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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商业战场深度跨界到公益行业，将企业家思维融入公益行动，在撬动政府与民间NGO合作，动员公众参与环保行动方面，孙莉莉可谓独树一帜
孙莉莉：深圳市中汇影视文化传播股份公司董事长，深圳市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发起人、秘书长
“我觉得阿拉善SEE做得最好的项目之一，就是红树林项目。” 艾路明说完这番话，台下掌声再起。在逐渐聚拢过来的目光中，满面笑容的孙莉莉微微低下了头，她似乎不习惯当众接受这样的表扬。
在新鲜出炉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第七届理事会名单上，艾路明当选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第七届会长，孙莉莉当选理事。
“八年来，我的公益足迹超过60万公里，公益时间超过1460天，筹集善款超过5000万元，带动参与环保公益活动人数超过10万人。”发表竞选演说时，孙莉莉回顾了自己的公益历程。 5年前，孙莉莉参与发起成立深圳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以下简称“红树林基金会”），在她的推动下，红树林基金会成为中国第一个管理城市生态公园的环保公益机构，她也因此成为深圳历史上首位企业家园长。
不仅如此，红树林湿地保护项目也是阿拉善SEE除了总部荒漠化项目之外，在外落地的第一个项目。如今，红树林基金会已成为阿拉善SEE各项目中心落地项目和落地执行机构的重要示范。
从商业战场深度跨界到公益行业，将企业家思维融入公益行动，在撬动政府与民间NGO合作，动员公众参与环保行动方面，孙莉莉可谓独树一帜。据说私下开玩笑时，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终身会员、第二届会长王石不止一次对推荐孙莉莉加入阿拉善SEE的厉伟说，“你的伟大之处在于推荐了孙莉莉。” “我要做小钢”
厉伟是孙莉莉参与创办的第一家公司同洲电子的股东，孙莉莉是厉伟负责的深圳松禾成长关爱基金会的捐赠人。二人志同道合，一起经商，一起做公益。
8年前的一天，厉伟对孙莉莉说：“王石和马蔚华请你吃饭。” 孙莉莉回忆，“稀里糊涂地去了才知道，他们想发展我加入阿拉善SEE。”是时，王石刚刚卸下阿拉善SEE第二届会长的职务，但仍继续负责会员发展工作。
孙莉莉时任北大光华EMBA华南校友会秘书长，是个“爱管事的人”，热心参与公共事务，每逢水灾、地震，总会第一时间捐款。“厉伟很了解我，知道我是一个有爱心，有热情，也很有组织能力的人。”
面对阿拉善SEE的邀请，孙莉莉心想，公司早就上市了，股票也差不多解禁了，如果会费在200万以内，就直接捐了。“结果一年只捐10万，我就毫不犹豫地加入了。” 后来她了解到阿拉善SEE这一设计的用意，“如果持续捐10年，可以成为阿拉善SEE的终身会员。阿拉善SEE想让会员持续关注环保，慢慢有感情了就会投入更多时间，身体力行地参与其中。”
之前，她曾计划在同洲电子成立专门的基金会，加入阿拉善SEE后，这一计划就此搁下。
孙莉莉热衷户外运动，跑过马拉松，参加过数次戈壁挑战赛。喜欢亲近大自然的她，加入阿拉善SEE之后，“发现环境保护特别能打动人”。
在阿拉善SEE，孙莉莉认识了刘小钢。刘小钢曾是广州双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40多岁时弃商卖掉股票，到哈佛学习，之后创办千禾基金会。2011年到2015年，她先后与韩家寰、冯仑、任志强三任会长合作，是至今为止阿拉善SEE任职时间最长的秘书长。
刘小钢的洒脱和魄力，以及从企业家转型做全职公益人的人生选择，给了孙莉莉很大的触动。
“小钢姐的人生路径是我欣赏和追求的。 ”孙莉莉说，“原来只是想一想，没想到真有人这么干，还干成了。”敬佩之余，她逐渐定下了未来的人生方向：成为一名全职公益人，而不只是企业家中的慈善家。
