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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杨锐、刘光第、康广仁、林旭、杨深秀的名字，在诸多历史书写中成为一个为改革而牺牲的经典象征。“六君子”的合称，似乎显得他们是一个志同道合的小团体。事实上，在经历、性格乃至政见上，他们之间颇有不同之处……
谭嗣同：“死得其所”的猛士
六君子中性格最为鲜明的一人，自然非谭嗣同莫属。谭嗣同在六人之中家境最为优越，父亲谭继洵官至湖北巡抚。但他的早年生活并不幸福：自从10岁那年母亲去世之后，饱受父亲宠妾的虐待，和父亲的关系也因此变得很差。
另一方面，谭嗣同也是坐言起行的人，丝毫没有大少爷的纨绔脾气。他景仰墨子（春秋时期哲学家），多年来走南闯北，四方游历，行程八万余里，堪绕地球一周。
以这样不羁的性格，在讲究中规中矩的科举考场上自然会碰壁。最后，还是谭继洵怕儿子无事生非，为他捐了一个候补知府，分发江苏。1898年初，湖南巡抚陈宝箴（注：国学大师陈寅恪的爷爷）听闻这位年轻人才气纵横，邀他来湘办理新政。
在长沙，谭嗣同筹建学会，登台演讲，创办报纸，忙得不亦乐乎，名气也越来越大。6月13日，御史徐致靖上奏保举5名人才，谭嗣同名列第三。当天有旨，让谭嗣同准备进京觐见。9月5日，他受光绪皇帝召见之后，与前几天被召见的杨锐、刘光第、林旭三人一同被授予四品卿衔，担任军机章京，“参预新政”。
“军机章京”职位不高，但身处权力中心，身份相当重要。当时，光绪帝下旨，允许大小官员、士子、民众可以不受资格限制地向皇帝上书。这个口子一开，形形色色的上书立即涌入宫中，让人手不多的军机处有些招架不住。四名新晋章京的工作，就是处理这些上书。
这样的案头工作没有持续多久，感到自己权力受到挑战的慈禧太后已经坐不住了，开始采取一系列反制手段。于是，光绪帝与康有为一派也感到危机重重。
此时，谭嗣同做出了“百日维新”中最富传奇色彩的一举。9月18日晚，他独自拜访当时住在法华寺的候补侍郎袁世凯，劝说他先回天津诛杀慈禧的宠臣、直隶总督荣禄，再带兵进京包围颐和园，除掉慈禧。
事后看来，这实在是一着错棋，就连谭嗣同的同志林旭当时也看穿了这一点：他劝谭嗣同游说董福祥（注：当时驻守京都的军事将领）起兵，不要指望心机深沉的袁世凯。
谭嗣同深夜方才离开法华寺。第二天早上，他告诉同住的密友毕永年，自己已把计划全盘托出，而袁世凯的态度是没有同意，也没有拒绝。毕大惊，马上搬家，并劝告谭不要坐以待毙。但谭没有走。显然，他已做了最坏的打算。9月23日清晨，步军统领衙门的士兵包围了他的住处……
林旭：陨落的年少英才
在六君子之中，林旭是最年轻的一人。1894年后连续三次会试，林旭都是铩羽而归。1898年春，他拜入康有为门下。不久后，荣禄又将他招揽为幕僚。
在天津，林旭结识了当时应召进京的谭嗣同。谭嗣同的湖南同乡谭延闿（后来曾任湖南督军、南京国民政府主席）传神地记录了两人订交的一幕：当时，谭延闿与林旭在酒楼喝酒，忽然听到隔间有人叹息“有君无臣”。一看是熟人谭嗣同，他便叫来介绍给林旭认识。两人一见如故，高谈阔论，尽兴而别。
林旭随即步这位新朋友的后尘进京。军机章京任命一下，林旭曾邀朋友赴宴，酒酣耳热之际，说起曾有算命先生说自己“年不过三十，及三十当为军机大臣”，如果年过三十，这一预言看来真会实现。
林旭的同乡郑孝胥（后曾任伪满洲国总理大臣）也说，林旭太招摇了些。就连他的前幕主荣禄，也很客气地写信规劝，遇到新政事宜应当仔细斟酌，不要“遇事纷更”。可以想象，他的背后会有多少嫉恨的目光。
9月23日，四章京中的杨锐、刘光第、谭嗣同三人一齐被捕。第二天，有官员来到林宅，声称首席军机大臣礼亲王找他问话，于是一去不回。
康广仁：在兄长光环的笼罩下
康广仁是康有为的胞弟，比康有为小9岁。
康广仁出生7个月后，父亲康达初便因肺病去世。康广仁父亲早亡，长兄如父，成长自须康有为扶持。他一向厌恶科举，在他22岁时，当时在外游历的康有为给他捐了一个从九品的巡检来做。康广仁遂去杭州当差，但只做了一年就弃官而去。之后，康广仁随兄长参与了一系列维新事业。
