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主持人语：
在当代文学场域中，评论无疑是一种边缘化的文类，经常受到有意无意的轻视，地位尴尬。而事实上，评论对于文学实践至关重要，因为只有通过评论，文学文本才能得到有效的评判、阐释和价值定位，好的文本才能得以经典化井进入历史。甚至可以说，一个文本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批评建构出来的。另外，不可否认，好的评论还可以有效地指引文学实践。有鉴于此，从本期起，本刊将致力于把评论栏目打造成一个精品栏目，以期为当代诗坛建成一个优良的话语平台，为推进中国当代诗歌的健康发展做出一点贡献。
本期推出的两篇文章分别来于两位诗人于坚和李以亮。两篇文章都不是高头讲章，而是不那么“规范”的随笔体和札记体，但这无损于它们提出问题和恩考问题的深度。或许，这种体裁对于诗人们的批评实践更为得一心应手。于坚的文章探讨了一个看似陈旧却历久弥新的问题：什么是“好诗”？他没有把这个问题置于章句饤饾之间，而是置于古今中西文化此较的宏大视野内来探讨，高屋建瓴，识精见远。在他看来，好诗植根于历史，是人文化成的结晶，同时又具有超越性和永恒性，两者构成一种辩证关系。好诗具有孔子所谓“群”的功能，能够唤起人们共通的生命经验，激发人们天性中的智慧和善性。但好诗又并非僵硬的道德训诫，而是具有无限的生成性，具有广阔的、层次丰富的阐释空间。好诗之所以如此，在于它不是通过概念和逻辑，而是通过富有魔力的鲜活的隐喻语言，召唤存在的在场。好诗能够守护文明、母语和生命根基，在这个全球化同质化的时代，具有重要意义。这些“一己之见”，是一位浸淫诗歌四十多年的老诗人的宝贵经验结晶，值得我们深恩。
李以亮的札记文章看似散乱，实则谈论的重点仍然是关于好诗、好诗人的。非常可贵的一点是，他的文章富有辩证性，对直觉与概念、经验与想象、现实与超越、天才与劳作、综合与具体、精致与粗犷、经验与天真、新奇性与直接性、思想性与抒情性、文本之内与文本之外等成对的诗学概念都做了简练的辨析，他的论述往往能够突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习惯性成见，颇具启示意义。而诸如“下笔就奔永恒而去，永恒就躲起来了”这样格言似的句子，警策有力，令人回味。
本栏目向诗坛的所有有识之士敞开，欢迎一切就诗学与诗艺加以严肃探讨的文章。
一一刘康凯
于坚，1954年生，昆明人，当代著名诗人，纪录片导演，现任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西南联大新诗研究院院长，云南作家协会副主席。
诗植根于语言的历史中。一首诗的“好”也是超越语言的，用汉语、英语或者瑞典语都可以写出好诗，一位韩国诗人曾告诉过我，在他看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是最高之诗；一首诗的“好”也是超越历史的，人们判断什么是诗的标准在“好”上从来没有进步过，也许语言形式不同，好还是那个好。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觉得《诗经》是好诗、李白是好诗，杜甫是好诗、苏轼是好诗、迪金森是好诗，萨福、毕肖普、R·S·托马斯……是好诗。
如果一首诗没有通过新的语言形式再次抵达好，止于至善，无论发表，获奖、走红、被翻译、被评论……都是无效的。这不是诗歌事业，仅仅是较低级的世俗生活的成功，世俗生活不需要面具，它在世俗上是光明正大的，而通过诗获取世俗的成功总是猥琐、不自信、必须不断辩解。
一首诗的好并不虚无。阅读经验是一个照妖镜。好诗不朽，只是每个时代说法不一样，好诗是进入时间的诗，进入过去，也进入将来。好诗为逝者而写，诗向死而生。
