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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已到了迈入第二阶段的时候。
在过去30年里推动中国快速增长，使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投资驱动加出口依赖型增长模式，正在逐渐失去动能。7.5％的增长目标意味着，政府准备接受潜在增长率的放缓，推动增长转型，使其从依赖对污染大的、能源密集型的、不可持续的产业的投资，转向依赖国内消费，注重服务业和“绿色GDP”，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研究，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那些年，全力“保8”
前几年，每年年初讨论经济增长目标的时候，国家都把经济增长的“保8”放在首位，这不禁让百姓们想问下：中国经济增长为什么8％以上才合适?低于8％会出现什么问题?为什么中国非要“保8”?
从宏观经济政策的角度分析，确定我国经济增长率目标是需要考虑两项基本目的：其一是确保新增劳动人口就业；其二是保证横向比较高于主要经济大国，特别是与我国竞争的国家，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我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最终实现我国从发展中国家飞跃的目标。在经济社会遭遇重大冲击之时，我国的经济增长率目标还应当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凝聚社会共识、从而克服当前危机的功能。
事实上，GDP8％增长目标的确立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首先，“保8”解决了中国巨大的就业问题。
中国每年新增劳动力超过2000万人，这2000万人中，大学以下文化的占了95％，为了保证这一部分人的就业，中国就必须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例如，基础建设、房地产、服装、采矿等，这些行业对员工文化要求不高，能够解决就业人口，但是附加值很低，利润很低。就像朱镕基说的，要2亿件衬衫才能换1架空客。中国不是不想发展高附加值的产品，但是这些行业的特点是员工素质要求高，员工数量少。例如，软件开发，需要员工素质高，但是20-30人就够了，而且他们的产值比一个1-2千人的制衣厂还要高。如果单纯发展这些高附加值的行业，停止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那么每年新增的劳动力到那里找饭碗?没有办法就业就会导致社会的动乱国家的崩溃。所以，要取得一个平衡点，首先要保证就业率，然后逐步调整产业结构。这一个平衡点归结到GDP上来说，就是必须保证8％的增长。
其次，从经济发展结构来看“保8”：三驾马两架再跑。
在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出口和消费“三驾马车”中，固定资产投资占较大的比例，中国经济中是国有资产占主导地位，简单的说，在中国钱都在国家手里，老百姓收入较低而且增长缓慢，当经济增长的时候，更多的体现在国有企业控制下的国有经济增长，而不是老百姓的收入增长。美国则不同，当经济增长的时候，更多的体现在美国家庭的收入增长。因此在拉动经济的时候，中国只能靠投资才能大比例的拉动经济，而美国却可以通过提高老百姓的收入水平来刺激消费。
此外，中国GDP都靠投资拉动，“保8”是最低目标。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固定资产投资的平均年增长率为13.5％，近10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大约为27％，可以说，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是靠固定资产投资的超常增长来实现的。到了2008年，中国GDP增长率中有70％来自固定资产投资，2009年前三季度中国GDP增长率中有90％来自固定资产投资，说明固定资产投资在经济发展中所占比例已经严重侵蚀了出口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我国靠国有资本过度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已经达到了极限。
为何不再“保8”
时至今日，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初步结束了原始积累的阶段。各行业产业链发展健全，不少企业已经走出国门成长为世界一流企业，话语权日渐加强，中国资本已经成为国际经济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版块。在这种情况下，当初“保8”的国内经济环境也在发生着改变。
首先，中国劳动力供求状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新增劳动力减少，即使适度降低经济增长率，也足以创造足够新增就业机会了。
其次，新世纪初的世界经济快速增长期正在过去，世界经济正在进入一段比较长的萧条时期。被西方舆论界捧为最有希望赶超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印度去年年初一度热议经济增长率能否突破10％大关，然而其去年第四季度实际经济增长率却掉到了6.1％；更不用说发达国家普遍只有百分之一二甚至萎缩的预期增长率了。连续多年的两位数增长率本身就是不可持续的，而在这种国际大环境下，我们要坚持原来的经济增长率目标，难度和代价会进一步加大；适度降低经济增长率目标，却仍然能够确保我们经济增长快于其它国家，确保我们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地位继续提升。
同时，应当看到，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创造财富的问题缓解了许多，收入分配和社会公正问题的分量大大加重，适度降低经济增长率目标，把更多精力投向改善收入分配和社会公正，正当其时。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增速过快，或过于追求速度，往往“萝卜快了不洗泥”，造成高耗能行业迅猛扩张，经济结构恶化，物价快速上涨。
放缓经济发展速度更有利于中国经济消化“虚胖”，巩固现有经济成果。
告别“保8”时代
