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然的歧途——莫言作品侧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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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上帝死了!”尼采19世纪的狂呼呐喊响彻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中国。偶像的打碎,整个价值系统混乱不堪,一切有待重估并可能选择重建,文学的认同终于使稍后的中国文坛被激活内力。莫言和莫言们乘势在85年前后“领骚”文坛。他们抛弃了“上帝”或者他们心目中根本就没有“上帝”。文坛被“爆炸”了。神兮兮的《透明的红萝卜》,黑孩这个沉重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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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全景式报告文学的恢宏气势终于使理论家们发现新时期报告文学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涌入文坛,它以自己的清新之气吸引了大批读者。但对一个真正关心报告文学发展的读者来说,他现在倒应进入沉重的思考,在对报告文学迅猛发展感到震惊的同时也应感到怀疑:它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们会在思考中发现报告文学由微观向宏观的转移中潜藏着危机:它在这引人注目的过程中似乎失落过什么,逃避过什么。这种失落和逃避正以不可扼止的势头在创作中漫延,而评论家对它的称赞有可能充当这种逃避和失落的催化剂。
<正> 提起第一人称小说,人们就会想到西方的莫泊桑、狄更斯、契诃夫,也会想到中国的鲁迅。其实,第一人称小说既非来自外国,也不是鲁迅的首创,在我国古已有之。中国古代的第一人称小说,多半是用作者自叙口气写出的。如唐传奇中张鷟的《游仙窟》,又如清沈复《浮生六记》中的《闺房记乐》,再如清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也常以自叙方式。这些小说受魏晋笔记小说的影响颇深,其共同特点是故事情节比较简单,人物性格变化甚少,描绘亦不够细腻,同现代第一人称小说的写法相距甚远。看来中国第一人称小说从古代发展到现代,其间势必
夏中义的《新潮的螺旋》是就文艺心理学在新时期的进展情况,作出纵向回顾。
<正> 诗的观念与审美特征的嬗变。打破了多年所形成的定为一尊的美学规范和划为一统的创作模式,出现了多元化的创作格局。八年前当北岛舒婷们以新颖的创作风貌登上诗坛的时候,曾引起人们的惊诧与惶惑以至于心理上的失重,那些被称之为“朦胧诗”的作品给人们带来骚动不安。有趣的是近两年来,一些年轻人举起了“朦胧后”或曰“后朦胧诗”
<正> 多年来,我们对巴尔扎克的成就,是认可的,赞赏的。但在认识、总结巴尔扎克的成功经验时,我们往往又忽略了他曾经“弃文从商”因而能深深地植根于现实生活这一点。传统文化遗产给我们作家,理论家们一种士大夫清高,“言义不言利”的固有思维模
<正> 了解中国戏曲历史的人都知道,元代杂剧作家撰写“历史剧”并不很忠实于历史事实,准确地说,是并不很忠实于史传记载。这里所说的“不很忠实于史传记载”,不仅指这些作品所涉及的“历史”,其依据难以分辨出正史、野史、信史、稗史的清晰界限,也不仅指它们常常采用各种传说、琐闻
<正> 为了适应急剧变化的时代的需要,为了适应文学消费者审美的需要,当代小说的言语形态自然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如语词的语义附加,语句的超常组合,语音的节奏调谐,标点符号的越轨使用,修辞手法的高频交叠出现等等。然而在这扑朔迷离的变化面前,批评界似乎出现了一种误会——一种认为语言符号系统正在变革的误会,一种认为文学作
<正> 一现代文学,特别是当代文学中最富于艺术特色的作品往往也是最难懂曲作品,西方尤其如此,中国也开始出现类似情形。来自批评家和读者的褒扬在国内偶有所闻,但更多听到的是阵阵非议。非议的共同基调是,文学难到令人难懂
<正> 今天我所讲的题目是:《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己之见》。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中国,文学研究非常之活跃,并获得了多方面的发展。就中产生了一些非常出色的成果,连我们这些身处异域的外国人也相当明显地看到了这一点,可以说简直是令我们瞠目。从这些成果中,我们也受到了很大的启发与刺激。阅读这些
<正> 小说是明清文学的代表,其作者大都是生活上接近下层人民,并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具有较强的认识社会、分析社会的能力。他们的认识通过小说创作比较细致地,全面地充分地表现出来,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思想水平。所以,我们透过明清优秀小说的发展,能够认识下层文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