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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花鸟画作为中国传统绘画的题材之一，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成为独立的一个分科。在此之前出现的萌芽，多以祥瑞征兆的形式出现。相比较山水的“不变”，人物的不具权威性，珍禽异兽因为不受人控制，出现时间与地点的不确定性以及生长环境的特定性而被当做祥瑞的象征，常被各统治者用来歌颂与巩固自己的政权。它们大多出现于日用器具的装饰上，并未单独分出成为绘画的一种。不同时代的花鸟画，题材与表现形式也各不相同。
【关键词】：魏晋；盛唐；五代十国；经济水平；政治条件
在魏晋之前，已出现许多形象写实的鸟类为题材的器具。充分说明了我国人民从很久前就开始留心观察禽鸟并具备了一定的写实能力。但是局限于材料的限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画”留存下来。
到了魏晋南北朝，在前人的基础上，由于其长达300多年的连续战乱，影响到了人们的生命价值观。对于政权的更替与战乱对于人们生命的威胁，使人对生命有限的花草与动物产生共鸣。这一时期，流行隐居山林的生活方式与向往自然的风气。在这样的条件下，各朝统治者与权贵兴修了大量的园林，园林由于人工的局限性，多以花鸟为主，这让当时的人们生活在良好的花鸟环境中，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园林多为宫廷和权贵私有也就导致了花鸟画的出现与展开都以宫廷为主。这一时期有许多专画花鸟题材的画家，内容除了鸟类和植物，还包含生活中可見的走兽与虚构的神兽等。
隋唐时期，花鸟画的发展多是因为皇帝的喜爱，隋代虽然存在时间短，但隋朝帝王喜爱花鸟画不乏记载，还有许多花鸟诗流传下来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一时期，比较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花鸟画，少了一些思考，更多的是以享乐的性质创作的，纯为了放松与欣赏。到了唐代，由于社会文化以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思想形态，对于工笔形态的绘画起到肯定法度的规范作用。这一时期的花鸟画作品比较写实，初唐最具代表性的画家是薛稷，主要成就是画鹤，其功用主要在装点宫殿，供统治阶级玩赏。作为瑞兽之一的鹤，也同时起着歌颂统治阶级，巩固统治的作用。盛唐时期，花鸟画在画马、走兽、鹰方面取得成就，尤其是画马。这与当时国力昌盛，军事强大有关。相对于给人以柔弱之感的花草和小体型的鸟类，猛禽、骏马以及强壮的家畜走兽，更能满足人们对于表现生活富足，国家繁荣昌盛的需要。而马题材的兴盛，与统治者的个人爱好也有关。中唐时期，大型动物和只以花和鸟组合的题材取得了新的进步。大体型动物如韩滉的《五牛图》，表现出牛的健壮与温顺。花鸟画代表边鸾，所画内容均适合玩赏，教化性便减少了许多。此外，唐代的仕女画中，也出现作为点缀和装饰的花鸟。隋唐时期的花鸟画总体来说，是起满足统治者喜好和巩固教化的作用。
五代十国时期，主要的代表是“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两种风格。因地域和个人追求的不同，画风也产生了许多变化，此时也是花鸟画真正成熟的时候。西蜀由于地貌特殊，相对安稳，不少画家躲避战乱到西蜀。西蜀的自然环境适合花鸟生存，且有唐代遗存文化底蕴，加上统治者雅好文艺，开宫廷画院，为花鸟画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黄荃作为宫廷画家，所见的都是皇家园林豢养的珍禽花木，同时为了迎合统治者喜好，所画的自然细致华丽，有富贵之态。而南唐徐熙虽然以“野逸”画风闻名，但这种画风在宫廷并不受欢迎，在他专门为李后主所作的《玉堂富贵图》这种铺殿花来看，统治阶级所喜好的还是华丽写实的画风。
