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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媒以其特有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习惯和价值观念，推动着人类教育的发展。串富着人们的文化生活，“润物细无声”地达到了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有效控制，从而成为现代社会控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大众传媒的社会控制作用并非都是正面的，现实中存在诸多负面影响。
大众传媒对社会控制功能的滥用
大众传媒对社会控制功能的滥用，首先伤害了新闻的真实性和公信力，损害了媒介作为社会公器的形象，是以牺牲新闻生命为代价的；从更深的层面来说，大众传媒对社会控制功能的滥用会妨碍司法公正，动摇社会民主法治的基石。
“媒介审判”无处不在。“媒介审判”是指新闻媒介超越正常的司法程序对被报道对象所作的一种先在性的“审判预设”。它是新闻竞争日趋激烈下的产物，从法理学的视角看，“媒介审判”损害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形象，是新闻媒体的职能错位，它使得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的天平过分倾斜，有悖于法治精神。在法制日益走向健全的条件下，“媒体审判”是违反法律的行为，与“无罪推定”、“罪刑法定”原则相悖。而在现实生活中，媒体越俎代庖给嫌疑人定罪的情况却时有发生。如果司法者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不得不考虑新闻舆论的反应，从而影响了他“遵从法律的精神和原则”独立作出裁决和判断，其结果必然是司法公正的偏离和丧失。
“网络暴力”甚嚣尘上。网络暴力是指网民在网络上的暴力行为，是社会暴力在网络上的延伸。主要表现有：网民对未经证实或已经证实的网络事件，在网上发表具有攻击性、煽动性和侮辱性的失实言论，造成当事人名誉损害；网民在网上公开当事人现实生活中的个人隐私，侵犯其隐私权；网民对当事人及其亲友的正常生活进行行动和言论侵扰。致使其人身权利受损；等等。德国著名心理学家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探讨个人为了逃避责任和获得安全，而匿名加入群体后所表现出的暴虐和放纵。而如果这种暴虐得以假正义之名，则群体的放纵更会受到崇高感的鼓励而越发膨胀，并最终导致群体暴力。“人肉搜索”是网络暴力的最佳代言。这是披着“正义”的外衣，行暴力之实，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网络暴力的受害者。2009年1月“网络暴力第一案”在北京朝阳区法院宣判，大棋网和北飞的候鸟网站构成侵权并赔偿了当事人精神抚慰金，这可以说给了甚嚣尘上的网络暴力沉重一击。但目前我国并没有专门针对这类案件的法律，网络媒体也没有找到一条行之有效的遏制网络暴力的途径。人们出于善良的目的，去谴责、声讨他们认为的罪恶的行径，这是公民社会责任心的体现，本该是一件可喜的事情。但由于网络的监管不力、法律法规的缺位、网民素质的局限等因素，滋生了令人望而生畏的网络暴力。
公众对大众传媒的过度依赖
大众传媒的发展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便利，促进了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但从长远看，对媒介的过度依赖会阻碍社会的发展进步。
大众传媒影响了公众素质的提升。阻碍了文化的传承与进步。首先，大众传媒在丰富人们的知识和阅历上发挥了重大作用，使人们“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但大众传媒所提供的信息具有碎片化的特点。都是零散、无序、庞杂的，人们在接收这些信息的同时，没有足够的思考时间来辨别真伪、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不能形成一个系统的知识结构。其次，大众传媒培养了无数只接收信息却不思考的“沙发土豆”。人们满足于坐在沙发上，不假思索地接收大众传媒发出的信息，没有自己的思考，也无法及时消化。对于青少年来说，过多地依靠大众传媒获取信息。会降低其思维能力，造成思维惰性，使其思想趋于简单化，丧失创新能力。最后，大众传媒在弘扬了大众文化的同时，也造成了精英文化的式微。德国思想家阿多诺认为。“工业文化”基本是“大众文化”的代名词。大众只是作为“消费者”而存在的，大众文化以中性的面目出现，没有自己坚持的固定立场。只是在市场规律支配下，以占有市场获取利益作为最终目的。人们沉浸在大众文化的“快乐泡沫”中。放弃了对终极意义、绝对价值、生命本质的思索和追问，从而导致了精英文化的式微。
