儿不得不去伊拉克打工以养活两个孩子。“我的孙女不叫她妈妈,反而叫我妈妈。她不想和她妈说话。她妈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她说我才是她妈妈。”瑞玛雅说道。
海外汇款对尼泊尔的经济和民生有着重要的影响。世界银行移民与汇款部门主管迪利普·拉塔表示,海外汇款是尼泊尔的“救命稻草”,“为当地人带来食物、住房、教育和商业投资”。尼泊尔的贫困率在过去20年里大幅降低,贫困率从1996年的42%到2013年已下降到23.8%,这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尼泊尔人从海外寄回来的汇款。
海外汇款让许多尼泊尔家庭的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此外还让越来越多的孩子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尤其是过去不被重视的女童,受教育的机会大大增加。
位于尼泊尔德赖平原的达努沙县是个农业县,许多成年男性只能选择去国外打工来养家糊口。从该县走出的海外劳工数量比其他地方都要多。14岁的拉胡尔·亚达夫住在达努沙一个贫穷的小村庄,他的父亲在卡塔尔工作了将近10年,寄回来的钱不仅帮助家里修建起了房子,还可以供他们兄妹三人上学。拉胡尔的妈妈是个文盲,她希望6岁的女儿能至少读到中学毕业,拿到毕业证书。
丽娜·亚达夫有一个两岁大的女儿和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她的丈夫在沙特打工,夫妻俩平时通过网络视频来联系。丽娜是个文盲,但他们夫妻俩一致决定以后要将两个孩子都送入私立学校。
乌达亚·阿迪卡里在沙特和卡塔尔工作了十几年,3年前回到尼泊尔开起了出租车。他希望自己的大女儿能成为一名工程师,小女儿能成为一名医生。“无论她们想学什么,我都会支持。”乌达亚还希望两个女儿即使在结婚后也能继续工作,“我会尽量为她们找允许她们婚后工作的丈夫,就像国外一样。”乌达亚说,“我喜欢西方国家的男女平等。”
由于越来越多的成年男性出国打工,当地妇女的负担也不断增加,既要照顾家庭,又要干农活。但另一方面,由于男性的缺席,妇女权益和地位也不断上升。据世界银行称,由于越来越多的男性走出国门,过去十年尼泊尔的生育率下降了30%,妇女开始在家庭和社区决策中占据主导地位,包括掌管经济大权。随着妇女地位的上升,孕产妇的健康也得到迅速改善。过去20年来,孕产妇死亡率已降低了一半。 卡帕那·塔帕的丈夫在卡塔尔工作了18年,赚来的钱用来支持儿子的教育、建房子、买地。卡帕那所在的村子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有人在海外打工,因此当地的房子大都是用水泥建的,还通了电。因为丈夫不在家,卡帕那这样的妇女已经成为村里强势的领导人。
虽然劳动力的输出和海外汇款的流入对尼泊尔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但一些分析师警告,这种变化对国家经济造成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亚洲开发银行驻加德满都的经济学家尚丹·萨帕克塔表示,这几年尼泊尔人的生活无不被海外汇款所影响,汇款承担了减贫、增加外汇储备、壮大银行和金融机构的作用,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单靠汇款能成功地维持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
贫困与经济发展分析员贾格纳特·阿迪卡里称,汇款和劳工移民是“尼泊尔的双刃剑”。尼泊尔人在国外打工寄回来的钱大多用于生活消费和偿还债务,并没有被投资于生产制造领域。尼泊尔国内的消费需求因汇款的涌入而呈现爆炸性增长,但国内市场显然跟不上消费者的脚步,所以进口商品数量也在不断攀升,如今尼泊尔的进口总额是出口总额的13倍。
萨帕克塔早在2014年就警告称,尼泊尔的汇款可能会导致“荷兰病”出现,单一行业收入大幅上涨可能对其他经济产生不利影响,比如货币升值、进口激增、农业和制造业竞争力下降。
加德满都国际综合山区发展中心项目经理杜帕·乔德瑞表示,“输出海外劳工带来的不仅仅是金钱流,还带来了信息资讯、思想潮流,所有这些都影响着尼泊尔人的生活。”那些依靠汇款而收入大增的家庭,往往会将家从农村搬到城市,但是他们不知道该如何投资,只是不加节制地消费,家庭成员吸毒、辍学现象不断涌现,离婚率逐渐增加,一些地方艾滋病毒感染者也在不断上升。