北宋时期，黄荃之子黄居寀奠定了画院富贵的画风，中期崔白兼容徐熙，后期徽宗写生至精至理，花鸟画几乎不含教化因素，只为装点宫室和玩赏所用。宋代皇帝重视院体花鸟画，与太祖赵匡胤重文抑武有关。整个社会长期安定，无将领叛变，兵权集中于中央，使经济水平得以快速发展。除了用于装饰的院体，民间也有大量的画作需求。生活的富足与社会的安定，使宋人醉心于风花雪月的生活，人们善于运用自然花鸟情景表达内心的情绪，但有多愁善感，萎靡柔媚的倾向。北宋灭亡给人们带来了心理上的冲击，部分南宋画家画起了鹰、隼等猛禽追捕野雉的作品，表达渴望国家重新强大起来的愿望。然而大部分的作品被统治者用以粉饰太平，画风继续往柔糜纤细走，更多的表达安逸和愁思。还有一部分绘画表现祥瑞之兆。这一时期的花鸟画表现的更消极，传达出这时期宋人内心的无可奈何与自欺欺人。与此同时，文人画开始兴起。文人们的画风不同于院体，他们擅长文学与书法，以书法之笔法运用在绘画中，并在营造诗情画意中探索。这部分绘画，多用来文人自我娱乐，表现个人的崇高品格和志向，所绘花鸟都被赋予美好的品格，将其人性化，人与花鸟合二为一，传达出内心的感受。
到了元代，异族入主中原。由于少数民族政权文化水平较低，统治者虽然明白“可以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但是对于文化并不重视，因此宫廷绘画也就衰败下来。在元初期，一批守节的文人，拒不服侍新朝，他们以“遗民”身份自居，隐居山林，创作花鸟来自喻或谴责元政权，如郑思肖画墨兰不画土，表明自己失去祖国，犹如失去泥土的兰花，以此来自喻自己品行高洁，不屑与元朝合作的态度。另一方面，以赵孟頫为代表的画家，追求“复古”，反对南宋以来萎靡柔媚的画风。这一时期的花鸟画流行墨花禽鸟，有别于宋代敷色艳丽的画风，多用墨表现，清淡自然。由于元代政权内在的矛盾，许多文人远离了朝廷，闲时便以书画自娱，多以墨画梅、兰、竹等题材的作品，表达自身的志向和品格，同时也暗含对汉人先贤的追思。
明代重建了以汉族皇权为主体的统一国家，文人士大夫们有了摆脱异族统治重获尊严的心理。开国皇帝朱元璋建立新皇朝有“隆唐宋”的思想。朱元璋的政治理想影响到了他的审美思想，他政治上向往强力，审美上也偏好强有力的画作，如鹰、隼类猛禽。这类猛禽身上作体现的雄、猛、力，能契合朱元璋作为建国皇帝的心理需求。在猛禽之外，朱元璋还喜欢“斯理成义”的雁，在他看来，雁作为一种候鸟，知晓四季变化，能在秋季到来时南飞，在春季到来时归北，是顺应天时的表现，顺天即顺“理”，并且在它们迁徙的时候，互相照应，次第有序，是义的表现。此外，朱元璋所欣赏的鸟类还有“思亲”的慈乌鸟；代表皇气祥瑞的凤凰鸟；有“初感气鸿蒙之时，弄晴啭语为音”的画眉鸟；寄托着远大志向的大鹏鸟等，他对于这些鸟类的偏好，直接导致了大量相关题材的创作。“隆唐宋”也让明代和宋代一样，产生了许多的宗室画家。 朱元璋那种刚性气质也给明代社会带来了负面影响。朱元璋规定士人必须为皇帝所用，这样就剥夺了士人阶级隐居的权利，并且用刑严酷，稍有差池就可能丧命，他还设立特务机构锦衣卫，刺探臣僚言行。这些对于艺术的创作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人们的思想被限制，对于创新型的内容，风险是很大的。因此，明代的花鸟画在宫廷中兴盛，靠的是继承和发扬唐宋的院体画风，民间士大夫的创作减少。不过不同于宋代纤细的画风，明代花鸟偏好大幅，风格更粗放大气些，如边景昭，擅长工笔，继承“黄体”的同时又融入了新的时代追求。代表作《双鹤图轴》，画幅巨大，画中双鹤体型超过真鹤，给人以视觉上的震慑。即使较小幅的作品也都在一米以上。他的花鸟画题材，都有宣传儒家政教功用的作用。如画鹤是取其子和之意，画凤鸟取君臣相乐之意，画鸳鸯喻夫妻，画鹡鸰喻兄弟等。绘画被限制在儒家义理思想内，与当时紧张的政治环境有紧密关系。其他画家的作品虽在画风上与边景昭有所区别，但所画内容以及所包含的含义，都是离不开统治者所提倡的价值观的。而民间文人画，如沈周为代表的吴门四家，陈淳徐渭等，多表现出平淡天真的情趣，他们或画生活常见的蔬果花卉，或单纯表现自然状态中的花鸟，含义较为单纯内敛，为纯粹的游戏笔墨。