大众传媒淡漠了公众的人际关系，降低了社会凝聚力。麦克卢汉1967年在他的《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意指随着广播、电视和其他电子媒介的出现，使得人与人之间的时空距离骤然缩短，整个世界紧缩成一个“村落”。人们在欣喜于电子媒介给人们带来的沟通和便利的同时。却发现在“地球村”的美丽光环下。人们已越来越容易成为一个个“孤岛”。家庭成员间、邻里间的沟通互动越来越少，人们更多地关起门来打开电脑、电视完成与外部世界的虚拟“沟通”。人与人之间的亲身交往被冷冰冰的电视电脑屏幕所取代，紧随而来的是人际关系的淡漠、人文关怀的缺失、精神的空虚和社会凝聚力的下降。
传播内容的不合理规划
社会控制的实现必须以明确的社会规范为前提，大众传媒是社会规范的重要传播载体，社会成员正是通过大众传媒等信息传播载体实现对社会规范的认知与服从的’。然而，传播内容的不合理规划会造成规范的迷失与混乱，让人无所适从，甚至会走向规范的另一端。
黄色、暴力等不健康内容容易引发社会的不安定。教育心理学中的观察学习理论认为。人们可以通过观看电视中表现侵略性的内容而学得侵略行为。这对未成年人来讲更是如此。在某种情况下，大众传媒中的侵略性人物会给予人们示范作用，使受众通过模仿、复制来实施侵略行为。少年通过模仿电视电影中的犯罪情节来实施犯罪的新闻已经屡见不鲜了。除了影视剧中的暴力内容外，大众传媒为了赚取眼球。在报道犯罪新闻时，往往会刻意描写细节。将犯罪过程完全展现出来，成为诱导实施犯罪的“帮凶”。
正面报道与媒介监督的比例失调加剧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我国长期坚持以正面报道为主的宣传方针。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引导下。我国的大众传媒宣传了很多的先进人物，对这些先进人物事迹的宣传对于形成公众个人理想与共同信仰，宣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增强社会凝聚力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一些大众传媒在宣传先进事迹时，过于强调“高、大、全”。往往把先进人物描绘成不食人间烟火、超凡脱俗的“圣人”，于是人们失落地发现大众传媒所推崇的理想型人格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面对这种理想角色与现实生活的冲突，人们要么降低理想层次。以缩短理想人格与现实人格的差距，要么干脆放弃理想，这样，大众传媒的信仰控制功能便大打折扣了。
相对于正面报道而言，当前我国大众传媒对社会问题的反思显得远远不够。大众传媒作为社会“安全阀”、“出气孔”的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而这些功能恰恰对防止腐败、改善执政能力、提高执政水平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媒体失语”——一种隐性的消极的社会控制方式
普利策有一句名言：“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然而，在“非典”初起之时。当人民群众最需要了解真实情况以便有效地预防“非典”的时候，我们的传媒却患上了媒体失语症，以致一误再误。媒体失语就是大众传媒在面对一些新闻事实时，出于各种原因，不予报道、评论。媒体面对一个明显存在的事实，却不予评论描述，不能让公众了解相关事实，这是对受众知情权和表达自由的侵犯。
