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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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为了适应急剧变化的时代的需要,为了适应文学消费者审美的需要,当代小说的言语形态自然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如语词的语义附加,语句的超常组合,语音的节奏调谐,标点符号的越轨使用,修辞手法的高频交叠出现等等。然而在这扑朔迷离的变化面前,批评界似乎出现了一种误会——一种认为语言符号系统正在变革的误会,一种认为文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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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为了适应急剧变化的时代的需要,为了适应文学消费者审美的需要,当代小说的言语形态自然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如语词的语义附加,语句的超常组合,语音的节奏调谐,标点符号的越轨使用,修辞手法的高频交叠出现等等。然而在这扑朔迷离的变化面前,批评界似乎出现了一种误会——一种认为语言符号系统正在变革的误会,一种认为文学作
其他文献
<正> 《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上可说是最受重视的一部文学巨著,由此还生成“红学”这么一个副产品。从脂砚斋评《石头记》——这可以说是最早的“红学”,迄今已有二百余年的历史。这是一门中国学术界向来认为是非常正宗的学问,延续到今天,依然是个“显学”。自从胡适在一九二一年发表了《红楼梦考证》一文,标志着“新红学”的开端,迄今也有六十余年。“新红学”在当时确实是挣脱了“旧红学”的藩篱,在“红学”的内容上提出了崭新的问题,将《红楼梦》研究拓展推进了一步。六十余年的“新红学”发展至今,特别是建国以来的“红学
<正> “圈套”的里里外外技术被我们用来为需要服务,常常是服务得很好。当一个诗人疯颠颠地对人朗诵他的作品,进入得意忘形的境界,我们说,此时的技术是被他内化了。至少他本人并不觉得那是一串音节或词句,而真正是一股激情从嘴里喷发出来。但是,无论如何这里还是有一个“圈套”。要是我们听他念诗得到感染,也和他一样疯狂起来,那么,这就是一个成功的“圈套”。在我们看来,所有的文章、著作、文艺作品乃至课本教材、新闻报道和统计表格等
<正> 理论从来就不是象牙之塔,因为理论家个体生活在现实之中。面对步履维艰的经济改革,风云变幻的商品社会,愈益艰难的生存环境和沸沸扬扬的社会心态,文艺理论家们的心也开始骚动起来,严峻的局势在向理论挑战。“我们在哪里?”“我们要做什么?”“我们怎样做?”在新近于福州召开的“文学理论建设与中外文化交流”学术讨论会上,这几个前文学理论研究的原初问题成为大会的中心议题之一。这次学术讨论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
<正> 中国文化从孔子首创儒家学说以来,逐步形成了以“礼”、“仁”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道德规范。在“修己”、“治人”中提倡“抑欲”,构成了一种规定人、约束人、否定人的文化模式。这种文化模式实际上是以人的伦理关系取代了一切。于是,亲于之爱扩展到社会乃至宇宙。一切知识、情感、意志组合在一个“天——地——人”的系统中。这样,与西方文化相比较,中国文化既未产生西方那样严格理智的自然科学,也未使中国出现西方式的宗教意识。因此,中国文化从伦理关系出发,有人称之为“实用理性”,有人称之为“天人合一”
<正> 全景式报告文学的恢宏气势终于使理论家们发现新时期报告文学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涌入文坛,它以自己的清新之气吸引了大批读者。但对一个真正关心报告文学发展的读者来说,他现在倒应进入沉重的思考,在对报告文学迅猛发展感到震惊的同时也应感到怀疑:它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们会在思考中发现报告文学由微观向宏观的转移中潜藏着危机:它在这引人注目的过程中似乎失落过什么,逃避过什么。这种失落和逃避正以不可扼止的势头在创作中漫延,而评论家对它的称赞有可能充当这种逃避和失落的催化剂。
<正> 提起第一人称小说,人们就会想到西方的莫泊桑、狄更斯、契诃夫,也会想到中国的鲁迅。其实,第一人称小说既非来自外国,也不是鲁迅的首创,在我国古已有之。中国古代的第一人称小说,多半是用作者自叙口气写出的。如唐传奇中张鷟的《游仙窟》,又如清沈复《浮生六记》中的《闺房记乐》,再如清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也常以自叙方式。这些小说受魏晋笔记小说的影响颇深,其共同特点是故事情节比较简单,人物性格变化甚少,描绘亦不够细腻,同现代第一人称小说的写法相距甚远。看来中国第一人称小说从古代发展到现代,其间势必
夏中义的《新潮的螺旋》是就文艺心理学在新时期的进展情况,作出纵向回顾。
<正> 诗的观念与审美特征的嬗变。打破了多年所形成的定为一尊的美学规范和划为一统的创作模式,出现了多元化的创作格局。八年前当北岛舒婷们以新颖的创作风貌登上诗坛的时候,曾引起人们的惊诧与惶惑以至于心理上的失重,那些被称之为“朦胧诗”的作品给人们带来骚动不安。有趣的是近两年来,一些年轻人举起了“朦胧后”或曰“后朦胧诗”
<正> 多年来,我们对巴尔扎克的成就,是认可的,赞赏的。但在认识、总结巴尔扎克的成功经验时,我们往往又忽略了他曾经“弃文从商”因而能深深地植根于现实生活这一点。传统文化遗产给我们作家,理论家们一种士大夫清高,“言义不言利”的固有思维模
<正> 了解中国戏曲历史的人都知道,元代杂剧作家撰写“历史剧”并不很忠实于历史事实,准确地说,是并不很忠实于史传记载。这里所说的“不很忠实于史传记载”,不仅指这些作品所涉及的“历史”,其依据难以分辨出正史、野史、信史、稗史的清晰界限,也不仅指它们常常采用各种传说、琐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