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历史，要读故事，要读人物，更要读大势。
　　诚如孙中山所说：“时代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历史事件的是非曲直，历史人物的功过得失，唯有放置于特定时代的历史大潮之中，才会显出其真正的意义。
　　对辛亥革命时期的“独立”和“统一”的评价，要看当时的特定语境。武昌首义之后，各省纷纷“独立”，此“独立”意为不接受中央——即清帝国朝廷的统领，是同满清统治的决裂。但是，而后出现的局面却是各地拥兵自重，甚至出现了南北对峙或军阀割据的乱局。此时统一和割据便成为各方势力争斗的焦点。孙中山领导广东革命政府,或对抗北洋政府，或为黎民苍生计，寻求南北议和，都是谋求全国统一的举措。
　　同盟会曾经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有人把它批评为狭隘的“排满”，是大汉族主义思想的表现。然而，就革命的组织、发动而言，这一口号对于发动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群众是起过很大作用的。何况民国初肇，革命党即提出了更为妥帖的“五族共和”的新口号。从“驱逐鞑虏”到“五族共和”，是革命党所经历的思想进化，也是重要的策略转换。在历史发展大势中乃是一种真正的进步。
　　辛亥革命受到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的影响，它是世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同时革命志士投身革命也是因为受到列强侵华、辱华的种种刺激。因此，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对于外国列强抱持一种复杂的心理。一方面要学习西方，期望国外友好力量对革命的支持，另一方面又十分警惕外国势力对中国的损害。这表现在孙中山等人对日本的矛盾态度上，又表现在国民党在同苏俄的复杂关系之中。孙中山在从同外国各种势力打交道的经验中才逐步总结出“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的深刻道理。
　　辛亥革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建立民主共和政体。武昌起义后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上海，又到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当袁世凯以手中的枪杆子说话，攫取大总统职位后，以宋教仁为典型的不少国民党人还耽迷于宪法至上和议会多数组阁的幻想，以为用西方议会斗争的那一套办法可以制约中国军政强人袁世凯。事实证明，这是一条走不通的路。孙中山从严峻的现实中领悟到，中国太穷、太脆弱、太不稳定，如果一下子实行西式民主，一定造成社会混乱和不稳定，一定引来列强的干涉、欺负和侵略。所以一方面要推翻颠覆共和制度的袁世凯和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北洋军阀的统治，另一方面要设计一个逐步走向民主制度的路径。孙中山提出从“军政”到“训政”，再到“宪政”的三阶段理论。其本意是要按照中国国情，稳步推进民主政治建设，至于后来这一理论被蒋介石用作强化独裁统治的说辞，当然是别有一番滋味的事情了。
　　孙中山强调，“建设一世界最富强最快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这是革命的根本目的。所以当他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后，曾组建中国铁路总公司，从事筹备全国铁路事宜。他十分热心于全国铁路的规划和建设。可惜处处碰壁，步履维艰。他曾致函盛宣怀，希望以盛宣怀之富，当可给予有力的支持。然而，盛宣怀一是说向正金银行代为借款按例要有抵押；二是说自己“债台高筑，有欠无还”，自己名下的公司产业“尽已损失”,已是无可抵押;三是说自己有“恙”，要待愈后再行面谈。实实在在地给了孙中山一个软钉子。孙中山推进铁路建设未见进展，革命事业也几经曲折，但是孙中山一刻未忘国家建设大事。1918年他从日本回沪，在上海莫利哀路29号居住六年，在此期间他发愤著述，先后完成《孙文学说》、《实业计划》，即后来所编《建国方略》之一、之二。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他还命胡汉民、廖仲恺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并亲自撰写发刊词，倡导“鼓吹建设之思潮，展明建设之原理，冀广传吾党建设之主义，成就国民之常识”。
　　孙中山先生赍志而殁。可是我们每读辛亥革命史都会受到深深的启迪，既崇敬孙中山先生的伟大人格，也景仰辛亥先烈，更感佩革命党人顺应历史潮流，不断探索，根据客观形势调整思维，改进策略，与时俱进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