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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不断见证国家兴盛的伟业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和广饶的中国内陆相比，由滨水小渔村进化到如今的国际大都市，上海永远是年轻的——六千年前的第一个村落、三千年前全部离海出土的陆域、二千年前青铜文字记载的狩猎、七百年前册封的地方城市建制、一百七十余年的开埠、九十五年前的建党……她的气质是多样的。陈丹燕喜欢上海的气质是“混血”的;蝴蝶派称她是“鸳鸯”的;法国政客说她是浪漫的“东方巴黎”;陈独秀呐喊着斗士的勇气、鲁迅演绎着战士的浩气、抗日将士血染着英烈的豪气……更多的诗人夸她精致、谦逊、大气，理性又不失妩媚、优雅与市井并存……值此建党九五华诞之际，笔者阐释其伟岸气质以讴歌之。
今天的繁华都市上海，是红途中国的摇篮，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可爱的中国》是方志敏烈士（1899-1935）的著名散文，也是他的不朽遗著，1935年写于国民党的狱中。作者以亲身经历概括了中国从“五四”运动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以来的悲惨历史，愤怒地控诉了帝国主义肆意欺侮中国人民的种种罪行。他满怀爱国主义激情，把我们的祖国比喻为“生育我们的母亲”，谴责汉奸、军阀帮助恶魔残害自己的母亲。作者在漫漫黑夜里高声疾呼，“母亲快要死去了”，“救救母亲呀！”他指出挽救祖国的“唯一出路”就是进行武装斗争，论证“中国是有自救的力量的”，坚信中华民族必能从战斗中自救和解放。并在篇末展示了中国革命的光明前景，描绘出革命后祖国未来的美好幸福的景象，表现了强烈的民族自信心。方志敏年轻时的1924年，曾经来到中共创办的早期党校——上海大学，接受最初的马克思主义教育。除了接触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等上海大学老师外，他最喜欢品读的就是鲁迅的小说和杂文，并尝试着写下了白话小说《谋事》。如果不是日后从事武装斗争，相信他在上海应该会成为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而遗稿《可爱的中国》等，就是托付给鲁迅的。
而方志敏在谋求抗日自救的同一时期，世界被压迫民族逐渐形成了东方反帝同盟战线，上海就是一个最重要的斗争舞台。上个世纪20年代初，就在如今上海中共“一大”会址附近的马当路上，流亡上海抗日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拉开了韩国独立运动的序幕，此后抗争直至光复。1992年8月24日，在当年“临时政府”健在元勋和后人（也已是官方要员）的推动下，中韩两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临时政府”旧址也在双方共同维护下成为旅沪韩人的朝圣地。那一年，又因拍板中韩建交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被公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春天。中国开启了气吞山河的新步伐，这些年，在上海召开了APEC峰会、中国加入了WTO、北京承办了奥运会、还有，上海2010年世博会……从那时起，韩国政界、商界、社团和媒体不断通过上海观察中国，力图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活力和这种活力对于韩国发展的价值。
就在中国共产党“九五华诞”前夕，一本红彤彤封面的韩国媒体人作品《超级中国》的汉译本，在上海的主流书店里流行。这原本是向韩国公众解读中国现状和发展奥秘的电视纪录片解说词集本，去年已经在其母语电视的高收视率中得以红火。它是以这样的视角向韩国人解读中国力量来自何方的——人口力，世界最庞大;企业力，成就世界第一;货币力，席卷地球村;军事力量，中国主导的世界新秩序;资源力，大地持有，大地给予;软实力，把文化扩散到全球;领导力，中国特色的强大指导能力。
我在精读此书时，一开始是想了解一番韩国人的最新中国视角。读着读着——“广袤大陆，拥有巨大潜力”;“庞大资源，左右中国未来产业”……双眼仿佛看到了方志敏正在煤油灯下奋笔疾书——“以言国土，中国土地广大，纵横万数千里，好像我们的母亲是一个身体魁大、胸宽背阔的妇人，不像日本姑娘那样苗条瘦小……中国土地的生产力是无限的;地底蕴藏着未开发的宝藏也是无限的;废置而未曾利用起来的天然力，更是无限的，这又岂不象征着我们的母亲，保有着无穷的乳汁，无穷的力量……”
而关于中国共产党，韩国媒体人是这样解读的——共产党拥有强大的领导力、中共实行高度的民主集中制、领导班子里没有平庸的人、共产党的进化还在持续、改革开放一百年不变……后来韩国友人还告诉我，该片在韩国的理性影响力，其实要大于《太阳的后裔》在中国的追星冲击波，也更有加深对华认知的价值内涵。确实“软实力的关键”在于“谁的故事赢”，而非“谁的军队赢”。这和拿破仑统治不了欧洲，巴尔扎克却能征服世界，是同一个道理。
