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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朱正元，字善培，1900年12月出生于南京，是一位物理教育家。他毕生从事大学基础物理、实验物理和中学物理教学，以及教学方法的研究，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物理教师和优秀人才。他曾任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父亲虽家境贫寒，却天赋出众、刻苦读书，在私塾上完小学后，又在师范学校完成了初中、高中和大学的课程。在南京高等师范读大学时，他还到南京晓庄师范教书，后又做过陶行知学校的教务长。1935年，当时我才六个月大，父亲公费考取了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物理学。他与同时代的许多科学家均有或多或少的交集，构成了他星光熠熠的“朋友圈”。
与钱学森一起攻读航空工程
父亲与钱学森先生同专业（航空工程），后我父亲改读理论物理。1939年，父亲获优秀哲学博士学位。当时，博士分优秀、良好、及格三等。与他们一同在加州理工学院学习的一位同学，没能考取博士学位，父亲便帮助他学习，最终这位同学考取了博士学位。
那时，父亲与钱学森、谈家桢三人都是理工学院的博士研究生，他们曾拍过一张照片，各自长袍马褂，手执中国古典乐器，抚箫弄琴，好不悠闲。另有一张父亲与钱学森的照片，照片上钱学森先生手搭在我父亲的肩膀上。这两张照片在“文革”时期因父亲怕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而销毁，没有留下纪念，真是可惜！还有一张照片，是父亲在钱学森导师航天工程学家冯·卡门的姐姐的后花园里，与谈家桢、钱学森等人合影留念。钱学森过世后，钱夫人拿出照片，我们才看到。
家里还有一张很有意思的照片，这是父亲从加州理工学院留学毕业时，导师给他穿博士服、戴博士帽。照片的左上角缺了一角，其实缺失的部分是美国国旗。“文革”期间，父亲为了保留照片，便将美国国旗剪掉，至今，这张缺了角的照片一直留存下来了。
1939年父亲回国前，曾任加州理工学院物理系研究助理。他曾被邀请留在那里继续做导师的助手，对方提出了很丰厚的薪酬条件，但是父亲想到我们全家人都在国内，他亦怀揣着一颗爱国之心，最终拒绝，毅然回国。回国后，浙大校长竺可桢聘请他为浙大物理系教授。
和谈家桢互相引为知己
我父亲在加州理工学院改读理论物理哲学博士时，谈家桢先生正在读理工学院的遗传学博士，他们正巧住同一寝室。谈伯伯先回国，父亲通过他的老师胡刚复先生（浙大理学院院长），介绍谈家桢到浙大生物系任教，《談家桢文集》中提到了此事。
那时正逢抗战，南京沦陷，父亲让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到上海与他会合，然后一同跟随浙江大学奔赴贵州湄潭校区。那时贵州条件很艰苦，当地有“三无”的说法，“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记得人们雨天没有雨鞋，便特制了“雨鞋”——在布鞋上抹上桐油，鞋底釘钉，可很难走路。我们家条件也是如此，二哥穿着草鞋、手提油灯盏去学校上晚自习的画面至今在我的脑海里。