首先，媒介失语会导致社会监督的严重缺位，如果人们都无法知晓事件本身，社会监督就无从谈起了。其次，公共危机发生时。各种复杂的因素让受众暂时失去了辨别力，如果这个时候媒体也集体失语，各种谣言就会滋生、传播，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公众话语的主要内容，导致猜测、恐慌等各种社会集体心态出现，不利于社会稳定和战胜危机的行动。值得注意的是，媒体失语是一种隐性的社会控制方式，往往不易察觉。无论媒体是出于自身原因还是迫于政治、经济利益的压力，媒体失语都会对受众知情权和自由表达权造成危害，从而产生负面的社会控制效果。
大众传媒对社会控制功能的滥用
大众传媒对社会控制功能的滥用，首先伤害了新闻的真实性和公信力，损害了媒介作为社会公器的形象，是以牺牲新闻生命为代价的；从更深的层面来说，大众传媒对社会控制功能的滥用会妨碍司法公正，动摇社会民主法治的基石。
“媒介审判”无处不在。“媒介审判”是指新闻媒介超越正常的司法程序对被报道对象所作的一种先在性的“审判预设”。它是新闻竞争日趋激烈下的产物，从法理学的视角看，“媒介审判”损害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形象，是新闻媒体的职能错位，它使得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的天平过分倾斜，有悖于法治精神。在法制日益走向健全的条件下，“媒体审判”是违反法律的行为，与“无罪推定”、“罪刑法定”原则相悖。而在现实生活中，媒体越俎代庖给嫌疑人定罪的情况却时有发生。如果司法者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不得不考虑新闻舆论的反应，从而影响了他“遵从法律的精神和原则”独立作出裁决和判断，其结果必然是司法公正的偏离和丧失。
“网络暴力”甚嚣尘上。网络暴力是指网民在网络上的暴力行为，是社会暴力在网络上的延伸。主要表现有：网民对未经证实或已经证实的网络事件，在网上发表具有攻击性、煽动性和侮辱性的失实言论，造成当事人名誉损害；网民在网上公开当事人现实生活中的个人隐私，侵犯其隐私权；网民对当事人及其亲友的正常生活进行行动和言论侵扰。致使其人身权利受损；等等。德国著名心理学家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探讨个人为了逃避责任和获得安全，而匿名加入群体后所表现出的暴虐和放纵。而如果这种暴虐得以假正义之名，则群体的放纵更会受到崇高感的鼓励而越发膨胀，并最终导致群体暴力。“人肉搜索”是网络暴力的最佳代言。这是披着“正义”的外衣，行暴力之实，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网络暴力的受害者。2009年1月“网络暴力第一案”在北京朝阳区法院宣判，大棋网和北飞的候鸟网站构成侵权并赔偿了当事人精神抚慰金，这可以说给了甚嚣尘上的网络暴力沉重一击。但目前我国并没有专门针对这类案件的法律，网络媒体也没有找到一条行之有效的遏制网络暴力的途径。人们出于善良的目的，去谴责、声讨他们认为的罪恶的行径，这是公民社会责任心的体现，本该是一件可喜的事情。但由于网络的监管不力、法律法规的缺位、网民素质的局限等因素，滋生了令人望而生畏的网络暴力。
公众对大众传媒的过度依赖
大众传媒的发展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便利，促进了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但从长远看，对媒介的过度依赖会阻碍社会的发展进步。
大众传媒影响了公众素质的提升。阻碍了文化的传承与进步。首先，大众传媒在丰富人们的知识和阅历上发挥了重大作用，使人们“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但大众传媒所提供的信息具有碎片化的特点。都是零散、无序、庞杂的，人们在接收这些信息的同时，没有足够的思考时间来辨别真伪、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不能形成一个系统的知识结构。其次，大众传媒培养了无数只接收信息却不思考的“沙发土豆”。人们满足于坐在沙发上，不假思索地接收大众传媒发出的信息，没有自己的思考，也无法及时消化。对于青少年来说，过多地依靠大众传媒获取信息。会降低其思维能力，造成思维惰性，使其思想趋于简单化，丧失创新能力。最后，大众传媒在弘扬了大众文化的同时，也造成了精英文化的式微。德国思想家阿多诺认为。“工业文化”基本是“大众文化”的代名词。大众只是作为“消费者”而存在的，大众文化以中性的面目出现，没有自己坚持的固定立场。只是在市场规律支配下，以占有市场获取利益作为最终目的。人们沉浸在大众文化的“快乐泡沫”中。放弃了对终极意义、绝对价值、生命本质的思索和追问，从而导致了精英文化的式微。
