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在非洲的互联网创业者，面临的是和中国国内迥然不同的创业生态，乃至社会环境
　　在非洲，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正在给中国商人带来新的机遇。
　　用了6年多的时间，廖旭辉终于把电子商务平台“聚焦非洲”的注册用户拓展到近5万，业务范围覆盖非洲20多个国家。
　　同样是做电子商务平台，杨涛选择从东非第一大国肯尼亚起步，仅用不到3年的时间，他所打造的电子商务平台Kilimall的日订单量已近1万单，眼下他正筹划着向西非推进业务。
　　在非洲靠卖手机起家的刘文带领团队研发的一款手机应用在一些非洲国家已经小有名气，甚至当地的歌星也想与他的APP合作。
　　这些在非洲的互联网创业者，面临的是和中国迥然不同的创业生态，乃至社会环境。

连网络都没有，做什么电商？

　　在互联网创业之前，廖旭辉在多哥、尼日利亚、贝宁从事传统外贸已有多年。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给中非传统贸易带来巨大冲击。于是，廖旭辉决定转型，进入非洲刚刚兴起的互联网行业。
　　次年，他开始着手调研。“我调研的30多个非洲国家的网络发展差异明显，但整体都比较落后。最初，我发邮件给非洲的团队，他们基本上都是两三个小时才能收到，一些国家的网络速度大概只有每秒钟5KB。”廖旭辉对《瞭望东方周刊》回忆道。
　　根据2010年国际电信联盟发布的报告，当年的非洲互联网用户占其总人口比例不足一成，远低于当时全球30%的平均水平。非洲国家上网条件落后，仍严重依赖拨号或卫星等慢速、高价的连接方式，但正处于向宽带转变的过程中。
　　“在2013年以前，我都不好意思在国内说自己是做中非电商的，因为大多数人会认为我脑袋进水了，非洲连网络都没有，做什么电商？”廖旭辉说。
　　然而，从事中非贸易多年的他深知其中的机会——很多进口商每年都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资金往返于中国与非洲之间，但仍存在货不对路的问题。他希望打造一个B2B电商平台为中非企业解决这个问题。
　　而就在其后的几年间，廖旭辉所在的非洲西部正在迅速变化。据尼日利亚通信委员会统计，截至2014年底，西非第一大国尼日利亚的网民数量已达6000万。也正是在这年，廖旭辉团队设计的第6个版本的电商网站“聚焦非洲”正式上线。

在非洲，快不起来

　　网站上线后，廖旭辉招聘了大量非洲员工找当地商家做推广，但进展颇为缓慢，因为很多非洲商人并不相信电商平台上的商品是真实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廖旭辉陆续开设了多家线下展厅作为配套，展厅中每件样品都带有二维码。非洲商人在网站上看到产品之后可以前往展厅实际看样品后再决定是否批量购置，同时平台为交易作担保，就不用再担心会出现货不对路的问题。
　　前期，为了加速推广，廖旭辉还采取过送手机、短信推送等方式。后来，为了解决当地用户上网困难的问题，他还出资为用户提供一定时间的免费WiFi服务。
　　不过，这些在国内常用的快速获取用户的手段，在非洲却收效有限。
　　他认为，“快”并不是非洲的互联网法则。目前，“聚焦非洲”的注册用户数量近5万，平均每个工作日增加200～300个注册用户。
　　在非洲做互联网快不起来，这点刘文也是赞同的。
　　在非洲做互联网企业之前，刘文的主业是在非洲卖手机。2015年9月，他开始与团队研发一款适合非洲人的手机APP。
　　刘文说：“雷军总结的互联网法则――专注、极致、快，好像不太适合我们。我们的乌干达经理邓肯有三年多的非洲生活经验，他已经习惯了非洲的慢节奏。与人约定时间，对方讲十五分钟，实际上可能超过一小时。”

靠掂重量认定手机质量

　　在非洲卖手机的经验让刘文发现了非洲互联网的创业机会。
　　刘文告诉本刊记者，目前他的团队在非洲的年销售额仍然保持在3000万元左右，这得益于他摸索出了非洲人对手机需求的特点。
　　比如，刘文发现当地人只喜欢黑色和白色，不喜欢其他颜色的款式。
　　此外，当地人酷爱用手机听音乐。他隔壁店铺的店员手机里有7首歌，如果手机有电，这名店员就会没日没夜地听。听音乐已经成为当地的重要生活方式，以至于有不少青年人戴着空耳机假装听音乐。
　　因此，他决定以音乐作为切口，进入互联网行业。
　　刘文作了简单的调研。他发现，当地没有什么流行的音乐APP，人们都是用手机自带的播放器听歌。他们也不从网络上下载歌曲，有些人直接从修手机的人手里拷贝，100首歌大约20元人民币，更多的人则是用免费的方式，比如从朋友那里拷贝。
　　这不难理解，因为网络的问题不方便下载，当地人手机里的APP很少。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移动流量包1G需要花费60元人民币左右。而除掉庞大的失业大军，坎帕拉的平均薪水在1000元人民币以下。
　　刘文的手机销售团队主要分布在乌干达、赞比亚、马拉维。考虑到赞比亚发展比较慢，他决定把互联网创业的重点放在乌干达。
　　产品研发并不简单。一方面，因为研发团队在上海，需要克服与乌干达团队的时差，另一方面，他们需要根据本地情况进行产品设计。
　　“这中间闹过很多笑话。譬如，在音乐的分类上，我们把音乐分为本国音乐和欧美音乐，后来才知道他们没有欧美音乐的说法，本国音乐对于他们来讲是本地音乐，而欧美音乐就是音乐。”刘文说。
　　推广同样不容易。“在乌干达，没有多少推广渠道。这是一个买手机都靠掂重量认定质量的市场，我们怎么让他们接受一个没有重量的APP？”刘文说。
　　但当地也有适合本地的办法。非洲的劳动力成本不高，因此刘文决定从校园地推开始做起。“地推几乎碰不到阻力，当我们给一些学生演示APP的用法时，其他人就会主动要求安装，一天下来，一个小组可以有几百的安装量。”刘文说。

