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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是一夜之间,中资企业因进行所谓的套期保值而遭受巨亏的情况开始一下子呈现在众人面前。先是10月20日,中信泰富宣布因澳元贬值跌破锁定汇价而损失约147亿港元,至本月初,亏损数额已扩大至186亿港元;此后,深南电因操作石油衍生品合约、东航和国航进行燃油套保合约以及中国远洋购入远期运费协议(FFA)所导致的巨额亏损开始依次被媒体曝光。
一般来说,套期保值(也称“对冲”,英文是hedge)是在现货和期货市场进行数量相近、方向相反的交易,目的是为了锁定风险。从字面意思上就能看得出来,在正当的套期保值操作中,公司实际上是通过支付费用来购买一定的金融和商品衍生品从而转移风险,其亏损和盈利额度都是可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很多企业都应该积极地进行套期保值来锁定经营风险,只要它们的产品或原材料价格是容易波动的。既然正当套期保值的亏损和盈利都是可控的,那么目前一些中资企业所遭受巨亏的情况就说明,一定是这些企业在进行套期保值的过程中进行了不当的操作。
总结以上这些企业所进行的套期保值行为,可以得出两点明显的共性,而这两点因素则为巨额亏损提供了温床。
首先,在这些企业“套期保值”操作的背后,都隐藏着不同程度的投机行为,这是巨额亏损产生的关键。投机程度最深的当属中信泰富。表面看来,中信泰富确有澳元需求,但其金额要远小于此次对冲的规模——据公告,中信泰富在澳洲铁矿项目截至2010年的资本开支有16亿澳元,2010年投产后每年营运开支为10亿澳元,但中信泰富的外汇衍生品合约,最高需要承接的澳元金额高达94亿澳元。为什么要进行这么大规模的合约操作,很显然相关管理层是为了获得投机收益。在东航、国航的燃油套保亏损事件中,两家公司本来简单买入看涨期权就能对冲掉燃油上涨的风险了,而管理层却为了节省一点期权费而要同时卖出看跌期权,从而使公司完全暴露在燃油价格下跌的风险中,进而造成了现在的巨亏。东航和国航的管理层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而单就卖出看跌期权的行为而言,这也是投机了。中远因FFA巨亏的信息还没有被完全披露,但从目前获得的信息来看,亏损的产生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中远在购入FFA的同时也在大规模租入船,这实际上是同向做多,FFA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套期保值作用,反而放大了风险;另一种可能是如日本野村证券分析师Cecilia Chan所说:“中国远洋的多头头寸如此巨大,他们可能不仅仅是利用这些合约进行套期保值,也是作为一项投资进行投机。”
其次,这些企业都有着共同的所有制特征——它们都有着强烈的国有产权背景。这种现象并非巧合,在我们看来,国有产权结构为这些巨亏的出现提供了根本的制度性因素。事实上,国有资产的所有人是虚拟的“全国人民”,而经营者却是如我们一样有着七情六欲的个人,激励机制的偏差使得国企的经营无不非常低效。具体到此类事件,相关管理者运用国有资产进行衍生品投机的动机非常充足——赌对了可以获得暴利,赌错了亏的也不是自己的钱,风险和收益的严重不对称,成为具有国资背景企业投机行为屡禁不止的根源。从2004年中航油驻新加坡高管赌错油价走势而亏损5.5亿美元、2005年赌错铜价走势的国储期铜案,到最新的中信泰富赌错澳元走势,均属于此类事件。如果这些钱是自己的,拿自己的钱做这么大的对赌,晚上都会睡不着觉的。但国企不同,玩的不是自己的钱,赢了是英雄,亏了是国家的。
不过,在其位谋其职,巨额亏损造成的国有资产损失不能没有人承担责任。2004年中航油巨亏和2005年国储期铜案,分别以陈久霖、刘其兵的锒铛入狱而告终,这是因为他们以国有资产进行非法的投机活动,最终致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在我们看来,以上数家由国企产生的巨亏,相关领导层都难辞其咎:要么是其中包含着领导层的投机行为,而政府有明确的法规禁止国有企业进行投机;要么是相关领导层根本没有能力弄清这些衍生品合约操作中所蕴藏的巨大风险。
目前大部分香港及内地上市公司均有投资商品和金融衍生产品,这意味着以上几个巨亏事件还只是“冰山一角”,可能有更多的潜水炸弹有待引爆。而无论是出于投机,抑或是能力低下,终究需要有人来承担巨亏责任,国有企业管理层须对这些亏损实行问责制!至少,管着这些国企高层的中组部,应该对此进行问责。这些国企高管们,应该对纳税人有个说法吧!