在湄潭时，我们家与谈伯伯一家住在一起。很多教师的子女都在浙大附小（湄江小学）念书，父亲在我们学校做发电演示实验，对于我们来说，电灯还是新鲜的玩意儿，谈家桢的大儿子就跑过去吹灯泡，吹了半天也没吹熄，抱怨道，“朱伯伯，这个灯怎么吹不灭呢？”抗战结束后，浙江大学从湄潭搬回杭州，我们两家仍住在一起，分住东西两边，中间隔着一间吃饭的厅堂，我们两家小孩最喜欢把吃饭的桌子拼起来打乒乓球，有时父亲和谈伯伯也挥拍对战，孩子们就成了拉拉队员，有趣得很。
父亲和谈伯伯还互相给对方起了有趣的绰号，父亲称谈伯伯“哈台”，谈伯伯称我父亲为“劳莱” （哈台、劳莱是上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的胖、瘦影星）。吃饭时，谈伯伯看我父亲老是叹气，便说：“劳莱劳莱，一生劳碌，一声叹气，米缸折掉。”父亲则回敬：“哈台哈台，嘻嘻哈哈，万事无忧，万事无虑。” “文革”时，谈伯伯说：“我还要看看以后的好日子。”后来，谈伯伯活到了100岁。父亲一直非常佩服谈伯伯的乐观，教导我们遇到什么事都要像谈伯伯一样豁达。
有一次吃饭，父亲对谈伯伯说：“胖子胖子，你该还我的债。”谈伯伯很纳闷：“我该还你什么债？”父亲笑道：“我们在美国加州时就同一房间，轮流做饭，伙食费出一样的钱，你却比我多吃一倍。这不是该还我的债吗？”谈伯伯听后哈哈大笑。有一次，谈伯伯的女儿谈曼琪帮我在国外代买氨基葡萄糖，不仅让在杭州的儿子特地送到我家，还不肯收钱。我便问曼琪，为什么不收钱？她说：“还我父亲欠你父亲在美国的债。”原来她还记得父辈之间的玩笑话。
谈伯母热情大方，非常关心我们。快解放时，谈伯母见年幼的我没有毛线衣穿，母亲又不会编织，谈伯母就叮嘱我母亲拿了一块大洋去买了半斤玫瑰红色的细绒线，她给我织了一件翻领毛衣，我穿了很久也不舍得丢掉。那是我生平第一件毛衣，每想到此，分外感谢谈伯母。谈伯伯第二次出国回来后带了不少礼物回来，谈伯母送了我们一斤藏青色的粗毛线，结果因为我们家孩子太多，母亲就请谈伯母给我们打几双袜子，谈伯母怪我妈妈，“好好的毛线怎么拿来打袜子呢？”但是她很快织好了袜子给我们送了来。
在父亲逝世周年时，谈伯伯写有悼词：“半个世纪，同窗共事。良师益友，千古长青。”这是谈伯伯亲自用毛笔誊写，送《物理通报》刊登的。
王淦昌伯伯送我绣花枕头
父亲与贝时璋先生是浙大同事（贝时璋是生物系主任）。贝先生是我国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曾任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所长。那时候，我在北京工作，去中国科学院的微生物所协作科研项目（得了中国科学院三等奖）。生物物理所就在微生物所隔壁，有一次，贝伯伯的一个学生跑过来问我：“贝先生问你怎么不请教他？”其实，我在读浙大附小时，和贝伯伯的二女儿是同学。时隔数年，没想到贝伯伯还记得我。我也胆小，怕叫错。事后，我便到他家去做客，但只见到贝伯母。贝伯伯一生豁达，不计名利，他的长寿与他宽广的胸怀很有关系。
父亲的朋友还有“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先生。抗日战争以后，我们家和王淦昌、王子培三户人家一起包了部汽车从贵州湄潭到了贵阳，王伯伯请我们吃饭，他点了盘虾仁，没吃过虾仁的我以为那是“肥肉”，便不吃，王伯伯知道原因就哈哈一笑。 1960年，王淦昌从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期满回国。那时中关村有三个大楼，13、14、15楼是高级知识分子住宿楼，王淦昌伯伯住在那里。对面的25楼是北大教师教工宿舍，由于我先生王通那時在北大任教，1963年我在北京结婚，我们就借住在25楼。我特地带了苏州糖果请同事吃，没成想第二天，王伯伯带着一对绣花枕头来看我，王伯伯问：“怎么不请我？”我哪里敢请啊。闲聊时，王伯伯看到了我家里的发条机械钟，就说苏联的钟还不及我这个好。