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时代都用它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方式把这个永恒的“好”说出来，或者解释，或者暗示。解释者自信自己有神的本事，暗示是一种宗教态度。“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杜甫要使之哭泣的是风雨、鬼神，是具有超越性力量的东西。这是一种宗教态度。
每个时代、每个民族都在通过某种语言一再重申着所谓“世界之最高意义”。生命为何值得今天这些活在世上的人们再次活过？宗教、哲学、艺术、诗讲的都是这回事。某些宗教讲来世、彼岸，但这个彼岸、来世却必须通过现世的好才能抵达。
所谓终极价值，汉语讲得最清楚，就是只能在文明中觉悟，文明就是用语言照亮。希腊讲智慧，基督教讲神明，还是隔了一层，智慧、文明都是说法，不如汉语讲文明、诗教，一语中的。
生命之意义，汉语早就明了只能通过文明，而无法通过概念、逻辑来分析、定位。“道可道，非常道。”文明就是非常道。文就是诗。将文理解为工具还是存在，这导致文明的殊途。
生命之意义，存在之价值、此在之必要，只有通过语言的场才能阐释、感悟。观念化、概念化的解释无法抵达，这也是一个经验，所以爱智的民族也崇拜诗歌，而且越来越迷信诗歌。
在中国，诗就是教堂。文明，文就是教堂。教堂，人人都可以进去，人人都可以阐释。兴观群怨，多识，就是教法。但与教堂不同，文是先验的，敞开的，不是既定的观念，每个人都可阐释，师法造化，自我说法。诗近于宗教。但宗教只有一部经典。诗却是一种自由，天然的民主，每个人都有可能通过语言师法造物主，创造诗经。决定你是否是诗人的不是君权神授，是语言。这是诗的世俗性，也是它容易被打着各种旗号复习陈词滥调的原因。
诗人的师法造化是否被“引出万物者”（神）接纳，神是否认同，不是诗人可以决定，而是诗可群。群就是团结，团结有范围，有层次、有淘汰、选择，不群的诗就要被孤立，淘汰。群也是有层次的，精英是一种群。大众是一种群。团结精英的诗与团结大众的诗只是团结的范围、力道不同。比如奥古斯丁对经典的阐释，团结的是精英僧侣。而路德则广泛得多，路德的阐释团结了那些不识字的人。他们都是好的。
好并非僵硬的道德判断。好，是在易经所谓的“生生之谓易”上。正像好这个字在汉字里面的原始结构，为女子两字组成，女子，就是能够生育。好就是知白守黑，有无相生，好是能够使生命活泼泼的、地久天长那种东西。好不是观念，好可以在经验中感觉到，被记忆储存。 一首好诗，就是那种生生着的诗。这几行已经摆在那里，但并不是一首诗的结束，而是一首诗的开始，生生的开始。生生，因此诗才需要阐释。不能召唤阐释的诗不是好诗。阐释不是为一首诗暗藏的观念的定位。而是为这些语词的有无相生的丰富假设可能性。它可能说的是这个，也可能说的是那个。在这种对可能性的盲人摸象式的阐释中，一首诗敞开着它的场。就像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的阐释，这些阐释都是失败的，只是另一次阐释奠基而已，因为原在者（那首诗）具有不可阐释的定力、魅力、召唤性、诱惑性。
诗的魅力导致阐释的焦虑，无解。
所以，隐喻是一种简单的诗。一旦我们明白A所暗示的B，这首诗就结束了。这种阐释是做字谜游戏。某些诗貌似深刻，其实只是我们暂时不知道谜底而已。
修辞的隐喻和诗原始的、宿命性的隐喻是两种隐喻。我反对的是前者。
语言本身就是象征性的。面具并不是人，是人在用面具写作。古代诗人知道面具已经是阐释的开始，第一次指鹿为马。面具后面是一摞面目模糊的面具，这就是今天世界诗歌的隐喻游戏，被阐释为深刻。而原始的隐喻是肤浅的，直接贴在巫师们面部，我们很容易回到他们的真面目。就像法国跳蚤市场里的非洲面具摊，那些现代面具模拟了非洲风俗，却完全不顾这些面具戴在哪一张脸上，其实它们已经没有面部的具体尺寸。而每个面具在最初都是根据具体的脸被创造出来的。纹身，不是抽象的，而是在一个一个具体的身子上刻画。