2012年，孙莉莉和王石、马蔚华、陈劲松、厉伟等阿拉善SEE华南企业家开始筹备环保项目，当年7月，红树林基金会成立。孙莉莉任理事，并毛遂自荐担任副秘书长。
这一年，孙莉莉离开同洲电子，卖掉所有的股票，辞掉所有的职务。“我不辞职，多付出一些时间也能兼顾，”她说，“但在我心里，我的人生规划是希望将来有一天只干公益。”
此前，她已接触文化行业十余年，熟悉行业运作，也有足够的资源。这也促成她创立中汇影视，专做文化行业，“这样才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阿拉善SEE总部和深港项目中心的工作中。”
2013年底，孙莉莉竞选阿拉善SEE的监事。“我要做小钢”，竞选时，她说出自己的心声，并表示愿意拿出1/3的时间做公益。企业家的时间最“贵”，这一表态打动了阿拉善SEE的会员们，她顺利当选阿拉善SEE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红树林基金会成立一年多后，时任秘书长因故离职，为了带领基金会走上正轨，孙莉莉担起了秘书长的职责，将“90%的精力”投入其中。在相當长的一段时间里，她长期驻扎深圳，无暇顾及中汇影视在北京的事务，公司同事偶尔有情绪，“要不你只当股东好了”，好在公司合伙人“很给力”。 环保实践的专家
红树林基金会刚成立时，没有明确的项目，“大家觉得跟环保相关就行。”
企业家们不想小打小闹，立足深圳，一群人最终锁定了红树林湿地保护的大方向。红树林是城市的“绿色长城”，能有效抵御风浪袭击、促淤保滩、固岸护堤、净化海水和空气，具有十分重要的生态价值。滨海湿地则是陆地生态系统和海洋生态系统的交错过渡地带，是地球的绿肺，也是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方。
然而过去50年里，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也失去了“53%的温带湿地和73%的红树林”，尤其是中国滨海湿地地区，经济最发达，湿地生态也最薄弱。
“大家野心比较大，想推动整个滨海湿地的保护。”孙莉莉回忆，一开始红树林基金会就对标国际优秀的公益组织，如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和大自然保护协会（TNC）等。
深圳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毗邻香港米埔自然保护区，同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的中点，生态环境也极为相似。香港米埔自然保护区由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托管，红树林基金会想要借鉴这一做法，协助深圳政府管理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 但是一开始就碰了钉子。“政府一听牙都快笑掉了，”孙莉莉说，“政府工作人员敬佩企业家愿意花钱花时间做环保，但怀疑我们的专业性。”
“对方说到相关的专家，谁谁谁，我一个都不认识。当时，脸一阵红一阵白的，我那么爱说话的一个人，在那儿一句话都没说。”孙莉莉觉得自己特别low特别丢人，经营企业多年从来没有这么尴尬过。
回到基金会，她找来大量资料，看鸟类的图解，了解各种植物。研究初期，“常常眼花缭乱，愁得不行。”此后她大量拜访国内外红树林、滨海湿地保护、候鸟保护等相关的专家，走访美国的黄石公园、香港米埔自然保护区、台湾关渡自然公园等国内外重要的自然保护区，学习其管理和技术。
一年多时间里，孙莉莉高强度拜访的很多专家成了红树林基金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和专家顾问的重要成员，其中不乏北京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的博士、教授。这些专家为基金会提供了专业的指导，与此同时，基金会也为科研机构在红树林等滨海湿地领域的科研工作提供了实地的数据支撑。