我在1968年调至北大技术物理系任教，有位技物系的教授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他说：“你父亲教我们外系的基础物理课（当时父亲已经是浙大的物理系教授），让我获益匪浅。”时任北大技物系的专业主任告诉我：“王淦昌先生也十分赞扬你的父亲，他说过朱正元先生如果搞科研也肯定有一番天地，而你父亲现在的工作确实平凡而伟大。”还有我北大的一位同事告诉我：“我的一个侄儿慕你父亲的大名，特地报考了江苏师范学院的物理系。”1985年，父亲过世时，王伯伯发来唁电——“朱正元教授才华出众，爱国爱党，人人称颂。”
父亲的朋友还有束星北，他是李政道的老师，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束星北由浙江大学调至青岛山东大学（现中国海洋大学）任教。束星北与我父亲在浙大同事时，他与谈伯母、“中国核能之父”卢鹤绂的夫人以及我的母亲四人经常一起打牌到深更半夜，第二天束伯伯仍照常上课。而且束伯伯上课从来不带讲课稿，讲得头头是道。有一次打完牌，他对我说：“小妹，给你一个草帽。”“我要草帽干啥呢？”他笑着说，“我赢钱了，草帽就是一万圆啊！” 我这才明白过来。在杭州时期，束伯伯在灵隐寺为他母亲大办寿宴，我也去参加了，当时看到那么大的场面，心里就佩服束伯伯真是个大孝子。
卢鹤绂也是父亲浙大的同事，记得湄潭时期他的夫人一直穿着高跟鞋，在“地无三里平”的当地，这可算大本事，她自己说：“不穿高跟鞋我走不了路哩！”1984年底我陪父亲去杭州参加会议，遇见卢伯伯，他看到我就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的母亲过世了，你更要好好地照顾父亲。”那会儿父亲身体已经很虚弱，我点点头说：“一定会的！”我知道卢伯伯在上海经常到我先生王通的大姑母家聚会唱京戏，我就说：“卢伯伯，你喜欢唱京戏？”他回答说：“是的，抗日战争时期，我就义演了。‘文革’时，他们却批判我宣扬帝王将相，好气人哦。”
父亲的同事还有卢嘉锡先生，他是化学家、化学教育家和科技组织领导者。在《竺可桢日记》中，竺先生提到，他曾经邀请卢嘉锡先生到浙大讲课，后又让我父亲与卢嘉锡合办浙大师范学院的理化系，我父亲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时，卢嘉锡又邀请我父亲去当时正在筹建的福州大学任教，但我父亲一直钟情师范，最终还是选择了江苏师范学院（苏州大学前身）。
吴健雄是父亲的学生
父亲在世时是中国教育学会物理教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父亲一生的心血都花在了物理教学、物理实验中。
1929年到1934年，父亲在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任教，此间教过“东方居里夫人”吴健雄，吴健雄的丈夫袁家骝那时也在南京。1935年，父亲和袁家骝都到美国留学。后吴健雄也赴美留学。
“文革”时，吴健雄与袁家骝夫妇来看他们的姑母（袁世凯的第十三个女儿，人称“十三小姐”），同时来拜访我的父亲。当时我父亲想请她进家里来做客，但由于“文革”时期的特殊原因，没办法请回家，便请到现姑苏饭店吃了个早点。后来吴健雄再来苏州看我父亲时，他已经过世了。
“文革”后，南大校庆邀请了吴健雄夫妇及我父亲回校参加庆典。我父亲到南京机场迎接他们，在欢迎仪式上，嘉宾的名字被一一报出：南大校长、处长、吴健雄的同学程开甲教授，还有朱正元教授。随即，吴健雄就说：“朱正元教授是我的老师。”父亲回来后跟我提及此事，我能感觉到他那份欣慰的心情。
