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永乐二年，山东人潘景携带妻儿逃荒至河北，在腰带山一处荒无人烟的山坳落脚，从此绵延生息，至1941年，这个叫潘家峪的村子已有约1700口人。村里有一棵数百年的老槐树，村民称是当年老祖宗栽下的，老槐树上的树洞里，当年藏过八路军的文件。
　　1937年，距潘家峪三百多里地的卢沟桥，日军打响全面侵华的枪声，也永久地改变了这个隐藏在深山老林的村庄的命运。
　　对记者讲述潘家峪惨案时，村里老人喜欢从一个卖篦子的小贩说起。
　　1938年初，一个卖篦子和木梳的小贩叫孔庆同，多次进入潘家峪，和村民同吃同住，一边讲抗日的道理，一边勘察潘家峪的山川地形。 　　潘家峪四面环山，仅有不宽的小道通往山外，易守难攻，村庄四周是万亩山林，撤退隐藏非常方便。潘家峪离日伪军的几个据点都不远，再加上潘家峪人非常淳朴，民风好，同情抗日，信念坚决，作为抗日根据地再合适不过。
　　那个卖梳子篦子的小贩孔庆同，真实身份是红军营长，是上级派到冀东负责为冀东抗日大暴动培训军事人员的干部。冀东抗日大暴动后，这里就成了冀东革命根据地。冀东军分区司令部、丰滦迁抗日联合县政府、尖兵报社、印刷厂、地下监狱、兵工厂、被服厂、后方医院等机关，先后设在了潘家峪和周边的山沟里。八路军十二团的指战员们也经常在村里休整。潘家峪对外化名“秘密村”，这个寂寂无名的村落，成为共产党领导冀东抗日的中枢，成为“抗日堡垒村”。
　　“潘家峪人太红了，红得没有一点杂质，没出过一个汉奸。”曾任潘家峪党支部书记、离任后任潘家峪惨案纪念馆顾问的潘贵清感慨：“潘家峪人从没用过日本子发的良民证，没向日本子缴过一分钱、一粒粮。日本子一来，山头上的消息树就放倒，住在村内的党政军人员、单位撤到村外山沟里，村民躲在山上，日本子对潘家峪发动过几十次侵袭，从没占到过便宜。”
　　1940年10月，日军对太行山根据地改变了策略，要求完全歼灭八路军根据地，“凡是敌人地域内的人不问男女老幼，应全部杀死。所有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粮秣，其不能搬运的，亦一律烧毁，锅碗要一律打碎，井要一律埋死或下毒。”
　　1941年1月25日，厄运降临到潘家峪。

