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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启正，被外媒称为“中国政府的公关总领”，因他1998年1月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后，开启了“向世界说明中国”的时代。
中国的对外传播，长期被称为“对外宣传”。毛泽东曾写下：“冷眼向洋看世界”的诗句。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对外传播，总带有横眉冷目的气势。
十多年来，在赵启正极具个人风格的“微笑着谈敏感问题”沟通方式影响下，中国的对外传播，不再板着面孔说话，而赵启正这个名字，从此也带有了很强的国家形象象征的意义。
“我们说明中国，就是正面、负面都要说，这才是一个比较全面的中国样子。”
“说明中国”，该由谁来说呢？“政府，媒体，民间都要说。”赵启正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公共外交时代，向世界说明中国，正是公共外交的一部分。“在这个外交文本上，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页，而媒体这一页特别重要，是向世界说明中国的重要力量。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影响着很多人的中国观”。
媒体如何说明中国呢？赵启正说：“立场是政府的，语言是自己的。中国故事，国际表达。比如梁祝，这是一个中国故事，它变成了小提琴协奏曲，就是国际表达。”简单地说，就是用国际上能接受的表达方式讲中国故事。
国际表达的启发，可以说来自于1993年某一天的上海，这个曾经在西方殖民者眼中，集冒险、机遇、乐园于一身的地方。一天，赵启正在外滩的和平饭店会见了一位美国航空公司的总裁。总裁问他：“从这里去浦东，是乘飞机，还是走高速公路？”
看似不经意的问题，一下提醒了赵启正，黄浦江对岸的浦东，在多数人脑子里是陌生的，或不存在的。于是，他开始思考，该如何让国外知道浦东的存在，提升浦东的“存在感”。那时，他经常一天接待若干家媒体，“不厌其烦地向来访的国内外媒体讲述，重述浦东开发的态势和政策，生怕说得不明白，不透彻，不能感动对方”。
在浦东工作的五年里，赵启正接待了许多外国领导人，如法国总统希拉克，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领袖阿拉法特等等。他非常“注意他们用什么语言来表述自己，用什么话题来沟通，”因为每一位国家领导人，都有个人的性格特征，有时，这也是他所代表的国家的特点。这样的观察，对他向世界说明浦东，以及后来向世界说明中国都大有裨益。
比如阿拉法特，有很强烈的英雄主义色彩。1991年12月22日，阿拉法特乘专机从河内飞往阿拉木图，赶去参加独联体国家领导人的一个会议，因为苏联解体对巴勒斯坦建国有很大的影响。中间在上海加油，正好碰上大雾，能见度太低，不能起飞。阿拉法特十分生气，要求以革命的名义起飞，谁都劝不了他。
结果，彼时还分管上海市外事工作的赵启正去机场跟他谈。赵启正回忆，当时他说：“阿拉法特同志，您不能起飞。”
阿拉法特问，为什么不能？
赵启正说：“即便是江泽民主席，也不能起飞。”
“为什么？”
“因为您是我们的同志和领袖！” 这句话感动了阿拉法特，他同意不起飞，但条件是，赵启正得陪他聊天，直到飞机起飞为止。这一聊，就是七个小时，从凌晨一直聊到天亮。阿拉法特给他讲巴勒斯坦的斗争，中东的形势，还有苏联的解体，说“戈尔巴乔夫出卖历史，对不起苏联人民”。而赵启正则在这个非正式外交场合，以官员的身份，个人的语言，给阿拉法特讲述了浦东开发的意义和前景这个国家层面的问题。