1984年底，父亲曾邀请袁家骝夫妇到苏州大学讲学。那时候，他们已经应允下来，但迟迟不来。父亲很失落，像小孩子一样，说：“他们大概不喜欢我们这里？”后来他们从台湾来信，称呼我父亲为“善培兄”，解释缘由。原来他们转机到香港时，袁家骝突然心肌梗死，两人便直飞台北治疗，休养一段时间后回美再与我父亲联系。1985年2月父亲过世，他们也没有来成。
父亲过世后，苏州大学统战部组织我们去吴健雄的家乡参观，参观到太仓明德小学时，看到了太仓统战部张部长，便告诉他：“我父亲是吴健雄的老师，父亲过世时，没有发讣告我们很失礼（实际并不是我们家里的问题），请给他打个招呼。”当时，时任苏州大学的统战部部长也答应我，“等吴健雄回来，我派车接你和吴健雄相见。”直至1987年，吴健雄博士回明德小学，并到苏大参观，可惜我也没能见上一面。后来，听一位物理系的教授说，吴健雄夫妇知道我父亲过世，便到我父亲的演示实验室拍了很多自制教具的照片，贊扬我的父亲说：“我的老师在物理教学方面有非常大的贡献。”当时，苏州大学请吴健雄博士在校报留言，她就用四句话留作纪念：“今日返乡拜朱老，伤感吾师已仙逝，著书教育重实验，四化科技永感恩。”
空气动力学家柏实义是南京六合人，曾任美国马里兰大学工程研究所所长，现已过世，他也是父亲的学生。1979年，柏实义被国家教育部请回来讲学，受到邓小平接见。当时他的父亲90岁，他将自己的父亲带到苏州，看望我父亲。父亲陪同柏实义夫妇一起去西山，让我在苏州饭店陪同柏实义父亲，老先生便和我讲起当年的事，他说，“柏实义小时候不肯读书，我听说南京有两位中学教师，一位教物理，一位教化学，号称‘南京二培’（我父亲朱正元号善培，化学老师名王子培），我就把家里商店卖掉，搬到南京，读你父亲教的中学，从那时起，柏实义便对物理特别感兴趣，后来物理学得特别好。大学毕业后，你父亲又让他到美国深造，柏实义一直把你的父亲当成恩师。”后来，柏实义每到一个国家讲学，都会寄一张当地的风景明信片给我父亲讲述他的情况，称呼我父亲为善培夫子。
（作者为朱正元之女，苏州大学退休教师）
责任编辑 杨之立
父亲虽家境贫寒，却天赋出众、刻苦读书，在私塾上完小学后，又在师范学校完成了初中、高中和大学的课程。在南京高等师范读大学时，他还到南京晓庄师范教书，后又做过陶行知学校的教务长。1935年，当时我才六个月大，父亲公费考取了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物理学。他与同时代的许多科学家均有或多或少的交集，构成了他星光熠熠的“朋友圈”。
与钱学森一起攻读航空工程
父亲与钱学森先生同专业（航空工程），后我父亲改读理论物理。1939年，父亲获优秀哲学博士学位。当时，博士分优秀、良好、及格三等。与他们一同在加州理工学院学习的一位同学，没能考取博士学位，父亲便帮助他学习，最终这位同学考取了博士学位。
那时，父亲与钱学森、谈家桢三人都是理工学院的博士研究生，他们曾拍过一张照片，各自长袍马褂，手执中国古典乐器，抚箫弄琴，好不悠闲。另有一张父亲与钱学森的照片，照片上钱学森先生手搭在我父亲的肩膀上。这两张照片在“文革”时期因父亲怕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而销毁，没有留下纪念，真是可惜！还有一张照片，是父亲在钱学森导师航天工程学家冯·卡门的姐姐的后花园里，与谈家桢、钱学森等人合影留念。钱学森过世后，钱夫人拿出照片，我们才看到。
家里还有一张很有意思的照片，这是父亲从加州理工学院留学毕业时，导师给他穿博士服、戴博士帽。照片的左上角缺了一角，其实缺失的部分是美国国旗。“文革”期间，父亲为了保留照片，便将美国国旗剪掉，至今，这张缺了角的照片一直留存下来了。
