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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旧是一顶黑色帽子压住额头，简单的T恤、牛仔裤，胡子刮得很干净，沧桑的嗓音在排练室里回荡：
“那夜我喝醉了拉着你的手，胡乱地说话；只顾着自己心中压抑的想法，狂乱的表达”——这是“冲动的惩罚”，也是一个浪子剖开胸膛，酒后吐真言般让你听到他的心声。是不是这份真诚，抑或那歌声中仿似新疆吹来的苍凉的风，让你遥想起西域大漠、驼铃和“乌鲁木齐难舍的情结”？
刀郎，一个谜一样的歌手，毫无迹象地走红，又突然销声匿迹。他像武侠小说中的蒙面独行客，来无踪去无影，谁能说得清楚：为什么是刀郎而不是其他俊男靓女乐坛大腕，在中国内地，创造了正版销量270多万张的发行奇迹？
在《2002年的第一场雪》之前，刀郎过着压抑而动荡的生活。在四川内江市资中县一个文工团的家庭中，他是弟弟，和哥哥仇深似海，父母没有时间将全部的爱投入到照顾这个敏感而内向的孩子身上，以至于幼年敏感的刀郎，总是感觉缺少安全感。
只是，童年的他恐怕没有想过，日后他的人生要比童年时更为危险。
不能怪任何人，是他自己选择了一种最没有安全感的生活方式：漂泊。17岁高中还未毕业，刀郎只身一人，离开资中，先是在内江的歌厅，然后重庆、西藏、西安、海南，直至新疆，漂泊，是一种宿命，在一刀刀刻划着他人生和音乐的轮廓：乐队分分合合，第一任妻子离开了他，留下了一个女儿，在新疆推出的专辑只卖出了2000多张……
面对人生的无奈，刀郎没有抱怨。他从风沙茫茫的戈壁滩上走过，到维吾尔族老百姓家住着。他强调，那不是采风，而是让生命自然而然地融入到他的音乐创作中。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2004年，北京出租车的的哥放一边开着车，一边大声地播放着《2002年的第一场雪》。一点点的忧伤、一点点的粗犷、一点点的自由不羁、一点点的朗朗上口，也许就构成了这样一首超级流行金曲的神话。
可是刀郎本人却感到不开心。他每天开车出去，一天开十几个小时，一旦听到有人在放《2002年的第一场雪》，他转头就跑。迅速走红之后，刀郎却选择了低调和平淡的生活。世间纷纷扰扰，似乎都与他无关，他只是一个热爱音乐的音乐人，苍茫大漠，羌笛悠扬，才能让他的内心获得安宁。
写了1000多首歌曲，足够他装备100多张专辑，所谓“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记者面前的刀郎显得从容淡定，过去的辉煌都已过去，未来的人生旅途是喜是忧他平静接受，当看尽潮起潮落，他的声音中，是否多了一份更淡然的美丽？
准备了4年之后，刀郎卷土重来。5月28日，刀郎上海演唱会就将在上海大舞台开唱，这一次，我们那样近地坐在他的面前，没有神秘的面纱，有的只是坦诚和微笑，你能感受到他曾经的痛苦与忧愁，也能感受到一些遥远边疆的悲壮与豁达，都是音乐，也都是人生。
童年养成了内向的性格
《新民周刊》：你父母是资中县当地文工团的成员，是否从小在音乐方面就对你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刀郎：可能还是环境的影响，小时候家里也没有刻意培养我在音乐方面发展。他们经常出去演出，家里也没有人带，父母都是双职工，我就跟着他们出去玩。上学时就寄住在奶奶家，很多亲戚家都住过——奶奶、表哥、姑姑，甚至老师家。放假我就跟着父母一起出去。
《新民周刊》：不经常在父母身边，是不是使得你的性格比较内向、沉默？
