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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仇英，明代著名画家，吴门四家之一，工匠出身，功力精甚，多绘色彩艳丽，形象精确，工细雅秀的青绿山水，但在后期受吴地文人风气的影响，绘画中融入文人情趣，含蓄蕴藉，色调淡雅清丽，《竹林高士图》恰是仇英由青绿向文人画风转型时期的代表。
关键词：仇英；竹林高士图；工整精艳；文雅清新
仇英（1509-1552）字实父，号十洲，太仓（今江苏太仓）人，明代具有代表性的画家之一，与沈周、文征明和唐寅被后世并称为“吴门四家”。 他的绘画创作活动大致分成两个时期：四十岁以前主要宗法南宋院体。山水画多学赵伯驹、刘松年，近承周臣，发展南宋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的“院体画”传统，这时期的画一类是临仿南宋名迹之作，另一类是手法工细的山水、人物画，显示出他在早年锤炼的刻意求工的写实能力；四十岁以后，仇英综合融会前代各家之长，即保持工整精艳的古典传统，又融入了文雅清新的趣味，形成工而不板、研而不甜的新典范，这时仇英在广交文人墨客的生活中，创作了一些颇有文人意气的绘画，澹泊简远的艺术境界此时悄然渗入他的画风中。这幅金笺扇面《竹林高士图》绝少设色，更多体现出文人的雅致，基本属于他四十岁以后转型时期的风格。
《竹林高士图》从种类、取义、构图、画中景物、笔墨用法、款识方面主要有以下六大特点。第一，这幅画是典型的小青绿山水，在石头顶部的外轮廓设一点颜色，波岸的边沿上用浅绛色。这种画法学习了赵伯驹，但受当时的沈周影响更大。沈周最喜欢在水面上采用花青加墨做一些点染，画水里的荷叶，而仇英又向沈周讨教过。画中河岸边设色的小荷叶，应是仇英绘画受沈周影响的典型例子。第二，这幅作品整个的取义像画竹林七贤一样，有一片竹林但并非是在画竹林七贤，这是其最大的特点。这幅作品主要是取竹林雅琪之意，配以小桥流水，板桥来表现文人士大夫在竹林休憩的风雅画面。第三，整个画面的构图很饱满，却并不显得拥堵，密中有疏，将竹林深处的自然情调表现的淋漓尽致，并通过小河流水，从画外流进又从画里流出，将画内画外连成一气。第四，最引人注意的是画中的假石，在山水画中运用园林符号。其实不止仇英如此，吴门画派的其他画家，特别是文征明也是如此，还有当时很多文人画家均是如此，并且当时的苏州园林也在盛起配置假石，这应是当时山水画的一大特点。第五，画中的竹子很有特点，采用双勾的画法，工整秀丽，并且均是直的，通过竹子的疏密变化，稍微有点穿插。以竹子的长短来表现远近，竹林由近推远，形式感很强，画面工但并不显得呆板，足以表现出画家线条功底精湛，也流露出画家早期工整精细的画风。竹叶同样采用双勾的画法，以墨色的浓淡变化来表现竹叶的浓密、层次、前后关系，竹叶密中有疏，乱中有序，可见画家绘画功底的深厚。元末画家李衎擅画竹，其著作《写竹妙诀》讲述了竹子各种各样的画法。仇英的竹应受其一定影响。再者梅兰竹菊被文人喻为“四君子”，而其中的竹更有“全德君子”之美称。此幅作品以茂密竹叶为天，绘制出清幽雅静的气氛，两位文人分于湖石之上对坐在竹林之中，清绝幽雅，溪水流淌声相伴，一幅悠闲意适之态，隔桥左岸，一童子正手持茶盘缓缓而来，其周边太湖石空灵透漏，与竹之文雅修茂相呼应。借物寓意，意境深远。令人观之心境平和，意念澄澈。第六，这幅画的款识是“仇英實父制”，钤印是朱文葫芦形印“十州”。这正是对“仇英在他的画上，一般只题名款，尽量少写文字”这一说法的最好认证。也正因此画史评价他为“追求艺术境界的仙人”。