海外汇款也在拖累尼泊尔的农业经济。莱克纳特坐落在尼泊尔最肥沃的山谷之中,汇款型经济正在破坏当地繁荣的农业。15年前,莱克纳特还拥有面积广阔的稻田,如今大多数家庭依靠海外汇款,在当地肥沃的土地上建造新房。周围山区的农民也抛弃了他们传统的梯田农业,在高速公路两旁购买农田来建房。由于地方政府缺乏规划和计划,过去三年当地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70%的水田已经消失。
并不是所有的尼泊尔人都能在海外获得成功,也有一部分人在海外陷入困境。香提·玛雅东17岁时不顾家人反对,前往科威特做女佣,第一年她寄回家360美元,此后杳无音信。离开尼泊尔5年后,香提于2010年回到国内,但当时她已全身瘫痪并陷入昏迷。她的家人从新闻中获悉,她从5层楼上跳下来,在一家医院住了4年。至今没有人知道她为什么要跳楼。
香提受伤回家后,每天的护理费用高达20美元,她的家庭显然难以负担,她的父母只好派两个年长的儿子继续去海外打工。陷入昏迷8年后,香提在家中去世。
据《华盛顿邮报》2014年的报道,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尼泊尔大使馆工作人员透露,仅3个月内就有50多名尼泊尔妇女投诉遭到雇主的暴力和性虐待,有近100名尼泊尔男性投诉雇主没有支付全部工资,还扣押了他们的护照。据尼泊尔政府透露,2013年至少有726名劳工在海外死亡,比上年增加了近100人。2012年在卡塔尔去世的174名尼泊尔工人中有102人死于“心脏疾病”。
纽约关注劳工移民的人权问题高级研究员妮莎·瓦利亚分析认为,与菲律宾和印尼等传统的劳力输出国不同的是,尼泊尔没有老一代的移民劳工可以向年輕人传授海外打工会遇到的问题、危险以及经验。有评论认为,尼泊尔的海外劳工可能是了解信息最少的出国打工人群。
尼泊尔人前往海外打工大多是通过位于加德满都的人力资源机构,但这些机构不受政府和法律的监管,因此尼泊尔的海外劳工常常遭到欺骗和敲诈,被迫缴纳过高的服务费用,护照也常被扣押。
而在海外尼泊尔人较为集中的海湾国家,尼泊尔的使馆工作人员数量有限,无法为前来投诉和寻求帮助的劳工提供有效的资源。像菲律宾、印尼等海外劳工输出大国,大都会为遭受虐待和不公的该国工人设立庇护机制,派遣社会工作者为他们提供咨询和帮助,并与一些国家达成劳工协议,确保该国海外劳工的合法权益。但尼泊尔没有签署类似的协议。
近年来,尼泊尔政府也在为通过合法途径前往海外打工的民众提供一些必要的支持,比如为他们提供人寿保险和入职培训等,帮助他们了解目的地国家的语言、文化和法律法规,以及在大城市生活面临的挑战等。不过,没有获得合法工作许可的海外打工者显然没有这样的福利。由于政府限制前往海湾国家工作的年轻女性数量,许多尼泊尔女性不得不非法离境。
从2015年起,前往海外打工的尼泊尔人数连续三年不断下降,2016年出国打工人数比2014年减少了将近15万。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涉及多个方面,首先是尼泊尔人主要的海外打工目的地海湾国家出现政治动荡和经济下滑,对劳工的需求量减少。近期沙特与卡塔尔之间爆发外交危机,许多尼泊尔工人也处于观望状态。此外,2015年尼泊尔大地震给该国基础设施造成重大破坏,重建工作需要大量劳动力,一些尼泊尔人暂时推迟了去海外打工的计划。但只要尼泊尔国内经济没有出现好转,大量尼泊尔人仍然会继续选择去海外打工。
13%的国民在海外打工
尼泊尔目前有2700万人口,有近350万人在海外打工,相当于13%的国人选择了出国。而且这一数字还不包括非法移民出国人数,以及数百万在印度打工者。尼泊尔人去印度不需要提供入境签证和工作许可,因此很多人会前往印度打工。
在尼泊尔,平均每天有1500—1700人通过合法途径去海外打工,海外打工的热门目的地有沙特、卡塔尔、阿联酋、以色列、科威特、巴林、马来西亚、韩国、日本、英国等国家,主要从事被认为是最脏、最难、最危险的“3D”(Dirty、Difficult、Danger)工作。这些尼泊尔人有的在欧洲的餐馆里做服务员,有的在东南亚的农场里劳作,不过更多的人则是前往海湾国家从事体力工作,那里的工作签证相对容易获取,且对劳动力的需求缺口非常大。
2016年,尼泊尔海外汇款来源最多的国家是沙特阿拉伯,其次是卡塔尔,均占该国总汇款收入的30%以上。在卡塔尔打工的尼泊尔人有近60万,大部分人都是在建筑工地上干活,每月收入800至900里亚尔(约合人民币1480—1670元)。以色列有6万名外国护理人员,其中15%来自尼泊尔。以色列劳工法保证工人在一周内有一天休假,但许多尼泊尔护理人员宁愿选择工作7天,以换取更多的收入。
