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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余嘉锡先生的《目录学发微》是对我国古典目录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本书对目录学的作用，目录各组成部分及其关系，目录类例都有独到的见解，其核心部分是对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思想的吸收和发扬光大。
【关键词】余嘉锡；《目录学发微》；类例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1）05-0108-2
余嘉锡，字季豫，湖南常德人，现代著名的古典文献学家，历史学家，目录学家，余先生平生博览群书，勤于著述，所治以史学、文献学、目录学为精。著有《四库提要辩证》、《目录学发微》和《古书通例》等专著。而《目录学发微》则为余先生目录学思想之精华所在，是作者在深入地考察我国古典目录学的发生发展过程，在撰写《四库提要辩证》的基础上而完成的一部极有价值的目录学专著。它对目录学的意义、目录书的功用和体制、目录学源流及类例沿革阐述甚详，特别在关于目录学的意义、目录书的体制的论述中有独到之处，是对我国目录学理论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之一。
一、目录学意义及其功用
我国目录学源远流长，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古典目录“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思想精华和优良传统。清代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中系统地总结古代目录学的任务和特色。“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标志着这一思想的成熟并上升至理论阶段，近代姚名达先生更是以这种思想为标准，界定了“目录学”的定义。“目录学者，将群书部次甲乙条别异同，推阐大义，疏通论类，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欲人即类求书，因书求学之专门学术也。”
余嘉锡对我国传统目录学和历代目录著作都有深湛的研究，他不仅总结了章学诚以后清代及近代文学者治目录学的经验，而且考察了我国历代书目和传统目录学思想。他以为历代目录著作“枝分歧出，派别斯繁，不能尽限以一例，而要以能叙学术源流为正宗，”而“或不能尽符斯义，辄为通人所诋诃，”因而他进一步指出“凡目录之书，实兼学术之史，账簿式书目，盖所不取也。”余嘉锡的这一观点是对古典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余嘉锡的目录学思想主要集中在《目录学发微》一书中，其核心部分是对“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目录学思想的吸收与发扬光大。
二、目录书体制
余嘉锡认为，目录作为学术之史，其体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篇目、叙录、小序。余先生说，篇目考一书之源流，叙录考一人之源流，小序考一家之源流。“三者亦相为出入，要之皆辨章学术也。三者不备，则功用不全。”他以能否“考辩学术”作为衡量目录优劣的重要标准。
“篇目之体，条别全书，著其某篇第几”，亦即现代的目次。余嘉锡根据古代图书装帧情况，考证了篇目之起源，然后着重论述了篇目考一书之源流的作用，一是便于检索，二是便于了解图书内容，三是便于辑佚，四是考古书之真伪。余嘉锡的分析是正确的，在编制目录时，著录篇目是必要的。它可以客观地反映图书的内容和学术价值，起到了辨章学术源流的作用，并且可以帮助读者选择文献，因此，这种方法至今沿用。叙录，又称提要，也称叙录或书录。叙录的作用主要是揭示图书的内容、特点和用途，为读者了解图书提供方便。余嘉锡非常重视叙录的作用，他说“编录书目，均当有解题，乃为尽善也”，他在考察历代书目得失并结合自身治学之体会指出“叙录，所以考一人之源流。”重点在于考察作者，即考作者之行事，考作者之时代，考作者之学术。他说，“吾人读书，未有不欲知其为何人所著，其平生之行事若何，所处之时代若何，所学之善否若何者，此即孟子所谓知人论世也。”也就是说，如果能了解一书作者所处时代，学术考究水平，所从事的研究及生平简要，就能窥见其著述的内容得失、学术水平以及作者所处时代的思想状况及学术源流，应该说，余嘉锡指出了叙录的宗旨所在。