醉酒的幸存者

　　潘家峪惨案纪念馆门前广场，时常蜷坐着几位古稀老人，如有游客和记者去搭讪，他们会讲起七十年前的事，有时还让来客看他们的伤疤。“这些都是潘家峪惨案的幸存者。”潘瑞燊一边陪老人聊天，一边向记者介绍。那些老人对潘瑞燊很信赖，把他当成他们的对外发言人。
　　73年过去，潘家峪惨案还剩下38名幸存者，有不少已经下不了炕。年龄最大的已九十八岁，最小的也接近八十。年近八旬的潘树民每天下地干活，女儿说他还能像年轻人一样爬树；八十四岁的潘树英正在院子里侍弄蔬菜，“一个月没出门了。”潘作忠的腰几乎弓到地上，他住在侄子家的门房里，“他一辈子没结婚，被大火烧掉了小便处。侄子收留了他，对他很好。”不过，提到一位幸存者，潘瑞燊面有难色，说他近年得了精神病。
　　八十八岁的幸存者潘瑞常，耳朵聋了。他和八十岁的弟弟潘瑞生住在一处破败的院子，二三十只山羊在院子里挤着，角落里放着一口棺材，潘瑞常为自己打的，“当了一辈子木匠，最后给自己打了一口棺材。”
　　“那一天是腊月二十八。腊月二十八了，第二天就要过年，都想着日本子不会来了，该让我们过个年吧，躲到山上和亲戚家的人都回了村，准备赶集买年货过年呢，谁知道日本子就赶那天来。”潘瑞常向记者回忆那天的情景，佝偻着背的潘瑞生侍弄着他的羊群。“那天一早，我带着瑞生去上坟，上完坟一看，村里冒烟了，那时候才十五岁，吓得带着瑞生在山上躲了一天。”
　　而在七十一岁的潘贵清的讲述中，关于潘瑞常的故事是另一个版本：那天早上，潘瑞常的爸爸潘善和去上坟，带着潘瑞常和潘瑞生，在村口碰见“躲起早”的潘瑞来和王泽文（躲起早即早起上山砍柴，同时躲避日军），都是小孩子。他们四人抬着饺子、酒和供桌。上完了坟，潘善和要去别村办事，让潘瑞常他们把供桌供品抬到北峪一个草房子里，那时候穷，饺子还得等过年吃呢。这几个孩子到了草房子后，有调皮的挑头说，谁喝一盅酒就给谁吃一个饺子。就这样，一个饺子一口酒，四个孩子喝醉了，一直睡到天快黑。潘瑞常他们醒了后往家跑，一看坏了，村子被烧了，他们就满村找人，已经没有活人。潘瑞来找到潘家大院，全是杀死的、烧焦的尸体，他问还有没有活着的，一间房子里传出哭声，从里面扒出四十多个幸存者。
　　对这场惨案，潘贵清的细节更为丰满，他自退休以后到纪念馆工作，就开始对幸存者逐一访问，问当时发生了什么，看到了什么，然后摁上自己的手印，成为潘家峪惨案的口述实录。
　　在这些幸存者的记忆里，不仅仅是死亡的印记。沉浸在回忆里的潘瑞常，说日本子起初没有这么残忍，“有一天日本子来了，都坐在村头，吃鱼罐头，还给我一把糖。拿到家里大人就骂，说这是洋人的东西，吃了有毒，只好扔了。”“那时候还有治安军（即伪军），是汪精卫的。国军比较坏，日本子跑了以后国军来了，我刚买了双新鞋，被国军的兵摁住脱下来抢走了。我去唐山帮人捎了一条烟，半路也被国军的缉私队给抄了。”在他的记忆里，八路军起初也不叫八路，而是叫便衣队（即1938年冀东大暴动时武装人员，统称为冀东抗日联军。由于这些武装人员绝大部分没有军装，只穿便衣，因此，初期人们便称之为“便衣队”，后来合编为八路军 ）。
　　腊月二十八的这场大屠杀，让潘家峪人口从1700陡降到470口（含当时外出做工和因躲战乱不在本村居住的273人；当时在村内居住的仅幸存197人，其中还有重伤者96人）。73年过去，现在潘家峪也只有1600多口人，还没有恢复到惨案前的人口数。
　　二战期间，日军在华制造了多起大惨案，如旅顺口惨案、平顶山惨案、南京大屠杀、镇江屠城惨案、平阳惨案等，潘家峪惨案是这些著名大惨案中的一个。抗战胜利后，对日军战犯的审判中，还有关于潘家峪惨案的供词。

“潘家大院的惠老爷不是汉奸”