《竹林高士图》从画面整体来看，构图饱满，结构谨严，造型准确，勾画细密，工而不板。画中的三个人物不仅造型准确，而且将人物的神态也刻画的极其自然，达到了形神兼备的境界。可见其除擅画山水画外，人物画也是其强项。正如徐沁在《明画录》中评仇英的人物画：“其发翠豪金，丝丹缕素，精丽艳逸，无惭古人。”
《竹林高士图》从画种、取义均可看出是仇英受吴地文人艺术风气的影响而创作出的作品。《竹林高士图》意在取清绝幽雅之景，表文人士大夫山林隐逸、休闲自得的情怀。这是当时文人画家所热衷的审美情趣，也是仇英受当时吴门文人画家影响的一种表现。仇英，漆匠出身，隶属工匠，又其山水作品多作青绿重彩，在王穉登《吴郡丹青志》中被列为能品，这与文人画家是有差别的。而《竹林高士图》一反以往的大青绿重彩采用多以墨色渲染，略施色彩的小青绿，受当时文人画影响的特征鲜明。
《竹林高士图》绘与扇面，在如此狭小的空间上，仇英仍能做到手法精细，造型准确，满而不乱，绘出一幅清幽雅静，悠闲舒适之景。这应是对仇英画工深厚的有力佐证。仇英的绘画反映出明代职业画家文人化的趋势，而仇英是明代影响深远的“吴门四家”之一，又是院体画与文人情趣相结合的山水画的开拓者，对后世的影响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正如明代张丑在《清河书画舫》中对仇英的评价说：仇英画“山石师王维，林木师李成，人物师吴元瑜，设色师赵伯驹，资诸家之长而浑合之，种种臻妙”。[2]明代董其昌题其《仙弈图》谓：“仇实父是赵伯驹后身，即文、沈亦未尽其法。”[3]这两句话应是对仇英画法最好的肯定，也是对其所具有的独特的艺术价值最好的肯定。
【注释】
[1]徐沁.明画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8
[2]张丑.清河书画舫[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3]刘善承.中国围棋[M].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362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关键词：仇英；竹林高士图；工整精艳；文雅清新
仇英（1509-1552）字实父，号十洲，太仓（今江苏太仓）人，明代具有代表性的画家之一，与沈周、文征明和唐寅被后世并称为“吴门四家”。 他的绘画创作活动大致分成两个时期：四十岁以前主要宗法南宋院体。山水画多学赵伯驹、刘松年，近承周臣，发展南宋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的“院体画”传统，这时期的画一类是临仿南宋名迹之作，另一类是手法工细的山水、人物画，显示出他在早年锤炼的刻意求工的写实能力；四十岁以后，仇英综合融会前代各家之长，即保持工整精艳的古典传统，又融入了文雅清新的趣味，形成工而不板、研而不甜的新典范，这时仇英在广交文人墨客的生活中，创作了一些颇有文人意气的绘画，澹泊简远的艺术境界此时悄然渗入他的画风中。这幅金笺扇面《竹林高士图》绝少设色，更多体现出文人的雅致，基本属于他四十岁以后转型时期的风格。
《竹林高士图》从种类、取义、构图、画中景物、笔墨用法、款识方面主要有以下六大特点。第一，这幅画是典型的小青绿山水，在石头顶部的外轮廓设一点颜色，波岸的边沿上用浅绛色。这种画法学习了赵伯驹，但受当时的沈周影响更大。沈周最喜欢在水面上采用花青加墨做一些点染，画水里的荷叶，而仇英又向沈周讨教过。画中河岸边设色的小荷叶，应是仇英绘画受沈周影响的典型例子。第二，这幅作品整个的取义像画竹林七贤一样，有一片竹林但并非是在画竹林七贤，这是其最大的特点。这幅作品主要是取竹林雅琪之意，配以小桥流水，板桥来表现文人士大夫在竹林休憩的风雅画面。