如方志敏那样相信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这么光荣的一天，决不在遥远的将来，而在很近的将来”的人们，在“五四”运动前后还真不少，他们就是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先进知识分子。其中，就以上海的陈独秀和北京的李大钊为代表。
在成为中共创始人和职业革命家之前，安徽的反清志士陈独秀是资深媒体人，1904年单枪匹马办《安徽俗话报》，他一个人包揽编辑、写作、排版、校对、分发、卷封、付邮等全套流程。参与“二次革命”反袁（世凯）失败后，陈独秀流亡日本，协助章士钊编辑政论月刊《甲寅》。当时纸媒很不景气，一方面是政治空气紧张，另一方面是社会动荡，国人专注谋生无暇读书看报。在写给章士钊的信中，陈独秀抱怨道：“人无读书兴趣，且复多所顾忌，故某杂志已有停刊之象”。尽管如此，他还是计划举办自己的杂志以启迪民智，何况《甲寅》的版面已不够他抒发己见。陈独秀游说在上海开亚东书局的老乡汪孟邹给他投资，放出豪言：“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
和办报相比，杂志投资相对节省。但是，办份严肃杂志在上海仍然是烧钱的事业。汪孟邹的书局已经发行着《甲寅》等几本杂志，无力再办新刊，他帮忙联系了湖南人陈子沛、陈子寿兄弟，他们开办的群益书局实力稍微雄厚一些。陈氏兄弟有胆有识，不仅答应试刊，还表示每月支付200元作为编辑经费和稿费。1915年5月，袁世凯称帝在即，《甲寅》因发表《帝政驳论》遭到查禁停刊。9月，陈独秀的新刊《青年杂志》在上海法租界创刊开张。之后因宗教团体所办刊物名称相似，陈独秀索性就将其杂志改名为《新青年》。1916年9月，《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出版突出自己的特色，最大的新意是几名新作者的加盟。有意思的是：陈独秀办《甲寅》时，李大钊还曾投稿反驳他的观点，两人不打不相识，改名《新青年》后李大钊即发表《青春》一文，思想内容与陈独秀发表的改名宣言《新青年》极为一致，从中可以看出南陈北李的知己之情。上海的《新青年》很快就在知識界产生了影响，如杨昌济在湖南一师任教时注意到了《新青年》的反孔思想，开始投稿，并向学生大力推荐该杂志，因此毛泽东、蔡和森等湖南青年阅读《新青年》比许多北大学生还要早。 之后，陈独秀应蔡元培邀请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一度就在北大办公。“五四”前后，《新青年》既推广白话文、突进新文学革命，更注重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思想。如1919年1月，《新青年》刊登了李大钊的演说《庶民的胜利》一文，指出“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控制北京的北洋军阀一开始搞不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等反应过来时，陈独秀和《新青年》又回到了上海。1920年9月，经费自筹的《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度成为党中央的机关刊物，陈独秀任主编。
刊物是如何将革命思想传播到外地的呢？现在的考证是主要通过上海当时已经建立的邮政系统，检查也相对宽松。
陈独秀当时居住在渔阳里（现南昌路近思南路），《新青年》编辑部设置在此。思南路（当年叫马斯南路）口有个法租界办的邮局（现址仍是邮局），目前有邮戳证明当年的《新青年》出刊后就由此发往各地。根据当年的发行条件，上海的邮路水运是沿海沿江（长江）布局的;即通向天津、烟台、长沙、武汉、广州和东京。其中，到东京的邮资和到天津、广州的相当。天津和烟台的革命者，收到刊物后再通过陆上交通送达北京和济南。在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读书的张太雷，就给北京大学的李大钊送过刊物和其他文件。投递到这些大城市的刊物再要往下或县城走，邮路上就很困难了。所以，那些有胆量的读者一般会定期聚集在某处阅读、讨论，如北京就是李大钊办公室、长沙就是杨昌济的家……不用多久，北京、济南、长沙、武汉、广州和东京，都拥有了自己的共产主义小组。
1923年党的“三大”之后，根据当时的革命形势和国共初步合作需求，中共将《新青年》改为季刊在广州发行;此后作为纯政治性的中共中央机关理论刊物由瞿秋白任主编，他翻译的《国际歌》中文歌词，不久首次在这个季刊上发表。
上海地方志显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外商重新加强了对中国的资本输出，在上海开设的工厂规模、水平都超过以前。英商马勒机器造船厂，规模仅次于江南造船所。英商英美烟公司的卷烟、中国肥皂公司的祥茂牌肥皂，一度占中国市场销量70%～80%。瑞典商美光火柴公司火柴产量占上海产量1/3。日本利用特权，在上海形成庞大的纺织工业集团，拥有的纱锭几乎占上海纺织业半数。
