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首歌，《前前前世》。”
　　潮水般的尖叫从舞台四周的观众席涌来。
　　一袭白衣，灯光打下，舞台上的RADWIMPS主唱野田洋次郎抬起手臂，闭眼转圈，跟着鼓点摇头晃脑。对国内大部分歌迷来说，知道RADWIMPS，是从新海诚《你的名字。》开始的，拜赐于电影的高人气，其主题曲《前前前世》及创作乐队RADWIMPS进入大众视野。但于我，第一次知道野田洋次郎的名字是在2018年5月，北京草莓音乐节，是一次纯属偶然的撞见：《GASSHOW》的吟唱如镇魂曲般飘荡在草坪上空，夜幕逐渐笼罩，千人随节奏摇晃身体和手臂，手机的电筒光连成一片地上的星星。
　　彼时，我并不知道舞台上的歌者是谁，只知道是“illion”——这个illion的能量惊人，某个时刻，他像被神明附体，是舞台之神、音乐之神，把整个舞台、浩瀚宇宙融进自己的世界。
　　“illion”只是他众多分身中的一个：作为日本乐队RADWIMPS的主唱，他是野田洋次郎;单独演出时，他是illion;他甚至和RADWIMPS成员们成立了一个搞怪逆人格乐队“味增汁’s”，他变身为John……
　　粉丝开玩笑称洋次郎是“精分”（精神分裂的简缩），他自己的说法是，“我想用尽所有可用的大脑，去思考很了不起的事情。”他是“疯子”，也是创作灵感源源不绝的天才;是教主，却又自认为是上帝的残次品。2002年，还是高中生的野田洋次郎应同级生桑原彰之邀组成RADWIMPS，凭原创歌曲《もしも》（《如果》）在日本横滨高中乐队大赛中获胜，约一年后恢复活动、正式出EP，日本音乐界业内有人感叹——“是从未听过的音乐”“音乐和歌词让人耳目一新”“出现了了不得的乐队啊！”
　　17年过去，RADWIMPS已成为日本摇滚界的核心代表乐队，出道歌《もしも》，则成为了他们的返场安可曲——在他们所到的各种海外演出现场，无论中国、韩国还是新加坡，母语各异的歌迷们几乎都能够齐声日语大合唱《もしも》，以此召唤乐队返场。对喜爱他们的人来说，RADWIMPS是信仰，野田洋次郎则是灵魂、是精神领袖一般的存在。
　　我不禁好奇，这个人，这支乐队，他们的能量究竟从何而来？

“如果撒谎了，就有暴露的危险”

　　这次，坐在面前的野田洋次郎穿了宽大的一身黑，贝斯手武田祐介、吉他手桑原彰依次坐于其右。洋次郎一直在摸中指宽扁的指环，戒指割面是一片颇大的内凹椭圆形银面，几乎有手指三分之一长，兼有银质的粗砺和光滑;没有剃胡子，稀稀拉拉地连成半圈，少了点想象中的少年感，但转念一想，生于1985的RADWIMPS成员们，今年已经34岁了。
　　见到他们之前，我曾数次想象现实中的野田洋次郎会是什么样子：不按常理出牌，天马行空，有趣的脑洞张口即来。毕竟他是写歌时将自己“瞬移”到另一个时空的创作者：他让神和佛祖吵架，作壁上观讨论地球的实况游戏人生（《実況中継》）;他把对狗仔队的厌恶写成老师布置作文、让孩子写自己作为狗仔队的父亲（《PAPARAZZI》）;他的喜欢，是希望孩子继承对方所有的23对染色体，硬要的话，“就把我的快乐和幸运遗传给他”（《25コ目の染色体》）;他把爱写成嫉妒，嫉妒的对象却是妈妈肚子里还未出世的孩子，“现在开始公布宣战/对于我们的孩子/我一定会很嫉妒吧”（《Tummy》），以至于被媒体追问：“写出这样的歌，你实际上是有孩子的吧？”
　　这个段子被粉丝津津乐道，他们清楚自上一段感情分手后，野田洋次郎这几年连女友都没有。要了解他似乎不难，他是一个喜欢将自己的生活和所思所想分享到社交网络上的人，近几年出版的自传性散文集《有心论》里，他用日记形式记录下2014年2月到7月RADWIMPS巡演期间的见闻和思绪，“杂然、混沌、平稳、矛盾、断念、渴望、烦躁、幸福、升天等等，这些平凡到哑口无言的、这个星球上随处可见的感情，它的集合体就是那时的我。”