　　在对于潘家峪人的描述里，“淳朴”、“硬骨头”是用得最多的两个词。不过，潘家峪自己人说：“潘家峪人很较真，喜欢上访。” 　　潘瑞燊对记者说，1992年村里就开始准备起诉日本，被上级给拦下了，怕影响两国友谊。这些年，火石营镇、丰润县（后改唐山市丰润区）、唐山市甚至省里，都对潘家峪的索赔进行过干预。 “村民们对此不能理解，不少人说，我们当年不是为党做出牺牲的吗？为什么我们的事情，不能让大家知道呢？”
　　记者在村里的第二天，潘瑞燊说他骑着三轮去了趟镇里，“领导说对这次索赔行动表示支持，但只代表个人，因为没收到上头精神，不好公开表态。”
　　幸存者之一潘树滋，也曾带着孙女去丰润区上访，不过他不是为索赔，而是为自己的伯父讨回名誉。
　　几乎所有关于潘家峪惨案的记载中，都有这样一句话：“潘惠林是村里最大的地主，他的院子也是村里最大的。”
　　这座潘家大院就是潘家峪惨案的发生地，静立在纪念馆隔壁，成为潘家峪惨案的核心遗址。潘家大院土改时分给本村农民居住。1970年代初，又从农民手中征回，恢复为潘家峪惨案时的遗址——潘家大院。该遗址已成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址各个角落有指示牌，讲述村民在某处遇难时的情形。
　　在官方记载和村民的口口相传中，潘惠林的形象截然不同。按照官方资料的说法，潘惠林是官僚地主，在丰润县任伪教育局长，抗日胜利前夕吞金自杀，属于汉奸；更有一篇网络文章称潘家峪惨案，即是潘惠林向日本人告的密。对于这些说法，潘惠林的侄子、八十岁的潘树滋老人向记者愤怒地否认。他也是潘家峪惨案的幸存者，当时6岁的他在外村住姥姥家，避过劫难。
　　潘树滋的父亲潘国臣是烈士，负责保存八路军缴获日军的一挺重机枪，被叛徒出卖，遭到日军酷刑拷问，始终拒绝说出机枪的下落，最后被枪杀。潘惠林就是潘国臣的哥哥。潘家峪惨案之后，潘惠林的四儿子潘树芬参加“潘家峪抗日复仇团”，并在战斗中牺牲。
　　“我父亲为抗日牺牲，有烈士证，我大伯的儿子参加复仇团牺牲，说我大伯是汉奸，这绝对是瞎编！他也不是吞金，他是得急病死的。”沉默寡言的潘树滋向记者重复着这几句话。
　　坐在旁边的潘瑞浭支持潘树滋的说法，他说听老辈人讲，潘惠林是晚清秀才，村里最有出息的读书人。“他当丰润县教育局长时，骑着马回村，离村老远就下马步行，走的时候不出村不上马。潘惠林为人极好，方圆几十里闻名，村里人都叫他惠老爷。”
　　潘贵清对潘惠林非常肯定，“潘家峪惨案绝对不是潘惠林告的密，抗战胜利时伪县长和伪翻译官的供词里都没提到他，而且他一直暗中支持抗日。”据潘贵清考证，潘惠林任教育局长期间，丰润县爆发了学生教师反日运动，潘惠林因为同情运动被撤职，去了河南任职，掌管税务。潘家峪惨案纪念馆馆长潘月阁则称潘惠林被撤职后没去河南，而是去了唐山任掌管税务。他讲到一件事，潘惠林在唐山任职期间，曾将日军长官接到家里治病，偷偷省下药品，送给潘家峪的八路军伤员。
　　“他之所以后来被定性为汉奸，是因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讲革命历史的时候，总要有一个假想敌，潘惠林就成了那一个，正好潘家峪惨案也发生在他们家院子里。”潘月阁说。
　　潘树滋老人带记者走到面积不算大的“潘家大院遗址”，指着哪间房子是他大伯住的，中间是大伯几个儿子住的，边上的草房是自己家。“当时大伯家是瓦房，我们家还盖不起瓦房，一大家三十多口人，住在这个院子里。”解放后，潘树滋在潘家大院几间小房里又住了不少年，一直到七十年代搬迁。
　　现在潘家大院隔壁是日军大屠杀时的临时指挥部，墙上刻着游客的题词，“豪哥在此，杀向日本！！”“有帅爷在此，灭死小日本。”

“复仇团”

　　年近七旬的潘瑞浭是复员军人，曾任潘家峪村治保主任，他是潘家峪对日索赔行动的积极分子。“其实我们索赔已经20多年了，1992年我们就开始行动，2002年，我们成立了抗日索赔团，公推潘瑞燊为团长，到北京找了律师，当时有28个成员。”
　　潘瑞浭提到潘家峪历史上一位威名赫赫的人物，曾在潘家峪驻扎的冀东抗日联军司令员李运昌。河北乐亭人，黄埔毕业生，看着斯文，却是一个天杀星，在民间以讹传讹叫成了“李云长”。潘瑞浭说，李运昌跟潘家峪感情很深，是潘家峪人进行对日索赔的最大支持者，他曾派司机拉着索赔团成员在北京查找档案资料。2008年，李运昌以101岁高龄去世，潘家峪索赔团的活动也基本停止。
　　潘家峪惨案发生后，潘家峪幸存的青年为了替家人报仇，组成了复仇小分队，后来加入有经验的战士和外村青年，扩编为潘家峪抗日复仇团（连级建制）。据潘家峪惨案纪念馆记载，这支复仇团作战英勇，歼灭了大量日军，并于1942年的干河草伏击战中，亲手击毙了潘家峪惨案的直接指挥者佐佐木二郎，为潘家峪的死难者复了仇。
　　“其实成立复仇团的政治意义比军事意义更大，惨案后潘家峪村里没剩下多少青壮年男人，幸存下来的20多名青壮年，成立复仇小队，要找日本鬼子拼命，牺牲的可能性非常大。所以，八路军不想再让潘家峪人付出更大的牺牲，不让复仇团参加惨烈的战斗，不让他们打冲锋，只是配合十二团行动。但这些青年都想为亲人报仇雪恨，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经常偷偷出去端炮楼、打击日军。”潘月阁说。
　　一部以潘家峪大惨案为背景的电视连续剧《长城红》已经拍摄完毕，这部38集的抗日剧即以潘家峪抗日复仇团、八路军十二团为原型。
　　“潘家峪抗日复仇团解放后出过十几位将军，最大的做到了大军区的政委。”潘月阁对记者说，“不过全部都是外籍的，因为当时上级要求潘家峪籍战士回村坚持无人区斗争，一部分回来了，一部分没有回来，没回来的，大部分牺牲了。”
　　一位村里人说，其实复仇团团长并非公开资料说的潘化民，而是潘清川，村里人叫他潘重铊。潘清川是个抗日英雄，父亲是地主，他家院子就在潘家大院对门。但因为潘清川后来的出走与“叛变”，离英雄的形象相去太远，把当时一个排长潘化民变成团长，潘清川也没从名单中撤掉，只是变成了普通成员。
　　熟悉地方历史的潘月阁对记者说，复仇团后来有各种番号，跟过林彪打东北，叫过东野六纵十七师五十一团。现在河南某地，还有一支部队保存着“潘家峪连”，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到潘家峪招过兵，以保持潘家峪连的光荣传统。