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投入，加快了上海工业的发展，同时给民族资本工业带来严重的威胁。1925年五卅运动，激起民众抵制外货、提倡国货运动，为上海华商工业发展提供新的机遇。重工业出现大鑫炼钢厂、中国制铜厂、华昌钢精厂、中华辗铜厂等有色金属生产企业，化工业有正泰橡胶厂、大中华橡胶厂、天原化工厂、中孚染料厂、中国酒精厂等，机械工业形成船舶修造、轧花机制造、缫丝机制造、纺织针织机修配、机器安装、公用事业修配、印刷机制造等7个行业。管理人员吸取西方工业经营管理经验，以质求胜，因地制宜，创造佛手味精、华生电扇、华成电机、美亚真丝被面、章华呢绒、永和热水袋、金城热水瓶、回力球鞋、大中华轮胎等代表中国民族工业生产水准的知名产品，有的还广为出口。
上世纪30年代，上海工业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峰，生产规模几乎占全国之半。1933年，工业资产总额约占全国40%，产业工人约占全国43%，工业产值约占全国50%。而到了1937年6月，上海全市有工厂5515家，商业批发企业8300多家，约占全国1/3，60%工业品销往全国各地。
上世纪30年代，上海已经形成了远东中心城市的繁荣景象。如：航运事业比横滨发达，国际贸易比大阪兴旺。当时，上海港码头岸线长10.48公里，航线通达100多个国家300多个港口，吞吐量、集散力均居国内各港之首，居世界港口第十四位，1933年进出上海港的国内外商船吨位3522万吨，对外贸易约占全国50%。上海成为埠际贸易的枢纽，与内地贸易的货值也逐年递增。1936年，上海埠际贸易包括转口贸易8.9亿元，占全国各通商口岸输出入贸易总值的52%。
上海也开始成为全国的金融中心、货币交易中心和远东国际金融中心之一。1935年，就有外商金融机构约30家;58家华商银行总行设上海，占全国银行35%;上海银行公会43家会员银行，35家总行设上海。1936年，上海已有银行机构182个，另有11家信托公司、48家汇划钱庄、3个储蓄会和1家邮政储金汇业局。同时，上海建有远东最大的外汇市场、黄金市场和证券交易市场。1936年，上海银行、钱庄和信托公司资力估算为32.7亿元，占全国金融资力47.8%。
可以说，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不仅代表着中国现代化的势头，其景气繁荣程度和国际经济地位也是任何一个日本城市所无法自然競争的。对此无法容忍的、从20年代初期就以中国为假想敌的日本军国主义，逐步加紧了侵略行动步伐。随后就是从攻击上海开始的全面侵华战争，当时的中国现代化计划被迫中断，损失惨烈的南京政府被迫迁都内地。此后，也开始了中共领导民族复兴的征程。
现在，很多文艺作品都会描述上个世纪30年代上海的繁荣。其实，这更多的体现是消费的繁荣，而在重工业包括钢产量方面，作为全国经济中心的上海对比之下并不出色。如从1937年的经济基础角度看，日本每年的工业产值相当于60亿美元，中国当年的经济产值也就13.6亿美元，日本当年的钢产量是580万吨，而中国当年的钢产量只有4万吨。日本当年煤的产量是5070万吨，中国是2800万吨。日本的石油储备169万吨，中国的石油只有1.31万吨。铜，日本是8.7万吨，中国只有700吨。飞机日本每年可以造1580架，上海一架也造不了;大口径火炮日本当年生产了744门，上海一门也造不了;日本当年造了330辆坦克，上海一辆也造不了;汽车日本当年造了9500辆，上海也是一辆造不了。军舰，日本当年生产的军舰是52400吨，上海一吨也造不了，也就是说当世界进入机械化军事时代的时候，上海以及中国居然不能生产任何一种机械化时代的主战兵器，坦克、飞机、军舰、大炮都不能造，所以军工上日本遥遥领先于中国一个时代。 “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梦的主基调，和“四个全面”及上海四个中心建设密切关联，尤其是上海带动中国沿海改善全球贸易格局的建设性纲领。上海理所当然应该按照总体布置和目标要求、对接“一带一路”这一国家战略。很多研究表明：上海正致力于成为全球投资贸易的核心节点城市。上海的眼光应该更加高远。需要强调的是：只有在“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中走在时代前列，上海才会赢得自己的大未来，才能建成中国人引以为豪的世界级城市。
体育是民族的魂魄，上海是最早从舆论上予以重视的中国城市。值得指出的是：1917年 4月《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发表了一篇体育论文——《体育之研究》。但那个时候，或因鸦片毒害、或因累年战败，中国人被列强称之为“东亚病夫”。
如1909年初，英国大力士奥皮音来上海在北四川路52号阿波罗影戏院“登台表演举重，露肌及健美种种姿态，约二十分钟，一连数晚，最后一场言，愿与华人角力。于言谈中，带多少轻蔑口吻，翌日见于报端，沪人哗然”。于是上海有识之士陈有美、农劲荪、陈铁生、陈公哲等“咸欲聘请技击名家，登台与赛，以显黄魂”。天津爱国武术家霍元甲接到邀请，便携其徒刘振声于1909年3月赶到上海商谈比武事宜，并商定“用摔跤方式，以身跌于地分胜负”。于是，发起人开始筹措资金在上海静安寺张园内搭建了“高四尺、宽广二十尺”的擂台。后比赛的时间已到，但奥皮音并没有来;就这样，霍元甲名扬上海。1909年，精武体操学校在上海建立，刘振声担任助教。由此，霍家迷踪拳开始向社会大规模传播，毫无保留地公之于世。但霍元甲不久就为日本武士雇用的“军医”所害，于1910年9月14日去世，年仅41岁。霍元甲逝世后，其家人及追随者陈公哲、卢炜昌等为发扬“精武”之国魂、振奋民族精神，积极推进精武体育事业的发展。