清代是以水墨大写意为主的花鸟画多元化时期。首先，在清初，经历了由明到清改朝换代的遗民心理，社会上反清复明的活动不断。在这批遗民画家中，如八大山人，作为明宗室，他对满清政权是痛恨的。不同于赵孟頫，满清对于前朝宗室是打着招安的名义在迫害，这让他不得不入佛门以自保，也让他无比厌恶虚伪的满清政府。在这种条件下，他的花鸟画表现出怪异的“白眼瞪天”与“残山剩水”的景象。他画的花鸟，都表现出不屈不挠，看不惯世间污浊的样子。他的花鸟画是他内心苦闷的宣泄。
另一方面，虽然清政府经过顺治、康熙、雍正到乾隆前期100多年的政治，使经济复苏，出现了一时繁荣的局面，但毕竟已经是封建制度的末期，以皇帝一人意志统治的封建社会制度所包含的根本弊病导致了严重的腐败。官场的腐败直接导致了国库空虚，入不敷出。为了缓解这种现象，康熙朝起实行用钱买官的“捐纳”制度。用钱买官成为户部每年正常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但是这么做只能是导致大量没有真实才干的富人阶层成为官僚，并且上位后他们的第一任务就是想办法把捐的钱弄回来，这样加剧了官场的腐败现象，进而人民所承受的剥削加重，社会阶级矛盾更为激化。在这种情况下，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正直文人出现了。他们大都有过做官的经历，不能忍受官场的黑暗而选择辞官归隐。他们的画作直面社会感受，直抒性灵，个性风格明显，无视政府所定的绘画正统，除传统梅兰竹菊题材，还画农家蔬果，枯枝孤鸟，真实的表现他们生活所见的事物，并将自己的正气融入其中。
另一方面，院体花鸟吸收了文人画的成果，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开创了新的画法。由于外来文化的交流，還出现了院体中中西合璧的新形态，如外国画家郎世宁。这种新画风的出现也影响了其他宫廷画家，这一时期的花鸟画注重在体积感中求色彩的真实，造型准确，比文人花鸟更细腻更重形似。总体来说是工致讲究法度的。清代可以说是文人画与院体画区别最大的朝代。
总体来看，花鸟画于魏晋时起，就一直存在于统治阶级手中。最初是生活优越的上层阶级用以玩赏和装饰的画种。宋代文人画兴起后，文人的花鸟与院体的花鸟便成为两个不同的概念分别发展。文人们用赋予花鸟高洁的品格来表现，力求不俗，对于形象的把握要求不高，但看重画中体现出来的人品。而院体一直为统治阶级所享用，为符合统治阶级的审美，画的要求具象，讲究法度，而其寓意也多包涵教化，刻意的选取部分能用以教化的题材命院体画家大量创作以达到巩固统治或粉饰太平的作用。在战乱与政权交替时，具有更丰富内涵的文人画就会发展的更出色，而院体相对衰落。而封建社会盛期，则院体更为兴盛，文人们若没有对社会的不满，所表现的情绪便偏于平和，也有的情况下会被统治者打击而被迫收敛。作为传统绘画的题材之一，花鸟画的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水平息息相关，在新时代，我们应致力于发展符合当前社会需求的花鸟画，切不可走入空泛与古怪的弯路。
参考文献：
[1]李松，远古至先秦绘画史[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
[2]吉村怜，天人诞生图研究[M].卞立强，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3]俞为洁，试论河姆渡盆栽五叶纹植物，农业考古[J].南昌：江西省社会科学，1991.