其实，对康有为当时的活动，他是很有些看法的，觉得“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因此树敌过多。知兄莫若弟，这五个“太”字，确实戳中了康有为的软肋。他力劝康有为抽身而退，但根本无法说服兄长；想让康有为出使日本以便避祸，也是无果而终。最后，康有为在慈禧下逮捕令的前一天出京南下，康广仁却没有走。
康广仁入狱后用头撞墙，大哭：“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来承当。”《申报》报道，他临刑时“面色如灰土”。人们或许觉得康广仁这样太过窝囊，但他毕竟不是谭嗣同，没有为变法而流血的覺悟。他最大的罪状，就是身为康有为的弟弟。
刘光第：新旧之间难善终
六君子中的另一名进士是刘光第。他的祖上几代都以务农为生，没有出过官宦，有时还揭不开锅。“光第”二字，自然寄寓了光耀门第的期望。在这样的家庭环境熏陶下，刘光第读书非常发愤，功名之路开始得也很顺利，24岁便考中进士，分发刑部。
在官场，刘光第显得落落寡合。他不喜欢拜客应酬，不喜欢巴结上司，甚至不愿拿地方官送的红包，因此被同事觉得太过孤僻。他在北京十几年，一直是个没有补上实缺的刑部候补主事。
1898年8月5日，湖南巡抚陈宝箴上奏保举杨锐、刘光第两人，他们由此被任命为军机章京。这看似是仕途一大转机，但刘光第心头另有一番苦处。他自认并没有新旧之见，觉得“新者、旧者均须用好人，天下方可久存”。然而“参预新政”的名目，让他必然躲不开那场祸事。
据老狱卒说，六君子被提出监牢时，刘光第曾安慰怕得大哭的康广仁，说这不过是提审而已。没想到，接下来他们被押出了西角门。按刑部不成文的规矩，这是上刑场的路。刘光第大惊，随即大骂：“没有提审，没有定罪，难道就要杀头吗？”作为一名称职的刑部官员，刘此时脑中还想着“程序正义”。可是，六君子遇难事实上就是不审而诛！
杨深秀：为康有为“卖命”
杨深秀是六君子中年岁最长的一位，也是进士。他与刘光第同样从刑部起家，由主事、员外郎、郎中一路升迁，1897年12月转任御史。
1897年底，杨深秀因工作关系结识康有为，他很快被这位比自己还小几岁的名士打动，成为“康党”的重要成员之一。当时正值德国强占胶州湾，在他被任命为御史的第三天，便上奏了一篇康有为起草的奏折，请求联合英俄两国对抗德国。之后，杨深秀频频为康有为代上奏折。
这样做自然会招来攻击。1898年7月8日，御史文悌递上一篇4000余字的长篇奏折攻击康有为，其中提到杨深秀“受康蛊惑”，这是一个极其险恶的指控。
对这篇奏折，光绪帝采取了强势的态度，下谕斥责文悌受人唆使，不能胜任御史，打回原先任职的单位户部。但在光绪帝失去权力之后，杨深秀必然无法幸免。
杨锐：阴差阳错而殉难
在当时人看来，六君子中死得最冤的非杨锐莫属。他始终站在康有为一派的对立阵营。他的遇难，完全是阴差阳错的结果。
陈寅恪曾说，戊戌变法在思想上有两种不同的来源，一种是康有为从经学中提出的“孔子改制”学说，另一种则是若干官员在实践中体会出的变法需要。张之洞是后一派的领军人物，而杨锐是张之洞最心爱的弟子和最器重的幕僚之一。
1884年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召这位得意门生入幕。他最重要的工作，是为张之洞打探情报并处理各种事务，职责犹如今天的驻京办。
进入戊戌年后，京中风云多变，杨锐的工作对张之洞来说也越来越重要。 7月23日，杨锐的大哥杨聪在四川病逝。这时变法正在高潮，张之洞闻讯，连忙打电报要杨锐暂时不要奔丧。但他归心似箭，准备8月31日动身。
不过，由于此前陈宝箴的保荐，杨锐得以进入政治中枢军机处，不得不留在北京，军机章京的工作，让杨锐感到相当头痛。在他看来，当时的上书，大多是揣摩上意、投机取巧的货色，没什么可行性。但如果加以驳斥，又恐怕和同事闹意见。