现在，孙莉莉正在北大读博士，研究社会化参与的公共资源的保护与管理。她希望在实践的同时，专业性也能不断增强。
“在滨海湿地保护方面，我是一个实践的专家。”孙莉莉说，“我擅长的不是把这个植物那个动物保护好，而是与政府、专家合作，带动公众共同参与并将行动落地。”
好的理论能为行动提供科学的依据，但具体到行动还需要政府、专家、学者、公众、企业、NGO共同参与。“缺了任何一环，效果就不会好。”孙莉莉说。 与政府合作
基金会创立初期，面向公众的筹款未正式启动，早期的费用主要由几个发起人承担。为了节省经费，孙莉莉想到了“服务换租金”的点子，用自然教育活动和讲座等服务跟政府置换办公地点的租金。
“做公益不能缺少经营的理念，不能缺少把钱花得更有效率、更透明的理念。”孙莉莉认为，不管是商业还是公益，做事的理念有些是相通的。
基金会在理事会下设财务预算委员会，开展企业惯常做的全面预算管理。“如果人家捐的钱本来能种100棵树，你只种了50棵这肯定不行。” 孙莉莉说，“基金会要对项目效果、捐赠人和公众负责。”
在运营方面，孙莉莉充分发挥企业家优势，推动基金会跟企业开展合作。比如在公园开展自然定向越野活动，将公园中某些特定的树或者花设计为线路标志，“既不乏趣味性，也让企业员工对自然有更多的了解。”孙莉莉说，“企业做了很好的团建，履行了社会责任，基金会也能定向籌到一些善款。”
为了建设专业的团队，有一段时间，孙莉莉见到中意的人才，第一想法就是要不要把对方挖过来，“有时候对方也开玩笑说，每次见莉莉都有风险。”
公益行业薪水不高，孙莉莉想办法跟香港、台湾等地的相关机构合作，开展人才互换计划，并为表现优秀的员工创造出国深造的机会。“我们也会定期请国内外权威的专家，给员工和优秀的志愿者做生境保育和自然教育的培训，帮助他们学习成长。”她说，“这是留住人才的方法之一。”
孙莉莉认为，要做好环境保护需要社会参与，不能关起门来做保护。鉴于此，基金会推动政府将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部分向公众开放。考虑到保育工作的专业性和见效慢等现实因素，她提出以自然教育为切入点，希望协助政府在保护区内展开合作。
与政府的洽谈一开始并不顺利。“百闻不如一见”，孙莉莉邀请相关政府工作人员到香港米埔自然保护区参观，“一方面想让政府看到两地在保护、管理上的差距，一方面也想让政府看看社会组织管理保护区的创新模式。”
正式参观之前，孙莉莉与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的文贤继博士有过几次长谈，她希望文贤继博士能给政府领导讲一下如何做自然教育，以及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是如何托管米埔自然保护区的。去香港湿地公园参观，她也请对方讲自然教育。
“深圳的领导特别可贵的是没有架子，邀请了他们会去。”孙莉莉感慨，如果不是在深圳这座创新的城市，这些事可能做不成。
从2013年至今，持续进行的政府人员走访参观活动为红树林基金会与政府之间的沟通与协作，营造了不错的氛围。
“我希望打动政府让我们来做自然教育。”孙莉莉跟政府表态，基金会将借鉴香港的经验，做出优质的自然教育。最终，深圳人居环境委被这一计划打动，愿意尝试合作。“我们洽谈的第一个合作项目就是在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做自然教育。”孙莉莉说。
由于保护区内不能再建新的建筑，基金会花20万元买了一个可移动的集装箱，“把它改造成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自然教室。”孙莉莉说，“这是废物再利用，既节约成本，也很有创意。”
红树林基金会由此打开了跟政府合作的局面，此后逐渐在深圳湾、儿童乐园、洪湖公园、园博园、生态公园建立了6个自然教育中心。
基金会的自然教育课程根据季节和每个场域的特点来设置。比如“夜观”是带领公众观察适合夜间观看的动植物，如萤火虫和一些夜间会开的花。洪湖公园是一个淡水生境，荷花是一大特色，于是“以荷为贵”的课程主要讲解以荷花、芦苇等植物为代表的淡水湿地。