1939年父亲回国前，曾任加州理工学院物理系研究助理。他曾被邀请留在那里继续做导师的助手，对方提出了很丰厚的薪酬条件，但是父亲想到我们全家人都在国内，他亦怀揣着一颗爱国之心，最终拒绝，毅然回国。回国后，浙大校长竺可桢聘请他为浙大物理系教授。
和谈家桢互相引为知己
我父亲在加州理工学院改读理论物理哲学博士时，谈家桢先生正在读理工学院的遗传学博士，他们正巧住同一寝室。谈伯伯先回国，父亲通过他的老师胡刚复先生（浙大理学院院长），介绍谈家桢到浙大生物系任教，《談家桢文集》中提到了此事。
那时正逢抗战，南京沦陷，父亲让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到上海与他会合，然后一同跟随浙江大学奔赴贵州湄潭校区。那时贵州条件很艰苦，当地有“三无”的说法，“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记得人们雨天没有雨鞋，便特制了“雨鞋”——在布鞋上抹上桐油，鞋底釘钉，可很难走路。我们家条件也是如此，二哥穿着草鞋、手提油灯盏去学校上晚自习的画面至今在我的脑海里。
在湄潭时，我们家与谈伯伯一家住在一起。很多教师的子女都在浙大附小（湄江小学）念书，父亲在我们学校做发电演示实验，对于我们来说，电灯还是新鲜的玩意儿，谈家桢的大儿子就跑过去吹灯泡，吹了半天也没吹熄，抱怨道，“朱伯伯，这个灯怎么吹不灭呢？”抗战结束后，浙江大学从湄潭搬回杭州，我们两家仍住在一起，分住东西两边，中间隔着一间吃饭的厅堂，我们两家小孩最喜欢把吃饭的桌子拼起来打乒乓球，有时父亲和谈伯伯也挥拍对战，孩子们就成了拉拉队员，有趣得很。
父亲和谈伯伯还互相给对方起了有趣的绰号，父亲称谈伯伯“哈台”，谈伯伯称我父亲为“劳莱” （哈台、劳莱是上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的胖、瘦影星）。吃饭时，谈伯伯看我父亲老是叹气，便说：“劳莱劳莱，一生劳碌，一声叹气，米缸折掉。”父亲则回敬：“哈台哈台，嘻嘻哈哈，万事无忧，万事无虑。” “文革”时，谈伯伯说：“我还要看看以后的好日子。”后来，谈伯伯活到了100岁。父亲一直非常佩服谈伯伯的乐观，教导我们遇到什么事都要像谈伯伯一样豁达。
有一次吃饭，父亲对谈伯伯说：“胖子胖子，你该还我的债。”谈伯伯很纳闷：“我该还你什么债？”父亲笑道：“我们在美国加州时就同一房间，轮流做饭，伙食费出一样的钱，你却比我多吃一倍。这不是该还我的债吗？”谈伯伯听后哈哈大笑。有一次，谈伯伯的女儿谈曼琪帮我在国外代买氨基葡萄糖，不仅让在杭州的儿子特地送到我家，还不肯收钱。我便问曼琪，为什么不收钱？她说：“还我父亲欠你父亲在美国的债。”原来她还记得父辈之间的玩笑话。
谈伯母热情大方，非常关心我们。快解放时，谈伯母见年幼的我没有毛线衣穿，母亲又不会编织，谈伯母就叮嘱我母亲拿了一块大洋去买了半斤玫瑰红色的细绒线，她给我织了一件翻领毛衣，我穿了很久也不舍得丢掉。那是我生平第一件毛衣，每想到此，分外感谢谈伯母。谈伯伯第二次出国回来后带了不少礼物回来，谈伯母送了我们一斤藏青色的粗毛线，结果因为我们家孩子太多，母亲就请谈伯母给我们打几双袜子，谈伯母怪我妈妈，“好好的毛线怎么拿来打袜子呢？”但是她很快织好了袜子给我们送了来。
在父亲逝世周年时，谈伯伯写有悼词：“半个世纪，同窗共事。良师益友，千古长青。”这是谈伯伯亲自用毛笔誊写，送《物理通报》刊登的。
王淦昌伯伯送我绣花枕头