从上海地方志资料来看：此后成立的精武体育会是以教授弘扬中华武术、培养革命力量为主要活动和任务的群众性武术团体，也是中国近代体育史上历史最悠久、成立最早并有深远影响的民间体育团体。精武体育会以体、智、德三星会旗和三星会徽为标记，代表精武体育会以体、智、德三育为宗旨，倡导“爱国、修身、正义、助人”、“强国、强民、强身”、“乃文乃武”的精武精神，发扬中华文化，寓教于体的理念。近年，虹口区为弘扬尚武爱国精神、增强群众体质，已在区域内的中小学和社区中编撰专门教材、展开“精武教学”，这足以告慰先贤。
值得指出的是：孙中山先生生前对体育很重视，尤其是武术。他本人也是武术爱好者、专门学过拳术，也多次赞誉过精武体育会。1919年，精武体育会创办10周年之际，由该会发起人之一陈铁生在上海编著了一本精武画册——《精武本纪》，请正在上海的孙中山先生题词作序。孙中山先生慨然应允，遂作此序。
尽管如此，那时的上海和旧中国并没有为中国体育赢得多少国际尊敬。如在1932年洛杉矶举行的第十届夏季奥运会开幕典礼当天，从上海出发的短跑选手刘长春持国旗，一起绕场的人有宋君復、沈嗣良，以及在洛杉矶临时找来的华侨及青年会干事刘雪松、申国权、托平等数人，这就是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开始。而此前，刘长春在经过3个星期海上交通的漂浮，体力早已大受影响，因此原来报名3个项目，他只参加100米和200米，400米则因体力不支，没有出场比赛;其参加的两个项目，都在分组中最后一名，未能晋级。比赛结束之后，刘长春还因路费不够而无法回国，后来是在当地华侨的捐助下，才回到中国。
今天的中国体育以及上海健儿早已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1984年，仍然是洛杉矶举办的奥运会，新中国代表团首次出击就斩获15枚金牌。此后，上海篮球选手姚明代表中国的高度、跨栏选手刘翔代表中国的速度、乒乓球选手王励勤代表中国的风度，都曾经在奥运和世界体育舞台上大放异彩。今年又是个奥运年，上海就有29位选手将代表国家荣誉征战;期待并祝福他们扬威里约热内卢。
上海开埠较早，华洋交流频繁。有记录表明太平天国时期，就有上海人在各种势力之间充当翻译角色。上海，也是极早从事外语学习、出版外文书籍、进行外文报道的中国城市。上海，也是当年远东地区共产主义者的落脚地;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东方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这种对外交往优势，也是“一大”在上海举行以及说英语的共产国际代表与会的充分条件。如今淮海中路567弄的团中央旧址，1920年挂牌的是上海外国语学社，最早就是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负责，集合师资学习俄语和马克思主义，并组织了热血青年赴欧寻求救国的真理。
抗战之前和抗战胜利之后，上海也有官方组织的留学资格考试，青年学子多以科教报国的目的，奔赴西方国家的一流高校和研究机构求学。《新民周刊》曾多次报道过的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和中国议案大王张仲礼，就是在上海参加官方留学考试并从上海出发至大洋彼岸的，当然他们在解放初回国的旅程充满惊险。
改革开放，给了上海重新对话世界的战略机遇，留学生事业也从单向变为双向、国际文化交流的概念逐渐形成。1987年，复旦大学代表上海全方位地展开吸收西方留学生的工作，后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和经贸合作格局的需求，又有重点地扩大了东亚地区的留学生生源。近三十年过去，复旦大学培养了数以万计的海外留学生，很多毕业生成为对华友好交流的中坚力量。我在复旦从事留学生教育已经21年，目睹海外留学生从专科、到本科、到研究生、到高级进修班;教材从学拼音、到学唐诗、到中国文学、到中国当代文化;课程从一般中国国情介绍、到《新民周刊》导读中国社会、到上海自贸区与商务汉语、到一带一路与中国梦……不经意间，我的洋徒弟们的对华认知逐渐变得——内容丰富多彩、交流星光灿烂、思想日益平等、目光充满钦佩，其传递回母国的消息也日见正能量。
因中国共产党九五华诞的来临，留学生们纷纷用汉语撰文向我表示祝贺，并谈及对中共的尊敬、对中国梦的理解和对上海的感悟。如荷兰留学生莎莎，读《新民周刊》2016年21期《火车站和文明》，赞同文中“一个国家发达的标志就是火车站干净、有秩序”的观点。她今年4月去宁夏旅行，银川火车站给她留下美好的印象。奥地利留学生洪铭鸿也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基础建设的发展速度极快，火车站变化惊人，不少城市的摩登与发达，欧洲甚至望其项背。而德国留学生莫里茨：《新民周刊》2016年9期《小区的活力在哪里？》对于上海封闭式小区觉得不可思议，他说上海的安全度很高，没有必要把小区封闭起来。
