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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内忧外患都没有,经济都起来了,正是建设文化的最好时光
“21世纪,我希望我们中华民族像欧洲那样,迎来文艺复兴。现在内忧外患都没有,经济都起来了,正是建设文化的最好时光。”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
文学评论家夏志清认为,白先勇是中国当代短篇小说家中少见的奇才。近年来,白先勇的名字更多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学艺术的推广者,出现在大众视野中。80岁高龄的他,如今正怀着纯粹的心,为推广昆曲艺术和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不遗余力。
白先勇认为,中国有几千年的浪漫抒情文学传统,中华文化有大美底蕴。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需要有标杆作品作支柱,而《牡丹亭》和《红楼梦》刚好代表着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两座高峰。
白先勇在大陆和台湾都开设了有关《牡丹亭》和《红楼梦》的传统文化课程,在他看来,文化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最好媒介,“两岸青年应该在文化上有共同的阅读经典。”
颂扬“感性之美”
《瞭望东方周刊》:你曾多次表示,一生中对你影响最大的两本书,一本是《牡丹亭》,另一本是《红楼梦》。《牡丹亭》是讲“情”的,《红楼梦》则别名《情僧录》。你致力推广的经典作品都是歌颂人类感情世界的感性之美的。为什么是这样?
白先勇:我相信,几千年下来,不管社会习俗、人类表达爱情的方式怎么变,人性基本上是不变的。即使是手机时代,每个人内心还是追求那种天长地久的爱情。
这两部作品是浪漫主义文学的两座高峰。十六世纪,晚明时期的宋明理学已经发展到极端了。“存天理灭人欲”把人天生的情感压抑得很厉害,这时候汤显祖举起“情”的旗帜,《牡丹亭》可以说是当时文艺思潮的一个代表。
到了《红楼梦》,对于情的解释进一步延伸,有儒释道的哲学思辨味道。我认为《红楼梦》是天下第一书,对于情感的诠释和呈现更加复杂,更加全面,更加浪漫。
青春版《牡丹亭》到北大演出四次,大学生们看得如痴如狂,我觉得是牵动了他们的春心。《红楼梦》也是。对于感情的追求,是共同的人性。
《瞭望东方周刊》:杜丽娘与林黛玉都是至情至性的诗化形象,如果一定要有个比较的话,你更欣賞哪个?
白先勇:两个我都爱。一定要比的话,我更偏向黛玉。
杜丽娘也非常可爱,但她身上多少还有些神话色彩,包括最后大团圆的结局。而黛玉更富悲剧性。《红楼梦》是一个悲剧,黛玉之死非常关键:为了情,林黛玉最后把自己的诗稿烧了。
林黛玉本身有诗魂,她代表诗,把诗稿烧了等于是自焚了。为爱情自焚,这种牺牲是很震撼的。我觉得曹雪芹把林黛玉这个角色写得更好、更悲壮。
《瞭望东方周刊》:你对《红楼梦》感情格外深,除作品本身有巨大的艺术魅力外,这种感情是否与你的个人际遇有关?
白先勇:肯定有一些的。我的童年是在抗战中度过的,又经历了内战,我的青少年都在逃难,历史天翻地覆的变化,我都经历了。我家是个大家族,我感受过家族的兴起和没落,所以看到《红楼梦》里写到这些,感触很深。我在台大讲《红楼梦》,常常讲得自己情不自禁地投入进去。
看过《红楼梦》的和没看过的,是有差别的
《瞭望东方周刊》:在当下信息爆炸的背景下,向青年人推广传统文化,会遇到什么困难?
白先勇:比如说《红楼梦》,很多年轻的学生说看不下去,很难受。我想说并不是这样的。向学生推广《红楼梦》,很重要的一点是老师怎么导读。一旦把学生引进去,我想他们自己就会沉醉在里面,到时候他们就会开始寻找红楼梦里的那个世界。
开始推广昆曲时,很多年轻人说这是给爷爷奶奶们看的。可是他们看了以后就爱上了。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我觉得不管时代怎么变,文化传统里的经典标杆作品一定要阅读。中国学生一定要读一些中国经典著作,包括文学经典、戏曲经典。要是英国学生说没有看过莎士比亚,这是不可想象的。
我最近听到一个非常兴奋的消息,北京高考指定《红楼梦》为必考经典之一,而且今年北京高考题目里就有一篇小作文是关于《红楼梦》的。我在想,这就好啦,至少北京的学生都得看《红楼梦》啦。北京开创的这个风气,我想会带动全国的。
《瞭望东方周刊》:纯粹艺术美学上的感染,对于两岸青年来说意味着什么?