每年的10月到次年3月是观鸟季，基金会开设了欢迎和欢送候鸟的课程。去年10月，基金会在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试验区的4号鱼塘改造完成后，这一课程更加火爆。
根据当时的观测记录，在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停留的鸟类从之前的66种增加到85种，单次记录的最大鸟量达6199只，是2015年记录的8倍。“整个池塘都满了，像养鸭子一样，”孙莉莉回忆，这件事在深圳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印在红树林基金会旗帜上的濒危物种黑脸琵鹭，去年记录最多的一次出现了38只，“这种景象应该十几年未见了，”孙莉莉激动地说，“以前深圳市民看候鸟都要去香港才行。”
孙莉莉认为，自然教育需要在自然环境中进行，需要体验。“如果你亲身感受到了因为一个不可降解的塑料瓶给鸟类或者其他动植物带来的伤害，你才会有感觉进而付诸行动。” 随着各个场域自然教育的兴起，基金会开发的课程日渐丰富，参与的公众也越来越多。“有时候，报名系统一打开，5分钟就报满了。”孙莉莉很自豪，她觉得应该让市民对本地的自然环境有更多的了解，“了解了才能热爱嘛。” 探索社会化参与
红树林基金会是国内首家由民间发起的地方性环保公募基金会，“环保需要社会共同参与，发起人们很清楚这一点，”孙莉莉说，“基金会的名称中有红树林，也是考虑到深圳市民对‘红树林’三个字有感情。”
在组织架构上，红树林基金会参照了上市公司设独立董事的做法，1/3的理事和监事由市民公选产生。这个制度设计，“在当时全国4600多家公益基金会中是第一个。”
市民公选基金会的理事监事，一方面是为了鼓励更多公众参与环保公益，保持基金会的市民属性；一方面也让基金会接受公众监督，从而建立信任。理事会特设一名观察理事，由未成年的中学生担任，会上可以发言，但没有投票决议权。
“基金会希望多了解中小学生的想法，有助于改进工作方法，也可以从小培养未成年人的环保意识。”红树林基金会在这方面的努力，推动了深圳市部分学校学生环保社团的建立。
与此同时，基金会通过自然教育、净摊活动、清除外来物种、复种红树林等环保活动，积极带动公众参与。“红树林基金会建立了深圳的环保志愿者团队，”孙莉莉说，“稳定的志愿者有700多人。”
2014年底，基金会组织志愿者和市民在深圳的各个海岸线开展净滩行动，几年下来，几乎覆盖了深圳的每一公里海岸线。孙莉莉很少去量化净滩行动究竟会产生怎样的作用，她很认同厉伟说的一句话，“我捡垃圾别人知不知道不重要，关键是那块地知道。”
通过净滩行动，“大家会发现其实生活垃圾是最主要的垃圾。”孙莉莉希望带动公众学会垃圾分类，更希望不要再有人乱扔垃圾。
红树林滨海湿地的保育工作，比如清理外来物种、复种红树林、建浮岛等活动也是基金会和志愿者、公众协作完成。
为了帮助本地物种争取更多生存空间，基金会持续清理外来物种。“1棵無瓣海桑能占10棵本地物种的生长空间，红树受外来物种影响常年不长，”孙莉莉觉得本地物种“受欺负”了，得帮它们出头。
环保做久了，孙莉莉变得越来越细腻、感性。“以前出去玩，看的都是名山大川，现在会蹲下去认识那些不起眼的花花草草。”如果发现一种特别珍惜的植物，她会觉得自己“很幸运”。
有时候，她也想“护短”。公园里电线杆上同时住着猛禽和喜鹊，猛禽想吃掉喜鹊孵出来的小生命，“我忍不了，想把猛禽赶走，但电线杆实在太高了，”孙莉莉感慨物竞天择，自然规律不可抗拒。
通过自然教育打开的局面，让红树林基金会跟政府建立了更广泛而深入的合作。2015年初，基金会和深圳福田区政府相关部门接触和探讨，希望托管即将建成的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此举获得成功。“我们不碰土地，只做公园的运营管理。”孙莉莉说，“政府愿意把公园托管给基金会，也是看到我们的专业性。”
2015年12月28日，生态公园开园当天，福田区政府将象征公园管理的钥匙模型交到孙莉莉手中。“那时候我们规定，同时进园人数不能超过2200人。”她清晰地记得，“想进公园参观的市民排了五公里长。”
面对这一壮观景象，深圳市长感慨：“在深圳历史上，很少见到什么活动有这么多人参加。”
