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召妇女男性化”
　　
　　离休前任黑龙江政协副主席的李敏,1936年12岁参加“抗联”6军,被分配到1师密营当炊事员。老人说那时参军叫“上队”,“上队了,高兴啊,过段时间又不满足了。师长马德山来了,我们就缠住他不放,要求男女平等,拿枪上战场打日本鬼子。他说这密营里的工作也得有人干,这不是男女不平等,而是革命分工不同,男女总是有区别的。我们就说他是封建脑袋、军阀残余,有人还要开他的斗争会。”
　　1938年后,这男女瞅着也真的“平等”了。密营被破坏了,跟着部队到处转移、打仗。露营打火堆,那脸都跟灶王爷似的,衣服像要饭花子似的,也没什么“头发长,见识短”了,大家都差不多。张口说话,那嗓子大都是嘶哑的,你说谁是男的、女的?要说也有不一样的,女的没胡子,再就是天暖时见到河水,总惦记着洗把脸,算是有点女人样了。
　　也有优势,同样挨饿,先倒下的大都是男人,女人能捱些。可弱势也明显,女人来到这世上,原本就要承受更多的苦难。
　　老人说,“看报纸、电视,妇女卫生巾广告有多少?我们那时用什么?夏天有种大叶子草,是种野菜,能吃,晾干了搓一搓,挺软乎。几块破布,洗了晒了都硬梆梆的了,宝贝似的揣着。冬天怎么洗?无所谓了,就当没这码事儿了。有味儿?那人都成野人了,还管什么味儿呀?那虱子一球子一球子的,冬天怎么抓?咬呗。没结婚的人,谁脱过衣服睡觉了?”
　　“春炸骨头秋炸肉”,说的是春初秋末的河水凉,你“来事了”,不也一样得趟吗?生病都不当回事儿,女人的正常生理现象,算啥?夏天雨水身上淌,血水顺着大腿流。冬天打火堆,就在雪地上睡,来事不来事,能不得病吗?
　　离休前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局副局长的李在德老人,1938年春在锅盔山西南侧的勃利县山沟里,生了第一个孩子,5天就死了。
　　部队转移了,有点马肉和马骨头,留下老交通员李泰俊老两口照顾李在德,搭个窝棚。折腾大半天,生下来了,是个男孩,没奶水。自己熬命都熬不过来,能有什么奶水呀?喝骨头汤也不下奶,孩子头两天还哭,第三天没声了,眼睁睁瞅着没气了。
　　1937年春,背粮过河,河底是冰,上面是水,李在德过去就不行了。全身抽筋,吃饭送不进嘴里去,后来连筷子也拿不住了。那时条件好,住在老乡家里,一个老太太给她二两鹿胎膏,泡黄酒喝,好了。
　　这回生孩子,又得了产后风,全身浮肿,一天不如一天了。老两口急得团团转,李在德让他们弄老鸹眼树皮煮水。在密营里给伤员洗伤口,就用这东西,能消毒。大娘帮她洗,说行吗?她说行,心想,死马当活马医吧——还真就活过来了。
　　归屯后生的孩子,特别是冬天,没活下来几个。大雪天,几个人围一圈,扯几条毯子挡风,没毯子用大衣。有的生下来很快就死了,雪地上挖个坑,弄座小雪坟。命大,活了,怎么带呀?送人都很难。10家连坐,你家多个孩子,哪来的?碰上鄂伦春人最好了,他们要小孩,女孩也要。
　　老人说现在的人怀孕,有时越小心翼翼的,不知怎么地就流产了,那时想摔都摔不掉。男人身强力壮都摔跟头,挺着个大肚子能不摔?平时也常翻跟头,下山,特别是晚上,雪地里就坐着往下溜,弄不好就滚蛋了。
　　离休前任重庆市人大副主任的胡真一老人说,“1938年秋,在宁安北边扒铁路,袭击闷罐车补充给养。我们女兵先撤的,在镜泊湖北边让鬼子跟上了,跑不过,十几个人藏进湖边芦苇里。朴银珠的孩子才两个多月,是个小子,哭,她拿手捂他嘴。捂一会儿松开,还哭,鬼子就在湖边山坡的路上。这么哭了两回,没声了,她把孩子按水里淹死了。我离她几米远,芦苇密,看不见,还寻思这孩子咋这么懂事?鬼子走了,她抱孩子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眼睛木呆呆的,傻了似的,光淌眼泪。”
　　老人说,“我参军不久就听说1师有个叫李元容的指导员,他的媳妇和一个两岁的孩子冻死了,娘俩坐在一棵树下,雪人似的。母亲怀里抱着孩子,还有一支枪。”
　　1938年5月22日,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在一封信中说:“号召妇女男性化,一切要以纪律生活革命利益为前提,要她们有独立工作和政治的斗争能力。”
　　不知今日德国如何,当年的联邦德国宪法规定,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赋予女人使用武器的义务。美国法律则禁止女兵参加直接的地面战斗。
　　从中东到中亚,当导弹、炸弹不断地夺去包括妇孺老人在内的无辜者的生命时,有时还会听到杀人一方表示“遗憾”——随着包括战争在内的人类生活越来越高科技化,战争好像也变得“文明”、“进步”、“人性”了。
　　而我的先人不得不投入的那场战争,不但力量对比悬殊,而且这些被称作“日本鬼子”、“日本子”的侵略者的残忍、野蛮,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恐怕也难觅出其右者。于是,从11岁坐牢的朴金华,到“八女投江”中只有13岁的王惠民,到年过花甲的“抗联之父”李升,就都走上战场,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男人女人,生者逝者,有名无名,一个称谓: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