两人相谈甚欢。最后，阿拉法特挽着赵启正，在机场草坪上边走边谈。阿拉法特说，等巴勒斯坦建国后，也要搞经济开发，到时候请赵启正去帮忙。分别时，两人热烈拥抱，“颇有恋恋不舍之情”。
90年代中期，中国迫切希望与世界良好沟通。时代的潮流，把赵启正推上了中央政府发言人的位置。从1998年担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担当起向世界说明中国的重任，到2007年转任全国政协发言人，他成了中国国家形象最热情的说明者，他也是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推动者和践行者，树立了自己鲜明的“赵氏风格”：不装腔作势，不自以为是，不闪烁其词，不文过饰非。
与平庸的发言人害怕尖锐问题不同，他欢迎记者提一针见血的问题，你不尖锐，我不精彩，我们大家都失败。“就像打网球，球来得好，我回得才能漂亮。球发得太软，打回去也不会精彩。”
他说：“越是敏感问题，越是要回答，而且要认真回答，不隐瞒不回避。道理很简单，敏感问题往往是公众和外国最为关注的问题，你的回答就可以澄清事实，消除误解，取信公众。本来你只是感冒咳嗽，回避，不回答，外界就会猜测你是得了肺癌。没有可隐瞒的，但，是有原则的，你的表达必须是有利于广大人民利益的，有利于国家利益的。”
这个时期，互联网浪潮正在中国风起云涌。互联网的发展，打破了媒体业态格局，人人可参与，人人是媒体，由某一方垄断话语权，单向报道新闻的时代过去了，自媒体时代到来了。赵启正常说一句话：“在这个时代，没有新闻素养，执政能力就不完整。”自媒体在中国近几年火热起来，但赵启正已然从一开始，就敏锐地认识到自己就是一个特殊的“自媒体”。
政府发言人，是他的官员身份，但既是发布新闻，自身也必然具有媒体的属性。他说，要做到有效传播，最终需要撬动用户的心，这个切入点找不到，所有的战略都是空的。官员业务素质和媒介素养便是这个切入点。也是在他这个“自媒体”的平台上，赵启正以严肃而温和的态度，向世界发出了中国自己的表达，而不是过去那样仅仅被表达，通常还是一边倒的负面表达。
赵启正秉持“内知国情，外知世界”，视野辽阔，对世界保持高度敏感。他说：“是读书，开阔了我的视野。除了读书，没有什么爱好，有点无趣。过去还游泳，现在因腰不行，也不游泳了。”西方有句俗语说：从一个人看的书，便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在他最近喜读，并反复读的一些书中，有两本值得一说。一本是基辛格著的《世界秩序》，它描述了一种21世纪的关于秩序的新概念。基辛格认为，地区秩序观之间的冲突是当今最重要的国际问题，系统梳理了各地区的战略逻辑和地区秩序观，并结合网络科技等当前新的战略要素，解析了当下时局的挑战与机遇。这让赵启正得以知道世界格局的走向。
另一本是法国人阿兰·佩雷菲特著的《停滞的帝国》，它呈现了200年前的中国，闭关自守的傲慢，自以为中央帝国，藐视外国人，外国人来，是来进贡的，皇帝接见，是恩赐。该书写到圆明园是参考卢浮宫所建，而最后烧毁它的竟是英法军队。赵启正从书中看到了当年中国文化保守落后的一面。
心中格局辽阔，在“说明中国”时，就从容不迫了。2007年，北京奥运会前，他接受法新社驻京记者采访时，对方说，中国人一方面表示欢迎外国人参加奥运会，一方面又民族主义情结严重，对火烧圆明园耿耿于怀。
赵启正立即推荐对方看《停滞的帝国》，并回答说：“你们法国总统为此道歉了，因为确实是法国人烧的。当时法国人的文化在哪里？文明在哪里？这件事对中国人是伤痕，历史是不能忘记的。如果中国人把卢浮宫烧了，法国人会怎么看中国人？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实际上是爱国主义，我们不能忘记历史。”
说明中国，真实比语言精彩更重要，当然故事还是要讲好。赵启正认为，所谓讲故事，就是用易于接受的表达方式讲真实的事，不是搞艺术创作，不能添油加醋，“可以梳洗打扮，不可整形垫鼻。”