余嘉锡认为“小序，所以考一家之源流。”因小序在于穷源至委，竟其流别，辨明一家一派之著述源流，故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有重要作用。目录除了篇目、叙录、小序外，还记版本序跋，余嘉锡先生认为版本序跋也可以考辨学术。目录著录、序、跋于治学十分有益，把一书序、跋介绍给读者，论及学术源流，是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
三、书目的类型
科学地划分书目类型，有利于集中特定的书目以满足特定读者的需要，有利于加强书目的科学管理，充分发挥书目的作用，因此，历代目录学家们是十分注重划分书目类型的。余嘉锡依据“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核心思想，提出以书目的编制体制划分书目的三种类型，并各自例证，加以阐述。
一曰部类之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题解者。现存者如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目题解》、元马端临《通考·经籍考》、清《四库全书总目》等。余嘉锡对这类书目至为推崇，以为它在辨章学术源流中作用最大。他十分赞同《隋志》对以前历代书目的评价“观《隋志》之持论，掊击百家，推尊向、歆、盖以向之《别录》，每书皆有叙录，歆之《七略》，群篇并举旨要，于书之指归讹谬，皆有论辨，掊析条流，至为详尽，有益学术，故极推崇”。“凡目录不著解题但记书名者，故薄其浑漫，视为无足轻重，即有解题者，若其识解不深，则为美犹有憾。”通过这两方面的论述，使学者意识到这类目录书“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在对图书进行全面的考述正误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曰有小序而无解题者。此类目录价值在于部类的序，现存的有《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等。余嘉锡认为这类目录能“穷源至委，竟其流别，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其作用也是相当大的，这类目录多为史志目录，为何要采用这种体制？因为艺文志或经籍志只是史书诸志之一，各志在篇幅上要大致相当，志与纪、传、表亦应有一定比例，故史书作者不能不“删繁就简”，而“非以解题为无用也”。余嘉锡引章学诚之论，对这类书目的作用做了详细的说明：“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古人最重家学，叙列一家之书，凡有涉此一家之学者，无不穷源至委，竟其流别，所谓著作之标准，群言之得失也。”
三曰小序解题并无，只著书名者。现存的如唐、宋、明《艺文志》、《通志·艺文略》、《书录问答》等，这类书目向来不为目录学家所重视。而余嘉锡先生对此持辩证的、客观的态度，既指出其不足，又肯定了它们在实际存在中的功用，他以为这些书目如果出自通人之手，分门别类秩然不紊，也是能考镜源流，给初学者指示门径。
四、对目录类例的见解
目录学的核心，即治目录学最本质的东西是类例。余嘉锡先生说“古之编目者，无不有类例……大凡事物之繁重者，必驭之以至简，故网有纲，裘有领，书之类例，文字之部首，皆纲领也”。余嘉锡的类例思想，是在全面考察我国目录类例的沿革，总结郑樵、章学诚类例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他以为书目类例就其功用而论可分为藏书家之书目与读书家之书目，他同意章学诚的观点：“《七略》之流而为四部，如篆隶之流而为行楷，皆势之所不容者也”。认为部类之分合，应随宜而定，书之多寡及性质既然发生变化，则部类而随之变化就是顺理成章的了；他可谓深知郑樵“以类例明学术”之义者，对于郑樵的“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忘而不能亡”的类例理论予以充分肯定和发挥。
余嘉锡的类例思想体现在：
第一，肯定并发挥了郑樵关于类例功用的观点。余嘉锡比前代目录学家略胜一筹地是辨证的论述了目录类例的部次甲乙和辨章学术的关系，部次甲乙和辨章学术两者的关系相辅相成。
图书分类和学术分类是有联系的，学术寓于图书之中，图书分类必须以学术分类为基础，但两者又是有区别的，因为图书分类是一种对实物的划分，而非观念上的抽象的划分。图书有馆、库、书架的限制，不能不考虑各类图书的相对均衡，因而要求类例必须根据图书多寡“可分者分之，可合者合之”，余嘉锡的这一观点是很有见地的。
第二，正确认识到类例随时代变化的必然趋势，系统总结了目录类例之沿革。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变化，人类的认识也必然随着事物的发展而不断深化，对事物的分类，反映着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因此，分类随时代学术的发展而变化是必然的。余嘉锡正是根据这种历史进化的观点，考察了我国古代目录类例分合的沿革，并且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见解。其一，六略三十八种的体系，是符合当时图书实际情况的；其二，六分演变为四分是历史的必然；其三，四分法亦应随学术发展而变化。
