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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本五十六在帝国的高层领导人中独一无二。作为前武士的儿子，他身高5英尺3英寸，毕业于日本著名的江田岛海军学院，他终身酷爱赌博，却滴酒不沾。山本曾作为一个年轻的海军少尉参加了日俄战争。1905年的对马海峡海战中，在装甲巡洋舰日新号上，枪支爆炸夺去了他左手的食指和中指。东京新桥区的艺妓给他取了个“八十钱”的绰号，因为她们修剪10个指甲收费1日元（1日元等于100钱）；爆炸中山本的下半身被一百多块弹片击中，使得这位大腹便便的海军上将的身上永远伤痕累累，让他始终觉得不自在。“每当我去公共浴池”，他自嘲道：“人们总认为我是一个流氓。”
山本曾两次旅居美国，他曾在哈佛大学学习，后来在驻华盛顿大使馆担任海军武官。作为亚伯拉罕·林肯的狂热崇拜者，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着这位美国第十六任总统的传记，并要求下属也阅读。对底特律的汽车工厂和得克萨斯油田的访问使他相信世界正渐渐远离对钢铁和煤炭的依赖，并渐渐转向对石油和汽油的依赖，轻金属更适合制造飞机。
这些经历使山本对美国强大的工业实力深信不疑，即便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孤立主义政策使美国的军事发育不良。山本反对日本与德国和意大利结盟，并长期反对与美国作战，称国家有限的资源将会在18个月内消耗殆尽。他的异议已经导致一些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右翼分子威胁要刺杀他，迫使军警不得不保护他。山本曾说：如果命令我们与美国交战，“我保证前六个月能打一场硬仗，但我绝对没有信心，如果战争持续两个或三个年头等会发生什么。”
不管山本如何抗议，日本一直继续着向战争推进的脚步。1941年10月在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他提到了自己陷入的窘境：“我的现状非常奇怪。因为分配给我的任务完全与我的个人意见相反，他们还希望我竭尽所能。”他写道：“唉，也许，这就是我的命运。”
偷袭珍珠港的成功让山本名声大噪，新粉丝的邮件甚至每天都在他的桌子上堆起一英尺的高度。山本对这种境遇嗤之以鼻。
山本暗暗不安，因为他担心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喜悦为时尚早。经过四年多与中国的战争，日本已消耗了大量库存的资源。山本知道他的国家现在时日无多了。袭击珍珠港只是序幕，预示着一场漫长而又艰苦的战争，山本在一封给同僚的信中很好地表明了这一观点：“一名军人几乎不能为自己袭击了一个睡觉的敌人而感到骄傲，对攻击的一方来说，这不单单是羞耻的问题。”他写道：“我希望你看到敌人的反应之后再做出评估，因为毫无疑问，他已怒不可遏，并将很快发动坚决的反击。”
山本的恐惧与日本军队领袖、媒体和公众的观点背道而驰。日本的胜利感与日俱增，并自我膨胀起来。媒体开始将日本军队称为“超人”，甚至把他们当作神来庆贺。一篇报纸文章甚至宣称日本征服盛产石油的荷兰属东印度群岛应验了一个古老的神谕：“我国是由上帝发现的。”计划署主席中将铃木贞一宣布，“所以我们的军队就是神的军队。”
山本并不那么地自大，尤其因为他知道能够保护日本拥挤的城市免受攻击的资源何其匮乏。国家绝大部分的战斗机都被部署到了前线，只留下300架飞机守卫国土——200架海军飞机和100架陆军飞机，这其中只有50架专门用于守护东京市和横滨市郊的工业区。大阪和神户地区的布防同样可怜，只有20架防御型飞机，而部署在名古屋的飞机只有10架。许多飞机都是老式的中岛97型，盟军给它起了个代号——内特，一种单座、固定起落架的战斗机。山本知道防空防御也是不足的。全国700门高射炮中东京只有150门——绝大多数为75 毫米口径的，而神户和大阪共有70门，名古屋仅有20门。一份日本战后的报告指出，“与日本在海外的武装力量相比，国内防空部队的装备和训练都很差。”
然而，日本的许多高层领导人对山本的恐惧并没有感同身受。1941年11月4日，首相东条英机在会见军事议员时排除了空袭对日本的威胁，坚称日本应专注于海外军事行动。同样的自信使他驳回了陆军部在1月中旬提出的综合防空措施，包括分散工厂、保护公共设施、保护通信和运输系统，乃至疏散主要城市中心区的人口。东条同样驳回了2月提出的至少要疏散妇女和儿童的建议，声称这样的行动只会威胁到日本重要的家庭结构。他认为，只有懦夫才需要疏散。
山本不同意东条的观点。他知道美国坚强的民族性格——加上日本在袭击珍珠港时未能击沉美国的航母——无疑会导致美国航母对日本国土的报复性袭击。因此他的副官们记得，他守护天皇宝座的决心愈发坚定，逐渐变得跟着了魔一样。“他会不停地询问最新的东京天气报告。”渊田美津雄——偷袭珍珠港时领航的飞行员回忆道，“如果天气不好，他会觉得松了一口气，因为坏天气更能保证首都的安全。”