他说：“中国这个读本有13亿页，每个人都是其中一页。一个外国人想了解中国，他可能读到其中若干页，然后得出结论，这就是中国。因此，我们每个人要把自己这页做好，只有这个读本中大多数篇章是美好的，中国故事才有可能是美好的。”
中国的对外传播，长期被称为“对外宣传”。毛泽东曾写下：“冷眼向洋看世界”的诗句。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对外传播，总带有横眉冷目的气势。
十多年来，在赵启正极具个人风格的“微笑着谈敏感问题”沟通方式影响下，中国的对外传播，不再板着面孔说话，而赵启正这个名字，从此也带有了很强的国家形象象征的意义。
“我们说明中国，就是正面、负面都要说，这才是一个比较全面的中国样子。”
“说明中国”，该由谁来说呢？“政府，媒体，民间都要说。”赵启正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公共外交时代，向世界说明中国，正是公共外交的一部分。“在这个外交文本上，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页，而媒体这一页特别重要，是向世界说明中国的重要力量。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影响着很多人的中国观”。
媒体如何说明中国呢？赵启正说：“立场是政府的，语言是自己的。中国故事，国际表达。比如梁祝，这是一个中国故事，它变成了小提琴协奏曲，就是国际表达。”简单地说，就是用国际上能接受的表达方式讲中国故事。
国际表达的启发，可以说来自于1993年某一天的上海，这个曾经在西方殖民者眼中，集冒险、机遇、乐园于一身的地方。一天，赵启正在外滩的和平饭店会见了一位美国航空公司的总裁。总裁问他：“从这里去浦东，是乘飞机，还是走高速公路？”
看似不经意的问题，一下提醒了赵启正，黄浦江对岸的浦东，在多数人脑子里是陌生的，或不存在的。于是，他开始思考，该如何让国外知道浦东的存在，提升浦东的“存在感”。那时，他经常一天接待若干家媒体，“不厌其烦地向来访的国内外媒体讲述，重述浦东开发的态势和政策，生怕说得不明白，不透彻，不能感动对方”。
在浦东工作的五年里，赵启正接待了许多外国领导人，如法国总统希拉克，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领袖阿拉法特等等。他非常“注意他们用什么语言来表述自己，用什么话题来沟通，”因为每一位国家领导人，都有个人的性格特征，有时，这也是他所代表的国家的特点。这样的观察，对他向世界说明浦东，以及后来向世界说明中国都大有裨益。
比如阿拉法特，有很强烈的英雄主义色彩。1991年12月22日，阿拉法特乘专机从河内飞往阿拉木图，赶去参加独联体国家领导人的一个会议，因为苏联解体对巴勒斯坦建国有很大的影响。中间在上海加油，正好碰上大雾，能见度太低，不能起飞。阿拉法特十分生气，要求以革命的名义起飞，谁都劝不了他。
结果，彼时还分管上海市外事工作的赵启正去机场跟他谈。赵启正回忆，当时他说：“阿拉法特同志，您不能起飞。”
阿拉法特问，为什么不能？
赵启正说：“即便是江泽民主席，也不能起飞。”
“为什么？”
“因为您是我们的同志和领袖！” 这句话感动了阿拉法特，他同意不起飞，但条件是，赵启正得陪他聊天，直到飞机起飞为止。这一聊，就是七个小时，从凌晨一直聊到天亮。阿拉法特给他讲巴勒斯坦的斗争，中东的形势，还有苏联的解体，说“戈尔巴乔夫出卖历史，对不起苏联人民”。而赵启正则在这个非正式外交场合，以官员的身份，个人的语言，给阿拉法特讲述了浦东开发的意义和前景这个国家层面的问题。
两人相谈甚欢。最后，阿拉法特挽着赵启正，在机场草坪上边走边谈。阿拉法特说，等巴勒斯坦建国后，也要搞经济开发，到时候请赵启正去帮忙。分别时，两人热烈拥抱，“颇有恋恋不舍之情”。