第三，整个画面的构图很饱满，却并不显得拥堵，密中有疏，将竹林深处的自然情调表现的淋漓尽致，并通过小河流水，从画外流进又从画里流出，将画内画外连成一气。第四，最引人注意的是画中的假石，在山水画中运用园林符号。其实不止仇英如此，吴门画派的其他画家，特别是文征明也是如此，还有当时很多文人画家均是如此，并且当时的苏州园林也在盛起配置假石，这应是当时山水画的一大特点。第五，画中的竹子很有特点，采用双勾的画法，工整秀丽，并且均是直的，通过竹子的疏密变化，稍微有点穿插。以竹子的长短来表现远近，竹林由近推远，形式感很强，画面工但并不显得呆板，足以表现出画家线条功底精湛，也流露出画家早期工整精细的画风。竹叶同样采用双勾的画法，以墨色的浓淡变化来表现竹叶的浓密、层次、前后关系，竹叶密中有疏，乱中有序，可见画家绘画功底的深厚。元末画家李衎擅画竹，其著作《写竹妙诀》讲述了竹子各种各样的画法。仇英的竹应受其一定影响。再者梅兰竹菊被文人喻为“四君子”，而其中的竹更有“全德君子”之美称。此幅作品以茂密竹叶为天，绘制出清幽雅静的气氛，两位文人分于湖石之上对坐在竹林之中，清绝幽雅，溪水流淌声相伴，一幅悠闲意适之态，隔桥左岸，一童子正手持茶盘缓缓而来，其周边太湖石空灵透漏，与竹之文雅修茂相呼应。借物寓意，意境深远。令人观之心境平和，意念澄澈。第六，这幅画的款识是“仇英實父制”，钤印是朱文葫芦形印“十州”。这正是对“仇英在他的画上，一般只题名款，尽量少写文字”这一说法的最好认证。也正因此画史评价他为“追求艺术境界的仙人”。
《竹林高士图》从画面整体来看，构图饱满，结构谨严，造型准确，勾画细密，工而不板。画中的三个人物不仅造型准确，而且将人物的神态也刻画的极其自然，达到了形神兼备的境界。可见其除擅画山水画外，人物画也是其强项。正如徐沁在《明画录》中评仇英的人物画：“其发翠豪金，丝丹缕素，精丽艳逸，无惭古人。”
《竹林高士图》从画种、取义均可看出是仇英受吴地文人艺术风气的影响而创作出的作品。《竹林高士图》意在取清绝幽雅之景，表文人士大夫山林隐逸、休闲自得的情怀。这是当时文人画家所热衷的审美情趣，也是仇英受当时吴门文人画家影响的一种表现。仇英，漆匠出身，隶属工匠，又其山水作品多作青绿重彩，在王穉登《吴郡丹青志》中被列为能品，这与文人画家是有差别的。而《竹林高士图》一反以往的大青绿重彩采用多以墨色渲染，略施色彩的小青绿，受当时文人画影响的特征鲜明。
《竹林高士图》绘与扇面，在如此狭小的空间上，仇英仍能做到手法精细，造型准确，满而不乱，绘出一幅清幽雅静，悠闲舒适之景。这应是对仇英画工深厚的有力佐证。仇英的绘画反映出明代职业画家文人化的趋势，而仇英是明代影响深远的“吴门四家”之一，又是院体画与文人情趣相结合的山水画的开拓者，对后世的影响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正如明代张丑在《清河书画舫》中对仇英的评价说：仇英画“山石师王维，林木师李成，人物师吴元瑜，设色师赵伯驹，资诸家之长而浑合之，种种臻妙”。[2]明代董其昌题其《仙弈图》谓：“仇实父是赵伯驹后身，即文、沈亦未尽其法。”[3]这两句话应是对仇英画法最好的肯定，也是对其所具有的独特的艺术价值最好的肯定。
【注释】
[1]徐沁.明画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8
[2]张丑.清河书画舫[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3]刘善承.中国围棋[M].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362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