第三，赞同张之洞分藏书家书目与读书家书目的观点，主张读书家书目要详明类例，曲尽学术源流，以备学术之史。
目录类例的变化不仅受学术变化的影响，也与图书自身变化有关，图书是人类知识的记录，随着人类历史向前发展，知识越来越丰富，导致图书的写作形式、发表形式和出版类型也越来越多，这些都成为图书分类的形式区分标准。余嘉锡注意到这点，他说“夫言理者必寓于事，事理兼到而后行，故类例虽必推本于学术之源，而于简篇卷帙之多寡，亦须考及”。并认为图书新类型的出现，分类也必须予以考虑。如丛书，到清时已大量出现，然而《四库总目提要》却未设类目，只是在子部杂家类下，立杂编一门收丛书。余嘉锡就此批评说“名实相舛”，分类不当。类例只有随学术图书情况而变化，才能“去强类相从之弊，复可考其学术渊源与流别，使后学无寻检之苦。”余嘉锡的这种见解是十分精当的。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的价值，就在于它比较完整和系统地总结了我国目录学先驱者的思想精华，阐发了我国古典目录学的优良传统，为后来的目录学研究工作提供了前提。余嘉锡继承和发扬了我国目录学的优良传统，不但重视类例的辨章学术，而且重视体例的考镜源流。他在许多方面发展了目录学理论，探微索隐，解颖释惑，对后来治目录学的人及目录学的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余先生对我国目录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参考文献】
［1］余嘉锡．目录学发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章学诚．校雠通义［M］．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
［3］郑樵．通志·校雠略［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
［4］章学诚．文史通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5．
【作者简介】刘长娟（1985- ）：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哈尔滨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2010级。
【关键词】余嘉锡；《目录学发微》；类例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1）05-0108-2
余嘉锡，字季豫，湖南常德人，现代著名的古典文献学家，历史学家，目录学家，余先生平生博览群书，勤于著述，所治以史学、文献学、目录学为精。著有《四库提要辩证》、《目录学发微》和《古书通例》等专著。而《目录学发微》则为余先生目录学思想之精华所在，是作者在深入地考察我国古典目录学的发生发展过程，在撰写《四库提要辩证》的基础上而完成的一部极有价值的目录学专著。它对目录学的意义、目录书的功用和体制、目录学源流及类例沿革阐述甚详，特别在关于目录学的意义、目录书的体制的论述中有独到之处，是对我国目录学理论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之一。
一、目录学意义及其功用
我国目录学源远流长，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古典目录“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思想精华和优良传统。清代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中系统地总结古代目录学的任务和特色。“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标志着这一思想的成熟并上升至理论阶段，近代姚名达先生更是以这种思想为标准，界定了“目录学”的定义。“目录学者，将群书部次甲乙条别异同，推阐大义，疏通论类，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欲人即类求书，因书求学之专门学术也。”
余嘉锡对我国传统目录学和历代目录著作都有深湛的研究，他不仅总结了章学诚以后清代及近代文学者治目录学的经验，而且考察了我国历代书目和传统目录学思想。他以为历代目录著作“枝分歧出，派别斯繁，不能尽限以一例，而要以能叙学术源流为正宗，”而“或不能尽符斯义，辄为通人所诋诃，”因而他进一步指出“凡目录之书，实兼学术之史，账簿式书目，盖所不取也。”余嘉锡的这一观点是对古典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余嘉锡的目录学思想主要集中在《目录学发微》一书中，其核心部分是对“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目录学思想的吸收与发扬光大。