和广饶的中国内陆相比，由滨水小渔村进化到如今的国际大都市，上海永远是年轻的——六千年前的第一个村落、三千年前全部离海出土的陆域、二千年前青铜文字记载的狩猎、七百年前册封的地方城市建制、一百七十余年的开埠、九十五年前的建党……她的气质是多样的。陈丹燕喜欢上海的气质是“混血”的;蝴蝶派称她是“鸳鸯”的;法国政客说她是浪漫的“东方巴黎”;陈独秀呐喊着斗士的勇气、鲁迅演绎着战士的浩气、抗日将士血染着英烈的豪气……更多的诗人夸她精致、谦逊、大气，理性又不失妩媚、优雅与市井并存……值此建党九五华诞之际，笔者阐释其伟岸气质以讴歌之。
从可爱的中国到超级中国
《可爱的中国》是方志敏烈士（1899-1935）的著名散文，也是他的不朽遗著，1935年写于国民党的狱中。作者以亲身经历概括了中国从“五四”运动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以来的悲惨历史，愤怒地控诉了帝国主义肆意欺侮中国人民的种种罪行。他满怀爱国主义激情，把我们的祖国比喻为“生育我们的母亲”，谴责汉奸、军阀帮助恶魔残害自己的母亲。作者在漫漫黑夜里高声疾呼，“母亲快要死去了”，“救救母亲呀！”他指出挽救祖国的“唯一出路”就是进行武装斗争，论证“中国是有自救的力量的”，坚信中华民族必能从战斗中自救和解放。并在篇末展示了中国革命的光明前景，描绘出革命后祖国未来的美好幸福的景象，表现了强烈的民族自信心。方志敏年轻时的1924年，曾经来到中共创办的早期党校——上海大学，接受最初的马克思主义教育。除了接触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等上海大学老师外，他最喜欢品读的就是鲁迅的小说和杂文，并尝试着写下了白话小说《谋事》。如果不是日后从事武装斗争，相信他在上海应该会成为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而遗稿《可爱的中国》等，就是托付给鲁迅的。
而方志敏在谋求抗日自救的同一时期，世界被压迫民族逐渐形成了东方反帝同盟战线，上海就是一个最重要的斗争舞台。上个世纪20年代初，就在如今上海中共“一大”会址附近的马当路上，流亡上海抗日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拉开了韩国独立运动的序幕，此后抗争直至光复。1992年8月24日，在当年“临时政府”健在元勋和后人（也已是官方要员）的推动下，中韩两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临时政府”旧址也在双方共同维护下成为旅沪韩人的朝圣地。那一年，又因拍板中韩建交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被公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春天。中国开启了气吞山河的新步伐，这些年，在上海召开了APEC峰会、中国加入了WTO、北京承办了奥运会、还有，上海2010年世博会……从那时起，韩国政界、商界、社团和媒体不断通过上海观察中国，力图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活力和这种活力对于韩国发展的价值。
就在中国共产党“九五华诞”前夕，一本红彤彤封面的韩国媒体人作品《超级中国》的汉译本，在上海的主流书店里流行。这原本是向韩国公众解读中国现状和发展奥秘的电视纪录片解说词集本，去年已经在其母语电视的高收视率中得以红火。它是以这样的视角向韩国人解读中国力量来自何方的——人口力，世界最庞大;企业力，成就世界第一;货币力，席卷地球村;军事力量，中国主导的世界新秩序;资源力，大地持有，大地给予;软实力，把文化扩散到全球;领导力，中国特色的强大指导能力。
我在精读此书时，一开始是想了解一番韩国人的最新中国视角。读着读着——“广袤大陆，拥有巨大潜力”;“庞大资源，左右中国未来产业”……双眼仿佛看到了方志敏正在煤油灯下奋笔疾书——“以言国土，中国土地广大，纵横万数千里，好像我们的母亲是一个身体魁大、胸宽背阔的妇人，不像日本姑娘那样苗条瘦小……中国土地的生产力是无限的;地底蕴藏着未开发的宝藏也是无限的;废置而未曾利用起来的天然力，更是无限的，这又岂不象征着我们的母亲，保有着无穷的乳汁，无穷的力量……”
而关于中国共产党，韩国媒体人是这样解读的——共产党拥有强大的领导力、中共实行高度的民主集中制、领导班子里没有平庸的人、共产党的进化还在持续、改革开放一百年不变……后来韩国友人还告诉我，该片在韩国的理性影响力，其实要大于《太阳的后裔》在中国的追星冲击波，也更有加深对华认知的价值内涵。确实“软实力的关键”在于“谁的故事赢”，而非“谁的军队赢”。这和拿破仑统治不了欧洲，巴尔扎克却能征服世界，是同一个道理。
新青年杂志和上海邮路
如方志敏那样相信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这么光荣的一天，决不在遥远的将来，而在很近的将来”的人们，在“五四”运动前后还真不少，他们就是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先进知识分子。其中，就以上海的陈独秀和北京的李大钊为代表。