“企业家应该以身作则，带动企业家阶层的觉醒，”孙莉莉说，“只要带动更多人行动起来，到最后就会影响这个社会。”
孙莉莉：深圳市中汇影视文化传播股份公司董事长，深圳市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发起人、秘书长
“我觉得阿拉善SEE做得最好的项目之一，就是红树林项目。” 艾路明说完这番话，台下掌声再起。在逐渐聚拢过来的目光中，满面笑容的孙莉莉微微低下了头，她似乎不习惯当众接受这样的表扬。
在新鲜出炉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第七届理事会名单上，艾路明当选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第七届会长，孙莉莉当选理事。
“八年来，我的公益足迹超过60万公里，公益时间超过1460天，筹集善款超过5000万元，带动参与环保公益活动人数超过10万人。”发表竞选演说时，孙莉莉回顾了自己的公益历程。 5年前，孙莉莉参与发起成立深圳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以下简称“红树林基金会”），在她的推动下，红树林基金会成为中国第一个管理城市生态公园的环保公益机构，她也因此成为深圳历史上首位企业家园长。
不仅如此，红树林湿地保护项目也是阿拉善SEE除了总部荒漠化项目之外，在外落地的第一个项目。如今，红树林基金会已成为阿拉善SEE各项目中心落地项目和落地执行机构的重要示范。
从商业战场深度跨界到公益行业，将企业家思维融入公益行动，在撬动政府与民间NGO合作，动员公众参与环保行动方面，孙莉莉可谓独树一帜。据说私下开玩笑时，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终身会员、第二届会长王石不止一次对推荐孙莉莉加入阿拉善SEE的厉伟说，“你的伟大之处在于推荐了孙莉莉。” “我要做小钢”
厉伟是孙莉莉参与创办的第一家公司同洲电子的股东，孙莉莉是厉伟负责的深圳松禾成长关爱基金会的捐赠人。二人志同道合，一起经商，一起做公益。
8年前的一天，厉伟对孙莉莉说：“王石和马蔚华请你吃饭。” 孙莉莉回忆，“稀里糊涂地去了才知道，他们想发展我加入阿拉善SEE。”是时，王石刚刚卸下阿拉善SEE第二届会长的职务，但仍继续负责会员发展工作。
孙莉莉时任北大光华EMBA华南校友会秘书长，是个“爱管事的人”，热心参与公共事务，每逢水灾、地震，总会第一时间捐款。“厉伟很了解我，知道我是一个有爱心，有热情，也很有组织能力的人。”
面对阿拉善SEE的邀请，孙莉莉心想，公司早就上市了，股票也差不多解禁了，如果会费在200万以内，就直接捐了。“结果一年只捐10万，我就毫不犹豫地加入了。” 后来她了解到阿拉善SEE这一设计的用意，“如果持续捐10年，可以成为阿拉善SEE的终身会员。阿拉善SEE想让会员持续关注环保，慢慢有感情了就会投入更多时间，身体力行地参与其中。”
之前，她曾计划在同洲电子成立专门的基金会，加入阿拉善SEE后，这一计划就此搁下。
孙莉莉热衷户外运动，跑过马拉松，参加过数次戈壁挑战赛。喜欢亲近大自然的她，加入阿拉善SEE之后，“发现环境保护特别能打动人”。
在阿拉善SEE，孙莉莉认识了刘小钢。刘小钢曾是广州双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40多岁时弃商卖掉股票，到哈佛学习，之后创办千禾基金会。2011年到2015年，她先后与韩家寰、冯仑、任志强三任会长合作，是至今为止阿拉善SEE任职时间最长的秘书长。
刘小钢的洒脱和魄力，以及从企业家转型做全职公益人的人生选择，给了孙莉莉很大的触动。
“小钢姐的人生路径是我欣赏和追求的。 ”孙莉莉说，“原来只是想一想，没想到真有人这么干，还干成了。”敬佩之余，她逐渐定下了未来的人生方向：成为一名全职公益人，而不只是企业家中的慈善家。
2012年，孙莉莉和王石、马蔚华、陈劲松、厉伟等阿拉善SEE华南企业家开始筹备环保项目，当年7月，红树林基金会成立。孙莉莉任理事，并毛遂自荐担任副秘书长。