二、目录书体制
余嘉锡认为，目录作为学术之史，其体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篇目、叙录、小序。余先生说，篇目考一书之源流，叙录考一人之源流，小序考一家之源流。“三者亦相为出入，要之皆辨章学术也。三者不备，则功用不全。”他以能否“考辩学术”作为衡量目录优劣的重要标准。
“篇目之体，条别全书，著其某篇第几”，亦即现代的目次。余嘉锡根据古代图书装帧情况，考证了篇目之起源，然后着重论述了篇目考一书之源流的作用，一是便于检索，二是便于了解图书内容，三是便于辑佚，四是考古书之真伪。余嘉锡的分析是正确的，在编制目录时，著录篇目是必要的。它可以客观地反映图书的内容和学术价值，起到了辨章学术源流的作用，并且可以帮助读者选择文献，因此，这种方法至今沿用。叙录，又称提要，也称叙录或书录。叙录的作用主要是揭示图书的内容、特点和用途，为读者了解图书提供方便。余嘉锡非常重视叙录的作用，他说“编录书目，均当有解题，乃为尽善也”，他在考察历代书目得失并结合自身治学之体会指出“叙录，所以考一人之源流。”重点在于考察作者，即考作者之行事，考作者之时代，考作者之学术。他说，“吾人读书，未有不欲知其为何人所著，其平生之行事若何，所处之时代若何，所学之善否若何者，此即孟子所谓知人论世也。”也就是说，如果能了解一书作者所处时代，学术考究水平，所从事的研究及生平简要，就能窥见其著述的内容得失、学术水平以及作者所处时代的思想状况及学术源流，应该说，余嘉锡指出了叙录的宗旨所在。
余嘉锡认为“小序，所以考一家之源流。”因小序在于穷源至委，竟其流别，辨明一家一派之著述源流，故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有重要作用。目录除了篇目、叙录、小序外，还记版本序跋，余嘉锡先生认为版本序跋也可以考辨学术。目录著录、序、跋于治学十分有益，把一书序、跋介绍给读者，论及学术源流，是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
三、书目的类型
科学地划分书目类型，有利于集中特定的书目以满足特定读者的需要，有利于加强书目的科学管理，充分发挥书目的作用，因此，历代目录学家们是十分注重划分书目类型的。余嘉锡依据“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核心思想，提出以书目的编制体制划分书目的三种类型，并各自例证，加以阐述。
一曰部类之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题解者。现存者如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目题解》、元马端临《通考·经籍考》、清《四库全书总目》等。余嘉锡对这类书目至为推崇，以为它在辨章学术源流中作用最大。他十分赞同《隋志》对以前历代书目的评价“观《隋志》之持论，掊击百家，推尊向、歆、盖以向之《别录》，每书皆有叙录，歆之《七略》，群篇并举旨要，于书之指归讹谬，皆有论辨，掊析条流，至为详尽，有益学术，故极推崇”。“凡目录不著解题但记书名者，故薄其浑漫，视为无足轻重，即有解题者，若其识解不深，则为美犹有憾。”通过这两方面的论述，使学者意识到这类目录书“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在对图书进行全面的考述正误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曰有小序而无解题者。此类目录价值在于部类的序，现存的有《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等。余嘉锡认为这类目录能“穷源至委，竟其流别，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其作用也是相当大的，这类目录多为史志目录，为何要采用这种体制？因为艺文志或经籍志只是史书诸志之一，各志在篇幅上要大致相当，志与纪、传、表亦应有一定比例，故史书作者不能不“删繁就简”，而“非以解题为无用也”。余嘉锡引章学诚之论，对这类书目的作用做了详细的说明：“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古人最重家学，叙列一家之书，凡有涉此一家之学者，无不穷源至委，竟其流别，所谓著作之标准，群言之得失也。”
三曰小序解题并无，只著书名者。现存的如唐、宋、明《艺文志》、《通志·艺文略》、《书录问答》等，这类书目向来不为目录学家所重视。而余嘉锡先生对此持辩证的、客观的态度，既指出其不足，又肯定了它们在实际存在中的功用，他以为这些书目如果出自通人之手，分门别类秩然不紊，也是能考镜源流，给初学者指示门径。
