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通过梳理宋初南方毁城事件的始末,以及考察朝廷对腹地与边地修筑城池的态度,可以发现宋朝重视边地州级城市及军事城堡的修筑,腹地则优先修建帅府、望郡及治安较差地区的城墙,县级城市普遍不建外城.从宋代传世文献记载中州县城墙规模总体南小北大,以及子城数量南多于北的差异来看,宋朝以南方为主的腹地州县,虽大多不建外城,但普遍建有子城,街区在子城之外.这一现象由南方土质决定,修建砖城的耗费之大决定了南方“小城大市”的形态在宋代乃至整个中古时期都是一种常见的城市景观.
【机 构】
：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315211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通过梳理宋初南方毁城事件的始末,以及考察朝廷对腹地与边地修筑城池的态度,可以发现宋朝重视边地州级城市及军事城堡的修筑,腹地则优先修建帅府、望郡及治安较差地区的城墙,县级城市普遍不建外城.从宋代传世文献记载中州县城墙规模总体南小北大,以及子城数量南多于北的差异来看,宋朝以南方为主的腹地州县,虽大多不建外城,但普遍建有子城,街区在子城之外.这一现象由南方土质决定,修建砖城的耗费之大决定了南方“小城大市”的形态在宋代乃至整个中古时期都是一种常见的城市景观.
其他文献
《中外旧约章汇编》是历史学、法学等学科的重要基础史料.其中所收清代中俄条约均为汉译本,学界多据此认为19世纪中叶后俄国建立了片面的治外法权.通过比较各条约的满文、俄文原本,本文发现条约汉译本存在不少疏漏之处,进而指出无论是规范还是实践层面,中俄之间直到19世纪末期仍然维持对等的司法管辖.19世纪以来中俄之间司法管辖上实体性处罚规则逐渐消失,以程序性规则解决法律适用问题,由罪犯所属国审判成为主要原则,会审制度也流于形式.
直播带货行业近年来发展迅猛,行业特有的MCN机构数量与规模也随之增长,因而潜在的刑事风险亦值得关注.与域外相比,我国MCN机构从事的业务领域通常较为广泛,往往兼具经纪人、管理者和孵化器等多重面相,这也导致MCN机构具有与直播带货行为绑定的、与自身业务范围构成有关的、不同种类的刑事风险.这些风险的成因主要是规范系统方面的,包括规制条文疏失、行业共识缺乏、机构自身防范能力不足等.针对MCN机构的刑事风险,既应当制定专门法律法规,健全、完善行业自治的外部防控系统,也应当建立以机构自身刑事合规为方向的内部控制系统
在世界水文学史上,就海岸变化观测的持续时间和内容丰富性方面,清代两浙海塘沙水奏报及其史料具有独特性.清代海塘沙水奏报制度的形成、变化以及决策实践,是不同时期政治、经济和社会诸因素变化的结果.沙水奏报制度的滥觞是海塘工程进行中的沙水情况汇报、持续十年左右的潮走中小门之后的沙水五日一报,该制度正式形成及其汇报频率、内容的变化与乾隆历次南巡密切相关.该制度执行不易,刚开始汇报频率过高,汇报间隔旋即屡次延长,乾隆多次批评舆图绘制不认真.除乾隆通过沙水奏报“遥制”引河、坦坝等间接护岸工程外,该制度协助决策的功能不明
作为中国近现代第一幅政治宣传画,《时局图》经历了《东方时局》《时局全图》与《时局图》这三个版本的变化.不同版本之间的变化不仅包括图像细节的调整、图像媒介与载体的变化,还有发行与销售方式及范围的变化.而在这诸多变化的背后是阅读语境、传播语境与国际形势的变化.《时局图》之所以能够在近代得到持续性的广泛传播,并不仅仅是因为其作为革命宣传品的反帝国主义与反封建主义的图像诠释,还因为它的传播符合图像传播的外在因素,如俄国在东亚的持续性扩张政策、图像媒介的多元化,并且契合图像传播的内在因素,如《时局图》自始至终的双重