紧接着，越来越有危机感的光绪帝单独召见杨锐，发下一道密诏，让他和同事们商议，怎样能罢免顽固昏庸的大臣，全面推进变法，又不至于惹怒慈禧？自然，这是完全无法办到的。5天后，政变发生。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
谭嗣同：“死得其所”的猛士
六君子中性格最为鲜明的一人，自然非谭嗣同莫属。谭嗣同在六人之中家境最为优越，父亲谭继洵官至湖北巡抚。但他的早年生活并不幸福：自从10岁那年母亲去世之后，饱受父亲宠妾的虐待，和父亲的关系也因此变得很差。
另一方面，谭嗣同也是坐言起行的人，丝毫没有大少爷的纨绔脾气。他景仰墨子（春秋时期哲学家），多年来走南闯北，四方游历，行程八万余里，堪绕地球一周。
以这样不羁的性格，在讲究中规中矩的科举考场上自然会碰壁。最后，还是谭继洵怕儿子无事生非，为他捐了一个候补知府，分发江苏。1898年初，湖南巡抚陈宝箴（注：国学大师陈寅恪的爷爷）听闻这位年轻人才气纵横，邀他来湘办理新政。
在长沙，谭嗣同筹建学会，登台演讲，创办报纸，忙得不亦乐乎，名气也越来越大。6月13日，御史徐致靖上奏保举5名人才，谭嗣同名列第三。当天有旨，让谭嗣同准备进京觐见。9月5日，他受光绪皇帝召见之后，与前几天被召见的杨锐、刘光第、林旭三人一同被授予四品卿衔，担任军机章京，“参预新政”。
“军机章京”职位不高，但身处权力中心，身份相当重要。当时，光绪帝下旨，允许大小官员、士子、民众可以不受资格限制地向皇帝上书。这个口子一开，形形色色的上书立即涌入宫中，让人手不多的军机处有些招架不住。四名新晋章京的工作，就是处理这些上书。
这样的案头工作没有持续多久，感到自己权力受到挑战的慈禧太后已经坐不住了，开始采取一系列反制手段。于是，光绪帝与康有为一派也感到危机重重。
此时，谭嗣同做出了“百日维新”中最富传奇色彩的一举。9月18日晚，他独自拜访当时住在法华寺的候补侍郎袁世凯，劝说他先回天津诛杀慈禧的宠臣、直隶总督荣禄，再带兵进京包围颐和园，除掉慈禧。
事后看来，这实在是一着错棋，就连谭嗣同的同志林旭当时也看穿了这一点：他劝谭嗣同游说董福祥（注：当时驻守京都的军事将领）起兵，不要指望心机深沉的袁世凯。
谭嗣同深夜方才离开法华寺。第二天早上，他告诉同住的密友毕永年，自己已把计划全盘托出，而袁世凯的态度是没有同意，也没有拒绝。毕大惊，马上搬家，并劝告谭不要坐以待毙。但谭没有走。显然，他已做了最坏的打算。9月23日清晨，步军统领衙门的士兵包围了他的住处……
林旭：陨落的年少英才
在六君子之中，林旭是最年轻的一人。1894年后连续三次会试，林旭都是铩羽而归。1898年春，他拜入康有为门下。不久后，荣禄又将他招揽为幕僚。
在天津，林旭结识了当时应召进京的谭嗣同。谭嗣同的湖南同乡谭延闿（后来曾任湖南督军、南京国民政府主席）传神地记录了两人订交的一幕：当时，谭延闿与林旭在酒楼喝酒，忽然听到隔间有人叹息“有君无臣”。一看是熟人谭嗣同，他便叫来介绍给林旭认识。两人一见如故，高谈阔论，尽兴而别。
林旭随即步这位新朋友的后尘进京。军机章京任命一下，林旭曾邀朋友赴宴，酒酣耳热之际，说起曾有算命先生说自己“年不过三十，及三十当为军机大臣”，如果年过三十，这一预言看来真会实现。
林旭的同乡郑孝胥（后曾任伪满洲国总理大臣）也说，林旭太招摇了些。就连他的前幕主荣禄，也很客气地写信规劝，遇到新政事宜应当仔细斟酌，不要“遇事纷更”。可以想象，他的背后会有多少嫉恨的目光。
9月23日，四章京中的杨锐、刘光第、谭嗣同三人一齐被捕。第二天，有官员来到林宅，声称首席军机大臣礼亲王找他问话，于是一去不回。
康广仁：在兄长光环的笼罩下
康广仁是康有为的胞弟，比康有为小9岁。
康广仁出生7个月后，父亲康达初便因肺病去世。康广仁父亲早亡，长兄如父，成长自须康有为扶持。他一向厌恶科举，在他22岁时，当时在外游历的康有为给他捐了一个从九品的巡检来做。康广仁遂去杭州当差，但只做了一年就弃官而去。之后，康广仁随兄长参与了一系列维新事业。