若问一首诗的“好”究竟是什么，我只能读诗给你听。无法像谈论一部电影或现实主义小说那样去谈论一首诗，诗是不能转述的，不能说有一首诗，它讲了什么什么。一首诗就是一个语词的场，像寺院、教堂那样的场，每一个词、每一个音都在生成着。好诗必须由读者自己进入，置身于诗人所创造的语词音乐现场，才能感受到那种“好”。“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在时间中积累起来的阅读经验会告诉你，什么是好诗。如果世界上只有一首分行排列的东西，那就无所谓好坏了。就像行为艺术一样，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说不出好坏。诗必须比较，放在书架上，放在经验里，我们才能说出什么是好诗。是的，你不看书，但你不能没有语言，对吧？你知道什么是指桑骂槐，指鹿为马。诗就是指鹿为马。“觉悟”到什么是诗，必须在场，语言之场，这与文学教授的关于诗是什么抽象概念，ABC不一样。
“它打动了我”，常常成为人们喜欢甚至感谢一首诗的理由。我承认打动的重要性，但打动却不是我所说的那种“好”。是被诗打动，还是被语言的小花招打动，被一些意思、观念、结论、某种抗议、媚俗、哗众取宠、奇谈怪论、段子、噱头……所打动？这种打动能否穿越时间，一直打动？当种种呓语随时代变化而烟消云散的时候，我们依然为屈原李白们感动。
诗创造着文明，文明也以诗的方式塑造着诗、筛选着诗。为什么是苏轼陶潜李白王维杜甫而不是曾经走红的张三李四，这也是诗。
孔子说，诗可群。群就是共享、团结。诗在开始的时候就是要团结那些在黑暗中害怕着、盲目着的野蛮愚昧孤独的原始之人，唤醒他们本能的“人之初，性本善”，诗是一种唤醒的魅力，人在文明中团结起来，成为民族。团结、共享向善的经验，是之谓“生生之谓易”。宗教也是团结、共享。
诗的共享在于语言的魅力，有持久的魅力，也有昙花一现的魅力。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将历史分为三种时段，短时段是新闻，中时段是时代，长时段相当于永恒。诗的共享也是有不同时段的、不同范围的。走红一般是短时段，具有新闻性。好的诗会不胫而走，不好的诗比较尴尬，诗出来还要辩解、自我营销。但是诗的困境也在于，共享的空间每首诗是不一样的，唐诗三百首也不是每个读者都可以共享的。不好的诗喜欢辩解。（形容词的本质就是辩解。）好诗不需要辩解，有已经屹立于时间的好可以参照。不好的诗只是自圆其说。现在的风气是，不好的诗喜欢讲百花齐放，不讲经验。回避经验是20世纪的风气，因为经验是照妖镜。好不好，读者是有一把尺子的，我相信。
语言可以大众化，自由诗是现在世界各国诗歌的主流。但好诗一定是惊风雨泣鬼神的。我以为一首好的诗就像塔一样，塔基广大，很多人有感觉，被打动，可以进入，但诗真正的核心，它要表达的最隐秘的部分，是一层层往上升的，读者经验的深度不同，对诗的领悟也就不同，就像禅修一样，只有时间和经验能让你进入深处。像王维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可以说是废话，什么也没说，陈述事实而已。但读者若是有禅意的人，就会明白，这首诗不是那么简单，所谓“大巧若拙，大音希声”。
诗不是一目了然的标语、广告。虽然现在许多广告在模仿诗，廉价地厕身于诗歌刊物。
今天这个世界，方方面面都在与时俱进，进步的方向很简单，就是科学、技术、贸易领导的全球化。本雅明谓之灵光消逝的时代，一切都在复制，技术的、数字的。只有诗，依然是一门古老的手艺、一种语言的巫术。今天诗人写作的方式和诗经时代的作者是一样的，还是要象征隐喻，要赋比兴，要兴观群怨……读者阅读的路径和诗经时代进入诗的路径也是一样的，无法另辟蹊径。这正是诗的独特魅力。