在成为中共创始人和职业革命家之前，安徽的反清志士陈独秀是资深媒体人，1904年单枪匹马办《安徽俗话报》，他一个人包揽编辑、写作、排版、校对、分发、卷封、付邮等全套流程。参与“二次革命”反袁（世凯）失败后，陈独秀流亡日本，协助章士钊编辑政论月刊《甲寅》。当时纸媒很不景气，一方面是政治空气紧张，另一方面是社会动荡，国人专注谋生无暇读书看报。在写给章士钊的信中，陈独秀抱怨道：“人无读书兴趣，且复多所顾忌，故某杂志已有停刊之象”。尽管如此，他还是计划举办自己的杂志以启迪民智，何况《甲寅》的版面已不够他抒发己见。陈独秀游说在上海开亚东书局的老乡汪孟邹给他投资，放出豪言：“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
和办报相比，杂志投资相对节省。但是，办份严肃杂志在上海仍然是烧钱的事业。汪孟邹的书局已经发行着《甲寅》等几本杂志，无力再办新刊，他帮忙联系了湖南人陈子沛、陈子寿兄弟，他们开办的群益书局实力稍微雄厚一些。陈氏兄弟有胆有识，不仅答应试刊，还表示每月支付200元作为编辑经费和稿费。1915年5月，袁世凯称帝在即，《甲寅》因发表《帝政驳论》遭到查禁停刊。9月，陈独秀的新刊《青年杂志》在上海法租界创刊开张。之后因宗教团体所办刊物名称相似，陈独秀索性就将其杂志改名为《新青年》。1916年9月，《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出版突出自己的特色，最大的新意是几名新作者的加盟。有意思的是：陈独秀办《甲寅》时，李大钊还曾投稿反驳他的观点，两人不打不相识，改名《新青年》后李大钊即发表《青春》一文，思想内容与陈独秀发表的改名宣言《新青年》极为一致，从中可以看出南陈北李的知己之情。上海的《新青年》很快就在知識界产生了影响，如杨昌济在湖南一师任教时注意到了《新青年》的反孔思想，开始投稿，并向学生大力推荐该杂志，因此毛泽东、蔡和森等湖南青年阅读《新青年》比许多北大学生还要早。 之后，陈独秀应蔡元培邀请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一度就在北大办公。“五四”前后，《新青年》既推广白话文、突进新文学革命，更注重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思想。如1919年1月，《新青年》刊登了李大钊的演说《庶民的胜利》一文，指出“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控制北京的北洋军阀一开始搞不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等反应过来时，陈独秀和《新青年》又回到了上海。1920年9月，经费自筹的《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度成为党中央的机关刊物，陈独秀任主编。
刊物是如何将革命思想传播到外地的呢？现在的考证是主要通过上海当时已经建立的邮政系统，检查也相对宽松。
陈独秀当时居住在渔阳里（现南昌路近思南路），《新青年》编辑部设置在此。思南路（当年叫马斯南路）口有个法租界办的邮局（现址仍是邮局），目前有邮戳证明当年的《新青年》出刊后就由此发往各地。根据当年的发行条件，上海的邮路水运是沿海沿江（长江）布局的;即通向天津、烟台、长沙、武汉、广州和东京。其中，到东京的邮资和到天津、广州的相当。天津和烟台的革命者，收到刊物后再通过陆上交通送达北京和济南。在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读书的张太雷，就给北京大学的李大钊送过刊物和其他文件。投递到这些大城市的刊物再要往下或县城走，邮路上就很困难了。所以，那些有胆量的读者一般会定期聚集在某处阅读、讨论，如北京就是李大钊办公室、长沙就是杨昌济的家……不用多久，北京、济南、长沙、武汉、广州和东京，都拥有了自己的共产主义小组。
1923年党的“三大”之后，根据当时的革命形势和国共初步合作需求，中共将《新青年》改为季刊在广州发行;此后作为纯政治性的中共中央机关理论刊物由瞿秋白任主编，他翻译的《国际歌》中文歌词，不久首次在这个季刊上发表。
十里洋场曾经达到的经济繁荣
上海地方志显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外商重新加强了对中国的资本输出，在上海开设的工厂规模、水平都超过以前。英商马勒机器造船厂，规模仅次于江南造船所。英商英美烟公司的卷烟、中国肥皂公司的祥茂牌肥皂，一度占中国市场销量70%～80%。瑞典商美光火柴公司火柴产量占上海产量1/3。日本利用特权，在上海形成庞大的纺织工业集团，拥有的纱锭几乎占上海纺织业半数。
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投入，加快了上海工业的发展，同时给民族资本工业带来严重的威胁。1925年五卅运动，激起民众抵制外货、提倡国货运动，为上海华商工业发展提供新的机遇。重工业出现大鑫炼钢厂、中国制铜厂、华昌钢精厂、中华辗铜厂等有色金属生产企业，化工业有正泰橡胶厂、大中华橡胶厂、天原化工厂、中孚染料厂、中国酒精厂等，机械工业形成船舶修造、轧花机制造、缫丝机制造、纺织针织机修配、机器安装、公用事业修配、印刷机制造等7个行业。管理人员吸取西方工业经营管理经验，以质求胜，因地制宜，创造佛手味精、华生电扇、华成电机、美亚真丝被面、章华呢绒、永和热水袋、金城热水瓶、回力球鞋、大中华轮胎等代表中国民族工业生产水准的知名产品，有的还广为出口。