为什么这么多尼泊尔人背井离乡在异国打拼?这与该国失业率居高不下有关。自1990年尼泊尔建立多党民主制后,尼泊尔人获得护照签证也相对较为容易了。当时的海湾国家因石油价格上涨,经济迅速发展,对海外劳动力的需求量非常巨大,吸引了大量尼泊尔人奔赴中东。从1996年到2006年的十年内战中,尼泊尔经济遭受重創,失业率高达50%。尼泊尔是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国家,79%的人从事农业,在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下,许多年轻人都梦想去海外打工。
在一些村庄,90%的年轻人都选择出国打工,村子里只剩下妇孺和老人。有些村子按照妇女不得参加葬礼的传统,有村民去世后竟然找不到足够多的成年男性来抬棺材。
虽然去海外打工的95%是男性,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女性因为贫穷以及遭遇性别不平等而纷纷去往海外打工。家住尼泊尔东北部新图巴尔恰克县的瑞玛雅·塔蒙已经65岁了,她和丈夫一起抚养16岁的孙子和11岁的孙女将近十年。她的女婿在沙特打工时意外去世,因此女儿不得不去伊拉克打工以养活两个孩子。“我的孙女不叫她妈妈,反而叫我妈妈。她不想和她妈说话。她妈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她说我才是她妈妈。”瑞玛雅说道。
汇款是尼泊尔人的救命稻草
海外汇款对尼泊尔的经济和民生有着重要的影响。世界银行移民与汇款部门主管迪利普·拉塔表示,海外汇款是尼泊尔的“救命稻草”,“为当地人带来食物、住房、教育和商业投资”。尼泊尔的贫困率在过去20年里大幅降低,贫困率从1996年的42%到2013年已下降到23.8%,这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尼泊尔人从海外寄回来的汇款。
海外汇款让许多尼泊尔家庭的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此外还让越来越多的孩子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尤其是过去不被重视的女童,受教育的机会大大增加。
位于尼泊尔德赖平原的达努沙县是个农业县,许多成年男性只能选择去国外打工来养家糊口。从该县走出的海外劳工数量比其他地方都要多。14岁的拉胡尔·亚达夫住在达努沙一个贫穷的小村庄,他的父亲在卡塔尔工作了将近10年,寄回来的钱不仅帮助家里修建起了房子,还可以供他们兄妹三人上学。拉胡尔的妈妈是个文盲,她希望6岁的女儿能至少读到中学毕业,拿到毕业证书。
丽娜·亚达夫有一个两岁大的女儿和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她的丈夫在沙特打工,夫妻俩平时通过网络视频来联系。丽娜是个文盲,但他们夫妻俩一致决定以后要将两个孩子都送入私立学校。
乌达亚·阿迪卡里在沙特和卡塔尔工作了十几年,3年前回到尼泊尔开起了出租车。他希望自己的大女儿能成为一名工程师,小女儿能成为一名医生。“无论她们想学什么,我都会支持。”乌达亚还希望两个女儿即使在结婚后也能继续工作,“我会尽量为她们找允许她们婚后工作的丈夫,就像国外一样。”乌达亚说,“我喜欢西方国家的男女平等。”
由于越来越多的成年男性出国打工,当地妇女的负担也不断增加,既要照顾家庭,又要干农活。但另一方面,由于男性的缺席,妇女权益和地位也不断上升。据世界银行称,由于越来越多的男性走出国门,过去十年尼泊尔的生育率下降了30%,妇女开始在家庭和社区决策中占据主导地位,包括掌管经济大权。随着妇女地位的上升,孕产妇的健康也得到迅速改善。过去20年来,孕产妇死亡率已降低了一半。 卡帕那·塔帕的丈夫在卡塔尔工作了18年,赚来的钱用来支持儿子的教育、建房子、买地。卡帕那所在的村子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有人在海外打工,因此当地的房子大都是用水泥建的,还通了电。因为丈夫不在家,卡帕那这样的妇女已经成为村里强势的领导人。
汇款是把双刃剑
虽然劳动力的输出和海外汇款的流入对尼泊尔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但一些分析师警告,这种变化对国家经济造成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亚洲开发银行驻加德满都的经济学家尚丹·萨帕克塔表示,这几年尼泊尔人的生活无不被海外汇款所影响,汇款承担了减贫、增加外汇储备、壮大银行和金融机构的作用,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单靠汇款能成功地维持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