在20世纪初,虽然拉丁文是欧美医学界的通用语言,但以高似兰(Phillip B.Cousland)为代表的在华传教士却不教授中国学生拉丁文,而代之以英文,并据此制定出与中国本土语言习惯不同的中文医学术语.这一将中文从属于西方现代民族语言的做法遭到留日学生的反对.汤尔和等人利用拉丁文在医学领域的国际地位,打压英文在中国的影响.与此同时,他们声称日译名词符合拉丁文原意和汉语传统,从而在1910年代举行的医学名词审查会上成功抵制大部分博医会拟定的新名词.这场学术论争的背后,既是传教士与留日学生争夺中国医学标准的
作为与青年马克思一样的狂热文艺爱好者,青年恩格斯以超出同龄人的洞察力、分析力创作出了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展现出其"早期"所持的美学观点.本文在总结前人有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早期"的时间界定入手,以这一时期作品、手稿、信件等文本为基,动向反窥恩格斯早期美学思维形成、转变同当时社会主流思想、美学观念间的关系,廓清这一阶段恩格斯的美学观.可以说,恩格斯早期的美学观是由他所慢慢熟知的各类文艺形式和美学观点交织而成的,是在古典、浪漫抑或现实的折转反复中,在对各类旧有美学理论观点的扬弃中,逐步掌握并完善的.
本文叙述了赵金龙起事到失败的经过,论述了这次起事的社会背景、瑶军与天地会的关系以及地方政府的应对,否定了赵金龙起事后天地会完全没有附从的传统观点.本文认为,在江华地区发生像赵金龙起事这样的严重事件,并形成与天地会的复杂关系,这与江华九冲瑶寨的巫师赵金龙等人利用瑶人迷信的巫师网络动员瑶众、自立为“瑶王”,以及九冲瑶寨一带汉瑶杂处并有以瑶民为主的天地会有着密切关系.从张锡谦《平瑶日记》来看,在“壬辰瑶变”时期,除江华九冲一带瑶寨的天地会参与了赵金龙起事外,反应最为强烈的是一批以匪徒为主的天地会组织.“会匪不附
1952年底,中共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党委书记兼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校长黄逸峰,由于在处理学生信访问题上有压制批评、打击报复的嫌疑,在1953年初被开除党籍并撤销本兼各职.尽管写匿名信的薛承凤个人目的 明显,但事件爆发于“三反”运动行将结束之际,黄逸峰被认为自恃革命有功与党组织对抗,这使得中共中央认为整风整党工作和“三反”运动还不够彻底,从而对基层党组织的不纯状况作出比较严重的估计,将黄逸峰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当作政治问题加以批判,觉得有必要将其树立为官僚主义的新典型发起一场新的运动,从而拉开上海“新三反”
1920年罗素访华引发了社会主义论战,无产阶级专政成为讨论焦点之一.为了应对质疑,早期共产主义者急需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系统阐释.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山川均的论著充当了列宁理论的文献中介.列宁与考茨基在1918年前后的一系列论战观点,也成为社会主义论战双方争相引用的思想资源.山川均运用列宁的阶级属性视角,打破一般意义上民主与专政的区分,分析了专政的内外两方面,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阶段意义,突显合理性与必然性.同时,列宁的国家学说、先锋队理论等问题也纳入讨论.列宁在论战时期的理论都有明确的驳论对象与语境,但这些
民国时期,新的社会力量、社会集团以同业公会、职业团体的呈现形式,起而参政,提出自身的政治诉求.这种普遍和广泛的政治诉求与政治参与,都以团体政治的形式呈现出来.同时也要看到,这种团体政治是上下两种合力的结果.本文尝试以近代上海律师公会为中心进行考察,探讨超越地缘的团体政治如何构成聚集的基础,进而呈现政治参与的新形式;同时也探讨在政党政治之外,近代中国社团政治的别样呈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