上世纪30年代，上海工业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峰，生产规模几乎占全国之半。1933年，工业资产总额约占全国40%，产业工人约占全国43%，工业产值约占全国50%。而到了1937年6月，上海全市有工厂5515家，商业批发企业8300多家，约占全国1/3，60%工业品销往全国各地。
上世纪30年代，上海已经形成了远东中心城市的繁荣景象。如：航运事业比横滨发达，国际贸易比大阪兴旺。当时，上海港码头岸线长10.48公里，航线通达100多个国家300多个港口，吞吐量、集散力均居国内各港之首，居世界港口第十四位，1933年进出上海港的国内外商船吨位3522万吨，对外贸易约占全国50%。上海成为埠际贸易的枢纽，与内地贸易的货值也逐年递增。1936年，上海埠际贸易包括转口贸易8.9亿元，占全国各通商口岸输出入贸易总值的52%。
上海也开始成为全国的金融中心、货币交易中心和远东国际金融中心之一。1935年，就有外商金融机构约30家;58家华商银行总行设上海，占全国银行35%;上海银行公会43家会员银行，35家总行设上海。1936年，上海已有银行机构182个，另有11家信托公司、48家汇划钱庄、3个储蓄会和1家邮政储金汇业局。同时，上海建有远东最大的外汇市场、黄金市场和证券交易市场。1936年，上海银行、钱庄和信托公司资力估算为32.7亿元，占全国金融资力47.8%。
可以说，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不仅代表着中国现代化的势头，其景气繁荣程度和国际经济地位也是任何一个日本城市所无法自然競争的。对此无法容忍的、从20年代初期就以中国为假想敌的日本军国主义，逐步加紧了侵略行动步伐。随后就是从攻击上海开始的全面侵华战争，当时的中国现代化计划被迫中断，损失惨烈的南京政府被迫迁都内地。此后，也开始了中共领导民族复兴的征程。
民族存亡关键时刻的钢产量比较
现在，很多文艺作品都会描述上个世纪30年代上海的繁荣。其实，这更多的体现是消费的繁荣，而在重工业包括钢产量方面，作为全国经济中心的上海对比之下并不出色。如从1937年的经济基础角度看，日本每年的工业产值相当于60亿美元，中国当年的经济产值也就13.6亿美元，日本当年的钢产量是580万吨，而中国当年的钢产量只有4万吨。日本当年煤的产量是5070万吨，中国是2800万吨。日本的石油储备169万吨，中国的石油只有1.31万吨。铜，日本是8.7万吨，中国只有700吨。飞机日本每年可以造1580架，上海一架也造不了;大口径火炮日本当年生产了744门，上海一门也造不了;日本当年造了330辆坦克，上海一辆也造不了;汽车日本当年造了9500辆，上海也是一辆造不了。军舰，日本当年生产的军舰是52400吨，上海一吨也造不了，也就是说当世界进入机械化军事时代的时候，上海以及中国居然不能生产任何一种机械化时代的主战兵器，坦克、飞机、军舰、大炮都不能造，所以军工上日本遥遥领先于中国一个时代。 “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梦的主基调，和“四个全面”及上海四个中心建设密切关联，尤其是上海带动中国沿海改善全球贸易格局的建设性纲领。上海理所当然应该按照总体布置和目标要求、对接“一带一路”这一国家战略。很多研究表明：上海正致力于成为全球投资贸易的核心节点城市。上海的眼光应该更加高远。需要强调的是：只有在“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中走在时代前列，上海才会赢得自己的大未来，才能建成中国人引以为豪的世界级城市。
体育：从东亚病夫到屹立世界民族之林
体育是民族的魂魄，上海是最早从舆论上予以重视的中国城市。值得指出的是：1917年 4月《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发表了一篇体育论文——《体育之研究》。但那个时候，或因鸦片毒害、或因累年战败，中国人被列强称之为“东亚病夫”。
如1909年初，英国大力士奥皮音来上海在北四川路52号阿波罗影戏院“登台表演举重，露肌及健美种种姿态，约二十分钟，一连数晚，最后一场言，愿与华人角力。于言谈中，带多少轻蔑口吻，翌日见于报端，沪人哗然”。于是上海有识之士陈有美、农劲荪、陈铁生、陈公哲等“咸欲聘请技击名家，登台与赛，以显黄魂”。天津爱国武术家霍元甲接到邀请，便携其徒刘振声于1909年3月赶到上海商谈比武事宜，并商定“用摔跤方式，以身跌于地分胜负”。于是，发起人开始筹措资金在上海静安寺张园内搭建了“高四尺、宽广二十尺”的擂台。后比赛的时间已到，但奥皮音并没有来;就这样，霍元甲名扬上海。1909年，精武体操学校在上海建立，刘振声担任助教。由此，霍家迷踪拳开始向社会大规模传播，毫无保留地公之于世。但霍元甲不久就为日本武士雇用的“军医”所害，于1910年9月14日去世，年仅41岁。霍元甲逝世后，其家人及追随者陈公哲、卢炜昌等为发扬“精武”之国魂、振奋民族精神，积极推进精武体育事业的发展。
