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老先生在《晚学盲言》中专门讲到了“德”与“性”的关系，概括而言，重要的是这么两层意思。一是我们中国人常以“德性”二字联用，即是说“德”就是“性”；但不能反过来说，不能认为“性”即为“德”，因为万物皆有其性，人性只是万物中的一种“性”。而“德”又只是人性中的精微之处，或者说，“德”是人性中的高明之处，“德”把人性与其他万物的“性”区分开来。对人而言，“成性即成德，失德则性亦不存”。二是少数人(诸多圣人、君子)又是广大民众中的“精微之人”“高明之人”。人的“少数”“多数”之别即德性之别，“性则多数所同，德乃少数之异”。这少数人的“异”(精微、高明之处)来自哪里?来自“化”，故中国人所言“文化”，亦言“德化”，又言“教化”。
　　说到“文化”(德化、教化)，钱穆老先生便说到了“德言”。孔子言“天生德于予”，说的就是“德言天生，亦由性来，而又与性不同”。这不同之处，就靠我们后人去体察，去运思。这一体察、运思的过程，也就是“德化”“教化”的过程。
　　中国德育，也就是中国的德化、教化，它靠的是对先贤、圣哲们“德言”的体察与运思，靠的是对母语中的文化密码、文化基因的重新解读。这种重新解读之所以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相信人类自古以来所面临的问题差不多是一样的，都涉及到与自然、与社会、与他人的关系，而且任何语言对于领会者来说，都有足够多的隐喻性含义使我们能在不同语言间寻找到共同之处。所以，钱穆老先生认为孟子所说的“圣人先得吾心之同然”就指的是一种“贵同”的“德言”。我们在把“吾心”的“心”与“贵同”的“同”都理解为人类的同时，也应该知道这里依旧有少数、多数之别。少数人与多数人的不同，就在于体察、运思的不同，或者说，就在于“性”之上的“德”的不同，在于“德言”的不同。
　　由“性”与“德”的不同又想到“语言”(language)与“言语”(speaking)的不同。
　　我们都知道，在全世界6000多种语言中，已有4500多种消失了或正在消失之中。每一种语言的消失都是一种文化的消失，一类“德言”的消失，都是一种在体察、运思中完成德化、教化之可能性的消失。
　　“世界语”之所以流行不起来，就在于它缺少那种原初的“德言”，仅仅将语言视为一种单纯的工具。但假设我们都说英语，我们能体察到它“天生德于予”的那些由性而来而又与性不同的“德言”吗?恐怕也不行。
　　那么，假如我们把“语言”比作“性”(同)，把“言语”比作“德”(异)，人类是否真有一种普遍的“自然语言”?如果真有，那么各自不同的语言(其实应该理解为言语)就只是某种特殊的符号系统了。这种假设成立吗?但至少，在17世纪，不少的欧洲语言学家是相信这一点的。张隆溪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就告诉我们，1669年，一位名叫约翰·韦布的英国人就写了一篇《论中华帝国之语言可能即为原初语言之历史论文》，说汉语是建造巴别塔之前全世界通用的语言，由于中国人并未加入建造巴别塔，所以《圣经》中关于造成语言混乱的制裁也就只加在那些建造巴别塔的民族身上，等等。
　　所有这些，其实都与我们没有多大关系了。我们应该记住的，就只是我们的“性”，我们的“德”，我们的“德言”，我们的“教化”现在都正处于某种无所适从的状态之中，就如这种“言语”业已失去了它的根基——那种有着无限可能的语义学隐喻功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