[4]赵晓明，宋芸，乔永刚，宋秀英.薏苡文化与河姆渡文化，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晋中：山西农业大学，2009.
[5]孔六庆.中国画艺术专史花鸟卷[M].江西美术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杨宇政，性别：男，单位：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2015级研究生硕士，研究方向：美术学。
【关键词】：魏晋；盛唐；五代十国；经济水平；政治条件
在魏晋之前，已出现许多形象写实的鸟类为题材的器具。充分说明了我国人民从很久前就开始留心观察禽鸟并具备了一定的写实能力。但是局限于材料的限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画”留存下来。
到了魏晋南北朝，在前人的基础上，由于其长达300多年的连续战乱，影响到了人们的生命价值观。对于政权的更替与战乱对于人们生命的威胁，使人对生命有限的花草与动物产生共鸣。这一时期，流行隐居山林的生活方式与向往自然的风气。在这样的条件下，各朝统治者与权贵兴修了大量的园林，园林由于人工的局限性，多以花鸟为主，这让当时的人们生活在良好的花鸟环境中，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园林多为宫廷和权贵私有也就导致了花鸟画的出现与展开都以宫廷为主。这一时期有许多专画花鸟题材的画家，内容除了鸟类和植物，还包含生活中可見的走兽与虚构的神兽等。
隋唐时期，花鸟画的发展多是因为皇帝的喜爱，隋代虽然存在时间短，但隋朝帝王喜爱花鸟画不乏记载，还有许多花鸟诗流传下来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一时期，比较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花鸟画，少了一些思考，更多的是以享乐的性质创作的，纯为了放松与欣赏。到了唐代，由于社会文化以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思想形态，对于工笔形态的绘画起到肯定法度的规范作用。这一时期的花鸟画作品比较写实，初唐最具代表性的画家是薛稷，主要成就是画鹤，其功用主要在装点宫殿，供统治阶级玩赏。作为瑞兽之一的鹤，也同时起着歌颂统治阶级，巩固统治的作用。盛唐时期，花鸟画在画马、走兽、鹰方面取得成就，尤其是画马。这与当时国力昌盛，军事强大有关。相对于给人以柔弱之感的花草和小体型的鸟类，猛禽、骏马以及强壮的家畜走兽，更能满足人们对于表现生活富足，国家繁荣昌盛的需要。而马题材的兴盛，与统治者的个人爱好也有关。中唐时期，大型动物和只以花和鸟组合的题材取得了新的进步。大体型动物如韩滉的《五牛图》，表现出牛的健壮与温顺。花鸟画代表边鸾，所画内容均适合玩赏，教化性便减少了许多。此外，唐代的仕女画中，也出现作为点缀和装饰的花鸟。隋唐时期的花鸟画总体来说，是起满足统治者喜好和巩固教化的作用。
五代十国时期，主要的代表是“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两种风格。因地域和个人追求的不同，画风也产生了许多变化，此时也是花鸟画真正成熟的时候。西蜀由于地貌特殊，相对安稳，不少画家躲避战乱到西蜀。西蜀的自然环境适合花鸟生存，且有唐代遗存文化底蕴，加上统治者雅好文艺，开宫廷画院，为花鸟画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黄荃作为宫廷画家，所见的都是皇家园林豢养的珍禽花木，同时为了迎合统治者喜好，所画的自然细致华丽，有富贵之态。而南唐徐熙虽然以“野逸”画风闻名，但这种画风在宫廷并不受欢迎，在他专门为李后主所作的《玉堂富贵图》这种铺殿花来看，统治阶级所喜好的还是华丽写实的画风。