诗守护着文明，诗是唯一可以改造席卷全球的同质化大潮的暗流。诗总是引领每个民族回到开始，回到起源、母语、回到他的部落、图腾。诗人是每个民族天然的民族主义者，语言是全球同质化最后的屏障。同质化吞没世界，只有诗令我们意识到我们是谁、我们的根基、我们的文明、我们在世界中的位置。
读者也必须是诗人。待召的诗人。诗是灵魂和灵魂的相遇，是心心相印。不是说只有作者才有精神性的东西，读者只是像学生那样接受知识。诗是对无的召唤，有无相生，文明因此生生不息。如果读者心中对“无”毫无感悟，满脑袋都是如何占有，他就无法进入诗。诗不是随便可以进入的。《唐诗三百首》的选者自己就是一位诗人，他与好诗心心相印。
现在的读者是一个复杂而广泛的群体，既有眼光比较高的，也有只是凑热闹的。某某的诗很受欢迎，要看是什么样的读者喜欢，不能唯读者是从。至于“走红”，那是衡量明星的标准，不是衡量诗人的标准。刚刚去世的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就不是“走红”的诗人，他的去世之所以为很多读者所知道，是因为他持续一生的攀登般的写作，他在世界上有读者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六十年来他一直有粉丝，六十年后他还会有读者。
我特别尊重中国当下那些持续写作三十年以上的诗人，走红一年半年很容易，昙花一现的事情多了，但三十年来一直写，一直有读者，尤其是中国读者，看看我国的那种超市般的书店，你就知道读诗和四十年都有人在读他们的诗的人们是多么了不起。这一点，我想是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那类世界里的诗人无法想象的。中国当代诗歌其实早已不是某些抒情诗选本中展示的那种风花雪月、无病呻吟、不值得严肃读者认真对待的形象。当代新诗早就超越了三十年代新诗、朦胧诗的那种青春迷狂式的小资产阶级抒情。新诗重建着汉语的丰裕、中正、朴素、安静。最重要的迹象是，新诗在走向深厚。孟子说，“有恒产者始有恒心”。当年郭沫若在文革中曾批判杜甫是地主阶级的诗人。他没有意识到“地主阶级”，也意味着杜甫是持久的诗人。如果“地主阶级”是一种隐喻性的阅读趣味，那么新诗现在的读者是有恒心者，而不再是“走红”。“走红”对新诗来说，是一种落伍的情况。诗不再是世界之外的地方性知识（东方神秘、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之类），而是作为一种在世界中的写作和世界诗歌同步。这个同步非同寻常，中国当代诗人普遍置身于一种历史罕见的拜物教语境中，生计严峻，但他们依然创造了那些魅力非凡的语词。
诗人的“走红”只会在语言里，而不会在语言之外。诗内部的一语中的就是诗的走红。如今，一个安静的诗人一旦被网络注意，被媒体发现，马上变成新秀，喧嚣明星起来，很恐怖。这给读者带来的印象是，诗变成了一种走钢丝做秀的行为艺术，只有抢到眼球才是好诗。走红不就是媚俗的成功吗？在微博微信带来诗歌传播的“百花齐放”的时候，如何树立和建立诗的“金字塔”非常重要。诗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平易近人，这不是对诗的要求，是对世故的要求。盼望走红，后面藏着非诗的功利主义。焦虑，诗难道是焦虑的吗？世界永远焦虑，诗却是一种定力，每个时代都是，焦虑不安的晋，出来个陶潜，悠然了。
平台足够了，但如果缺乏有公信力的选择，只是猎奇、鼓励走红，只会遮蔽好诗。将经验中的好诗与今天的诗放在同一个平台来展示，比如《诗经》中的好、新诗中的好、译诗的好是如何之好，这会有许多话可说，一比较的话，读者就会发现，《诗经》不是首首都是长时段的，而新诗虽然不过一百年，也有那种长时段的“好”在。
写于2015年6月20日，6月21日再改
