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为论敌凯恩斯写过一篇相当长的思想传记文章，虽不如斯基德尔斯基教授这一大部头专著详尽，值得引述之处却颇多。其中一处，可作为这篇随感的思想史导引。
　　在论及凯恩斯之前英国为人类贡献的伟大经济学家时，弗里德曼只列举了五位——斯密、李嘉图、小密尔、杰文斯、马歇尔。大致而言，如果让后人列举斯密以来最伟大的15位经济学家的话，凯恩斯肯定名列其中。另一位经济学家奈特，被足够多的伟大经济学家们公认为他们的老师，可列名于这15位经济学家当中。哈耶克也应列入这15人的名单。在凯恩斯的后辈当中，阿罗和萨缪尔逊应属于这一行列。
　　马歇尔是凯恩斯的前辈，他格外关注经济学的伦理维度；奈特和哈耶克是凯恩斯的同辈，也格外关注经济学的伦理维度；阿罗和萨缪尔逊，或许其程度不如森和布坎南，但他们同样关注经济学的伦理维度。不论如何，凯恩斯以其著名的非道德主义立场，成为“伟大经济学家”这一小群体当中的另类。
　　很不幸，或多或少与凯恩斯有些关联的是，非道德主义立场成了今天多数经济学家的道德立场。是怎样的个人经历和怎样的社会历史情境，决定性地影响了凯恩斯的道德立场？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经济学思想史问题。从斯基德尔斯基的这部凯恩斯传记，我们可以找到解答这一问题的主要因素。
　　事实上，被斯基德尔斯基列为凯恩斯的弟弟最初反对撰写这部传记的第二个主要理由——传记中详细记载了凯恩斯的同性恋倾向，并不能独自构成一项“非道德”因素。从斯基德尔斯基的叙述，读者可以判断，凯恩斯的同性恋倾向很大程度上是19世纪90年代他考入伊顿公学后，充分接受男性智力崇拜及希腊式的开放的性态度的产物。
　　真正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凯恩斯青年时期的导师们对他的影响。
　　第一，约翰内维尔凯恩斯。他是凯恩斯的父亲，剑桥大学一位曾经表现出色的数学家和伦理学家，又被马歇尔视为其最优秀的经济学学生，以致于足以继承杰文斯去世时留下的教授职位。不过，因志向不够远大，或许还因为对自身健康状况过于悲观，他最终放弃了学术追求，成为一位杰出的行政管理者。对凯恩斯后来的思想发展而言，内维尔给予的经济学、数学和伦理学熏陶，以及长期持续的抑郁症，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第二，亨利赛吉维克（又译“西季威克”），摩尔之前剑桥大学最重要的伦理学家。他因内心焦虑的驱使从古典文学专业转入伦理学专业。与马歇尔一样，他把内心积累着的维多利亚时代知识分子的伦理危机和因找不到解脱途径而发生的焦虑，统统传达给了被他那激情所吸引的学生们。
　　第三，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他先是从数学转入伦理学专业，自认为在那里浪费了许多时间，此后，转入国王学院讲授经济学，成为19世纪末叶兴起的“经济学帝国”的缔造者。
　　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把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的那些最敏感的知识分子，带入到深重且毫无解脱希望的信仰危机当中。斯基德尔斯基写道：“上帝的死亡和大众民主的诞生差不多同时出现，把人们的注意力一起奇妙地集中到了个人行为与社会秩序的问题上。”1902年，凯恩斯走进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时，那里的两位最重要的导师，赛吉维克和马歇尔，仍处于上述那场信仰危机当中。只不过，斯基德尔斯基认为，马歇尔毕竟是数学家，他对这场危机的精神体验远不如原本是古典文学学者的赛吉维克来得刻骨铭心。事实上，马歇尔认为，赛吉维克试图以市民社会的个人伦理替代基于上帝信仰的伦理学的努力注定要失败；唯一可行的道路，是把市民社会的个人主义道德观纳入到经济学理论之内，于是既可满足大众的道德偏好，又可满足经济学的学术偏好。
　　赛吉维克重建伦理学的精神探索，不仅由他自己宣布了失败，而且由他的后继者，乔治爱德华摩尔，通过1903年发表的《伦理学原理》宣告了失败。摩尔的伦理学旨在拆解以往的各种伦理学，他自己没有提出任何替代性的伦理标准。1902年，凯恩斯聆听了摩尔的伦理学课程。或许，这是关键性的使他堕入道德虚无主义的影响。而在稍早的1890年，马歇尔发表了《经济学原理》，立即被广泛认为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连续再版，至1898年已经有了第四版。于是，青年凯恩斯就置身在了欧洲文明走向伦理虚无主义和经济学走向实证主义的双重思想运动中。
　　今天，中国的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正处于与上述十分相似的道德转型期。我们邀请读者重温凯恩斯的人生体验与知识过程，应该是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