　　相较于歌曲中的热烈、舞台上的忘我，出现在眼前的人，除了体形比想象中更加高大外，也更为平静和理性。面对每个问题都认真地阐释一大段，思考或说话的大部分时候，他会将目光对准空无一人的斜前方，似乎目光的遭遇会打乱逻辑的思路。让成员们用动物来形容自己和彼此时，武田祐介认真地打量野田洋次郎说，“果然就是大型犬啊，拉布拉多那类的，印象中你就是那样的。”
　　“虽然很大但是很温柔，”野田洋次郎接话，“我也想变成那样呢。”
　　“温柔”，这也是粉丝最常用来形容他歌曲的词。“把自己对前女友的喜欢写出了四张专辑，”自愿负责运营RADWIMPS后援团微博微信、翻译《有心论》的粉丝组织者青青开玩笑般这样告诉我。但在洋次郎的自我认知里，温柔是他尚不能达到的品质——他并不惮于袒露内心的许多暴烈与撕扯、阴暗和龌龊，也诚实地把它们写进歌里，比如黑色调的《五月の蝿》，从词到曲都令人毛骨悚然。
　　几乎每张专辑里都有一两首类似的曲目，安插在热烈的喜欢与爱之间。这些歌里，看似埋藏着洋次郎愤怒、癫狂与极端的B面，但细看歌词，极端的恨之源头，依然是极致的爱。
　　比起温柔，他现下所拥有的东西或许更是诚实。2014到2015年他受松永大司导演之邀主演《トイレのピエタ（卫生间的圣母像）》，饰演一位放棄画画梦想、患了绝症的青年宏。问他“觉得表演和音乐有什么相似之处”时，他想了会儿说：“不撒谎地真实地存在可以说是一个共同点吧。如果撒谎了两者都有暴露的危险，比如在舞台上，被台下观众那么多双眼睛盯着，如果我仅仅想耍帅、说一些其实并不是我真实想法的话，我觉得肯定会暴露的。在摄像机面前，演员在说台词的时候，内心哪怕有一丁点不认同台词，后期观众从画面中看到这个镜头，也一定会察觉到他是在说谎。” 　　拍摄电影那段时间，每天晚上散场回家，他都会有一种“我不想死”的心情。电影里，他作为宏的生命结束以后，他开始觉得，自己作为洋次郎的生命却仿佛重生，是一次上天额外的恩赐。“Bonus，”他看着我重复了一遍，确认我明白“附加奖赏”的意思。
　　“我就开始想，只要能活着，就一定要去完成想做的事，自己的想法、生命要是有能奉献的地方，就要尽可能地去发挥作用。所以在那之后，我也尝试了之前没有做过的事情，比如说solo呀、演员之类的工作。想着要连续不斷地投入到各种各样想做的事情中。“
　　“无时无刻（不）——何时何地都——在寻找能够让自己拼命的理由。”他不止一次认认真真地这样表达过，像极了热血漫画里的对白。

“把自己变成能施展魔法的肉体，或者是镜子”