在当代文学场域中，评论无疑是一种边缘化的文类，经常受到有意无意的轻视，地位尴尬。而事实上，评论对于文学实践至关重要，因为只有通过评论，文学文本才能得到有效的评判、阐释和价值定位，好的文本才能得以经典化井进入历史。甚至可以说，一个文本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批评建构出来的。另外，不可否认，好的评论还可以有效地指引文学实践。有鉴于此，从本期起，本刊将致力于把评论栏目打造成一个精品栏目，以期为当代诗坛建成一个优良的话语平台，为推进中国当代诗歌的健康发展做出一点贡献。
本期推出的两篇文章分别来于两位诗人于坚和李以亮。两篇文章都不是高头讲章，而是不那么“规范”的随笔体和札记体，但这无损于它们提出问题和恩考问题的深度。或许，这种体裁对于诗人们的批评实践更为得一心应手。于坚的文章探讨了一个看似陈旧却历久弥新的问题：什么是“好诗”？他没有把这个问题置于章句饤饾之间，而是置于古今中西文化此较的宏大视野内来探讨，高屋建瓴，识精见远。在他看来，好诗植根于历史，是人文化成的结晶，同时又具有超越性和永恒性，两者构成一种辩证关系。好诗具有孔子所谓“群”的功能，能够唤起人们共通的生命经验，激发人们天性中的智慧和善性。但好诗又并非僵硬的道德训诫，而是具有无限的生成性，具有广阔的、层次丰富的阐释空间。好诗之所以如此，在于它不是通过概念和逻辑，而是通过富有魔力的鲜活的隐喻语言，召唤存在的在场。好诗能够守护文明、母语和生命根基，在这个全球化同质化的时代，具有重要意义。这些“一己之见”，是一位浸淫诗歌四十多年的老诗人的宝贵经验结晶，值得我们深恩。
李以亮的札记文章看似散乱，实则谈论的重点仍然是关于好诗、好诗人的。非常可贵的一点是，他的文章富有辩证性，对直觉与概念、经验与想象、现实与超越、天才与劳作、综合与具体、精致与粗犷、经验与天真、新奇性与直接性、思想性与抒情性、文本之内与文本之外等成对的诗学概念都做了简练的辨析，他的论述往往能够突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习惯性成见，颇具启示意义。而诸如“下笔就奔永恒而去，永恒就躲起来了”这样格言似的句子，警策有力，令人回味。
本栏目向诗坛的所有有识之士敞开，欢迎一切就诗学与诗艺加以严肃探讨的文章。
一一刘康凯
于坚，1954年生，昆明人，当代著名诗人，纪录片导演，现任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西南联大新诗研究院院长，云南作家协会副主席。
诗植根于语言的历史中。一首诗的“好”也是超越语言的，用汉语、英语或者瑞典语都可以写出好诗，一位韩国诗人曾告诉过我，在他看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是最高之诗；一首诗的“好”也是超越历史的，人们判断什么是诗的标准在“好”上从来没有进步过，也许语言形式不同，好还是那个好。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觉得《诗经》是好诗、李白是好诗，杜甫是好诗、苏轼是好诗、迪金森是好诗，萨福、毕肖普、R·S·托马斯……是好诗。
如果一首诗没有通过新的语言形式再次抵达好，止于至善，无论发表，获奖、走红、被翻译、被评论……都是无效的。这不是诗歌事业，仅仅是较低级的世俗生活的成功，世俗生活不需要面具，它在世俗上是光明正大的，而通过诗获取世俗的成功总是猥琐、不自信、必须不断辩解。
一首诗的好并不虚无。阅读经验是一个照妖镜。好诗不朽，只是每个时代说法不一样，好诗是进入时间的诗，进入过去，也进入将来。好诗为逝者而写，诗向死而生。