其实，对康有为当时的活动，他是很有些看法的，觉得“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因此树敌过多。知兄莫若弟，这五个“太”字，确实戳中了康有为的软肋。他力劝康有为抽身而退，但根本无法说服兄长；想让康有为出使日本以便避祸，也是无果而终。最后，康有为在慈禧下逮捕令的前一天出京南下，康广仁却没有走。
康广仁入狱后用头撞墙，大哭：“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来承当。”《申报》报道，他临刑时“面色如灰土”。人们或许觉得康广仁这样太过窝囊，但他毕竟不是谭嗣同，没有为变法而流血的覺悟。他最大的罪状，就是身为康有为的弟弟。
刘光第：新旧之间难善终
六君子中的另一名进士是刘光第。他的祖上几代都以务农为生，没有出过官宦，有时还揭不开锅。“光第”二字，自然寄寓了光耀门第的期望。在这样的家庭环境熏陶下，刘光第读书非常发愤，功名之路开始得也很顺利，24岁便考中进士，分发刑部。
在官场，刘光第显得落落寡合。他不喜欢拜客应酬，不喜欢巴结上司，甚至不愿拿地方官送的红包，因此被同事觉得太过孤僻。他在北京十几年，一直是个没有补上实缺的刑部候补主事。
1898年8月5日，湖南巡抚陈宝箴上奏保举杨锐、刘光第两人，他们由此被任命为军机章京。这看似是仕途一大转机，但刘光第心头另有一番苦处。他自认并没有新旧之见，觉得“新者、旧者均须用好人，天下方可久存”。然而“参预新政”的名目，让他必然躲不开那场祸事。
据老狱卒说，六君子被提出监牢时，刘光第曾安慰怕得大哭的康广仁，说这不过是提审而已。没想到，接下来他们被押出了西角门。按刑部不成文的规矩，这是上刑场的路。刘光第大惊，随即大骂：“没有提审，没有定罪，难道就要杀头吗？”作为一名称职的刑部官员，刘此时脑中还想着“程序正义”。可是，六君子遇难事实上就是不审而诛！
杨深秀：为康有为“卖命”
杨深秀是六君子中年岁最长的一位，也是进士。他与刘光第同样从刑部起家，由主事、员外郎、郎中一路升迁，1897年12月转任御史。
1897年底，杨深秀因工作关系结识康有为，他很快被这位比自己还小几岁的名士打动，成为“康党”的重要成员之一。当时正值德国强占胶州湾，在他被任命为御史的第三天，便上奏了一篇康有为起草的奏折，请求联合英俄两国对抗德国。之后，杨深秀频频为康有为代上奏折。
这样做自然会招来攻击。1898年7月8日，御史文悌递上一篇4000余字的长篇奏折攻击康有为，其中提到杨深秀“受康蛊惑”，这是一个极其险恶的指控。
对这篇奏折，光绪帝采取了强势的态度，下谕斥责文悌受人唆使，不能胜任御史，打回原先任职的单位户部。但在光绪帝失去权力之后，杨深秀必然无法幸免。
杨锐：阴差阳错而殉难
在当时人看来，六君子中死得最冤的非杨锐莫属。他始终站在康有为一派的对立阵营。他的遇难，完全是阴差阳错的结果。
陈寅恪曾说，戊戌变法在思想上有两种不同的来源，一种是康有为从经学中提出的“孔子改制”学说，另一种则是若干官员在实践中体会出的变法需要。张之洞是后一派的领军人物，而杨锐是张之洞最心爱的弟子和最器重的幕僚之一。
1884年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召这位得意门生入幕。他最重要的工作，是为张之洞打探情报并处理各种事务，职责犹如今天的驻京办。
进入戊戌年后，京中风云多变，杨锐的工作对张之洞来说也越来越重要。 7月23日，杨锐的大哥杨聪在四川病逝。这时变法正在高潮，张之洞闻讯，连忙打电报要杨锐暂时不要奔丧。但他归心似箭，准备8月31日动身。
不过，由于此前陈宝箴的保荐，杨锐得以进入政治中枢军机处，不得不留在北京，军机章京的工作，让杨锐感到相当头痛。在他看来，当时的上书，大多是揣摩上意、投机取巧的货色，没什么可行性。但如果加以驳斥，又恐怕和同事闹意见。
紧接着，越来越有危机感的光绪帝单独召见杨锐，发下一道密诏，让他和同事们商议，怎样能罢免顽固昏庸的大臣，全面推进变法，又不至于惹怒慈禧？自然，这是完全无法办到的。5天后，政变发生。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