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天早晨，我与老伴在德国南部的特里尔小城散步。道路比较狭窄，是由青石铺就的，也没划出什么“交通线”之类的东西，我和老伴也就没在意什么“交通规则”，自由自在缓缓地在小路上漫步。小城的早晨清静而且洁净，天是那么蓝，空气更是新鲜无比，令我们都有些忘乎所以了。直到我偶尔侧了一下脸，才瞥见身后四五米外，有辆厢式汽车跟随我们慢慢移动。我急忙挽着老伴让到路边，向司机做了一个请他赶紧通过的手势，并面带歉意地笑了笑。那个身材壮实的德国司机，不仅向我回报了一个友好的微笑，竟然还抬起右手给我们敬了一个礼，然后轻轻踩了一下油门，快速开走了。
　　我不知道这辆车跟在我们身后多长时间了，至少在我发现它时它的速度已减至与我们同步。这位司机也是的，他就不能轻轻按一下喇叭，提醒我们靠边走吗？他居然宁肯耽误自己的宝贵时间，而不愿去打扰两个懒散老人的悠闲！在之后的十多天时间里，我不由特别注意这一点——尽管年近古稀，但我眼还没花耳也不聋，在整个的欧洲旅程中，我确确实实没听见过一辆汽车鸣笛的声音！每当有行人要横穿马路时，左右来的汽车都会立马停下来，让行人先过。有时甚至面对绿灯，司机是完全可以不用减速一开而过的，但他发现你正准备横穿马路，竟也停了下来，并做出请你先行的手势。法国巴黎的红绿灯还特别多，不是路口也往往每隔几十米就设有红绿灯，其目的就是为了让行人能及时地横穿马路，而不必非走到下一个路口才得以通过。这就不能不使我们认真考虑一下，究竟是汽车重要呢，还是人重要？究竟是车应该时时刻刻礼让行人呢，还是行人不能不提心吊胆地躲避车？这不能不说是对人的一种尊重，对生命的一种敬畏，对社会的一种责任。
　　欧洲的汽车并不少，而城市的道路依旧是几百年前修建的，即使如巴黎、罗马这些“国际大都会”，也找不到一条如我们某些中等城市的那样笔直宽敞，并设有层层防护栏和隔离带的大马路。可在这些并不宽敞的马路上，不仅听不见鸣笛的声音，就连汽车发动、运行以及刹车的声音都极小；哪怕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也往往听不到来往飞驰的汽车的噪声。道路狭窄弯曲，却很少遇见堵车的现象。整个欧行期间，除了从罗马到维也纳乘坐的是飞机之外，其余十多天的数千公里行程中，我们乘坐的全是大巴，一路下来竟然不曾遭遇一次堵车！更令我诧异的是，欧洲的警察实在太少了，哪怕是在市中心，交警亦不多见。那么，人们靠什么来维持交通秩序，而且维持得如此之好呢？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令我们肃然起敬的文明吧？一种经过数百年的潜移默化而积淀到骨子里的文明，这可不是某些貌似动听的标语口号可以同日而语的。人类社会本来就是由人组成的，“人性化”乃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对于一个现代文明的国家来讲，它理应实实在在地浸润到所有的生活细节之中。欧洲的私家车大多都是两厢，而且不管什么型号的车，都严格地按照规定的时速和路线行驶，诸如“抢道”、“乱停”等现象，说实话，我没看到过一次。在这片孕育了古希腊文明的广袤大地上，无论市区还是城外，所有的司机都把人放在首要的位置上，没有比人的生命、比行车的安全更重要的事情了。
　　
　　二
　　
　　那天，我们从瑞士的铁力士雪山下来之后，乘车到列支敦士登。正值中午时分，便在路边的一家麦当劳用餐，里面的客人不多，却看见一群孩子在那儿聚会。大约有八九个男孩女孩吧，他们围坐在一个“隔断间”里的长桌上——所谓“隔断间”，仅仅是用一米多高的板壁隔成的，并不妨碍顾客穿行，里面的情景从外面亦可一览无余。
　　这些孩子大约只有五六岁，有的恐怕才四岁的样子，统统应该是我们所称作的“学龄前儿童”吧，正是上幼儿园的时候。他们是在给其中一个女孩过生日，因为那个女孩是坐在长桌的主座上，头顶还戴着一顶纸壳“王冠”。奇怪的是怎么就只有这么八九个孩子，却没有一个大人在身边呢？孩子们的父母哪儿去了？幼儿园的老师哪儿去了？至少那位小寿星的家长应该亲临现场吧？可自始至终都没看见他们的影子，只有麦当劳的一位女店员站在“隔断间”的门外，为这些孩子提供必要的服务。这让我们这群来自礼仪之邦的中国游客，既无法思议也不能理解，即使不从安全角度考虑，难道父母就不该陪同儿女过个生日吗？难道自己的宝贝女儿，可爱的小公主，就在这么一个简陋的快餐店里度过她生命中最值得纪念的一天？
　　但我发现这些孩子非常快乐，他们既没有吵闹，也没有大喊大叫，更没有离开“隔断间”，在快餐店里四处乱跑乱窜。他们安闲地坐在长桌边，一边吃着点心，一边喝着饮料，有时也说说笑笑，但声音并不大，外人几乎听不到。其间，那个女店员还为他们打开录放机，播放一段轻松优美的乐曲，音响也非常适度。孩子们一个个离开座位，聚拢在桌子旁边的一块空地上，随着乐曲的节拍跳舞。各人扭各人的，自得其乐——只有欢乐，没有嬉笑、尖叫和打闹。他们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安静、恬适与优雅的环境里，似乎生来就懂得在公共场所应有的举止和礼节。跳完舞后，那位女店员把生日蛋糕端了上来——这个蛋糕无论大小还是花式，恐怕都上不了中国城市普通家庭的生日餐桌——直径也就二十几公分，而且是单层的。可孩子们并不在意这些，他们愉快地分享着，那个女店员也一直面带微笑地望着他们，分享着他们的快乐。我实在被这些五六岁的孩子感动了，在征得那个女店员的同意之后，跟这群可爱的孩子合了好几个影，还蹲下身子搂着那个可爱小公主的肩膀拍了一张。