四、对目录类例的见解
目录学的核心，即治目录学最本质的东西是类例。余嘉锡先生说“古之编目者，无不有类例……大凡事物之繁重者，必驭之以至简，故网有纲，裘有领，书之类例，文字之部首，皆纲领也”。余嘉锡的类例思想，是在全面考察我国目录类例的沿革，总结郑樵、章学诚类例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他以为书目类例就其功用而论可分为藏书家之书目与读书家之书目，他同意章学诚的观点：“《七略》之流而为四部，如篆隶之流而为行楷，皆势之所不容者也”。认为部类之分合，应随宜而定，书之多寡及性质既然发生变化，则部类而随之变化就是顺理成章的了；他可谓深知郑樵“以类例明学术”之义者，对于郑樵的“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忘而不能亡”的类例理论予以充分肯定和发挥。
余嘉锡的类例思想体现在：
第一，肯定并发挥了郑樵关于类例功用的观点。余嘉锡比前代目录学家略胜一筹地是辨证的论述了目录类例的部次甲乙和辨章学术的关系，部次甲乙和辨章学术两者的关系相辅相成。
图书分类和学术分类是有联系的，学术寓于图书之中，图书分类必须以学术分类为基础，但两者又是有区别的，因为图书分类是一种对实物的划分，而非观念上的抽象的划分。图书有馆、库、书架的限制，不能不考虑各类图书的相对均衡，因而要求类例必须根据图书多寡“可分者分之，可合者合之”，余嘉锡的这一观点是很有见地的。
第二，正确认识到类例随时代变化的必然趋势，系统总结了目录类例之沿革。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变化，人类的认识也必然随着事物的发展而不断深化，对事物的分类，反映着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因此，分类随时代学术的发展而变化是必然的。余嘉锡正是根据这种历史进化的观点，考察了我国古代目录类例分合的沿革，并且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见解。其一，六略三十八种的体系，是符合当时图书实际情况的；其二，六分演变为四分是历史的必然；其三，四分法亦应随学术发展而变化。
第三，赞同张之洞分藏书家书目与读书家书目的观点，主张读书家书目要详明类例，曲尽学术源流，以备学术之史。
目录类例的变化不仅受学术变化的影响，也与图书自身变化有关，图书是人类知识的记录，随着人类历史向前发展，知识越来越丰富，导致图书的写作形式、发表形式和出版类型也越来越多，这些都成为图书分类的形式区分标准。余嘉锡注意到这点，他说“夫言理者必寓于事，事理兼到而后行，故类例虽必推本于学术之源，而于简篇卷帙之多寡，亦须考及”。并认为图书新类型的出现，分类也必须予以考虑。如丛书，到清时已大量出现，然而《四库总目提要》却未设类目，只是在子部杂家类下，立杂编一门收丛书。余嘉锡就此批评说“名实相舛”，分类不当。类例只有随学术图书情况而变化，才能“去强类相从之弊，复可考其学术渊源与流别，使后学无寻检之苦。”余嘉锡的这种见解是十分精当的。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的价值，就在于它比较完整和系统地总结了我国目录学先驱者的思想精华，阐发了我国古典目录学的优良传统，为后来的目录学研究工作提供了前提。余嘉锡继承和发扬了我国目录学的优良传统，不但重视类例的辨章学术，而且重视体例的考镜源流。他在许多方面发展了目录学理论，探微索隐，解颖释惑，对后来治目录学的人及目录学的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余先生对我国目录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参考文献】
［1］余嘉锡．目录学发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章学诚．校雠通义［M］．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
［3］郑樵．通志·校雠略［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
［4］章学诚．文史通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5．
【作者简介】刘长娟（1985- ）：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哈尔滨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2010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