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与伪，在一般概念中应该如同黑与白般界限分明。但是在实际情况中，当我们用不同维度去看待艺术品的真伪，却存在诸多复杂的灰度。就像徐小虎曾经讲过一句话——“任何的作品都是‘真迹’”，伪作也是作假者的“真迹”，因为伪作也有自己的时空和故事。历史上的许多临仿作品，为后世留下了最接近“真迹”的面貌：如米芾、张大千这样的才子，对临仿前人大师作品乐在其中；还有董其昌、金农这样，授权由弟子代笔创作，而非本人创作的“伪作”……这些历史留下的庞杂线索，书写了戏剧化的传奇故事，构筑起“伪作”定义的复杂根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维度，对于伪作也有不同的态度。
　　2017年度，中国艺术品市场总规模已达到千亿元，当我们回顾改革开放之后的艺术品市场，其发展可谓取得长足的进步。然而今年1月，在公安部指挥部署下，贵州遵义警方破获的制贩假冒名家书画案，又一次牵动人们关于艺术品真伪的神经。短时间制假的作品，能卖出千亿元高价，很多人是不解的、愕然的。当书画艺术与蓬勃发展的市场接轨，当作伪成为低风险的高暴利，当作品的价值取决于大师落款如同名牌般的附加属性……真与伪关乎的不仅是学术上艺术史的书写，更是现实中艺术行业的健康持续发展；我们见到的是人心的考验与利益的博弈。


　　科技的发展为鉴定提供了更多可参考的理性依据，比如材料的年代判断，更多可视化的细节呈现；也可以为艺术家建立作品的网络资料库，更方便留档、调阅、比对；但是也为作伪者提供了复制、印刷的便利。科技是工具，利與弊在于使用者的目的与心智。
　　艺术品与一般商品不同，如何鉴定，谁来鉴定，谁来监管执法目前都存在难点与盲点。严格的规范、严厉的惩处是行业未来健康发展的必经之路，而现状的改变不可能一蹴而就，渡过破茧成蝶的阵痛期，需要一个循序发展的进程。艺术作品的真伪问题，不能完全指望鉴定。历史上有太多关于鉴定的专家争论，也有艺术家亲属甚至艺术家本人“走眼”的事实。大众、藏家在参与收藏的过程中需要更多的艺术修养，不盲目、不跟风；从业者、艺术家也需要更多的自觉自律，守底线、有追求。
　　关于艺术，应当有比金钱更重要的永恒的追求，而这份追求或许是扼杀劣质伪作的最好武器。中国美术学院书法博士鲁大东认为，伪作最容易出现在“名声与价格不匹配，很易模仿又价格很高”的艺术家身上。也基于此，浙江画院院长孙永认为，作为艺术家，帮助收藏者掌眼剔除伪作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对自己的作品要求严格、精益求精，追求艺术高度的同时，也是增加了“造假的难度”。年过耄耋的艺术家曾宓，叹息地为作伪者感到“可惜”，“有这么好的本事，为什么去模仿人家？就是把钱看得太重。”不管是微观艺术家个人，抑或宏观地看整个艺术行业，正如曾宓将60余年从艺生涯进行的总结：“文艺之道，无功不成，无德不昌。”这或许正是文艺发展、艺术市场繁荣的正道。
　　我们期待2018年的春风，为艺术市场吹来朗朗清气，带来宜人暖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