北宋时期，黄荃之子黄居寀奠定了画院富贵的画风，中期崔白兼容徐熙，后期徽宗写生至精至理，花鸟画几乎不含教化因素，只为装点宫室和玩赏所用。宋代皇帝重视院体花鸟画，与太祖赵匡胤重文抑武有关。整个社会长期安定，无将领叛变，兵权集中于中央，使经济水平得以快速发展。除了用于装饰的院体，民间也有大量的画作需求。生活的富足与社会的安定，使宋人醉心于风花雪月的生活，人们善于运用自然花鸟情景表达内心的情绪，但有多愁善感，萎靡柔媚的倾向。北宋灭亡给人们带来了心理上的冲击，部分南宋画家画起了鹰、隼等猛禽追捕野雉的作品，表达渴望国家重新强大起来的愿望。然而大部分的作品被统治者用以粉饰太平，画风继续往柔糜纤细走，更多的表达安逸和愁思。还有一部分绘画表现祥瑞之兆。这一时期的花鸟画表现的更消极，传达出这时期宋人内心的无可奈何与自欺欺人。与此同时，文人画开始兴起。文人们的画风不同于院体，他们擅长文学与书法，以书法之笔法运用在绘画中，并在营造诗情画意中探索。这部分绘画，多用来文人自我娱乐，表现个人的崇高品格和志向，所绘花鸟都被赋予美好的品格，将其人性化，人与花鸟合二为一，传达出内心的感受。
到了元代，异族入主中原。由于少数民族政权文化水平较低，统治者虽然明白“可以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但是对于文化并不重视，因此宫廷绘画也就衰败下来。在元初期，一批守节的文人，拒不服侍新朝，他们以“遗民”身份自居，隐居山林，创作花鸟来自喻或谴责元政权，如郑思肖画墨兰不画土，表明自己失去祖国，犹如失去泥土的兰花，以此来自喻自己品行高洁，不屑与元朝合作的态度。另一方面，以赵孟頫为代表的画家，追求“复古”，反对南宋以来萎靡柔媚的画风。这一时期的花鸟画流行墨花禽鸟，有别于宋代敷色艳丽的画风，多用墨表现，清淡自然。由于元代政权内在的矛盾，许多文人远离了朝廷，闲时便以书画自娱，多以墨画梅、兰、竹等题材的作品，表达自身的志向和品格，同时也暗含对汉人先贤的追思。
明代重建了以汉族皇权为主体的统一国家，文人士大夫们有了摆脱异族统治重获尊严的心理。开国皇帝朱元璋建立新皇朝有“隆唐宋”的思想。朱元璋的政治理想影响到了他的审美思想，他政治上向往强力，审美上也偏好强有力的画作，如鹰、隼类猛禽。这类猛禽身上作体现的雄、猛、力，能契合朱元璋作为建国皇帝的心理需求。在猛禽之外，朱元璋还喜欢“斯理成义”的雁，在他看来，雁作为一种候鸟，知晓四季变化，能在秋季到来时南飞，在春季到来时归北，是顺应天时的表现，顺天即顺“理”，并且在它们迁徙的时候，互相照应，次第有序，是义的表现。此外，朱元璋所欣赏的鸟类还有“思亲”的慈乌鸟；代表皇气祥瑞的凤凰鸟；有“初感气鸿蒙之时，弄晴啭语为音”的画眉鸟；寄托着远大志向的大鹏鸟等，他对于这些鸟类的偏好，直接导致了大量相关题材的创作。“隆唐宋”也让明代和宋代一样，产生了许多的宗室画家。 朱元璋那种刚性气质也给明代社会带来了负面影响。朱元璋规定士人必须为皇帝所用，这样就剥夺了士人阶级隐居的权利，并且用刑严酷，稍有差池就可能丧命，他还设立特务机构锦衣卫，刺探臣僚言行。这些对于艺术的创作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人们的思想被限制，对于创新型的内容，风险是很大的。因此，明代的花鸟画在宫廷中兴盛，靠的是继承和发扬唐宋的院体画风，民间士大夫的创作减少。不过不同于宋代纤细的画风，明代花鸟偏好大幅，风格更粗放大气些，如边景昭，擅长工笔，继承“黄体”的同时又融入了新的时代追求。代表作《双鹤图轴》，画幅巨大，画中双鹤体型超过真鹤，给人以视觉上的震慑。即使较小幅的作品也都在一米以上。他的花鸟画题材，都有宣传儒家政教功用的作用。如画鹤是取其子和之意，画凤鸟取君臣相乐之意，画鸳鸯喻夫妻，画鹡鸰喻兄弟等。绘画被限制在儒家义理思想内，与当时紧张的政治环境有紧密关系。其他画家的作品虽在画风上与边景昭有所区别，但所画内容以及所包含的含义，都是离不开统治者所提倡的价值观的。而民间文人画，如沈周为代表的吴门四家，陈淳徐渭等，多表现出平淡天真的情趣，他们或画生活常见的蔬果花卉，或单纯表现自然状态中的花鸟，含义较为单纯内敛，为纯粹的游戏笔墨。
