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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在谈到创作《家》的体会时说：“我写梅，我写瑞珏，我写鸣凤，我心里充满着同情和悲愤……我深自庆幸我把自己的感情放进了我的小说里面．我代那许多做了不必要的牺牲品的女人叫出了一声‘冤枉!’”①作者正是怀着这种感情，描写了身处奴隶地位的鸣凤和出身上层社会的梅芬及当丁少奶奶的瑞珏的遭遇。尽管她们出身不同，经历不同，社会地位不同，尽管她们修养各异，性格也不一样，但她们都受到了封建专治制度的迫害与摧残，殊途同归，最后都成了封建专治制度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