白先勇:台湾的大学里,传统文化课程远远不够。2014年,我在台大特别开了一门《红楼梦》的课,从第一回讲到一百二十回,讲了100个钟头。当时有1000个学生注册要听这门课,教室坐不下,只好用电脑挑了400个。可见台湾青年对于古典的东西还是有兴趣的。
大陆更不用说了。我在北大设立了昆曲中心,今年已是第九年。北大有两三千名学生都上过这门课,将昆曲在北大很好地扩散开来。我在台大也开昆曲课,在两岸同时推广《牡丹亭》和《红楼梦》。
我觉得文化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最好媒介。两岸都属于中国文化系统,从文化交流上来说,两岸青年应该在文化上有共同的阅读经典。
《瞭望东方周刊》:你希望今天的大学生阅读《红楼梦》,除了感知古典的情与美,还能从中得到什么?
白先勇:我多次讲到,《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一本小说。在乾隆的全盛时期,《红楼梦》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了个集大成的总结。
这本书在文学上很了不得,是诗词歌赋小说戏曲的集大成之作。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它是一部文化百科全书,体现了中国18世纪贵族时代的林林总总,譬如描写衣食住行、中国社会的礼仪和美学,这种写实笔法达到了顶点。 而且,《红楼梦》是对中国人情世故诠释得非常通达的一本书。看过、看通《红楼梦》的人和没有看过《红楼梦》的人,是有差别的。
希望中华民族迎来文艺复兴
《瞭望东方周刊》:你如何看待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存现状?
白先勇:中国传统文化非常美,昆曲就完全代表这种美的极致。
最近我们的《牡丹亭》在雅典阿迪库斯那个有两千年历史的古剧场演出,效果惊人。过去那里演著名的希腊悲剧,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而今我们的《牡丹亭》居然在那古老的剧场演出,希腊观众反应热烈,很令人欣慰。
《牡丹亭》的精髓就是一个“情”字,中国人讲情的方式感动了希腊观众,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一项成就。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的文脉底蕴通过商业运作能得到有效传承吗?
白先勇:我认为文化复兴无论通过什么方式达成,都没有关系,只要能引起大家的注意和兴趣,大家就会自己去探索更高层面的东西。我们有几千年辉煌的文化传统,不可能不去回望、吸收营养。
过去我们有很多地方文化失去了发展的信心。现在应该把信心找回来,而且还要大力地提倡。
《瞭望东方周刊》:有人说你是“一个人的文藝复兴”,在复兴中华传统文化这条路上,你最希望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化中国?
白先勇:“一个人的复兴”真是一种太夸大的讲法。我是有这个大愿,希望21世纪我们中华民族像欧洲那样迎来文艺复兴。现在是最好的时候,没有内忧外患,而且经济都起来了,正是建设文化的好时光。我也是因缘际会,替汤显祖、曹雪芹做了一些事情。
我希望看到的是真正有传统文化精神的中国。几千年来,儒家文化已在我们的民族意识里根深蒂固,我觉得很重要的是重拾中国以前做人的方式,比如孔子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佛家、道家也很重要,儒释道基本上构成了我们中国人的思想体系。
《瞭望东方周刊》:利用戏剧在大众中传播传统文化,往往效果惊人。但昆剧版《红楼梦》为什么传播上远远不及《牡丹亭》?
白先勇:制作《红楼梦》远远比《牡丹亭》复杂,男女主角真的不好找。大家心中都有一个贾宝玉和林黛玉,成功的几率比较小。当然也不是不可能,因为清朝也有一些蛮好的本子留了下来。
我和一些朋友几次聊到,做整本《红楼梦》是不可能的事情,取几个精华段落做成折子戏,好好地做、精致地做,是有可能的。而且《红楼梦》和昆曲非常搭调,是同一种文化符号,同一种文化调子。《红楼梦》用昆曲展现,如果成功的话,肯定是非常美的。
《瞭望东方周刊》:你会用做青春版《牡丹亭》的热情去做白先勇版《红楼梦》吗?