清代是以水墨大写意为主的花鸟画多元化时期。首先，在清初，经历了由明到清改朝换代的遗民心理，社会上反清复明的活动不断。在这批遗民画家中，如八大山人，作为明宗室，他对满清政权是痛恨的。不同于赵孟頫，满清对于前朝宗室是打着招安的名义在迫害，这让他不得不入佛门以自保，也让他无比厌恶虚伪的满清政府。在这种条件下，他的花鸟画表现出怪异的“白眼瞪天”与“残山剩水”的景象。他画的花鸟，都表现出不屈不挠，看不惯世间污浊的样子。他的花鸟画是他内心苦闷的宣泄。
另一方面，虽然清政府经过顺治、康熙、雍正到乾隆前期100多年的政治，使经济复苏，出现了一时繁荣的局面，但毕竟已经是封建制度的末期，以皇帝一人意志统治的封建社会制度所包含的根本弊病导致了严重的腐败。官场的腐败直接导致了国库空虚，入不敷出。为了缓解这种现象，康熙朝起实行用钱买官的“捐纳”制度。用钱买官成为户部每年正常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但是这么做只能是导致大量没有真实才干的富人阶层成为官僚，并且上位后他们的第一任务就是想办法把捐的钱弄回来，这样加剧了官场的腐败现象，进而人民所承受的剥削加重，社会阶级矛盾更为激化。在这种情况下，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正直文人出现了。他们大都有过做官的经历，不能忍受官场的黑暗而选择辞官归隐。他们的画作直面社会感受，直抒性灵，个性风格明显，无视政府所定的绘画正统，除传统梅兰竹菊题材，还画农家蔬果，枯枝孤鸟，真实的表现他们生活所见的事物，并将自己的正气融入其中。
另一方面，院体花鸟吸收了文人画的成果，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开创了新的画法。由于外来文化的交流，還出现了院体中中西合璧的新形态，如外国画家郎世宁。这种新画风的出现也影响了其他宫廷画家，这一时期的花鸟画注重在体积感中求色彩的真实，造型准确，比文人花鸟更细腻更重形似。总体来说是工致讲究法度的。清代可以说是文人画与院体画区别最大的朝代。
总体来看，花鸟画于魏晋时起，就一直存在于统治阶级手中。最初是生活优越的上层阶级用以玩赏和装饰的画种。宋代文人画兴起后，文人的花鸟与院体的花鸟便成为两个不同的概念分别发展。文人们用赋予花鸟高洁的品格来表现，力求不俗，对于形象的把握要求不高，但看重画中体现出来的人品。而院体一直为统治阶级所享用，为符合统治阶级的审美，画的要求具象，讲究法度，而其寓意也多包涵教化，刻意的选取部分能用以教化的题材命院体画家大量创作以达到巩固统治或粉饰太平的作用。在战乱与政权交替时，具有更丰富内涵的文人画就会发展的更出色，而院体相对衰落。而封建社会盛期，则院体更为兴盛，文人们若没有对社会的不满，所表现的情绪便偏于平和，也有的情况下会被统治者打击而被迫收敛。作为传统绘画的题材之一，花鸟画的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水平息息相关，在新时代，我们应致力于发展符合当前社会需求的花鸟画，切不可走入空泛与古怪的弯路。
参考文献：
[1]李松，远古至先秦绘画史[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
[2]吉村怜，天人诞生图研究[M].卞立强，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3]俞为洁，试论河姆渡盆栽五叶纹植物，农业考古[J].南昌：江西省社会科学，1991.
[4]赵晓明，宋芸，乔永刚，宋秀英.薏苡文化与河姆渡文化，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晋中：山西农业大学，2009.
[5]孔六庆.中国画艺术专史花鸟卷[M].江西美术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杨宇政，性别：男，单位：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2015级研究生硕士，研究方向：美术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