　　野田洋次郎另一次深刻地意识到生命无常，是“3·11”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
　　他有过一次在舞台上面对几千观众痛哭的经历。那是2013年9月15日，日本宫城县，在大地震两年半之后，RADWIMPS来到曾经的灾区开了一场野外演唱会“青とメメメ”。唱到《ブレス》（大意：“呼吸”）时，野田洋次郎坐到钢琴前弹唱，随着歌曲的进行，眼里渐渐蓄泪，在数千观众面前几近哽咽，最后几乎是哭着完成了整首歌曲。
　　“当时你在想什么？”
　　他说起那架钢琴——那是一台在震后海啸中坏掉的钢琴，人们把它修好，重新搬上舞台。“那时候弹了被修好的钢琴，各种各样的情绪涌了出来。那一场地震对于日本人来说，可能不管说是整个平成年代还是说战后，都是最大的一件事，这么深重的灾难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在那钢琴的音色中，不由自主地感受到人类的坚强，怎么说呢，即使经历了这样的灾难还是勇敢地站起来，非常感动。”
　　“那些尘封的泪水里/凝聚着让人类成为真正人类的力量”，他在那首歌里写了这样的歌词。当然，泪水毕竟是少见的，多数时候，语言代替泪水。洋次郎总是在舞台上掏心掏肺，坦白自己的脆弱与心迹，吐露对各种社会事件的担忧和思考，说着想用音乐为大家带去力量。
　　但这份舞台上的自如、对观众的信任，并不是他与生俱来的天赋。早期玩乐队的洋次郎不仅对演出毫无享受感，甚至会想，为什么要让一群陌生人围着我、看我表演？他感觉舞台上的自己像只被关在动物园里的猴子。
　　野田洋次郎高一时被桑原彰邀请加入乐队，只是因为机缘巧合认识乐队里的朋友。在桑原彰的家里，洋次郎吉他弹唱了绿洲乐队（Oasis）的歌，桑原惊呼好听，还偷偷拨通了乐队其他成员的电话，让其他人听他唱。就这样，从小学起总是一个人唱歌的洋次郎成为了乐队主唱。但那时的他，对当众做任何事都感到恐惧。巡演前，他会梦到最糟糕的演唱会情景——比如忘词，比如节奏不对，观众陆续离场，最后台下只剩五个人——然后从梦中惊醒。早期演出视频里，洋次郎在台上的旋转跳跃显得稚嫩甚至有点刻意，全然不似今日教主般的忘我自如。
　　转变是在一次次感受到观众的热情中发生的。在live house演出时，因为空间小，他可以“看到每一颗汗水，听到每一个声音”。他在《有心论》里记下：“第一排的那个家伙说他虽然24岁却有两个小孩，真是酷啊。还有人说了会场附近的麦当劳很好吃，我想说麦当劳难道不都是一个味道吗。勉强赶上最后三首歌的那个家伙，有没有感到开心呢？好不容易来一趟，于是我们在安可环节加演了歌曲，但还是感觉不够啊。”人们是出于喜爱RADWIMPS才聚集在这里，他强烈地感受到这点，“我骨子里果然是个喜欢礼尚往来的人……会几万倍地回馈给大家。”
　　在一万人的体育馆演出则是完全不同的感受。“要把自己变成能施展魔法的肉体，或者是镜子。我必须要接收那压倒性的视线与声音，并传回去，必须要有一面能够以更大力量折射回去的镜子才行。如果忘记这一点，就会被击垮，在这巨大的力量前面。……偶尔能体会到，只有在那庞大的数量下才能找到的感觉和心境。能抵达极地。也会有‘谁都别想阻止我，我已天下无敌’的瞬间。真好啊，无敌的感觉。”
　　时间回到2013年9月15日的宫城县。那天本下着瓢泼大雨，演出开场后却渐渐停了，拨云见日。洋次郎想或许是前一天拼命制作的晴天娃娃起了作用。离开宫城县时，当地居民执意要把两大箱水产送给他们：“太感谢了，请你们下次再来。”
　　“一定会的”，野田洋次郎连连鞠躬，接过了盛情难却的海鲜。