山本下令每天在日本东部海域进行远程的空中巡逻，同时建立了一个侦察舰队，这个舰队包含171艘船只，其中的绝大多数船只是向私人所有者征用的小型渔船，从50吨到250吨大小不等。舰船上装备了无线电，有任何接近的敌舰都可以快速报告。尽管有这些预防措施，山本仍然耿耿于怀。“很多人感到如释重负，或說他们‘感激山本上将’，因为还没有发生一次空袭，”他写道：“他们大错特错。事实上敌人还没来袭击并非由于山本上将，而是因为敌人自己的原因。如果他们想谢谁，我希望他们去感谢美国。如果美国下定决心要对我们发动猛攻，我们根本无法保护像东京这样的城市。”
（摘自《书摘》）
山本曾两次旅居美国，他曾在哈佛大学学习，后来在驻华盛顿大使馆担任海军武官。作为亚伯拉罕·林肯的狂热崇拜者，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着这位美国第十六任总统的传记，并要求下属也阅读。对底特律的汽车工厂和得克萨斯油田的访问使他相信世界正渐渐远离对钢铁和煤炭的依赖，并渐渐转向对石油和汽油的依赖，轻金属更适合制造飞机。
这些经历使山本对美国强大的工业实力深信不疑，即便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孤立主义政策使美国的军事发育不良。山本反对日本与德国和意大利结盟，并长期反对与美国作战，称国家有限的资源将会在18个月内消耗殆尽。他的异议已经导致一些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右翼分子威胁要刺杀他，迫使军警不得不保护他。山本曾说：如果命令我们与美国交战，“我保证前六个月能打一场硬仗，但我绝对没有信心，如果战争持续两个或三个年头等会发生什么。”
不管山本如何抗议，日本一直继续着向战争推进的脚步。1941年10月在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他提到了自己陷入的窘境：“我的现状非常奇怪。因为分配给我的任务完全与我的个人意见相反，他们还希望我竭尽所能。”他写道：“唉，也许，这就是我的命运。”
偷袭珍珠港的成功让山本名声大噪，新粉丝的邮件甚至每天都在他的桌子上堆起一英尺的高度。山本对这种境遇嗤之以鼻。
山本暗暗不安，因为他担心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喜悦为时尚早。经过四年多与中国的战争，日本已消耗了大量库存的资源。山本知道他的国家现在时日无多了。袭击珍珠港只是序幕，预示着一场漫长而又艰苦的战争，山本在一封给同僚的信中很好地表明了这一观点：“一名军人几乎不能为自己袭击了一个睡觉的敌人而感到骄傲，对攻击的一方来说，这不单单是羞耻的问题。”他写道：“我希望你看到敌人的反应之后再做出评估，因为毫无疑问，他已怒不可遏，并将很快发动坚决的反击。”
山本的恐惧与日本军队领袖、媒体和公众的观点背道而驰。日本的胜利感与日俱增，并自我膨胀起来。媒体开始将日本军队称为“超人”，甚至把他们当作神来庆贺。一篇报纸文章甚至宣称日本征服盛产石油的荷兰属东印度群岛应验了一个古老的神谕：“我国是由上帝发现的。”计划署主席中将铃木贞一宣布，“所以我们的军队就是神的军队。”
山本并不那么地自大，尤其因为他知道能够保护日本拥挤的城市免受攻击的资源何其匮乏。国家绝大部分的战斗机都被部署到了前线，只留下300架飞机守卫国土——200架海军飞机和100架陆军飞机，这其中只有50架专门用于守护东京市和横滨市郊的工业区。大阪和神户地区的布防同样可怜，只有20架防御型飞机，而部署在名古屋的飞机只有10架。许多飞机都是老式的中岛97型，盟军给它起了个代号——内特，一种单座、固定起落架的战斗机。山本知道防空防御也是不足的。全国700门高射炮中东京只有150门——绝大多数为75 毫米口径的，而神户和大阪共有70门，名古屋仅有20门。一份日本战后的报告指出，“与日本在海外的武装力量相比，国内防空部队的装备和训练都很差。”
然而，日本的许多高层领导人对山本的恐惧并没有感同身受。1941年11月4日，首相东条英机在会见军事议员时排除了空袭对日本的威胁，坚称日本应专注于海外军事行动。同样的自信使他驳回了陆军部在1月中旬提出的综合防空措施，包括分散工厂、保护公共设施、保护通信和运输系统，乃至疏散主要城市中心区的人口。东条同样驳回了2月提出的至少要疏散妇女和儿童的建议，声称这样的行动只会威胁到日本重要的家庭结构。他认为，只有懦夫才需要疏散。
山本不同意东条的观点。他知道美国坚强的民族性格——加上日本在袭击珍珠港时未能击沉美国的航母——无疑会导致美国航母对日本国土的报复性袭击。因此他的副官们记得，他守护天皇宝座的决心愈发坚定，逐渐变得跟着了魔一样。“他会不停地询问最新的东京天气报告。”渊田美津雄——偷袭珍珠港时领航的飞行员回忆道，“如果天气不好，他会觉得松了一口气，因为坏天气更能保证首都的安全。”
山本下令每天在日本东部海域进行远程的空中巡逻，同时建立了一个侦察舰队，这个舰队包含171艘船只，其中的绝大多数船只是向私人所有者征用的小型渔船，从50吨到250吨大小不等。舰船上装备了无线电，有任何接近的敌舰都可以快速报告。尽管有这些预防措施，山本仍然耿耿于怀。“很多人感到如释重负，或說他们‘感激山本上将’，因为还没有发生一次空袭，”他写道：“他们大错特错。事实上敌人还没来袭击并非由于山本上将，而是因为敌人自己的原因。如果他们想谢谁，我希望他们去感谢美国。如果美国下定决心要对我们发动猛攻，我们根本无法保护像东京这样的城市。”
（摘自《书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