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红楼梦》于非人世界拓出一片人性天地，《柳如是别传》从历史深渊推出一团人格光明。所谓人格光明，当类于马丁·海德格尔《Being and Time》之Being，或曰存在之敞开，或曰存在之关怀。窃以为，正是这种存在关怀意义上的人格主题而不是常人所云之爱国热情，使《柳如是别传》高出于其他相类题材之作，而足以与《红楼梦》媲美。
　　爱国热情乃一古老话题，几与女子的操守贞节相同。而恰恰又是女子最易被莫名其妙地视为亡国之祸根，一如她们也往往因被断言失身而蒙耻。其缘由或许是源于男权世界中的女子，历来身处弱者地位，王公贵族侵占其身体，文人学士审判其道德，既无肉体之自由，亦无灵魂之标扬。一句“商女不知亡国恨”已是千古定评。可诗人大概不曾想过，国家之兴亡，商女本无责。这个世界为男人掌权，男人操戈，成败兴亡，唯男人是问，何以感慨“商女不知”？与之相应，救国救民之光荣则总也落不到商女头上。当年夏衍先生的《赛金花》一剧似有此意，然因鲁迅先生一觉醒来发现“与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阵的赛金花也被奉为九天护国娘娘”而作罢。鲁迅的深刻自然远在杜牧之上，且不说对历史的洞察力，即便伦理观念，也有其早年的《我之节烈观》作证，然其晚年也偶尔难以免俗。可见女人尤其商女与亡国之关系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传统因袭，如激烈反对女人亡国说如鲁迅先生者，有时也会落入文化积习的圈套。
　　那么，陈寅恪先生作《柳如是别传》其意何在？难道仅意在言说商女更知亡国恨吗？
　　倘若仅此而已，《桃花扇》便足矣。
　　寅恪先生于《柳如是别传》述及河东君与钱牧斋事迹时，曾讲到柳如是的“三死”：
　　乙酉五月之变，君劝宗伯死，宗伯谢不能。君奋身欲沉池水中，持之不得入……
　　是秋宗伯北行，君留白下，宗伯寻谢病归。丁亥三月捕宗伯亟，君挚一囊，从刀头剑中，牧圉惟谨。事解，宗伯和苏子瞻御史台寄妻韵，赋诗以美之。……
　　宗伯薨，族子钱曾等为君求金，于六月十八日自缢死。
　　“三死”显然以柳如是为红花，以钱谦益为绿叶。然仅止于此，《别传》则与《桃花扇》无异。而我以为，《别传》高出于《桃花扇》之处，不在于对柳氏的讴歌，而在于对钱氏的理解。
　　寅恪先生固然不以宗伯行止为然，并于行文之中时有讽意，如评说钱氏被讥为两朝领袖的史料时说：
　　牧斋在明朝不得跻相位，降清复不得为“阁老”，虽称“两朝领袖”，终取笑于人，可哀也已。然统观全书所述，作者多有持平之论。同样为“劝死”的史料，至若《蘼芜纪闻》引《扫轨闲谈》云：
　　乙酉王师东下，南都旋亡。柳如是劝宗伯死，宗伯佯应之。于是载酒尚湖，遍语亲知，谓将效屈子沉渊之高节。及日暮，旁皇凝西山风景，探水中曰，冷极奈何！遂不死。寅恪评道：
　　尚湖西山皆在常熟，当南都倾覆时，钱柳皆在白下，时间地域，实相冲突。此妄人耳食之谈，不待详辨。
　　以寅恪先生之见，柳如是与钱谦益之间，虽然性格相异，“一诙谐勇敢，一迟疑怯懦”，于选择生死上也殊多差异，但两者的选择却同样严肃。何况钱氏留恋生活，并无卑劣之迹。《别传》曾连引数则史料，论述钱氏有关柳氏与他人往来一事之态度，如：
　　当谦益往北，柳氏与人通奸，子愤之，鸣官究惩。及归，怒骂其子，不容相见。谓国破君亡，士大夫尚不能全节，乃以不能守身责一女子耶？此言可谓平而恕矣。《别传》并不因为钱谦益的迟疑怯懦而一味痛斥，相反，作者于开卷缘起一章便点明：
　　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而不能自已者焉。
　　自己“不降志，不辱身”，然亦不因此自觉高人一筹，贬诋他人。强者虽有强者之刚烈，弱者亦自有弱者之尊严。正是在这一点上，《柳如是别传》高出《桃花扇》一筹。《桃花扇》可列为历史上有关商女与亡国之关系的别一种说法。粗粗一看，这类作品似亦为商女伸张，如李香君之大义凛然。然深加细究，则可发现，此种爱国热情乃节妇烈女的同义语。中国历史上的统治之术有王道霸道之交互，中国人的相残则有暴力屠戮与道德谋杀之区分。大群凌迟乃阳光下的罪恶，人人所见；道德绞杀却是黑夜里的阴谋，难为人觉。《桃花扇》张扬商女爱国，意在贬斥书生汉奸。李香君形像之于侯方域宛如一把道德匕首，刀刃所至，一片血肉模糊，而有趣的是，刽子手又照样由文人孔尚任担当。由于书生与商女同属弱者之列，既无大权在握，又无金戈在手，故每每在兴亡关头要被责问忠烈名节。书生从戎如辛弃疾者固然英勇可嘉，文人赴死如文天祥者亦可谓汗青丹心，然而倘若其均为名节而去，不亦悲夫？试问，帝王将相且无以保护其臣民，平民百姓(包括书生商女)又何以应为前朝殉葬？即便就清兵入关而言，此乃崇祯皇帝及大顺皇帝之干系，何以历史往往不究皇帝问书生？如果问一问在大明、大顺、大清之间，凭什么说选择这个光荣选择那个可耻？当何以置答。按照一种惯例，只要主战，打败了也是英雄；谁想谈判，成功了也有卖国之嫌疑。同样的逻辑用于书生，则因为其手无寸铁，总免不了有沦落的危险，一如中国女子时常面临名节问题一样。人格的关怀，往往不是强者的逻辑，而是弱者的哲学。强者大多注重功利，欲主宰生存的权益；弱者往往关怀灵魂，只将写存在的历史。然而中国人历来倾向于强者的专制权力而无视弱者的生存权利，故伦理准则总是按强者的意志制定。杜牧“商女”一诗如是，《桃花扇》一剧如是，几乎所有的传奇故事戏曲小说都如是(如《水浒传》里宋江杀惜，武松杀嫂，总是杀得理直气壮)，唯有《红楼梦》唱了反调，唯有《柳如是别传》写了相反的历史。
　　中国人有帝王将相的历史，有起义造反的历史，又有为民主科学奋斗的历史，唯独鲜有弱者的历史，灵魂的历史，或曰人格的历史。以中国文化之境况，由于个体的被忽略，群体的被夸大；强权的膨胀，弱者的萎缩，故本真的存在通常以人格形式向此在敞开，在生死关头，在兴亡年代。汉末有党锢之争，明末有社团风潮，即如建安七子，魏晋风度，亦不失为一种灵魂的高扬。总之，是此种对人格的关怀和张扬而不是其它任何主题，构成了《柳如是别传》最为意味深长之处，成为其主旨所在。寅恪先生乃以此“痛哭古人，留赠来者。”也
　　几十年过去，高山犹在，流水依旧，盲翁之余音，已无迹可寻，所幸尚有《柳如是别传》连同《红楼梦》默然立于寂寞的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