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时代都用它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方式把这个永恒的“好”说出来，或者解释，或者暗示。解释者自信自己有神的本事，暗示是一种宗教态度。“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杜甫要使之哭泣的是风雨、鬼神，是具有超越性力量的东西。这是一种宗教态度。
每个时代、每个民族都在通过某种语言一再重申着所谓“世界之最高意义”。生命为何值得今天这些活在世上的人们再次活过？宗教、哲学、艺术、诗讲的都是这回事。某些宗教讲来世、彼岸，但这个彼岸、来世却必须通过现世的好才能抵达。
所谓终极价值，汉语讲得最清楚，就是只能在文明中觉悟，文明就是用语言照亮。希腊讲智慧，基督教讲神明，还是隔了一层，智慧、文明都是说法，不如汉语讲文明、诗教，一语中的。
生命之意义，汉语早就明了只能通过文明，而无法通过概念、逻辑来分析、定位。“道可道，非常道。”文明就是非常道。文就是诗。将文理解为工具还是存在，这导致文明的殊途。
生命之意义，存在之价值、此在之必要，只有通过语言的场才能阐释、感悟。观念化、概念化的解释无法抵达，这也是一个经验，所以爱智的民族也崇拜诗歌，而且越来越迷信诗歌。
在中国，诗就是教堂。文明，文就是教堂。教堂，人人都可以进去，人人都可以阐释。兴观群怨，多识，就是教法。但与教堂不同，文是先验的，敞开的，不是既定的观念，每个人都可阐释，师法造化，自我说法。诗近于宗教。但宗教只有一部经典。诗却是一种自由，天然的民主，每个人都有可能通过语言师法造物主，创造诗经。决定你是否是诗人的不是君权神授，是语言。这是诗的世俗性，也是它容易被打着各种旗号复习陈词滥调的原因。
诗人的师法造化是否被“引出万物者”（神）接纳，神是否认同，不是诗人可以决定，而是诗可群。群就是团结，团结有范围，有层次、有淘汰、选择，不群的诗就要被孤立，淘汰。群也是有层次的，精英是一种群。大众是一种群。团结精英的诗与团结大众的诗只是团结的范围、力道不同。比如奥古斯丁对经典的阐释，团结的是精英僧侣。而路德则广泛得多，路德的阐释团结了那些不识字的人。他们都是好的。
好并非僵硬的道德判断。好，是在易经所谓的“生生之谓易”上。正像好这个字在汉字里面的原始结构，为女子两字组成，女子，就是能够生育。好就是知白守黑，有无相生，好是能够使生命活泼泼的、地久天长那种东西。好不是观念，好可以在经验中感觉到，被记忆储存。 一首好诗，就是那种生生着的诗。这几行已经摆在那里，但并不是一首诗的结束，而是一首诗的开始，生生的开始。生生，因此诗才需要阐释。不能召唤阐释的诗不是好诗。阐释不是为一首诗暗藏的观念的定位。而是为这些语词的有无相生的丰富假设可能性。它可能说的是这个，也可能说的是那个。在这种对可能性的盲人摸象式的阐释中，一首诗敞开着它的场。就像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的阐释，这些阐释都是失败的，只是另一次阐释奠基而已，因为原在者（那首诗）具有不可阐释的定力、魅力、召唤性、诱惑性。
诗的魅力导致阐释的焦虑，无解。
所以，隐喻是一种简单的诗。一旦我们明白A所暗示的B，这首诗就结束了。这种阐释是做字谜游戏。某些诗貌似深刻，其实只是我们暂时不知道谜底而已。
修辞的隐喻和诗原始的、宿命性的隐喻是两种隐喻。我反对的是前者。
语言本身就是象征性的。面具并不是人，是人在用面具写作。古代诗人知道面具已经是阐释的开始，第一次指鹿为马。面具后面是一摞面目模糊的面具，这就是今天世界诗歌的隐喻游戏，被阐释为深刻。而原始的隐喻是肤浅的，直接贴在巫师们面部，我们很容易回到他们的真面目。就像法国跳蚤市场里的非洲面具摊，那些现代面具模拟了非洲风俗，却完全不顾这些面具戴在哪一张脸上，其实它们已经没有面部的具体尺寸。而每个面具在最初都是根据具体的脸被创造出来的。纹身，不是抽象的，而是在一个一个具体的身子上刻画。