残缺与完整

　　尽管舞台上能量十足，野田洋次郎却自认是个充满缺陷、情绪多变的人。
　　这在他的歌曲和日记里都有迹可循。时不时地，行文会出现这样的篇章：“勉强活着。在变得粉碎之前，一直，强忍着。……此刻的我，不过是在用胶布死命地修复着早已破碎的手工作品罢了。……因为一点点事情都能马上流眼泪，沉浸于苦痛当中。以往三天分量的心跳，如今一天内就能用完。”
　　可一页之后，提到宫城县“青とメメメ”野外演出，又马上给自己打鸡血：“拥有那一天的历史的我，一定很强。”
　　他的专辑和书的封面，但凡自画像，总是用各种混乱的色彩笔触涂抹的洋次郎头像，“我”变得难以言说和定义。他写过一首歌《ソクラティックラブ》（大意：“苏格拉底俱乐部”），几乎是上升到哲学层面的对自我的探问：“是什么让我成为我？/把我的脸一切为二、手臂分成四截、或者眼睛五等分/脑袋改成别人的/声音换成外星人/那个变成胡萝卜/你所指的我是否还是我？”
　　说不清是否与童年和家庭有关。他有一个严厉异常的父亲，“闭嘴”“去死”“快睡”“畜生”是父亲常挂嘴边的话。洋次郎三岁时，父亲就因为儿子没有好好道歉把他拖进漆黑的地下室，兄弟俩被要求只能用敬称称呼父母，全家人都看父亲眼色行事。兄弟俩在日本出生、随父母迁居美国读小学、初中以后又回到日本，习惯了被边缘化：在美国，他们被热心开放的美国同学接纳，却因为和西方人玩而受到日裔圈子的议论和排挤;回到日本后，英语地道的他们又成了被特殊化的对象——每当老师让洋次郎示范英语发音时，课堂上就会传出窸窸窣窣的笑声。 　　和RADWIMPS成员在一起的时间比和家人在一起更多，在极度低落和自我怀疑的时刻，野田洋次郎曾经写，“为了乐队成员，为了成员的家人，我选择生。他们陪了我这种没用的主唱、这种残缺品十年之久，并热爱我创作的音乐。我无法离开他们。他们三人，即使不是和我，也能组成乐队，但我不行。”
　　RADWIMPS不是没经历过几近放弃的时刻。鼓手山口智史如今因病无限期休团，在智史休团前后的2014年左右，乐队经历着最艰难的时期。洋次郎反思，当初自己对智史太苛刻了：
　　“音乐对当时的我来说就是全部，可以说是音乐至上主义，我不断地在强调我所追求的东西，如果（对方）没有达到我的那个标准的话，真的是吃了很多苦。即使是那样，我还是一直坚持我所坚持的，我觉得这个也是他患上局部肌肉张力不足症的一个因素吧。”
　　洋次郎所坚持的，是“把还不存在的东西努力挖掘出来”，无论技术还是想法。如果他想要的旋律或节奏太难，对方演奏不出来，当时的他会逼对方练到会为止。“一年有一半时间都用在学习上了。比如两拍三连的拍子不会，一天不管是八小时还是九小时，我们都必须要把他教会，就这样渐渐地陷入恐慌困境。”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RADWIMPS成为RADWIMPS的原因。但山口智史的病，让野田洋次郎改变不少。现在再遇到技术太难的部分，发现实在做不到时，“两秒钟就OK，过了吧。”他大笑，“乐队要破产了吧。”

　　现在，三十多岁的他们终于能够保持着刚刚好的距离，庆幸曾经的自己没有放弃。洋次郎说起日本音乐界的变化，说周围更年轻一辈的日本音乐人，很多都是一个人玩音乐，比如与他交好的Aimyon、米津玄师，“相比起玩乐队，solo可能才是当下潮流。”和Aimyon、米津玄师喝酒时，他们会开玩笑说，“洋次郎晚五年生的话，绝对不会玩乐队的哦，绝对是一个人搞音乐哦！”
　　坐在旁边的武田和桑原即刻爆笑。野田洋次郎丝毫不为所动，把身子侧向他俩：“我告诉他们，绝对没有那样的事哦！”

“可能会这样一生不满足地生活下去吧”

　　人物周刊：会觉得RADWIMPS是一支属于青年或少年的乐队吗？随着年岁渐长，会不会有所改变？
　　野田洋次郎：在自己内心总是会有与现在的境遇能力相符合的自己，在某个年龄段特有的东西。我们现在已经不是18岁了，所以会继续表达我们现在这个年龄段所感受到的东西，但内心的少年性、青春，应该是一生都不会消失的。距离慢慢地拉开，但是两方面都在自己内心积蓄，这一点也是RADWIMPS的有趣之所在吧。所以我们也会有一些竞争意味的歌曲，也会有一些充满现实意味的歌曲，但是我们也努力不去忘记，不丢失我们根上的纯粹性。
　　人物周刊：那现在大家已经三十岁了，保持这种东西觉得困难吗？
　　野田洋次郎：不觉得困难，因为根本上的东西是不会变的。就像和十八岁的同学们合作《万歳千唱》《正解》一样，能感受到年龄上自己已是成人了，但是同时也感觉自己和他们根本没有什么不同啊，自己现在也一直都有困惑、一直都有焦躁、一直都有不安，虽然说我有音乐家这样的职业、身份，但是仍然有很多想要做的事没有做，没能做到的事、必须要做的事、想知道的事也还很多，可能会像这样一生不足够地、不满足地生活下去吧。
　　人物周刊：粉丝开玩笑说经常会忘记RADWIMPS是个摇滚乐队，你们怎么看待“摇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