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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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焦点是下面这个问题：在现实世界中一个专名的指称究竟是如何被确定的。在第一节中，我首先介绍克里普克对关于专名指称的传统描述理论的批判，然后讨论克里普克自己的因果理论以及这一理论所面临的困难。在克里普克的工作之后不少哲学家都对专名指称问题进行了有益的研究（突出的工作包括：Berger，1989，2002；Chalmers，2002；Devitt，1981；Evans，1973，1982；Lance，1984）。在第二节中，我将集中介绍埃文斯（Gareth Evans）的重要工作，将解释为什么他的工作能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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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焦点是下面这个问题：在现实世界中一个专名的指称究竟是如何被确定的。在第一节中，我首先介绍克里普克对关于专名指称的传统描述理论的批判，然后讨论克里普克自己的因果理论以及这一理论所面临的困难。在克里普克的工作之后不少哲学家都对专名指称问题进行了有益的研究（突出的工作包括：Berger，1989，2002；Chalmers，2002；Devitt，1981；Evans，1973，1982；Lance，1984）。在第二节中，我将集中介绍埃文斯（Gareth Evans）的重要工作，将解释为什么他的工作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专名指称这个课题，为什么他的理论还需要进一步被发展。最后在第三节中，我提出一种因果描述观点，并解释为什么这种观点能处理好现在所知的关于专名指称的各种问题和困难。
其他文献
国际哲学界2002年提出以莱布尼茨为宗的信息哲学（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简称PI）。这门学科本质上属于工具驱动的、器物层面的计算机和网络以及非器物层面的逻辑。由于莱布尼茨的哲学不能脱离东方尤其是中国的思想背景进行理解，因而，将西方提出来的信息哲学置于东方的背景之下进行探讨，不仅具有合理性，而且还能够解决信息哲学之所以可能的一个基本问题。
“可能世界”是模态逻辑语义学的核心概念，一般也可以称为“世界”、“点”、“状态”、“时间”以及“情境”等。模态语言本质上是研究通常一阶模型论意义上的关系结构的简单、且具有丰富表达力的形式语言，但是，传统的模态语言没有一种机制来指称关系结构中的个体并对其进行推理。以传统模态逻辑为基础，在句法中引入“可能世界的名字”作为第二类原子命题、引入相应的算子和约束词而得到的语言称为混合语言，这一语言既发扬了模态语言积极的一面，同时又克服了模态语言前述的重大缺陷。
对话与阐释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共同关注的问题，正在广泛地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并进而使这一哲学走向多样性以至多元化，文本的客观性以及哲学自身的立场于是成了疑问。因此，怎样对话，如何阐释，就成为不能也不应回避的问题。2005年6月23-26日，由青年哲学论坛、《哲学研究》编辑部、《哲学动态》编辑部共同主办，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承办的第二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以“建构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题，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活维度”、“文本研究与建构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
本文把近20年来在科学哲学中发展起来的、关于科学推理本质的一种新观点叫做“基于模型推理的科学认知论题”（the Scientific Cognition as Model-Based Reasoning Thesis）。按照这个论题，科学推理实质上是语义过程。对于逻辑实证主义科学哲学的科学理论陈述观和科学推理句法观来说，这种观点是一种有别于历史学派和其他后现代科学哲学思潮的挑战和修正。
一、李约瑟难题与连续性问题的提出 1944年10月，李约瑟在贵州的浙江大学分校作了一个“中国之科学与文化”的演讲，提出：“问题之症结乃为现代实验科学与科学之理论体系，何以发生于西方而不于中国也？”（李约瑟）这个提法把自16世纪传教士来到中国后所产生的疑问以一个典型的方法提了出来，在学术界引起广泛的兴趣。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恩·博尔丁将之称为李约瑟难题，并在中国引起了一场“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的大辩论。
自由主义是当代西方的主流政治思潮，但是，自由却不只是西方独有的产物。它的根基不仅存在于西方的哲学观念之中，而且也深深地根植于中国的哲学观念之中。分析中西哲学对自由以及自由实现路径的不同理解，能使我们在更广阔的视域中理解自由与自由主义，并在内在自由的基础上会通中西哲学。
分配公正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不断走向深入、并且由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收入贫富分化现象有着直接关联。我们在这里不讨论利用权势、贪污腐败、坑蒙拐骗等不合法手段带来的非法致富现象，以及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双轨制、法制不健全的暂时存在带来的暴富现象，而是讨论在法制条件下市场经济本身存在着的贫富分化趋势和分配公正问题。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及其演变规律作了经典式表述（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然而西方学者（过去称“资产阶级学者”）对这一经典表述大多不予承认，苏联东欧国家和我国（过去称“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对此的理解也有偏差。至于当今一些热衷于“超越传统的哲学思维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对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哲学问题则不太关注甚至有些淡忘。鉴此，本文旨在表明，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马克思关于社会基本矛盾及其演变规律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大题目。从“结合”（在本文中特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维度和哲学的层面去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很有理论和实践价值的问题。
《维摩诘经》是印度大乘佛教运动初期出现的一部重要经典，也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国佛教思想诠释活动中依据的一部重要哲学经典。该经梵本近由日本学者发现并初步整理发表，使得我们关于中古佛教思想史的研究获得了新的宝贵的文献依据。本文选取该经中《入不二法门品》，先据梵本试作新译，然后就该品中的相关问题作一研究，力图深化我们对于中国古代佛教哲学诠释中某些问题的认识。不妥、不当之处，尚祈学界不吝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