　　我不知道欧美各国的父母都是怎么给儿女过生日的，但在列支敦士登这个横竖均只有十几公里的小国，我却有幸亲眼目睹了这一美妙的场景。是这些孩子的父母工作太忙顾不过来，以致不得不“公而忘私”，可再忙中午吃饭的时间还是有的吧？是孩子们的父母缺乏爱心，丝毫也不在乎自己的儿女？这恐怕是没人会相信的，即使有个别不太关心自己孩子的父母，也不至于八九个孩子的父母都这么缺乏“父爱”和“母爱”吧？我想，没有别的，唯一可信的解释，就是这些孩子的父母尊重并信任自己的孩子：孩子的生日就应该让他（她）自己跟他（她）的小朋友们一起过吧，给他们以充分的自主与自由，从小就让他们独立操办属于自己的事情。这与我们这里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天天送孩子上学接孩子放学，从入幼儿园的那一天起，一直送到小学毕业，反差是不是也太大了？
　　在这之前的两天，我们曾下榻在瑞士的一家乡村酒店。天还不亮，我就起来到小镇的街上散步。微明的天色中，迎面走来两个大约十一二岁的男孩，他俩都背着双肩背包，显然是去上学的，而且学校可能还不在本镇，要不他们何必起这么早呢？他俩看见我，远远地就打招呼问好；我连忙回应了一声，然后目送他们向镇外走去。望着熹微中这两个孩子远去的背影，我不禁想起我的童年，不是也曾这么天天清早起来，沿着夜色未尽的街道去上学么？
　　
　　三
　　
　　蒙帕纳斯大厦是巴黎最高的建筑，五十九层二百一十米，与中国上海浦东的那些摩天大楼相比，自然是小巫见大巫，不值一提的。但即使这样，该大厦刚刚建成就曾几度遭到社会各界的非议和反对，因为在欧洲保持历史文化的原有风貌乃是一种社会共识，即使建筑物历经数百年的风雨侵蚀，有所破损，甚至成了“危房”，那也只能“整旧如旧”，绝不可擅自“开发”。巴黎的建筑多为五六层的住宅，除了艾菲尔铁塔、凯旋门和几个著名的大教堂之外，并无多少高楼大厦；风格协调而又统一，始终保持着它原有的特色，处处透露出历史悠久的文化气息。现在，突然于市中心矗立起这么根鹤立鸡群的“大柱子”，实在有煞风景，实在有损这座世界名城的历史文化。不过，对于我们这些匆匆的过客来说，其楼顶的平台倒是提供了一个可以鸟瞰巴黎全貌的驻足之处。
　　然而，就在我放眼扫描，尽情欣赏巴黎的市容时，忽然发现就在我的眼前，或者说就在距蒙帕纳斯大厦不远的脚下，有一片面积庞大的墓地。这实在令我这中国老外惊诧莫名，不可思议也无法理解了。一个全世界著名的国际大都会，怎么可能允许在它的市中心，最繁华同时也最具“升值空间”的地方，存留这么一大片足有上千座的坟冢呢？这可不是用中国的房地产商所垂涎的“黄金地段”所能形容的，简直就是“钻石地段”嘛！倘若将这片墓地“拆迁”，开发房地产，无论巴黎政府还是法国的房地产商，那还不赚个盆满钵盈？所赢之利怕是天文数字都打不住的！然而，恐怕没有一个法国官员或房地产商，敢打这片墓地的主意，实际上，他们连这样的念头都不可能有！
　　说起来，蒙帕纳斯大厦还是以这个公墓的名称命名的呢！这可是巴黎著名的三大公墓之一——另外两个，拉雪兹神父公墓和蒙马特尔公墓都远在郊区，惟独这个蒙帕纳斯公墓建在了市中心，占据着巴黎最显赫的地段。这座公墓始建于1824年，安葬的大多是法国文艺知识界的精英，比如作家莫泊桑、诗人波德莱尔、数学家庞加莱，还有萨特和伏波娃，还有中国画家潘玉良等等著名人士。除此而外，许多因公殉职的警察和消防员也安葬在这里。我想，假如在中国，恐怕早在文革伊始，这片公墓就给夷平了——岂能容忍这些牛鬼蛇神的阴魂潜伏于世界革命的心脏！即使放在当下，倘遇见某些急功近利的官员执政，也完全可能以发展经济、拉动GDP为由，将这样的公墓动迁到远离市区的郊野去。近十多年来，无论传统的古建筑、私家的百年老宅、近现代名人的故居甚至连抗日烈士的陵园都敢肆无忌惮地铲平，去兴建什么豪宅别墅，遑论区区文化人和普通公民的墓葬呢？然而，在一个坚守“自由、平等、博爱”理念的社会里，死人与活人都是有着同样的权利与尊严的。墓地绝不是某一个或几个人拍下板，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毁弃的！
　　巴黎人完好地保留了这片公墓，即便它占据了巴黎的中心位置。无论是著名精英还是无名警员都安眠于此，接受着自己的民族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的瞻仰和尊戴。蒙帕纳斯公墓跟先贤祠一样，早已成为法兰西精神的寄托与象征。这既是一种文明的传承，也是巴黎之为巴黎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