贫困与经济发展分析员贾格纳特·阿迪卡里称,汇款和劳工移民是“尼泊尔的双刃剑”。尼泊尔人在国外打工寄回来的钱大多用于生活消费和偿还债务,并没有被投资于生产制造领域。尼泊尔国内的消费需求因汇款的涌入而呈现爆炸性增长,但国内市场显然跟不上消费者的脚步,所以进口商品数量也在不断攀升,如今尼泊尔的进口总额是出口总额的13倍。
萨帕克塔早在2014年就警告称,尼泊尔的汇款可能会导致“荷兰病”出现,单一行业收入大幅上涨可能对其他经济产生不利影响,比如货币升值、进口激增、农业和制造业竞争力下降。
加德满都国际综合山区发展中心项目经理杜帕·乔德瑞表示,“输出海外劳工带来的不仅仅是金钱流,还带来了信息资讯、思想潮流,所有这些都影响着尼泊尔人的生活。”那些依靠汇款而收入大增的家庭,往往会将家从农村搬到城市,但是他们不知道该如何投资,只是不加节制地消费,家庭成员吸毒、辍学现象不断涌现,离婚率逐渐增加,一些地方艾滋病毒感染者也在不断上升。
海外汇款也在拖累尼泊尔的农业经济。莱克纳特坐落在尼泊尔最肥沃的山谷之中,汇款型经济正在破坏当地繁荣的农业。15年前,莱克纳特还拥有面积广阔的稻田,如今大多数家庭依靠海外汇款,在当地肥沃的土地上建造新房。周围山区的农民也抛弃了他们传统的梯田农业,在高速公路两旁购买农田来建房。由于地方政府缺乏规划和计划,过去三年当地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70%的水田已经消失。
海外打工有风险
并不是所有的尼泊尔人都能在海外获得成功,也有一部分人在海外陷入困境。香提·玛雅东17岁时不顾家人反对,前往科威特做女佣,第一年她寄回家360美元,此后杳无音信。离开尼泊尔5年后,香提于2010年回到国内,但当时她已全身瘫痪并陷入昏迷。她的家人从新闻中获悉,她从5层楼上跳下来,在一家医院住了4年。至今没有人知道她为什么要跳楼。
香提受伤回家后,每天的护理费用高达20美元,她的家庭显然难以负担,她的父母只好派两个年长的儿子继续去海外打工。陷入昏迷8年后,香提在家中去世。
据《华盛顿邮报》2014年的报道,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尼泊尔大使馆工作人员透露,仅3个月内就有50多名尼泊尔妇女投诉遭到雇主的暴力和性虐待,有近100名尼泊尔男性投诉雇主没有支付全部工资,还扣押了他们的护照。据尼泊尔政府透露,2013年至少有726名劳工在海外死亡,比上年增加了近100人。2012年在卡塔尔去世的174名尼泊尔工人中有102人死于“心脏疾病”。
纽约关注劳工移民的人权问题高级研究员妮莎·瓦利亚分析认为,与菲律宾和印尼等传统的劳力输出国不同的是,尼泊尔没有老一代的移民劳工可以向年輕人传授海外打工会遇到的问题、危险以及经验。有评论认为,尼泊尔的海外劳工可能是了解信息最少的出国打工人群。
尼泊尔人前往海外打工大多是通过位于加德满都的人力资源机构,但这些机构不受政府和法律的监管,因此尼泊尔的海外劳工常常遭到欺骗和敲诈,被迫缴纳过高的服务费用,护照也常被扣押。
而在海外尼泊尔人较为集中的海湾国家,尼泊尔的使馆工作人员数量有限,无法为前来投诉和寻求帮助的劳工提供有效的资源。像菲律宾、印尼等海外劳工输出大国,大都会为遭受虐待和不公的该国工人设立庇护机制,派遣社会工作者为他们提供咨询和帮助,并与一些国家达成劳工协议,确保该国海外劳工的合法权益。但尼泊尔没有签署类似的协议。
近年来,尼泊尔政府也在为通过合法途径前往海外打工的民众提供一些必要的支持,比如为他们提供人寿保险和入职培训等,帮助他们了解目的地国家的语言、文化和法律法规,以及在大城市生活面临的挑战等。不过,没有获得合法工作许可的海外打工者显然没有这样的福利。由于政府限制前往海湾国家工作的年轻女性数量,许多尼泊尔女性不得不非法离境。
从2015年起,前往海外打工的尼泊尔人数连续三年不断下降,2016年出国打工人数比2014年减少了将近15万。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涉及多个方面,首先是尼泊尔人主要的海外打工目的地海湾国家出现政治动荡和经济下滑,对劳工的需求量减少。近期沙特与卡塔尔之间爆发外交危机,许多尼泊尔工人也处于观望状态。此外,2015年尼泊尔大地震给该国基础设施造成重大破坏,重建工作需要大量劳动力,一些尼泊尔人暂时推迟了去海外打工的计划。但只要尼泊尔国内经济没有出现好转,大量尼泊尔人仍然会继续选择去海外打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