若问一首诗的“好”究竟是什么，我只能读诗给你听。无法像谈论一部电影或现实主义小说那样去谈论一首诗，诗是不能转述的，不能说有一首诗，它讲了什么什么。一首诗就是一个语词的场，像寺院、教堂那样的场，每一个词、每一个音都在生成着。好诗必须由读者自己进入，置身于诗人所创造的语词音乐现场，才能感受到那种“好”。“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在时间中积累起来的阅读经验会告诉你，什么是好诗。如果世界上只有一首分行排列的东西，那就无所谓好坏了。就像行为艺术一样，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说不出好坏。诗必须比较，放在书架上，放在经验里，我们才能说出什么是好诗。是的，你不看书，但你不能没有语言，对吧？你知道什么是指桑骂槐，指鹿为马。诗就是指鹿为马。“觉悟”到什么是诗，必须在场，语言之场，这与文学教授的关于诗是什么抽象概念，ABC不一样。
“它打动了我”，常常成为人们喜欢甚至感谢一首诗的理由。我承认打动的重要性，但打动却不是我所说的那种“好”。是被诗打动，还是被语言的小花招打动，被一些意思、观念、结论、某种抗议、媚俗、哗众取宠、奇谈怪论、段子、噱头……所打动？这种打动能否穿越时间，一直打动？当种种呓语随时代变化而烟消云散的时候，我们依然为屈原李白们感动。
诗创造着文明，文明也以诗的方式塑造着诗、筛选着诗。为什么是苏轼陶潜李白王维杜甫而不是曾经走红的张三李四，这也是诗。
孔子说，诗可群。群就是共享、团结。诗在开始的时候就是要团结那些在黑暗中害怕着、盲目着的野蛮愚昧孤独的原始之人，唤醒他们本能的“人之初，性本善”，诗是一种唤醒的魅力，人在文明中团结起来，成为民族。团结、共享向善的经验，是之谓“生生之谓易”。宗教也是团结、共享。
诗的共享在于语言的魅力，有持久的魅力，也有昙花一现的魅力。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将历史分为三种时段，短时段是新闻，中时段是时代，长时段相当于永恒。诗的共享也是有不同时段的、不同范围的。走红一般是短时段，具有新闻性。好的诗会不胫而走，不好的诗比较尴尬，诗出来还要辩解、自我营销。但是诗的困境也在于，共享的空间每首诗是不一样的，唐诗三百首也不是每个读者都可以共享的。不好的诗喜欢辩解。（形容词的本质就是辩解。）好诗不需要辩解，有已经屹立于时间的好可以参照。不好的诗只是自圆其说。现在的风气是，不好的诗喜欢讲百花齐放，不讲经验。回避经验是20世纪的风气，因为经验是照妖镜。好不好，读者是有一把尺子的，我相信。
语言可以大众化，自由诗是现在世界各国诗歌的主流。但好诗一定是惊风雨泣鬼神的。我以为一首好的诗就像塔一样，塔基广大，很多人有感觉，被打动，可以进入，但诗真正的核心，它要表达的最隐秘的部分，是一层层往上升的，读者经验的深度不同，对诗的领悟也就不同，就像禅修一样，只有时间和经验能让你进入深处。像王维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可以说是废话，什么也没说，陈述事实而已。但读者若是有禅意的人，就会明白，这首诗不是那么简单，所谓“大巧若拙，大音希声”。
诗不是一目了然的标语、广告。虽然现在许多广告在模仿诗，廉价地厕身于诗歌刊物。
今天这个世界，方方面面都在与时俱进，进步的方向很简单，就是科学、技术、贸易领导的全球化。本雅明谓之灵光消逝的时代，一切都在复制，技术的、数字的。只有诗，依然是一门古老的手艺、一种语言的巫术。今天诗人写作的方式和诗经时代的作者是一样的，还是要象征隐喻，要赋比兴，要兴观群怨……读者阅读的路径和诗经时代进入诗的路径也是一样的，无法另辟蹊径。这正是诗的独特魅力。