刀郎：有这个因素。心理上会有影响，父母不在身边，从小缺乏安全感，我的性格确实比较内向——准确地说：内向但不自闭。
《新民周刊》：你之前的访谈中谈到过你和哥哥的关系，你和他的关系怎么会那么差？
刀郎：我哥大我五岁，父母不在，长兄为父。只是小时候我脾气比较倔强，我哥脾气也特别倔，我们两个人在一块，经常就会吵闹，打闹，基本在从我们懂事的时候起就在吵，一直打到他当兵回来，直到他离开的那一天，我们都在吵。
《新民周刊》：后来你哥哥因为车祸去世了，你也感到很伤心，只是一切无法挽回，那么有没有给哥哥写过歌？
刀郎：写过。那个时候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亲人离开自己了。那时太小了，慢慢随着年龄的长大，我才意识到，其实我哥帮我做了很多事情，我都没有看到，我看到的都是他对我不好的事情。当有一天我明白过来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愧疚。后来我就写了一首《流浪生死的孩子》，写给他。加上我哥本来是当兵的。所以当我翻唱《驼铃》啊、《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的时候，每一次唱到都会想到他。
跑摊走穴：从城市到城市
《新民周刊》：17岁的时候，怎么会想到从资中县跑到内江的歌厅去演唱？
刀郎：因为我喜欢音乐，但资中是個小地方，没有条件学习。如果在其他城市，我会选择音乐学校去正规、系统地学习音乐。而我那时候只有通过慢慢走出去，找一些老师，找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研究摸索，在音乐上才能成长。其次是觉得学校学习实在没有太大的意义，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课程太冗长，而且当时还有高考恐惧感。那时候的教育给我的感觉就是你除了上大学，绝对没有出路，所以觉得很恐慌，害怕面对未来。所以当发现自己离开父母也可以是一条出路时，我决定要出去闯一闯。那一年，我17岁，我哥刚刚去世，家里情况特别糟糕，父母没有从阴影里走出来，家里气氛特别沉闷，觉得人生很灰淡，所以想逃离。
《新民周刊》：那是怎么样的歌厅？
刀郎：新建的，是当地最好的歌厅，在市中心的大楼里。我还是比较幸运，我到的时候，刚好他们的键盘手离开了，临时找不到人顶，让我弹键盘。其实我那时水平很差，扒带都不懂。我刚能弹两下，就上了台，老师给我讲如何如何扒带子。印象最深刻的是有那么一首歌，一个小节我扒了一天一夜，那时我的耳朵根本听不出来每一个具体的音，那天扒得特别崩溃。后来总算还是挺过来了。
《新民周刊》：那时候挣多少钱？
刀郎：挣得还挺多的，我们那时一场十几块钱，差不多一天两场，就是三十，一个月就是九百。那时工资一个月才一百吧？1989年的时候，我们算相当高了。
《新民周刊》：后来怎么会跑到重庆、西藏、海南等地发展的呢？
刀郎：我先去的是重庆，在那边找了些老师，有些老师水平很高，主要是氛围很好，作为键盘手，如果你周围鼓手、吉他手、贝斯手水平都很高，你自己很快就会有提升。后来又跑了很多地方，比如广州和海南。海南当时是全国搞音乐的精英聚集之地，精英们大多在那儿，算是社会音乐大学吧，各种门派，各种风格，全看得到，上海、北京都有很多键盘手在那边。
《新民周刊》：跑摊走穴这段岁月顺不顺呢？在情感上也遇到了些挫折？