为什么要去做免费的东西

　　近几年，非洲的手机用户正在迅速增加。
　　国际电信联盟2016年2月发布报告称，非洲手机用户数已达7亿，比2000年高出近8倍。非洲开发银行发布的《追踪非洲进程》报告指出，目前非洲是全球移动通信发展最快的地区，也是第二大移动终端市场。平均每10个非洲人中就有超过8个人拥有一部手机，普及率从2010年的37%上升至2013年的80%，并保持每年4.2%的增速。
　　报告指出，非洲移动互联网数据使用量占到全球的15%。强劲的发展势头催生了电子商务、网络教学、移动支付等一批移动终端产品，为许多非洲国家指明了一条利用移动通信技术革命支撑工业和服务业发展的道路。预计到2025年，移动互联网对非洲经济的贡献率将达5%～6%。
　　但是，即使目前非洲移动互联网发展迅速，很多人对于互联网的理解仍然十分有限。
　　因此，在刘文看来，在非洲做互联网，就像在一个不穿鞋子的市场卖鞋子，有无限的想象空间，却无处着手。
　　“我们地推时，感受最深的是非洲人的思维模式的不同。免费的音乐让他们无法理解，很多人听完我们的解释，会抬起头，瞪大双眼，吃惊地问：那么，你们怎么赚钱呢？言下之意，是在质疑我们不是骗子吧？我曾经发过一封邮件给当地最大的移动运营商谈合作，他给我的回复只有一句话：你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他也想不通，为什么要去做免费的东西。”刘文说。
　　中非对互联网理解的巨大差异，做电商的杨涛也有深刻感受。
　　2014年，杨涛创立了Kilimall，如今这已经是非洲最大的电商平台之一。
　　Kilimall起步时是B2C平台。杨涛说：“在非洲做电商平台，模式没有办法完全复制国内某一家电商平台。Kilimall早期可能更像京东一点，仓储、配送都做。后来，我们发现要抓住当地的核心矛盾，比如，一些国家的消费者最关注的是省钱，而不是快，那么关键就是怎么节省成本。”
　　杨涛告诉本刊记者，最初入驻Kilimall的一些肯尼亚商家对电商平台的认可程度并不高，他们主要还是以经营自身的实体店为主，即使网上有了订单也可能不发货或者等很久再发货。比如，一家很大的某品牌分销商的取货流程十分严格，仓库每个星期只开两次。因此，早期本地货物交付率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除了商家，消费者方面也有不少问题。
　　“非洲的消费者还是处于一种比较不成熟的状态。比如，Kilimall提供货到付款，一些消费者就会在网上选择多件商品，结果到货之后只要一件或者两件，其余的都退回来。这对仓储、配送、财务对账都会造成很多问题。”杨涛说。

管理要考虑部族文化

　　尽管如此，理解非洲，是在非洲进行互联网创业的必要条件。
　　和很多公司把技术团队放在中国国内不同，杨涛把技术研发中心设在了肯尼亚，包括程序员、UI设计师，在线营销人员等百余名员工都是本地人。
　　杨涛认为，在非洲设立技术团队是非常重要的，他们知道“怎样设计更适合本地人的浏览习惯”。比如，中国人可以接受高密度的UI设计，但是非洲人就无法接受。
　　但是，如何招聘、管理好一个非洲人组成的技术团队却是个难题。杨涛找不到范本，毕竟很少有中国企业在非洲大批聘用脑力劳动者。
　　“在非洲，从传统的中介渠道招人效率非常低，但收费却非常高，而且招到的人灵活性比较差，对于职责范围之外的工作很抵触。”杨涛说。
　　好在，他曾在华为公司工作时，接触过很多当地的高素质IT人才，通过以前的关系，他找到了这些人。

　　更大的难题是管理。
　　如何管理本地员工，甚至需要了解当地的部族文化。在杨涛看来，了解每个部族的文化也是为员工分配职务的重要参考。
　　杨涛告诉本刊记者，一个部门里不能只有一个种族的员工，需要有不同部落的人。另外，不同的岗位还需要考虑不同的部落文化。比如，有的部落可能比较注重利益，就适合做市场销售的岗位，有些部落的人更注重他人评价，这些员工比较适合做财务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