开门迎客

　　潘瑞燊认为，今年7月再次对日索赔，出发点还是70多年的仇恨，根本没考虑宣传潘家峪、发展旅游的事。“这次索赔是二十年来索赔行动的延续，是一种抗日形式，但客观上也打响了潘家峪的知名度。”潘贵清说。代表索赔团到北京参加发布会的现任村主任潘瑞通，也认为发展红色旅游，让潘家峪人过上好日子是重中之重。

　　2005年，国家旅游局等部门公布了100个全国红色旅游景点景区，其中就包括潘家峪惨案纪念馆。
　　发展经济，是让潘家峪人头疼的事，也是村里重重矛盾的症结所在。潘家峪全村耕地1900亩，但都是贫瘠的山坡地。目前有葡萄园1200亩，年产400万斤，尽管如此，2013年，潘家峪人均年收入也仅为4500元，而同年河北省农村农民人均收入超过9000元。
　　当年留下伤痛的地方，也可以成为致富的门路，潘家峪人认定发展经济的钥匙就是红色旅游。村民潘久川盖了全村最大的山庄，将山庄名字改为“根据地伙房”，给客房起名“司令部”“县政府”等，还引进民营投资，建了百亩生态园，“就等着游客来了。”潘久川说。
　　而在勾勒潘家峪发展蓝图，推动红色旅游方面，曾在2010至2013年任潘家峪村党支书第一书记、如今任潘家峪惨案纪念馆馆长的潘月阁堪称“总设计师”。
　　潘月阁的祖籍潘家峪，惨案当天一大早，他的爷爷潘善柱到邻村上水路赶集买年货，侥幸地避过了潘家峪惨案。潘月阁曾在新区和丰润区担任过广电局长、宗教局长多年，退居二线后，根据组织安排，到革命老区潘家峪村任党支部第一书记三年。
　　多年官场的历练，以及积累的各方面关系，让潘月阁在潘家峪展现出长袖善舞的一面。丰润区投资6000多万，为潘家峪村修建旅游专线，解决了潘家峪村与外部的交通问题。潘月阁还帮编剧、导演齐峰用两年时间写出电视剧《长城红》。
　　“下一步想在潘家峪重建香峰寺，不花政府一分钱，完全由民间捐资来修建，拟聘请有道高僧到寺里当住寺。”潘月阁说。潘家峪曾有一座香峰寺，毁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潘月阁称重建香峰寺有几个目的，一个是目前潘家峪的客流主要集中在秋季，主要是葡萄成熟时的采摘销售季节。有了香峰寺，可以增加其他季节的客流量。第二个是在香峰寺景区，规划建一个山货集散地，成立农民合作组织，把农民手中的农副产品销售出去。再一个就是弘扬传统文化，对人们进行爱国、爱家、尊老爱幼、礼义廉耻教育，“为构建和谐社会出一点力。”
　　在一张纸上，潘月阁用笔绘出一幅图，向记者讲解他提出的“大潘家峪”旅游概念，“大潘家峪”以潘家峪为中心，覆盖方圆30余里，山川、水库、森林俱备，京津游客成为目标客户。潘月阁称，这对潘家峪、对北部山区的经济发展将有较大促进作用，但要真正实施起来，牵涉到多个方面，需要有更大的气魄。
　　曾任职村支书多年的潘贵清，向记者说起一个大胆构思，“先在村外找一片地，盖好房子，把村民迁过去。找一个冬天葡萄藤深埋的时候，把村里的房子一把火烧了，这样全村就恢复成了大惨案的遗址。保持遗址原貌的基础上，再建成高水准的旅舍、酒吧、饭馆，这样游客就能住下来。第二年葡萄藤发芽，整个村庄遗址又在绿色葡萄架下。”可能自己也觉得这个想法过于“狂野”，潘贵清说完嘿嘿乐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