刀郎：对，离婚了。那时候还是小，年轻嘛，我是性情中人。女孩年龄比我大，我觉得我是男人就要担当，但是没想到这是非常错误的一种认识，因为我在当时根本没有能力担当，可是还是要硬挺，这就变成非常不靠谱的事了。当时结婚，我说我给你个未来。实际上贫贱夫妻就是这样，你在事业没有打好基础的情况下，在生活中会遇到非常多的问题，在我20岁的时候我没法解决这个问题。当时我也有了女儿，本来我20岁就是个孩子，自己都不可能很好地打理好自己，就更不可能照顾好小孩了。
《新民周刊》：又是怎么遇见你现在的妻子的呢？
刀郎：我当时离婚了，比较颓废，抗压能力还是挺差的。更准确地说，我是个比较重感情的人，总觉得生活中除了感情就是爱情，其他都不算什么。就是那瞬间，很颓废，后来一年多之后我碰到了她。一开始，我们之间也不是谈恋爱，还是像朋友一样。她从新疆来，我从四川来，彼此觉得大家在一起相互有个照应，后来慢慢随着时间推移，觉得大家还挺合适，最后走到了一起。
《新民周刊》：后来为什么去了新疆？是因为妻子的关系？
刀郎：其实我最早去的是西藏。去新疆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呢，我始终有个概念，觉得音乐源头有几个地方，西藏、新疆、内蒙都是源头。而且盛唐的时候，中原的音乐是从新疆传来的。从心里面，我觉得我要去找找音乐的根在哪里。第二是我从小就听过藏歌，觉得很好听。只是我去了西藏住了两个月，当地的气候让我实在受不了，我只能回来了。我太太对我说：那实在不行的话，要不你去新疆看看？那时我刚看了个电视剧，讲的是新疆维吾尔一个王妃的故事，那部电视剧的音乐特别动听，我感触特别深。而且那时候她妈妈在新疆需要人照顾，我就说去看看，那是1995年的事。一到新疆，我就完全舍不得离开了。到了新疆，人的整个状态，完全不一样了：天天唱歌跳舞，高兴也唱歌跳舞，不高兴也唱歌跳舞，太适合我了，所以最后我决定留下来。
《新民周刊》：决定长期在新疆安定下来，不再过漂泊的生活了吗？
刀郎：其实有动摇过。之前很多人说，要搞音乐，当时中国内地就两个地方：一个广州，一个北京。只有在那儿才能做出音乐，才有机会。我是觉得在广州或北京，机会是有了，音乐却没有了。所以当时我对我太太说，相信这一点，条条大路通罗马，音乐是本质，所以最终没有离开新疆，一直就在那边待着。
大红之后是恐惧
《新民周刊》：怎么会写《2002年的第一场雪》这首歌？
刀郎：其实也很简单。2002年冬天，我的工作室就在歌词里那个“八楼”对面，下班的时候，天开始下雪了，我听到有人说：“哦，这就是2002年的第一场雪”。言者无意，听者有心，一下子觉得這可以写成一首歌。放眼对面，是八楼，还有雪地上，维吾尔女孩穿的那个红绸，本来人就很漂亮，再配上衣服和整个雪地映衬的那种画面，无法用言语表达。马上有一种创作的冲动，我立即赶回去，把歌写了，一共也就写了三十分钟吧。
《新民周刊》：2003年之前也出过专辑，影响还是不大，主要原因是什么？
刀郎：我觉得有一个积淀的过程。当我们学会做音乐的时候，你就特想做出来给大家看，表示我能做，但是有些东西是时间累积的过程，中间一步步都有累进。当你走到这一步，你才知道其中的奥妙。慢慢走就好。发现自己在渐渐成熟，就像画家范曾所说的，他在30岁以前一直在找国画突破的方法，但是走到40岁才知道功到自然成，你只有量到了，质才能变化。你就一直在做，做到最后，才知道精妙在这里。所以到2004年，《2002年的第一场雪》那张专辑自然而然爆发出来了。
《新民周刊》：你是怎么知道自己红了？听广播还是看电视？
刀郎：货到音像商店一个星期之后，满大街都是我的声音。
《新民周刊》：当时自己是什么心情？