90年代中期，中国迫切希望与世界良好沟通。时代的潮流，把赵启正推上了中央政府发言人的位置。从1998年担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担当起向世界说明中国的重任，到2007年转任全国政协发言人，他成了中国国家形象最热情的说明者，他也是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推动者和践行者，树立了自己鲜明的“赵氏风格”：不装腔作势，不自以为是，不闪烁其词，不文过饰非。
与平庸的发言人害怕尖锐问题不同，他欢迎记者提一针见血的问题，你不尖锐，我不精彩，我们大家都失败。“就像打网球，球来得好，我回得才能漂亮。球发得太软，打回去也不会精彩。”
他说：“越是敏感问题，越是要回答，而且要认真回答，不隐瞒不回避。道理很简单，敏感问题往往是公众和外国最为关注的问题，你的回答就可以澄清事实，消除误解，取信公众。本来你只是感冒咳嗽，回避，不回答，外界就会猜测你是得了肺癌。没有可隐瞒的，但，是有原则的，你的表达必须是有利于广大人民利益的，有利于国家利益的。”
这个时期，互联网浪潮正在中国风起云涌。互联网的发展，打破了媒体业态格局，人人可参与，人人是媒体，由某一方垄断话语权，单向报道新闻的时代过去了，自媒体时代到来了。赵启正常说一句话：“在这个时代，没有新闻素养，执政能力就不完整。”自媒体在中国近几年火热起来，但赵启正已然从一开始，就敏锐地认识到自己就是一个特殊的“自媒体”。
政府发言人，是他的官员身份，但既是发布新闻，自身也必然具有媒体的属性。他说，要做到有效传播，最终需要撬动用户的心，这个切入点找不到，所有的战略都是空的。官员业务素质和媒介素养便是这个切入点。也是在他这个“自媒体”的平台上，赵启正以严肃而温和的态度，向世界发出了中国自己的表达，而不是过去那样仅仅被表达，通常还是一边倒的负面表达。
赵启正秉持“内知国情，外知世界”，视野辽阔，对世界保持高度敏感。他说：“是读书，开阔了我的视野。除了读书，没有什么爱好，有点无趣。过去还游泳，现在因腰不行，也不游泳了。”西方有句俗语说：从一个人看的书，便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在他最近喜读，并反复读的一些书中，有两本值得一说。一本是基辛格著的《世界秩序》，它描述了一种21世纪的关于秩序的新概念。基辛格认为，地区秩序观之间的冲突是当今最重要的国际问题，系统梳理了各地区的战略逻辑和地区秩序观，并结合网络科技等当前新的战略要素，解析了当下时局的挑战与机遇。这让赵启正得以知道世界格局的走向。
另一本是法国人阿兰·佩雷菲特著的《停滞的帝国》，它呈现了200年前的中国，闭关自守的傲慢，自以为中央帝国，藐视外国人，外国人来，是来进贡的，皇帝接见，是恩赐。该书写到圆明园是参考卢浮宫所建，而最后烧毁它的竟是英法军队。赵启正从书中看到了当年中国文化保守落后的一面。
心中格局辽阔，在“说明中国”时，就从容不迫了。2007年，北京奥运会前，他接受法新社驻京记者采访时，对方说，中国人一方面表示欢迎外国人参加奥运会，一方面又民族主义情结严重，对火烧圆明园耿耿于怀。
赵启正立即推荐对方看《停滞的帝国》，并回答说：“你们法国总统为此道歉了，因为确实是法国人烧的。当时法国人的文化在哪里？文明在哪里？这件事对中国人是伤痕，历史是不能忘记的。如果中国人把卢浮宫烧了，法国人会怎么看中国人？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实际上是爱国主义，我们不能忘记历史。”
说明中国，真实比语言精彩更重要，当然故事还是要讲好。赵启正认为，所谓讲故事，就是用易于接受的表达方式讲真实的事，不是搞艺术创作，不能添油加醋，“可以梳洗打扮，不可整形垫鼻。”
他说：“中国这个读本有13亿页，每个人都是其中一页。一个外国人想了解中国，他可能读到其中若干页，然后得出结论，这就是中国。因此，我们每个人要把自己这页做好，只有这个读本中大多数篇章是美好的，中国故事才有可能是美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