白先勇:虽然我今年已经八十高龄了,但是我对传统文化的热情还没有减退。《红楼梦》比《牡丹亭》难度高很多,不容易做,要有天时地利人和,如果有机缘,我会尽力的。
“21世纪,我希望我们中华民族像欧洲那样,迎来文艺复兴。现在内忧外患都没有,经济都起来了,正是建设文化的最好时光。”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
文学评论家夏志清认为,白先勇是中国当代短篇小说家中少见的奇才。近年来,白先勇的名字更多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学艺术的推广者,出现在大众视野中。80岁高龄的他,如今正怀着纯粹的心,为推广昆曲艺术和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不遗余力。
白先勇认为,中国有几千年的浪漫抒情文学传统,中华文化有大美底蕴。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需要有标杆作品作支柱,而《牡丹亭》和《红楼梦》刚好代表着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两座高峰。
白先勇在大陆和台湾都开设了有关《牡丹亭》和《红楼梦》的传统文化课程,在他看来,文化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最好媒介,“两岸青年应该在文化上有共同的阅读经典。”
颂扬“感性之美”
《瞭望东方周刊》:你曾多次表示,一生中对你影响最大的两本书,一本是《牡丹亭》,另一本是《红楼梦》。《牡丹亭》是讲“情”的,《红楼梦》则别名《情僧录》。你致力推广的经典作品都是歌颂人类感情世界的感性之美的。为什么是这样?
白先勇:我相信,几千年下来,不管社会习俗、人类表达爱情的方式怎么变,人性基本上是不变的。即使是手机时代,每个人内心还是追求那种天长地久的爱情。
这两部作品是浪漫主义文学的两座高峰。十六世纪,晚明时期的宋明理学已经发展到极端了。“存天理灭人欲”把人天生的情感压抑得很厉害,这时候汤显祖举起“情”的旗帜,《牡丹亭》可以说是当时文艺思潮的一个代表。
到了《红楼梦》,对于情的解释进一步延伸,有儒释道的哲学思辨味道。我认为《红楼梦》是天下第一书,对于情感的诠释和呈现更加复杂,更加全面,更加浪漫。
青春版《牡丹亭》到北大演出四次,大学生们看得如痴如狂,我觉得是牵动了他们的春心。《红楼梦》也是。对于感情的追求,是共同的人性。
《瞭望东方周刊》:杜丽娘与林黛玉都是至情至性的诗化形象,如果一定要有个比较的话,你更欣賞哪个?
白先勇:两个我都爱。一定要比的话,我更偏向黛玉。
杜丽娘也非常可爱,但她身上多少还有些神话色彩,包括最后大团圆的结局。而黛玉更富悲剧性。《红楼梦》是一个悲剧,黛玉之死非常关键:为了情,林黛玉最后把自己的诗稿烧了。
林黛玉本身有诗魂,她代表诗,把诗稿烧了等于是自焚了。为爱情自焚,这种牺牲是很震撼的。我觉得曹雪芹把林黛玉这个角色写得更好、更悲壮。
《瞭望东方周刊》:你对《红楼梦》感情格外深,除作品本身有巨大的艺术魅力外,这种感情是否与你的个人际遇有关?
白先勇:肯定有一些的。我的童年是在抗战中度过的,又经历了内战,我的青少年都在逃难,历史天翻地覆的变化,我都经历了。我家是个大家族,我感受过家族的兴起和没落,所以看到《红楼梦》里写到这些,感触很深。我在台大讲《红楼梦》,常常讲得自己情不自禁地投入进去。
看过《红楼梦》的和没看过的,是有差别的
《瞭望东方周刊》:在当下信息爆炸的背景下,向青年人推广传统文化,会遇到什么困难?
白先勇:比如说《红楼梦》,很多年轻的学生说看不下去,很难受。我想说并不是这样的。向学生推广《红楼梦》,很重要的一点是老师怎么导读。一旦把学生引进去,我想他们自己就会沉醉在里面,到时候他们就会开始寻找红楼梦里的那个世界。
开始推广昆曲时,很多年轻人说这是给爷爷奶奶们看的。可是他们看了以后就爱上了。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我觉得不管时代怎么变,文化传统里的经典标杆作品一定要阅读。中国学生一定要读一些中国经典著作,包括文学经典、戏曲经典。要是英国学生说没有看过莎士比亚,这是不可想象的。
我最近听到一个非常兴奋的消息,北京高考指定《红楼梦》为必考经典之一,而且今年北京高考题目里就有一篇小作文是关于《红楼梦》的。我在想,这就好啦,至少北京的学生都得看《红楼梦》啦。北京开创的这个风气,我想会带动全国的。
《瞭望东方周刊》:纯粹艺术美学上的感染,对于两岸青年来说意味着什么?