南开大学当代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龚刚教授表示：“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告别‘保8’时代，迈入经济发展第二阶段的时候。”
龚刚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第二阶段的主要特征是：无限的剩余劳动力已不复存在。这与第一阶段的“二元”经济形成鲜明的对照。
第一，在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消化剩余劳动力，二是提高劳动生产力。而在第二阶段，经济增长的唯一动力是提高劳动生产力。正因为如此，与第一阶段相比，第二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相对减弱。
第二，在经济增长方式上，第一阶段的经济增长可以依赖于投资的高速增长。所谓增长是指产量的增长，而产量的决定取决于两大力量：供给和需求。从需求角度看，投资本身是一种需求，而且是经济学中的所谓自需求，即它还能通过乘数效应带动其它需求。从供给(或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角度看，投资本身也体现为供给的增加：投资通过建设新厂等方式提高了经济社会潜在的生产能力。需要说明的是，投资意味着开工建厂，而要使新厂开工，必然要有新的工人人厂。于是，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前提条件是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此外，这样一种增长方式本身并不要求技术进步，也就是说，即使投资所形成的生产能力其技术含量不高，只要存在着剩余劳动力，经济也会在高涨的投资拉动下实现高速增长。因此，这样一种经济增长方式也同样起到了消化剩余劳动力的作用。然而，在第二阶段，当剩余劳动力不复存在时，由投资所形成的生产能力将因劳动力的短缺而无法运转，现实中，这具体体现为工资的不断上升，从而加速通货膨胀。正因为如此，剩余劳动力的逐渐消化使得传统上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不复存在，从而敲响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警钟：当剩余劳动力的消化完成以后，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只能来自于由体制改革和技术进步所推动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体制改革和技术的进步必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第三，在第一阶段，宏观调控可以主要体现为以投资需求为中心的凯恩斯主义式的需求管理。供给(包括劳动力供给和由高速增长的投资所形成的产能供给等)则不会对需求的实现形成有效的约束。然而，在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由劳动力短缺所形成的供给约束将越来越多地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因此，未来中国的宏观调控将更多地转向供给管理。正因为如此，中国宏观调控的难度也将越来越大。
因此，本次增长率目标的“破8”不会像2004年那样为临时举措，它将作为长久的战略而持续下去。
在过去30年里推动中国快速增长，使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投资驱动加出口依赖型增长模式，正在逐渐失去动能。7.5％的增长目标意味着，政府准备接受潜在增长率的放缓，推动增长转型，使其从依赖对污染大的、能源密集型的、不可持续的产业的投资，转向依赖国内消费，注重服务业和“绿色GDP”，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研究，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那些年，全力“保8”
前几年，每年年初讨论经济增长目标的时候，国家都把经济增长的“保8”放在首位，这不禁让百姓们想问下：中国经济增长为什么8％以上才合适?低于8％会出现什么问题?为什么中国非要“保8”?
从宏观经济政策的角度分析，确定我国经济增长率目标是需要考虑两项基本目的：其一是确保新增劳动人口就业；其二是保证横向比较高于主要经济大国，特别是与我国竞争的国家，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我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最终实现我国从发展中国家飞跃的目标。在经济社会遭遇重大冲击之时，我国的经济增长率目标还应当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凝聚社会共识、从而克服当前危机的功能。
事实上，GDP8％增长目标的确立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首先，“保8”解决了中国巨大的就业问题。
中国每年新增劳动力超过2000万人，这2000万人中，大学以下文化的占了95％，为了保证这一部分人的就业，中国就必须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例如，基础建设、房地产、服装、采矿等，这些行业对员工文化要求不高，能够解决就业人口，但是附加值很低，利润很低。就像朱镕基说的，要2亿件衬衫才能换1架空客。中国不是不想发展高附加值的产品，但是这些行业的特点是员工素质要求高，员工数量少。例如，软件开发，需要员工素质高，但是20-30人就够了，而且他们的产值比一个1-2千人的制衣厂还要高。如果单纯发展这些高附加值的行业，停止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那么每年新增的劳动力到那里找饭碗?没有办法就业就会导致社会的动乱国家的崩溃。所以，要取得一个平衡点，首先要保证就业率，然后逐步调整产业结构。这一个平衡点归结到GDP上来说，就是必须保证8％的增长。
其次，从经济发展结构来看“保8”：三驾马两架再跑。
在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出口和消费“三驾马车”中，固定资产投资占较大的比例，中国经济中是国有资产占主导地位，简单的说，在中国钱都在国家手里，老百姓收入较低而且增长缓慢，当经济增长的时候，更多的体现在国有企业控制下的国有经济增长，而不是老百姓的收入增长。美国则不同，当经济增长的时候，更多的体现在美国家庭的收入增长。因此在拉动经济的时候，中国只能靠投资才能大比例的拉动经济，而美国却可以通过提高老百姓的收入水平来刺激消费。