刀郎：刚开始蛮开心，开心一两天，就开始担心。因为当时用的刀郎的名字，在新疆比较复杂，大家都知道这地方民族间矛盾长期存在。之前出现过王洛宾，当地人说他是“歌贼”，实际上王洛宾已做得很好，每次作品他都说自己只是编译，但是后来以讹传讹，就变成他创作了。这些话传到一些民族音乐家的耳朵里，他们就非常不开心。在这事情上，我是有顾虑的。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少数民族聚集地区二道桥那个地方放着我这个汉族人的歌，而且连续放了一个星期。但是我很清楚，他们不知道这个人是个汉族人，而且是个不在新疆出生成长的汉族人。当时我心里其实是有些害怕的。我在唱片上写的监制是罗林，演唱是刀郎。后来很多媒体打电话来问：刀郎是谁？我一直犹豫要不要说，最后我还是说了，刀郎就是我罗林。差不多一个星期后吧，新疆的晨报、都市报整版整版地写出来，刀郎原来来自四川的某个地方。一点不夸张，第二天，刀郎的声音在二道桥全部消失。所以那个时候，我不愿意多聊，或者高调谈这个事情，多多少少和这个原因有很大关系。
《新民周刊》：之后迅速走向沉寂主要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刀郎：这个原因占60%以上。
《新民周刊》：你在收集民歌吗？是不是有好的旋律就把它拿过来改写？
刀郎：我绝对不拿维吾尔音乐的旋律来改写，这是绝对的。以前的音乐家也许会这样做，现在我们不会，那牵涉到剽窃。我们现在讲究的“田间作业”。具体来说：我来到你这里，我听你唱歌，你为什么这样唱歌？请你告诉我你的故事。你是从哪个牧场转到哪个牧场，你的爸爸从哪里来？你的妈妈从哪里来？你们的生活是什么样？我只要你的故事，融入到我的音乐中，至于你唱出来的旋律，对不起，我一定不会用，我要写我自己的旋律，只是，我要找到我们感同身受的共同的点。
最好的传播，是刀郎型传播
《新民周刊》：这次演唱会，请了小沈阳做你的嘉宾？我记得在春晚《不差钱》的小品中，他还模仿过你的演唱。
刀郎：朋友嘛，大家在一起久了，小沈阳本身特别喜欢唱歌。大家在一起交流也没有障碍，他是个非常好的歌手。我欣赏这样的人，唱歌用情，对人用心。
《新民周刊》：现在整个唱片业都面临很大的困境，比如网络下载的兴起，你怎么看唱片业的未来？
刀郎：网络兴起之前，唱片业就已经不行了，就已经受到盗版的巨大冲击，现在加上网络就彻底没戏了。这个时期，需要一个转型。我觉得应该会有新兴的行业产生。现在唱片业碰到的问题，也有好处，就是让我们的音乐回到它的本质。最早的音乐社会学中讲，音乐最好的传播方式，是刀郎型传播，就是我面对面地唱歌给你听。我想或许，以后，我们真的要面对面地开始演唱，回到这个层面的演唱。
《新民周刊》：传播模式改变以后，就有很多神曲在网上流行，像《爱情买卖》、《忐忑》，制造了另一种音乐的热闹场景，你对这些神曲怎么看？
刀郎：有需要就会产生。原来媒体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现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大家都可以开始说话了，都可以表达自己。而这种网络上的神曲的出现，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好的事情。我们开始在寻找属于我们自己的声音，我们需要听到这样的声音，这才是我们要的声音。其他人可能会需要其他的声音，这样的话，选择就开始多起来了。我相信人们对文化有不同的归属感，之前欧美的、日韩的、港台的，强灌进来，我们没有办法去拒绝它。到了互联网时代，不同年龄的人群可以选择不同的声音，老百姓开始学会直接表达，通过各种方式，比如音乐，那是无可厚非的。
《新民周刊》：你在做的可不可以定义为“将民族元素融入到流行音乐中”？