父亲与贝时璋先生是浙大同事（贝时璋是生物系主任）。贝先生是我国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曾任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所长。那时候，我在北京工作，去中国科学院的微生物所协作科研项目（得了中国科学院三等奖）。生物物理所就在微生物所隔壁，有一次，贝伯伯的一个学生跑过来问我：“贝先生问你怎么不请教他？”其实，我在读浙大附小时，和贝伯伯的二女儿是同学。时隔数年，没想到贝伯伯还记得我。我也胆小，怕叫错。事后，我便到他家去做客，但只见到贝伯母。贝伯伯一生豁达，不计名利，他的长寿与他宽广的胸怀很有关系。
父亲的朋友还有“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先生。抗日战争以后，我们家和王淦昌、王子培三户人家一起包了部汽车从贵州湄潭到了贵阳，王伯伯请我们吃饭，他点了盘虾仁，没吃过虾仁的我以为那是“肥肉”，便不吃，王伯伯知道原因就哈哈一笑。 1960年，王淦昌从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期满回国。那时中关村有三个大楼，13、14、15楼是高级知识分子住宿楼，王淦昌伯伯住在那里。对面的25楼是北大教师教工宿舍，由于我先生王通那時在北大任教，1963年我在北京结婚，我们就借住在25楼。我特地带了苏州糖果请同事吃，没成想第二天，王伯伯带着一对绣花枕头来看我，王伯伯问：“怎么不请我？”我哪里敢请啊。闲聊时，王伯伯看到了我家里的发条机械钟，就说苏联的钟还不及我这个好。
我在1968年调至北大技术物理系任教，有位技物系的教授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他说：“你父亲教我们外系的基础物理课（当时父亲已经是浙大的物理系教授），让我获益匪浅。”时任北大技物系的专业主任告诉我：“王淦昌先生也十分赞扬你的父亲，他说过朱正元先生如果搞科研也肯定有一番天地，而你父亲现在的工作确实平凡而伟大。”还有我北大的一位同事告诉我：“我的一个侄儿慕你父亲的大名，特地报考了江苏师范学院的物理系。”1985年，父亲过世时，王伯伯发来唁电——“朱正元教授才华出众，爱国爱党，人人称颂。”
父亲的朋友还有束星北，他是李政道的老师，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束星北由浙江大学调至青岛山东大学（现中国海洋大学）任教。束星北与我父亲在浙大同事时，他与谈伯母、“中国核能之父”卢鹤绂的夫人以及我的母亲四人经常一起打牌到深更半夜，第二天束伯伯仍照常上课。而且束伯伯上课从来不带讲课稿，讲得头头是道。有一次打完牌，他对我说：“小妹，给你一个草帽。”“我要草帽干啥呢？”他笑着说，“我赢钱了，草帽就是一万圆啊！” 我这才明白过来。在杭州时期，束伯伯在灵隐寺为他母亲大办寿宴，我也去参加了，当时看到那么大的场面，心里就佩服束伯伯真是个大孝子。
卢鹤绂也是父亲浙大的同事，记得湄潭时期他的夫人一直穿着高跟鞋，在“地无三里平”的当地，这可算大本事，她自己说：“不穿高跟鞋我走不了路哩！”1984年底我陪父亲去杭州参加会议，遇见卢伯伯，他看到我就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的母亲过世了，你更要好好地照顾父亲。”那会儿父亲身体已经很虚弱，我点点头说：“一定会的！”我知道卢伯伯在上海经常到我先生王通的大姑母家聚会唱京戏，我就说：“卢伯伯，你喜欢唱京戏？”他回答说：“是的，抗日战争时期，我就义演了。‘文革’时，他们却批判我宣扬帝王将相，好气人哦。”