白先勇:台湾的大学里,传统文化课程远远不够。2014年,我在台大特别开了一门《红楼梦》的课,从第一回讲到一百二十回,讲了100个钟头。当时有1000个学生注册要听这门课,教室坐不下,只好用电脑挑了400个。可见台湾青年对于古典的东西还是有兴趣的。
大陆更不用说了。我在北大设立了昆曲中心,今年已是第九年。北大有两三千名学生都上过这门课,将昆曲在北大很好地扩散开来。我在台大也开昆曲课,在两岸同时推广《牡丹亭》和《红楼梦》。
我觉得文化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最好媒介。两岸都属于中国文化系统,从文化交流上来说,两岸青年应该在文化上有共同的阅读经典。
《瞭望东方周刊》:你希望今天的大学生阅读《红楼梦》,除了感知古典的情与美,还能从中得到什么?
白先勇:我多次讲到,《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一本小说。在乾隆的全盛时期,《红楼梦》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了个集大成的总结。
这本书在文学上很了不得,是诗词歌赋小说戏曲的集大成之作。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它是一部文化百科全书,体现了中国18世纪贵族时代的林林总总,譬如描写衣食住行、中国社会的礼仪和美学,这种写实笔法达到了顶点。 而且,《红楼梦》是对中国人情世故诠释得非常通达的一本书。看过、看通《红楼梦》的人和没有看过《红楼梦》的人,是有差别的。
希望中华民族迎来文艺复兴
《瞭望东方周刊》:你如何看待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存现状?
白先勇:中国传统文化非常美,昆曲就完全代表这种美的极致。
最近我们的《牡丹亭》在雅典阿迪库斯那个有两千年历史的古剧场演出,效果惊人。过去那里演著名的希腊悲剧,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而今我们的《牡丹亭》居然在那古老的剧场演出,希腊观众反应热烈,很令人欣慰。
《牡丹亭》的精髓就是一个“情”字,中国人讲情的方式感动了希腊观众,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一项成就。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的文脉底蕴通过商业运作能得到有效传承吗?
白先勇:我认为文化复兴无论通过什么方式达成,都没有关系,只要能引起大家的注意和兴趣,大家就会自己去探索更高层面的东西。我们有几千年辉煌的文化传统,不可能不去回望、吸收营养。
过去我们有很多地方文化失去了发展的信心。现在应该把信心找回来,而且还要大力地提倡。
《瞭望东方周刊》:有人说你是“一个人的文藝复兴”,在复兴中华传统文化这条路上,你最希望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化中国?
白先勇:“一个人的复兴”真是一种太夸大的讲法。我是有这个大愿,希望21世纪我们中华民族像欧洲那样迎来文艺复兴。现在是最好的时候,没有内忧外患,而且经济都起来了,正是建设文化的好时光。我也是因缘际会,替汤显祖、曹雪芹做了一些事情。
我希望看到的是真正有传统文化精神的中国。几千年来,儒家文化已在我们的民族意识里根深蒂固,我觉得很重要的是重拾中国以前做人的方式,比如孔子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佛家、道家也很重要,儒释道基本上构成了我们中国人的思想体系。
《瞭望东方周刊》:利用戏剧在大众中传播传统文化,往往效果惊人。但昆剧版《红楼梦》为什么传播上远远不及《牡丹亭》?
白先勇:制作《红楼梦》远远比《牡丹亭》复杂,男女主角真的不好找。大家心中都有一个贾宝玉和林黛玉,成功的几率比较小。当然也不是不可能,因为清朝也有一些蛮好的本子留了下来。
我和一些朋友几次聊到,做整本《红楼梦》是不可能的事情,取几个精华段落做成折子戏,好好地做、精致地做,是有可能的。而且《红楼梦》和昆曲非常搭调,是同一种文化符号,同一种文化调子。《红楼梦》用昆曲展现,如果成功的话,肯定是非常美的。
《瞭望东方周刊》:你会用做青春版《牡丹亭》的热情去做白先勇版《红楼梦》吗?
白先勇:虽然我今年已经八十高龄了,但是我对传统文化的热情还没有减退。《红楼梦》比《牡丹亭》难度高很多,不容易做,要有天时地利人和,如果有机缘,我会尽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