刀郎：民族也好，流行也好，我做的，不代表一个民族，我只代表我个人，我只能说这是我心里想写的东西，仅此而已。我要写的，是我看到的，所感受到的东西，并不代表某个民族的某个风格，不要贴标签，没有标签。▲
“那夜我喝醉了拉着你的手，胡乱地说话；只顾着自己心中压抑的想法，狂乱的表达”——这是“冲动的惩罚”，也是一个浪子剖开胸膛，酒后吐真言般让你听到他的心声。是不是这份真诚，抑或那歌声中仿似新疆吹来的苍凉的风，让你遥想起西域大漠、驼铃和“乌鲁木齐难舍的情结”？
刀郎，一个谜一样的歌手，毫无迹象地走红，又突然销声匿迹。他像武侠小说中的蒙面独行客，来无踪去无影，谁能说得清楚：为什么是刀郎而不是其他俊男靓女乐坛大腕，在中国内地，创造了正版销量270多万张的发行奇迹？
在《2002年的第一场雪》之前，刀郎过着压抑而动荡的生活。在四川内江市资中县一个文工团的家庭中，他是弟弟，和哥哥仇深似海，父母没有时间将全部的爱投入到照顾这个敏感而内向的孩子身上，以至于幼年敏感的刀郎，总是感觉缺少安全感。
只是，童年的他恐怕没有想过，日后他的人生要比童年时更为危险。
不能怪任何人，是他自己选择了一种最没有安全感的生活方式：漂泊。17岁高中还未毕业，刀郎只身一人，离开资中，先是在内江的歌厅，然后重庆、西藏、西安、海南，直至新疆，漂泊，是一种宿命，在一刀刀刻划着他人生和音乐的轮廓：乐队分分合合，第一任妻子离开了他，留下了一个女儿，在新疆推出的专辑只卖出了2000多张……
面对人生的无奈，刀郎没有抱怨。他从风沙茫茫的戈壁滩上走过，到维吾尔族老百姓家住着。他强调，那不是采风，而是让生命自然而然地融入到他的音乐创作中。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2004年，北京出租车的的哥放一边开着车，一边大声地播放着《2002年的第一场雪》。一点点的忧伤、一点点的粗犷、一点点的自由不羁、一点点的朗朗上口，也许就构成了这样一首超级流行金曲的神话。
可是刀郎本人却感到不开心。他每天开车出去，一天开十几个小时，一旦听到有人在放《2002年的第一场雪》，他转头就跑。迅速走红之后，刀郎却选择了低调和平淡的生活。世间纷纷扰扰，似乎都与他无关，他只是一个热爱音乐的音乐人，苍茫大漠，羌笛悠扬，才能让他的内心获得安宁。
写了1000多首歌曲，足够他装备100多张专辑，所谓“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记者面前的刀郎显得从容淡定，过去的辉煌都已过去，未来的人生旅途是喜是忧他平静接受，当看尽潮起潮落，他的声音中，是否多了一份更淡然的美丽？
准备了4年之后，刀郎卷土重来。5月28日，刀郎上海演唱会就将在上海大舞台开唱，这一次，我们那样近地坐在他的面前，没有神秘的面纱，有的只是坦诚和微笑，你能感受到他曾经的痛苦与忧愁，也能感受到一些遥远边疆的悲壮与豁达，都是音乐，也都是人生。
童年养成了内向的性格
《新民周刊》：你父母是资中县当地文工团的成员，是否从小在音乐方面就对你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刀郎：可能还是环境的影响，小时候家里也没有刻意培养我在音乐方面发展。他们经常出去演出，家里也没有人带，父母都是双职工，我就跟着他们出去玩。上学时就寄住在奶奶家，很多亲戚家都住过——奶奶、表哥、姑姑，甚至老师家。放假我就跟着父母一起出去。
《新民周刊》：不经常在父母身边，是不是使得你的性格比较内向、沉默？
刀郎：有这个因素。心理上会有影响，父母不在身边，从小缺乏安全感，我的性格确实比较内向——准确地说：内向但不自闭。
《新民周刊》：你之前的访谈中谈到过你和哥哥的关系，你和他的关系怎么会那么差？