这一年，孙莉莉离开同洲电子，卖掉所有的股票，辞掉所有的职务。“我不辞职，多付出一些时间也能兼顾，”她说，“但在我心里，我的人生规划是希望将来有一天只干公益。”
此前，她已接触文化行业十余年，熟悉行业运作，也有足够的资源。这也促成她创立中汇影视，专做文化行业，“这样才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阿拉善SEE总部和深港项目中心的工作中。”
2013年底，孙莉莉竞选阿拉善SEE的监事。“我要做小钢”，竞选时，她说出自己的心声，并表示愿意拿出1/3的时间做公益。企业家的时间最“贵”，这一表态打动了阿拉善SEE的会员们，她顺利当选阿拉善SEE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红树林基金会成立一年多后，时任秘书长因故离职，为了带领基金会走上正轨，孙莉莉担起了秘书长的职责，将“90%的精力”投入其中。在相當长的一段时间里，她长期驻扎深圳，无暇顾及中汇影视在北京的事务，公司同事偶尔有情绪，“要不你只当股东好了”，好在公司合伙人“很给力”。 环保实践的专家
红树林基金会刚成立时，没有明确的项目，“大家觉得跟环保相关就行。”
企业家们不想小打小闹，立足深圳，一群人最终锁定了红树林湿地保护的大方向。红树林是城市的“绿色长城”，能有效抵御风浪袭击、促淤保滩、固岸护堤、净化海水和空气，具有十分重要的生态价值。滨海湿地则是陆地生态系统和海洋生态系统的交错过渡地带，是地球的绿肺，也是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方。
然而过去50年里，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也失去了“53%的温带湿地和73%的红树林”，尤其是中国滨海湿地地区，经济最发达，湿地生态也最薄弱。
“大家野心比较大，想推动整个滨海湿地的保护。”孙莉莉回忆，一开始红树林基金会就对标国际优秀的公益组织，如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和大自然保护协会（TNC）等。
深圳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毗邻香港米埔自然保护区，同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的中点，生态环境也极为相似。香港米埔自然保护区由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托管，红树林基金会想要借鉴这一做法，协助深圳政府管理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 但是一开始就碰了钉子。“政府一听牙都快笑掉了，”孙莉莉说，“政府工作人员敬佩企业家愿意花钱花时间做环保，但怀疑我们的专业性。”
“对方说到相关的专家，谁谁谁，我一个都不认识。当时，脸一阵红一阵白的，我那么爱说话的一个人，在那儿一句话都没说。”孙莉莉觉得自己特别low特别丢人，经营企业多年从来没有这么尴尬过。
回到基金会，她找来大量资料，看鸟类的图解，了解各种植物。研究初期，“常常眼花缭乱，愁得不行。”此后她大量拜访国内外红树林、滨海湿地保护、候鸟保护等相关的专家，走访美国的黄石公园、香港米埔自然保护区、台湾关渡自然公园等国内外重要的自然保护区，学习其管理和技术。
一年多时间里，孙莉莉高强度拜访的很多专家成了红树林基金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和专家顾问的重要成员，其中不乏北京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的博士、教授。这些专家为基金会提供了专业的指导，与此同时，基金会也为科研机构在红树林等滨海湿地领域的科研工作提供了实地的数据支撑。
现在，孙莉莉正在北大读博士，研究社会化参与的公共资源的保护与管理。她希望在实践的同时，专业性也能不断增强。
“在滨海湿地保护方面，我是一个实践的专家。”孙莉莉说，“我擅长的不是把这个植物那个动物保护好，而是与政府、专家合作，带动公众共同参与并将行动落地。”