父亲的同事还有卢嘉锡先生，他是化学家、化学教育家和科技组织领导者。在《竺可桢日记》中，竺先生提到，他曾经邀请卢嘉锡先生到浙大讲课，后又让我父亲与卢嘉锡合办浙大师范学院的理化系，我父亲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时，卢嘉锡又邀请我父亲去当时正在筹建的福州大学任教，但我父亲一直钟情师范，最终还是选择了江苏师范学院（苏州大学前身）。
吴健雄是父亲的学生
父亲在世时是中国教育学会物理教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父亲一生的心血都花在了物理教学、物理实验中。
1929年到1934年，父亲在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任教，此间教过“东方居里夫人”吴健雄，吴健雄的丈夫袁家骝那时也在南京。1935年，父亲和袁家骝都到美国留学。后吴健雄也赴美留学。
“文革”时，吴健雄与袁家骝夫妇来看他们的姑母（袁世凯的第十三个女儿，人称“十三小姐”），同时来拜访我的父亲。当时我父亲想请她进家里来做客，但由于“文革”时期的特殊原因，没办法请回家，便请到现姑苏饭店吃了个早点。后来吴健雄再来苏州看我父亲时，他已经过世了。
“文革”后，南大校庆邀请了吴健雄夫妇及我父亲回校参加庆典。我父亲到南京机场迎接他们，在欢迎仪式上，嘉宾的名字被一一报出：南大校长、处长、吴健雄的同学程开甲教授，还有朱正元教授。随即，吴健雄就说：“朱正元教授是我的老师。”父亲回来后跟我提及此事，我能感觉到他那份欣慰的心情。
1984年底，父亲曾邀请袁家骝夫妇到苏州大学讲学。那时候，他们已经应允下来，但迟迟不来。父亲很失落，像小孩子一样，说：“他们大概不喜欢我们这里？”后来他们从台湾来信，称呼我父亲为“善培兄”，解释缘由。原来他们转机到香港时，袁家骝突然心肌梗死，两人便直飞台北治疗，休养一段时间后回美再与我父亲联系。1985年2月父亲过世，他们也没有来成。
父亲过世后，苏州大学统战部组织我们去吴健雄的家乡参观，参观到太仓明德小学时，看到了太仓统战部张部长，便告诉他：“我父亲是吴健雄的老师，父亲过世时，没有发讣告我们很失礼（实际并不是我们家里的问题），请给他打个招呼。”当时，时任苏州大学的统战部部长也答应我，“等吴健雄回来，我派车接你和吴健雄相见。”直至1987年，吴健雄博士回明德小学，并到苏大参观，可惜我也没能见上一面。后来，听一位物理系的教授说，吴健雄夫妇知道我父亲过世，便到我父亲的演示实验室拍了很多自制教具的照片，贊扬我的父亲说：“我的老师在物理教学方面有非常大的贡献。”当时，苏州大学请吴健雄博士在校报留言，她就用四句话留作纪念：“今日返乡拜朱老，伤感吾师已仙逝，著书教育重实验，四化科技永感恩。”
空气动力学家柏实义是南京六合人，曾任美国马里兰大学工程研究所所长，现已过世，他也是父亲的学生。1979年，柏实义被国家教育部请回来讲学，受到邓小平接见。当时他的父亲90岁，他将自己的父亲带到苏州，看望我父亲。父亲陪同柏实义夫妇一起去西山，让我在苏州饭店陪同柏实义父亲，老先生便和我讲起当年的事，他说，“柏实义小时候不肯读书，我听说南京有两位中学教师，一位教物理，一位教化学，号称‘南京二培’（我父亲朱正元号善培，化学老师名王子培），我就把家里商店卖掉，搬到南京，读你父亲教的中学，从那时起，柏实义便对物理特别感兴趣，后来物理学得特别好。大学毕业后，你父亲又让他到美国深造，柏实义一直把你的父亲当成恩师。”后来，柏实义每到一个国家讲学，都会寄一张当地的风景明信片给我父亲讲述他的情况，称呼我父亲为善培夫子。
（作者为朱正元之女，苏州大学退休教师）
责任编辑 杨之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