一般来说,套期保值(也称“对冲”,英文是hedge)是在现货和期货市场进行数量相近、方向相反的交易,目的是为了锁定风险。从字面意思上就能看得出来,在正当的套期保值操作中,公司实际上是通过支付费用来购买一定的金融和商品衍生品从而转移风险,其亏损和盈利额度都是可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很多企业都应该积极地进行套期保值来锁定经营风险,只要它们的产品或原材料价格是容易波动的。既然正当套期保值的亏损和盈利都是可控的,那么目前一些中资企业所遭受巨亏的情况就说明,一定是这些企业在进行套期保值的过程中进行了不当的操作。
总结以上这些企业所进行的套期保值行为,可以得出两点明显的共性,而这两点因素则为巨额亏损提供了温床。
首先,在这些企业“套期保值”操作的背后,都隐藏着不同程度的投机行为,这是巨额亏损产生的关键。投机程度最深的当属中信泰富。表面看来,中信泰富确有澳元需求,但其金额要远小于此次对冲的规模——据公告,中信泰富在澳洲铁矿项目截至2010年的资本开支有16亿澳元,2010年投产后每年营运开支为10亿澳元,但中信泰富的外汇衍生品合约,最高需要承接的澳元金额高达94亿澳元。为什么要进行这么大规模的合约操作,很显然相关管理层是为了获得投机收益。在东航、国航的燃油套保亏损事件中,两家公司本来简单买入看涨期权就能对冲掉燃油上涨的风险了,而管理层却为了节省一点期权费而要同时卖出看跌期权,从而使公司完全暴露在燃油价格下跌的风险中,进而造成了现在的巨亏。东航和国航的管理层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而单就卖出看跌期权的行为而言,这也是投机了。中远因FFA巨亏的信息还没有被完全披露,但从目前获得的信息来看,亏损的产生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中远在购入FFA的同时也在大规模租入船,这实际上是同向做多,FFA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套期保值作用,反而放大了风险;另一种可能是如日本野村证券分析师Cecilia Chan所说:“中国远洋的多头头寸如此巨大,他们可能不仅仅是利用这些合约进行套期保值,也是作为一项投资进行投机。”
其次,这些企业都有着共同的所有制特征——它们都有着强烈的国有产权背景。这种现象并非巧合,在我们看来,国有产权结构为这些巨亏的出现提供了根本的制度性因素。事实上,国有资产的所有人是虚拟的“全国人民”,而经营者却是如我们一样有着七情六欲的个人,激励机制的偏差使得国企的经营无不非常低效。具体到此类事件,相关管理者运用国有资产进行衍生品投机的动机非常充足——赌对了可以获得暴利,赌错了亏的也不是自己的钱,风险和收益的严重不对称,成为具有国资背景企业投机行为屡禁不止的根源。从2004年中航油驻新加坡高管赌错油价走势而亏损5.5亿美元、2005年赌错铜价走势的国储期铜案,到最新的中信泰富赌错澳元走势,均属于此类事件。如果这些钱是自己的,拿自己的钱做这么大的对赌,晚上都会睡不着觉的。但国企不同,玩的不是自己的钱,赢了是英雄,亏了是国家的。
不过,在其位谋其职,巨额亏损造成的国有资产损失不能没有人承担责任。2004年中航油巨亏和2005年国储期铜案,分别以陈久霖、刘其兵的锒铛入狱而告终,这是因为他们以国有资产进行非法的投机活动,最终致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在我们看来,以上数家由国企产生的巨亏,相关领导层都难辞其咎:要么是其中包含着领导层的投机行为,而政府有明确的法规禁止国有企业进行投机;要么是相关领导层根本没有能力弄清这些衍生品合约操作中所蕴藏的巨大风险。
目前大部分香港及内地上市公司均有投资商品和金融衍生产品,这意味着以上几个巨亏事件还只是“冰山一角”,可能有更多的潜水炸弹有待引爆。而无论是出于投机,抑或是能力低下,终究需要有人来承担巨亏责任,国有企业管理层须对这些亏损实行问责制!至少,管着这些国企高层的中组部,应该对此进行问责。这些国企高管们,应该对纳税人有个说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