此外，中国GDP都靠投资拉动，“保8”是最低目标。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固定资产投资的平均年增长率为13.5％，近10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大约为27％，可以说，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是靠固定资产投资的超常增长来实现的。到了2008年，中国GDP增长率中有70％来自固定资产投资，2009年前三季度中国GDP增长率中有90％来自固定资产投资，说明固定资产投资在经济发展中所占比例已经严重侵蚀了出口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我国靠国有资本过度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已经达到了极限。
为何不再“保8”
时至今日，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初步结束了原始积累的阶段。各行业产业链发展健全，不少企业已经走出国门成长为世界一流企业，话语权日渐加强，中国资本已经成为国际经济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版块。在这种情况下，当初“保8”的国内经济环境也在发生着改变。
首先，中国劳动力供求状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新增劳动力减少，即使适度降低经济增长率，也足以创造足够新增就业机会了。
其次，新世纪初的世界经济快速增长期正在过去，世界经济正在进入一段比较长的萧条时期。被西方舆论界捧为最有希望赶超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印度去年年初一度热议经济增长率能否突破10％大关，然而其去年第四季度实际经济增长率却掉到了6.1％；更不用说发达国家普遍只有百分之一二甚至萎缩的预期增长率了。连续多年的两位数增长率本身就是不可持续的，而在这种国际大环境下，我们要坚持原来的经济增长率目标，难度和代价会进一步加大；适度降低经济增长率目标，却仍然能够确保我们经济增长快于其它国家，确保我们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地位继续提升。
同时，应当看到，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创造财富的问题缓解了许多，收入分配和社会公正问题的分量大大加重，适度降低经济增长率目标，把更多精力投向改善收入分配和社会公正，正当其时。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增速过快，或过于追求速度，往往“萝卜快了不洗泥”，造成高耗能行业迅猛扩张，经济结构恶化，物价快速上涨。
放缓经济发展速度更有利于中国经济消化“虚胖”，巩固现有经济成果。
告别“保8”时代
南开大学当代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龚刚教授表示：“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告别‘保8’时代，迈入经济发展第二阶段的时候。”
龚刚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第二阶段的主要特征是：无限的剩余劳动力已不复存在。这与第一阶段的“二元”经济形成鲜明的对照。
第一，在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消化剩余劳动力，二是提高劳动生产力。而在第二阶段，经济增长的唯一动力是提高劳动生产力。正因为如此，与第一阶段相比，第二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相对减弱。
第二，在经济增长方式上，第一阶段的经济增长可以依赖于投资的高速增长。所谓增长是指产量的增长，而产量的决定取决于两大力量：供给和需求。从需求角度看，投资本身是一种需求，而且是经济学中的所谓自需求，即它还能通过乘数效应带动其它需求。从供给(或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角度看，投资本身也体现为供给的增加：投资通过建设新厂等方式提高了经济社会潜在的生产能力。需要说明的是，投资意味着开工建厂，而要使新厂开工，必然要有新的工人人厂。于是，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前提条件是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此外，这样一种增长方式本身并不要求技术进步，也就是说，即使投资所形成的生产能力其技术含量不高，只要存在着剩余劳动力，经济也会在高涨的投资拉动下实现高速增长。因此，这样一种经济增长方式也同样起到了消化剩余劳动力的作用。然而，在第二阶段，当剩余劳动力不复存在时，由投资所形成的生产能力将因劳动力的短缺而无法运转，现实中，这具体体现为工资的不断上升，从而加速通货膨胀。正因为如此，剩余劳动力的逐渐消化使得传统上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不复存在，从而敲响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警钟：当剩余劳动力的消化完成以后，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只能来自于由体制改革和技术进步所推动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体制改革和技术的进步必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第三，在第一阶段，宏观调控可以主要体现为以投资需求为中心的凯恩斯主义式的需求管理。供给(包括劳动力供给和由高速增长的投资所形成的产能供给等)则不会对需求的实现形成有效的约束。然而，在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由劳动力短缺所形成的供给约束将越来越多地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因此，未来中国的宏观调控将更多地转向供给管理。正因为如此，中国宏观调控的难度也将越来越大。
因此，本次增长率目标的“破8”不会像2004年那样为临时举措，它将作为长久的战略而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