诗守护着文明，诗是唯一可以改造席卷全球的同质化大潮的暗流。诗总是引领每个民族回到开始，回到起源、母语、回到他的部落、图腾。诗人是每个民族天然的民族主义者，语言是全球同质化最后的屏障。同质化吞没世界，只有诗令我们意识到我们是谁、我们的根基、我们的文明、我们在世界中的位置。
读者也必须是诗人。待召的诗人。诗是灵魂和灵魂的相遇，是心心相印。不是说只有作者才有精神性的东西，读者只是像学生那样接受知识。诗是对无的召唤，有无相生，文明因此生生不息。如果读者心中对“无”毫无感悟，满脑袋都是如何占有，他就无法进入诗。诗不是随便可以进入的。《唐诗三百首》的选者自己就是一位诗人，他与好诗心心相印。
现在的读者是一个复杂而广泛的群体，既有眼光比较高的，也有只是凑热闹的。某某的诗很受欢迎，要看是什么样的读者喜欢，不能唯读者是从。至于“走红”，那是衡量明星的标准，不是衡量诗人的标准。刚刚去世的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就不是“走红”的诗人，他的去世之所以为很多读者所知道，是因为他持续一生的攀登般的写作，他在世界上有读者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六十年来他一直有粉丝，六十年后他还会有读者。
我特别尊重中国当下那些持续写作三十年以上的诗人，走红一年半年很容易，昙花一现的事情多了，但三十年来一直写，一直有读者，尤其是中国读者，看看我国的那种超市般的书店，你就知道读诗和四十年都有人在读他们的诗的人们是多么了不起。这一点，我想是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那类世界里的诗人无法想象的。中国当代诗歌其实早已不是某些抒情诗选本中展示的那种风花雪月、无病呻吟、不值得严肃读者认真对待的形象。当代新诗早就超越了三十年代新诗、朦胧诗的那种青春迷狂式的小资产阶级抒情。新诗重建着汉语的丰裕、中正、朴素、安静。最重要的迹象是，新诗在走向深厚。孟子说，“有恒产者始有恒心”。当年郭沫若在文革中曾批判杜甫是地主阶级的诗人。他没有意识到“地主阶级”，也意味着杜甫是持久的诗人。如果“地主阶级”是一种隐喻性的阅读趣味，那么新诗现在的读者是有恒心者，而不再是“走红”。“走红”对新诗来说，是一种落伍的情况。诗不再是世界之外的地方性知识（东方神秘、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之类），而是作为一种在世界中的写作和世界诗歌同步。这个同步非同寻常，中国当代诗人普遍置身于一种历史罕见的拜物教语境中，生计严峻，但他们依然创造了那些魅力非凡的语词。
诗人的“走红”只会在语言里，而不会在语言之外。诗内部的一语中的就是诗的走红。如今，一个安静的诗人一旦被网络注意，被媒体发现，马上变成新秀，喧嚣明星起来，很恐怖。这给读者带来的印象是，诗变成了一种走钢丝做秀的行为艺术，只有抢到眼球才是好诗。走红不就是媚俗的成功吗？在微博微信带来诗歌传播的“百花齐放”的时候，如何树立和建立诗的“金字塔”非常重要。诗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平易近人，这不是对诗的要求，是对世故的要求。盼望走红，后面藏着非诗的功利主义。焦虑，诗难道是焦虑的吗？世界永远焦虑，诗却是一种定力，每个时代都是，焦虑不安的晋，出来个陶潜，悠然了。
平台足够了，但如果缺乏有公信力的选择，只是猎奇、鼓励走红，只会遮蔽好诗。将经验中的好诗与今天的诗放在同一个平台来展示，比如《诗经》中的好、新诗中的好、译诗的好是如何之好，这会有许多话可说，一比较的话，读者就会发现，《诗经》不是首首都是长时段的，而新诗虽然不过一百年，也有那种长时段的“好”在。
写于2015年6月20日，6月21日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