好的理论能为行动提供科学的依据，但具体到行动还需要政府、专家、学者、公众、企业、NGO共同参与。“缺了任何一环，效果就不会好。”孙莉莉说。 与政府合作
基金会创立初期，面向公众的筹款未正式启动，早期的费用主要由几个发起人承担。为了节省经费，孙莉莉想到了“服务换租金”的点子，用自然教育活动和讲座等服务跟政府置换办公地点的租金。
“做公益不能缺少经营的理念，不能缺少把钱花得更有效率、更透明的理念。”孙莉莉认为，不管是商业还是公益，做事的理念有些是相通的。
基金会在理事会下设财务预算委员会，开展企业惯常做的全面预算管理。“如果人家捐的钱本来能种100棵树，你只种了50棵这肯定不行。” 孙莉莉说，“基金会要对项目效果、捐赠人和公众负责。”
在运营方面，孙莉莉充分发挥企业家优势，推动基金会跟企业开展合作。比如在公园开展自然定向越野活动，将公园中某些特定的树或者花设计为线路标志，“既不乏趣味性，也让企业员工对自然有更多的了解。”孙莉莉说，“企业做了很好的团建，履行了社会责任，基金会也能定向籌到一些善款。”
为了建设专业的团队，有一段时间，孙莉莉见到中意的人才，第一想法就是要不要把对方挖过来，“有时候对方也开玩笑说，每次见莉莉都有风险。”
公益行业薪水不高，孙莉莉想办法跟香港、台湾等地的相关机构合作，开展人才互换计划，并为表现优秀的员工创造出国深造的机会。“我们也会定期请国内外权威的专家，给员工和优秀的志愿者做生境保育和自然教育的培训，帮助他们学习成长。”她说，“这是留住人才的方法之一。”
孙莉莉认为，要做好环境保护需要社会参与，不能关起门来做保护。鉴于此，基金会推动政府将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部分向公众开放。考虑到保育工作的专业性和见效慢等现实因素，她提出以自然教育为切入点，希望协助政府在保护区内展开合作。
与政府的洽谈一开始并不顺利。“百闻不如一见”，孙莉莉邀请相关政府工作人员到香港米埔自然保护区参观，“一方面想让政府看到两地在保护、管理上的差距，一方面也想让政府看看社会组织管理保护区的创新模式。”
正式参观之前，孙莉莉与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的文贤继博士有过几次长谈，她希望文贤继博士能给政府领导讲一下如何做自然教育，以及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是如何托管米埔自然保护区的。去香港湿地公园参观，她也请对方讲自然教育。
“深圳的领导特别可贵的是没有架子，邀请了他们会去。”孙莉莉感慨，如果不是在深圳这座创新的城市，这些事可能做不成。
从2013年至今，持续进行的政府人员走访参观活动为红树林基金会与政府之间的沟通与协作，营造了不错的氛围。
“我希望打动政府让我们来做自然教育。”孙莉莉跟政府表态，基金会将借鉴香港的经验，做出优质的自然教育。最终，深圳人居环境委被这一计划打动，愿意尝试合作。“我们洽谈的第一个合作项目就是在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做自然教育。”孙莉莉说。
由于保护区内不能再建新的建筑，基金会花20万元买了一个可移动的集装箱，“把它改造成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自然教室。”孙莉莉说，“这是废物再利用，既节约成本，也很有创意。”
红树林基金会由此打开了跟政府合作的局面，此后逐渐在深圳湾、儿童乐园、洪湖公园、园博园、生态公园建立了6个自然教育中心。
基金会的自然教育课程根据季节和每个场域的特点来设置。比如“夜观”是带领公众观察适合夜间观看的动植物，如萤火虫和一些夜间会开的花。洪湖公园是一个淡水生境，荷花是一大特色，于是“以荷为贵”的课程主要讲解以荷花、芦苇等植物为代表的淡水湿地。
每年的10月到次年3月是观鸟季，基金会开设了欢迎和欢送候鸟的课程。去年10月，基金会在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试验区的4号鱼塘改造完成后，这一课程更加火爆。