大众传媒淡漠了公众的人际关系，降低了社会凝聚力。麦克卢汉1967年在他的《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意指随着广播、电视和其他电子媒介的出现，使得人与人之间的时空距离骤然缩短，整个世界紧缩成一个“村落”。人们在欣喜于电子媒介给人们带来的沟通和便利的同时。却发现在“地球村”的美丽光环下。人们已越来越容易成为一个个“孤岛”。家庭成员间、邻里间的沟通互动越来越少，人们更多地关起门来打开电脑、电视完成与外部世界的虚拟“沟通”。人与人之间的亲身交往被冷冰冰的电视电脑屏幕所取代，紧随而来的是人际关系的淡漠、人文关怀的缺失、精神的空虚和社会凝聚力的下降。
传播内容的不合理规划
社会控制的实现必须以明确的社会规范为前提，大众传媒是社会规范的重要传播载体，社会成员正是通过大众传媒等信息传播载体实现对社会规范的认知与服从的’。然而，传播内容的不合理规划会造成规范的迷失与混乱，让人无所适从，甚至会走向规范的另一端。
黄色、暴力等不健康内容容易引发社会的不安定。教育心理学中的观察学习理论认为。人们可以通过观看电视中表现侵略性的内容而学得侵略行为。这对未成年人来讲更是如此。在某种情况下，大众传媒中的侵略性人物会给予人们示范作用，使受众通过模仿、复制来实施侵略行为。少年通过模仿电视电影中的犯罪情节来实施犯罪的新闻已经屡见不鲜了。除了影视剧中的暴力内容外，大众传媒为了赚取眼球。在报道犯罪新闻时，往往会刻意描写细节。将犯罪过程完全展现出来，成为诱导实施犯罪的“帮凶”。
正面报道与媒介监督的比例失调加剧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我国长期坚持以正面报道为主的宣传方针。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引导下。我国的大众传媒宣传了很多的先进人物，对这些先进人物事迹的宣传对于形成公众个人理想与共同信仰，宣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增强社会凝聚力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一些大众传媒在宣传先进事迹时，过于强调“高、大、全”。往往把先进人物描绘成不食人间烟火、超凡脱俗的“圣人”，于是人们失落地发现大众传媒所推崇的理想型人格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面对这种理想角色与现实生活的冲突，人们要么降低理想层次。以缩短理想人格与现实人格的差距，要么干脆放弃理想，这样，大众传媒的信仰控制功能便大打折扣了。
相对于正面报道而言，当前我国大众传媒对社会问题的反思显得远远不够。大众传媒作为社会“安全阀”、“出气孔”的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而这些功能恰恰对防止腐败、改善执政能力、提高执政水平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媒体失语”——一种隐性的消极的社会控制方式
普利策有一句名言：“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然而，在“非典”初起之时。当人民群众最需要了解真实情况以便有效地预防“非典”的时候，我们的传媒却患上了媒体失语症，以致一误再误。媒体失语就是大众传媒在面对一些新闻事实时，出于各种原因，不予报道、评论。媒体面对一个明显存在的事实，却不予评论描述，不能让公众了解相关事实，这是对受众知情权和表达自由的侵犯。
首先，媒介失语会导致社会监督的严重缺位，如果人们都无法知晓事件本身，社会监督就无从谈起了。其次，公共危机发生时。各种复杂的因素让受众暂时失去了辨别力，如果这个时候媒体也集体失语，各种谣言就会滋生、传播，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公众话语的主要内容，导致猜测、恐慌等各种社会集体心态出现，不利于社会稳定和战胜危机的行动。值得注意的是，媒体失语是一种隐性的社会控制方式，往往不易察觉。无论媒体是出于自身原因还是迫于政治、经济利益的压力，媒体失语都会对受众知情权和自由表达权造成危害，从而产生负面的社会控制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