刀郎：我哥大我五岁，父母不在，长兄为父。只是小时候我脾气比较倔强，我哥脾气也特别倔，我们两个人在一块，经常就会吵闹，打闹，基本在从我们懂事的时候起就在吵，一直打到他当兵回来，直到他离开的那一天，我们都在吵。
《新民周刊》：后来你哥哥因为车祸去世了，你也感到很伤心，只是一切无法挽回，那么有没有给哥哥写过歌？
刀郎：写过。那个时候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亲人离开自己了。那时太小了，慢慢随着年龄的长大，我才意识到，其实我哥帮我做了很多事情，我都没有看到，我看到的都是他对我不好的事情。当有一天我明白过来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愧疚。后来我就写了一首《流浪生死的孩子》，写给他。加上我哥本来是当兵的。所以当我翻唱《驼铃》啊、《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的时候，每一次唱到都会想到他。
跑摊走穴：从城市到城市
《新民周刊》：17岁的时候，怎么会想到从资中县跑到内江的歌厅去演唱？
刀郎：因为我喜欢音乐，但资中是個小地方，没有条件学习。如果在其他城市，我会选择音乐学校去正规、系统地学习音乐。而我那时候只有通过慢慢走出去，找一些老师，找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研究摸索，在音乐上才能成长。其次是觉得学校学习实在没有太大的意义，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课程太冗长，而且当时还有高考恐惧感。那时候的教育给我的感觉就是你除了上大学，绝对没有出路，所以觉得很恐慌，害怕面对未来。所以当发现自己离开父母也可以是一条出路时，我决定要出去闯一闯。那一年，我17岁，我哥刚刚去世，家里情况特别糟糕，父母没有从阴影里走出来，家里气氛特别沉闷，觉得人生很灰淡，所以想逃离。
《新民周刊》：那是怎么样的歌厅？
刀郎：新建的，是当地最好的歌厅，在市中心的大楼里。我还是比较幸运，我到的时候，刚好他们的键盘手离开了，临时找不到人顶，让我弹键盘。其实我那时水平很差，扒带都不懂。我刚能弹两下，就上了台，老师给我讲如何如何扒带子。印象最深刻的是有那么一首歌，一个小节我扒了一天一夜，那时我的耳朵根本听不出来每一个具体的音，那天扒得特别崩溃。后来总算还是挺过来了。
《新民周刊》：那时候挣多少钱？
刀郎：挣得还挺多的，我们那时一场十几块钱，差不多一天两场，就是三十，一个月就是九百。那时工资一个月才一百吧？1989年的时候，我们算相当高了。
《新民周刊》：后来怎么会跑到重庆、西藏、海南等地发展的呢？
刀郎：我先去的是重庆，在那边找了些老师，有些老师水平很高，主要是氛围很好，作为键盘手，如果你周围鼓手、吉他手、贝斯手水平都很高，你自己很快就会有提升。后来又跑了很多地方，比如广州和海南。海南当时是全国搞音乐的精英聚集之地，精英们大多在那儿，算是社会音乐大学吧，各种门派，各种风格，全看得到，上海、北京都有很多键盘手在那边。
《新民周刊》：跑摊走穴这段岁月顺不顺呢？在情感上也遇到了些挫折？
刀郎：对，离婚了。那时候还是小，年轻嘛，我是性情中人。女孩年龄比我大，我觉得我是男人就要担当，但是没想到这是非常错误的一种认识，因为我在当时根本没有能力担当，可是还是要硬挺，这就变成非常不靠谱的事了。当时结婚，我说我给你个未来。实际上贫贱夫妻就是这样，你在事业没有打好基础的情况下，在生活中会遇到非常多的问题，在我20岁的时候我没法解决这个问题。当时我也有了女儿，本来我20岁就是个孩子，自己都不可能很好地打理好自己，就更不可能照顾好小孩了。
