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莎剧因其具有鲜明的矛盾，急转的剧风，神力的色彩，自16世纪就不断被出版印刷，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两种版本即对开本与四开本。两种版本之间关于“权威性”的争论从未停止，“真与伪”是两派出版商博弈的重点。但在媒介观下，版本差异背后多样的社会选择才是两者存在的真实原因。“书籍媒介观”源自“媒介的书籍观”，主张将版本差异置于其出版发行的不同时代去探根寻源。差异的产生不仅是真与伪的问题，更是原版内容与修改内容背后社会风貌的展现。每一处不同必然是不同社会个体价值选择的集合，当明白了价值选择的重要性，如今莎剧的出版应该如何选择才能带来读者复活和经典翻译的复兴？
　　关键词：莎剧 书籍媒介观 对开本 四开本 社会选择
　　一、前言
　　广为赞颂的朱生豪先生版《莎士比亚全集》是1905年首印的牛津版全集的译本。他选择的英文全集是第一对开本与第四对开本的融合之作。2005年牛津大学出版的《莎士比亚全集》將《李尔王》的对开本版本和四开本版本又分别辑注。诚然，此剧的对开本与四开本在内容上本身就具有不可调和之矛盾，起初业界皆认为此举意在避免给读者带来困惑，因为与其两个版本低质地杂糅，不如赤裸地展现版本的差异与多样性。然而，2007年皇家莎士比亚剧团主持出版皇家版全集，辜正坤等多位专家学者称此版本“坚定地维护对开本固有完整性、真实性和权威性，竭尽全力恢复对开本真正的本来面貌”。2016年，辜正坤版本又是“第一对开本”的译本，《光明日报》发表评论称此译本“想把莎翁还原成诗人”。“还原”一词直接说明了当代对第一对开本艺术价值欣赏水平的提高。从强行融合到尊重个性是国内莎士比亚戏剧不同版本发展的新趋势。既然莎剧版本个性化选择的时代已经来临，那么如何选择已成为未来莎剧传播研究的重要课题。培根在论读书中说“读史使人明智”，且两个版本选择这一问题本身就是历史遗留问题。回顾历史，1623年，莎翁的同事约翰·赫明斯和亨利·康德尔将所有找到的剧本合集出书，即后世所称的第一对开本。但在第一对开本现世以前，许多剧本在16世纪就以四开本的形式与读者相见。莎剧四开本当时的销售火爆程度并不亚于如今音乐巨星演唱会的门票售卖情况，那么为何作为印刷物，更作为商品的“第一对开本”不“曹随萧规”，非要“特立独行”形成差异呢？如果我们找到此问题的答案，便是如今回答版本选择问题的有力证据。
　　二、掀开“书籍媒介观”的面纱
　　“书籍媒介观”是一个基于既有理论的新名词，这是本文基于历史上书籍撰写、排版、印刷、出版、销售、再创造等多个集科技与文化于一体的生产环节不断发展的现实提出的新书籍媒介研究构架。它是媒介的书籍观与麦克卢汉传播理论的有机结合。书籍媒介观下书本身的内容已不再是研究的主要内容，书作为经济产出和文化产出经过的社会群体，针对不同群体传递的讯息才是书籍媒介观研究的核心。如2017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莎士比亚全集：第一对开本》在当当网上售价为980元，状态为缺货，这就直接向有意购书者传递“此书目前供小于求，具有升值空间”这一信息。这导致了此书在孔夫子网站上售价范围为400元至800元。70%卖家将二手书定价在500元左右，高于原定价的一半。保存完好、页面整洁的二手善本甚至能卖到890元，与原定价相差无几。二手书一旦到达第二任买家手中，立刻从封面、内容、印迹、邮寄、包装等多个方面向其传递出上一任书友的社会信息。
　　1958年法国史学家费夫贺与马尔坦合著的《印刷书的诞生》问世。在此书出现的前几年里并未产生什么轰动，但20年后一个全新的学科——书籍史诞生了。其实针对书籍的研究西方于中世纪晚期就已开始，但至20世纪中期才对其的研究发生了从物理性到社会性的转变，跨越从文本到媒介这一鸿沟。