根据当时的观测记录，在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停留的鸟类从之前的66种增加到85种，单次记录的最大鸟量达6199只，是2015年记录的8倍。“整个池塘都满了，像养鸭子一样，”孙莉莉回忆，这件事在深圳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印在红树林基金会旗帜上的濒危物种黑脸琵鹭，去年记录最多的一次出现了38只，“这种景象应该十几年未见了，”孙莉莉激动地说，“以前深圳市民看候鸟都要去香港才行。”
孙莉莉认为，自然教育需要在自然环境中进行，需要体验。“如果你亲身感受到了因为一个不可降解的塑料瓶给鸟类或者其他动植物带来的伤害，你才会有感觉进而付诸行动。” 随着各个场域自然教育的兴起，基金会开发的课程日渐丰富，参与的公众也越来越多。“有时候，报名系统一打开，5分钟就报满了。”孙莉莉很自豪，她觉得应该让市民对本地的自然环境有更多的了解，“了解了才能热爱嘛。” 探索社会化参与
红树林基金会是国内首家由民间发起的地方性环保公募基金会，“环保需要社会共同参与，发起人们很清楚这一点，”孙莉莉说，“基金会的名称中有红树林，也是考虑到深圳市民对‘红树林’三个字有感情。”
在组织架构上，红树林基金会参照了上市公司设独立董事的做法，1/3的理事和监事由市民公选产生。这个制度设计，“在当时全国4600多家公益基金会中是第一个。”
市民公选基金会的理事监事，一方面是为了鼓励更多公众参与环保公益，保持基金会的市民属性；一方面也让基金会接受公众监督，从而建立信任。理事会特设一名观察理事，由未成年的中学生担任，会上可以发言，但没有投票决议权。
“基金会希望多了解中小学生的想法，有助于改进工作方法，也可以从小培养未成年人的环保意识。”红树林基金会在这方面的努力，推动了深圳市部分学校学生环保社团的建立。
与此同时，基金会通过自然教育、净摊活动、清除外来物种、复种红树林等环保活动，积极带动公众参与。“红树林基金会建立了深圳的环保志愿者团队，”孙莉莉说，“稳定的志愿者有700多人。”
2014年底，基金会组织志愿者和市民在深圳的各个海岸线开展净滩行动，几年下来，几乎覆盖了深圳的每一公里海岸线。孙莉莉很少去量化净滩行动究竟会产生怎样的作用，她很认同厉伟说的一句话，“我捡垃圾别人知不知道不重要，关键是那块地知道。”
通过净滩行动，“大家会发现其实生活垃圾是最主要的垃圾。”孙莉莉希望带动公众学会垃圾分类，更希望不要再有人乱扔垃圾。
红树林滨海湿地的保育工作，比如清理外来物种、复种红树林、建浮岛等活动也是基金会和志愿者、公众协作完成。
为了帮助本地物种争取更多生存空间，基金会持续清理外来物种。“1棵無瓣海桑能占10棵本地物种的生长空间，红树受外来物种影响常年不长，”孙莉莉觉得本地物种“受欺负”了，得帮它们出头。
环保做久了，孙莉莉变得越来越细腻、感性。“以前出去玩，看的都是名山大川，现在会蹲下去认识那些不起眼的花花草草。”如果发现一种特别珍惜的植物，她会觉得自己“很幸运”。
有时候，她也想“护短”。公园里电线杆上同时住着猛禽和喜鹊，猛禽想吃掉喜鹊孵出来的小生命，“我忍不了，想把猛禽赶走，但电线杆实在太高了，”孙莉莉感慨物竞天择，自然规律不可抗拒。
通过自然教育打开的局面，让红树林基金会跟政府建立了更广泛而深入的合作。2015年初，基金会和深圳福田区政府相关部门接触和探讨，希望托管即将建成的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此举获得成功。“我们不碰土地，只做公园的运营管理。”孙莉莉说，“政府愿意把公园托管给基金会，也是看到我们的专业性。”
2015年12月28日，生态公园开园当天，福田区政府将象征公园管理的钥匙模型交到孙莉莉手中。“那时候我们规定，同时进园人数不能超过2200人。”她清晰地记得，“想进公园参观的市民排了五公里长。”
面对这一壮观景象，深圳市长感慨：“在深圳历史上，很少见到什么活动有这么多人参加。”
“企业家应该以身作则，带动企业家阶层的觉醒，”孙莉莉说，“只要带动更多人行动起来，到最后就会影响这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