《新民周刊》：又是怎么遇见你现在的妻子的呢？
刀郎：我当时离婚了，比较颓废，抗压能力还是挺差的。更准确地说，我是个比较重感情的人，总觉得生活中除了感情就是爱情，其他都不算什么。就是那瞬间，很颓废，后来一年多之后我碰到了她。一开始，我们之间也不是谈恋爱，还是像朋友一样。她从新疆来，我从四川来，彼此觉得大家在一起相互有个照应，后来慢慢随着时间推移，觉得大家还挺合适，最后走到了一起。
《新民周刊》：后来为什么去了新疆？是因为妻子的关系？
刀郎：其实我最早去的是西藏。去新疆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呢，我始终有个概念，觉得音乐源头有几个地方，西藏、新疆、内蒙都是源头。而且盛唐的时候，中原的音乐是从新疆传来的。从心里面，我觉得我要去找找音乐的根在哪里。第二是我从小就听过藏歌，觉得很好听。只是我去了西藏住了两个月，当地的气候让我实在受不了，我只能回来了。我太太对我说：那实在不行的话，要不你去新疆看看？那时我刚看了个电视剧，讲的是新疆维吾尔一个王妃的故事，那部电视剧的音乐特别动听，我感触特别深。而且那时候她妈妈在新疆需要人照顾，我就说去看看，那是1995年的事。一到新疆，我就完全舍不得离开了。到了新疆，人的整个状态，完全不一样了：天天唱歌跳舞，高兴也唱歌跳舞，不高兴也唱歌跳舞，太适合我了，所以最后我决定留下来。
《新民周刊》：决定长期在新疆安定下来，不再过漂泊的生活了吗？
刀郎：其实有动摇过。之前很多人说，要搞音乐，当时中国内地就两个地方：一个广州，一个北京。只有在那儿才能做出音乐，才有机会。我是觉得在广州或北京，机会是有了，音乐却没有了。所以当时我对我太太说，相信这一点，条条大路通罗马，音乐是本质，所以最终没有离开新疆，一直就在那边待着。
大红之后是恐惧
《新民周刊》：怎么会写《2002年的第一场雪》这首歌？
刀郎：其实也很简单。2002年冬天，我的工作室就在歌词里那个“八楼”对面，下班的时候，天开始下雪了，我听到有人说：“哦，这就是2002年的第一场雪”。言者无意，听者有心，一下子觉得這可以写成一首歌。放眼对面，是八楼，还有雪地上，维吾尔女孩穿的那个红绸，本来人就很漂亮，再配上衣服和整个雪地映衬的那种画面，无法用言语表达。马上有一种创作的冲动，我立即赶回去，把歌写了，一共也就写了三十分钟吧。
《新民周刊》：2003年之前也出过专辑，影响还是不大，主要原因是什么？
刀郎：我觉得有一个积淀的过程。当我们学会做音乐的时候，你就特想做出来给大家看，表示我能做，但是有些东西是时间累积的过程，中间一步步都有累进。当你走到这一步，你才知道其中的奥妙。慢慢走就好。发现自己在渐渐成熟，就像画家范曾所说的，他在30岁以前一直在找国画突破的方法，但是走到40岁才知道功到自然成，你只有量到了，质才能变化。你就一直在做，做到最后，才知道精妙在这里。所以到2004年，《2002年的第一场雪》那张专辑自然而然爆发出来了。
《新民周刊》：你是怎么知道自己红了？听广播还是看电视？
刀郎：货到音像商店一个星期之后，满大街都是我的声音。
《新民周刊》：当时自己是什么心情？