　　当学者开始关注印刷书的文本内容时，就证明对书籍的研究已开始具有一定的社会性了。20世纪早期，英美“新目录学”的出现与兴起是书籍研究走向社会性的一个显著标志。此学科在对莎士比亚作品还原、手稿校正等方面做出了极大贡献。他们力图还原作品原貌，赋予作者权威的地位，但是读者、出版商、图书流通过程中其他人的意识形态是怎样的呢？新目录学并不关注。直至罗贝尔·埃斯皮卡尔在《文学社会学》中提到了对书籍的两点认识，尤其第二点中所说的“它还是一种由‘商品部门’分配而流通和传播于社会中的‘工业品’，一种文化交流的手段”。书籍观开始成为媒介的书籍观。罗伯特·达恩顿则是媒介的书籍史的集大成者。《启蒙运动的生意》一书提到“书籍联系着极其广泛的人类活动”，是“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力量”。在《什么是书籍史》中，达恩顿回答了什么是书籍的“生命历程”，这即是“传播循环”。但是，针对莎士比亚对开本与四开版差异根源的研究不能仅限于对传播环节各个阶段的研究，更要跳出时代人物的小圈子，从宏观层面看对开本与四开本作为媒介本身功能性上的差异，即用麦克卢汉提到的“媒介即讯息”“媒介即人的延伸”“冷媒介与热媒介”三个观点深层次探究对开本与四开本并行于世的根源。因此，本研究将达恩顿书籍“传播循环”构图进行了补充，形成下图。
　　上图说明一本印刷品成为书籍在市面流通必须经历出版、供应与印刷、集中买卖与装订、运输与代理五个环节，才能最终在不同的场所与读者相见。它与读者“一触即发”，立刻引发读者获取讯息，既包含书籍本身的讯息，又包含书籍问世所经过的五个环节每一个体劳动者的信息。当读者对这些信息的理解到达一定的深度或开辟出不同的视角，他就成了新的作者，他的作品就要进入下一个循环。
　　每个时代的经济与社会的合力在上层建筑上的展现就是社会思潮的传播和政治法律的制定。这两项上层建筑的影响内化于参与“书籍媒介”圈的各个流程，根植于每一个体的精神世界。作者所书写的故事必然是自身与社会不断碰撞交融的结果。无论莎翁的故事是多么的离奇玄妙，这一故事的某一人物必然附着了作者的目的，故事设定的背景必然带有对那个时代的映射。作者一旦将手稿写好，下一步就是准备出版，但是在16至18世纪的英国，出版商、印刷商、书商这三个角色基本上是三位一体的。所以出版商对书籍的更改可能性是极大的，那时书籍的出版甚至是草率的，几个人稍微认识几个字便可以去注册，成为一个出版商。出版商甚至可以是作者本人，出版商一方面受到经济社会合力的约束，但另一方面可以在保全自己利益的前提下对作者提出要求。比如出版商在看过故事结局后表示对结局不认同，认为这样的结局不会得到读者的赞同，最终影响自己的销量，那么出版商可以建议读者更改结局，否则不予出版。如果出版商也就是印刷商认为这样印出来页码太少了，书籍没办法卖出个好价格，那么当时这个印刷小作坊就会擅自增添内容，反之认为书籍页码太多，成本过高，他们也会擅自删减内容。在印刷操作的过程中，老版的印刷机机身庞大，操作不易，操作者多是文化素质较低的劳动力。他们在印刷过程中字母错印的小差错，就会导致不同版印刷在内容上的差异。书商与零售商从古至今多是“势利眼”，他们鲜少会坐下来细细品读每一本书，从而评定剧本质量的好坏，他们只会吹捧名气最大的，甚至连印刷的来源是否是正版都并不关注，唯有“它值几便士”是他们终日关注的重点。只要有莎士比亚这个姓在，他就把这本书摆在最显眼的地方。而运输商和走私商求财的方式不同，行为就会不同，本分的运输商会“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但是稍有点“小心思”的运输商就非常有可能偷偷拿那么一本给并未授权的出版社，从中牟利。仓库保管员也有可能在某个夜晚拜读了名家大作，之后自己手抄盗版再卖给其他出版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