从上海地方志资料来看：此后成立的精武体育会是以教授弘扬中华武术、培养革命力量为主要活动和任务的群众性武术团体，也是中国近代体育史上历史最悠久、成立最早并有深远影响的民间体育团体。精武体育会以体、智、德三星会旗和三星会徽为标记，代表精武体育会以体、智、德三育为宗旨，倡导“爱国、修身、正义、助人”、“强国、强民、强身”、“乃文乃武”的精武精神，发扬中华文化，寓教于体的理念。近年，虹口区为弘扬尚武爱国精神、增强群众体质，已在区域内的中小学和社区中编撰专门教材、展开“精武教学”，这足以告慰先贤。
值得指出的是：孙中山先生生前对体育很重视，尤其是武术。他本人也是武术爱好者、专门学过拳术，也多次赞誉过精武体育会。1919年，精武体育会创办10周年之际，由该会发起人之一陈铁生在上海编著了一本精武画册——《精武本纪》，请正在上海的孙中山先生题词作序。孙中山先生慨然应允，遂作此序。
尽管如此，那时的上海和旧中国并没有为中国体育赢得多少国际尊敬。如在1932年洛杉矶举行的第十届夏季奥运会开幕典礼当天，从上海出发的短跑选手刘长春持国旗，一起绕场的人有宋君復、沈嗣良，以及在洛杉矶临时找来的华侨及青年会干事刘雪松、申国权、托平等数人，这就是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开始。而此前，刘长春在经过3个星期海上交通的漂浮，体力早已大受影响，因此原来报名3个项目，他只参加100米和200米，400米则因体力不支，没有出场比赛;其参加的两个项目，都在分组中最后一名，未能晋级。比赛结束之后，刘长春还因路费不够而无法回国，后来是在当地华侨的捐助下，才回到中国。
今天的中国体育以及上海健儿早已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1984年，仍然是洛杉矶举办的奥运会，新中国代表团首次出击就斩获15枚金牌。此后，上海篮球选手姚明代表中国的高度、跨栏选手刘翔代表中国的速度、乒乓球选手王励勤代表中国的风度，都曾经在奥运和世界体育舞台上大放异彩。今年又是个奥运年，上海就有29位选手将代表国家荣誉征战;期待并祝福他们扬威里约热内卢。
百年轮回：留学生眼中的中国共产党
上海开埠较早，华洋交流频繁。有记录表明太平天国时期，就有上海人在各种势力之间充当翻译角色。上海，也是极早从事外语学习、出版外文书籍、进行外文报道的中国城市。上海，也是当年远东地区共产主义者的落脚地;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东方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这种对外交往优势，也是“一大”在上海举行以及说英语的共产国际代表与会的充分条件。如今淮海中路567弄的团中央旧址，1920年挂牌的是上海外国语学社，最早就是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负责，集合师资学习俄语和马克思主义，并组织了热血青年赴欧寻求救国的真理。
抗战之前和抗战胜利之后，上海也有官方组织的留学资格考试，青年学子多以科教报国的目的，奔赴西方国家的一流高校和研究机构求学。《新民周刊》曾多次报道过的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和中国议案大王张仲礼，就是在上海参加官方留学考试并从上海出发至大洋彼岸的，当然他们在解放初回国的旅程充满惊险。
改革开放，给了上海重新对话世界的战略机遇，留学生事业也从单向变为双向、国际文化交流的概念逐渐形成。1987年，复旦大学代表上海全方位地展开吸收西方留学生的工作，后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和经贸合作格局的需求，又有重点地扩大了东亚地区的留学生生源。近三十年过去，复旦大学培养了数以万计的海外留学生，很多毕业生成为对华友好交流的中坚力量。我在复旦从事留学生教育已经21年，目睹海外留学生从专科、到本科、到研究生、到高级进修班;教材从学拼音、到学唐诗、到中国文学、到中国当代文化;课程从一般中国国情介绍、到《新民周刊》导读中国社会、到上海自贸区与商务汉语、到一带一路与中国梦……不经意间，我的洋徒弟们的对华认知逐渐变得——内容丰富多彩、交流星光灿烂、思想日益平等、目光充满钦佩，其传递回母国的消息也日见正能量。
因中国共产党九五华诞的来临，留学生们纷纷用汉语撰文向我表示祝贺，并谈及对中共的尊敬、对中国梦的理解和对上海的感悟。如荷兰留学生莎莎，读《新民周刊》2016年21期《火车站和文明》，赞同文中“一个国家发达的标志就是火车站干净、有秩序”的观点。她今年4月去宁夏旅行，银川火车站给她留下美好的印象。奥地利留学生洪铭鸿也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基础建设的发展速度极快，火车站变化惊人，不少城市的摩登与发达，欧洲甚至望其项背。而德国留学生莫里茨：《新民周刊》2016年9期《小区的活力在哪里？》对于上海封闭式小区觉得不可思议，他说上海的安全度很高，没有必要把小区封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