刀郎：刚开始蛮开心，开心一两天，就开始担心。因为当时用的刀郎的名字，在新疆比较复杂，大家都知道这地方民族间矛盾长期存在。之前出现过王洛宾，当地人说他是“歌贼”，实际上王洛宾已做得很好，每次作品他都说自己只是编译，但是后来以讹传讹，就变成他创作了。这些话传到一些民族音乐家的耳朵里，他们就非常不开心。在这事情上，我是有顾虑的。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少数民族聚集地区二道桥那个地方放着我这个汉族人的歌，而且连续放了一个星期。但是我很清楚，他们不知道这个人是个汉族人，而且是个不在新疆出生成长的汉族人。当时我心里其实是有些害怕的。我在唱片上写的监制是罗林，演唱是刀郎。后来很多媒体打电话来问：刀郎是谁？我一直犹豫要不要说，最后我还是说了，刀郎就是我罗林。差不多一个星期后吧，新疆的晨报、都市报整版整版地写出来，刀郎原来来自四川的某个地方。一点不夸张，第二天，刀郎的声音在二道桥全部消失。所以那个时候，我不愿意多聊，或者高调谈这个事情，多多少少和这个原因有很大关系。
《新民周刊》：之后迅速走向沉寂主要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刀郎：这个原因占60%以上。
《新民周刊》：你在收集民歌吗？是不是有好的旋律就把它拿过来改写？
刀郎：我绝对不拿维吾尔音乐的旋律来改写，这是绝对的。以前的音乐家也许会这样做，现在我们不会，那牵涉到剽窃。我们现在讲究的“田间作业”。具体来说：我来到你这里，我听你唱歌，你为什么这样唱歌？请你告诉我你的故事。你是从哪个牧场转到哪个牧场，你的爸爸从哪里来？你的妈妈从哪里来？你们的生活是什么样？我只要你的故事，融入到我的音乐中，至于你唱出来的旋律，对不起，我一定不会用，我要写我自己的旋律，只是，我要找到我们感同身受的共同的点。
最好的传播，是刀郎型传播
《新民周刊》：这次演唱会，请了小沈阳做你的嘉宾？我记得在春晚《不差钱》的小品中，他还模仿过你的演唱。
刀郎：朋友嘛，大家在一起久了，小沈阳本身特别喜欢唱歌。大家在一起交流也没有障碍，他是个非常好的歌手。我欣赏这样的人，唱歌用情，对人用心。
《新民周刊》：现在整个唱片业都面临很大的困境，比如网络下载的兴起，你怎么看唱片业的未来？
刀郎：网络兴起之前，唱片业就已经不行了，就已经受到盗版的巨大冲击，现在加上网络就彻底没戏了。这个时期，需要一个转型。我觉得应该会有新兴的行业产生。现在唱片业碰到的问题，也有好处，就是让我们的音乐回到它的本质。最早的音乐社会学中讲，音乐最好的传播方式，是刀郎型传播，就是我面对面地唱歌给你听。我想或许，以后，我们真的要面对面地开始演唱，回到这个层面的演唱。
《新民周刊》：传播模式改变以后，就有很多神曲在网上流行，像《爱情买卖》、《忐忑》，制造了另一种音乐的热闹场景，你对这些神曲怎么看？
刀郎：有需要就会产生。原来媒体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现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大家都可以开始说话了，都可以表达自己。而这种网络上的神曲的出现，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好的事情。我们开始在寻找属于我们自己的声音，我们需要听到这样的声音，这才是我们要的声音。其他人可能会需要其他的声音，这样的话，选择就开始多起来了。我相信人们对文化有不同的归属感，之前欧美的、日韩的、港台的，强灌进来，我们没有办法去拒绝它。到了互联网时代，不同年龄的人群可以选择不同的声音，老百姓开始学会直接表达，通过各种方式，比如音乐，那是无可厚非的。
《新民周刊》：你在做的可不可以定义为“将民族元素融入到流行音乐中”？
刀郎：民族也好，流行也好，我做的，不代表一个民族，我只代表我个人，我只能说这是我心里想写的东西，仅此而已。我要写的，是我看到的，所感受到的东西，并不代表某个民族的某个风格，不要贴标签，没有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