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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木友合作在杭州核心商圈写字楼的地下空间，开了一家大型木作坊，这是全国第一家，但他们不希望它是唯一一家。
今年1月，高长钱与徐广举，两位刚步入而立之年的木作爱好者，以年租上百万的价格，租下了杭州市核心商圈的写字楼地下空间，创办了约1500平方米的MYLab木艺实验室。刚开业期间，他们请了国内大大小小的、有作品的独立木制品牌或创作者，把作品寄到实验室展示。对爱好者来说，它的出现相当于饿昏的厨子突然发现装满新鲜食材的顶级厨房。
把木工作坊搬到高端写字楼，用的是精雕细琢的机械设备，传统木工工具被视为是工艺品，学员与会员可以在此制作并展卖作品，作坊内没有污浊的空气，尽管进来玩的大多不是有钱人，但绝不是为了讨口饭吃，而是真的因为兴趣，这是高长钱对实验室的描绘。“我们就是希望能做国内最优质的木工房，并颠覆传统观念里对木工的看法。”这是他对实验室的寄望。
春节期间，高长钱的实验室连续开了五六天的课，教人制作小方凳与牛角椅。他们以国外木作大师的书籍作为参考，设定课程，以机械为主，手工为辅，让参与者在短时间内，了解木头特性，在用最省时省力的法子制作成品的同时，感受手作的乐趣。“这种生活方式在美国德国都很常见，他们的地下室或车库多多少少都有自己的工具，需要什么就自己做，为什么中国人不可以？玩木不只是职业，和学画画、音乐一样，都可以是爱好。”
大概在四五年前，高长钱还是杭州阿里巴巴电子商务媒体方面的视觉总监。木作，也是在他当上总监后，才开始玩的爱好。“现在最流行的入门木作品是勺子，但那时流行做桌子、书柜、衣架、床。”后来，房东留下的家具全被高长钱挪走，全换成了他自己亲手做的桌子、书柜、衣架、床。
“杭州这边的木作氛围好，传统家具厂多，对东阳木雕、苏式家具、传统木作工艺的保留也比较好，加上很多人的上一辈都是木匠，因此当经济基础在，生活比较闲的时候，大家就想把这个爱好重新找回来。毕竟弄个工作室，在经济上还是负担得起的。”现在的合伙人徐广举，就是高长钱在杭州泡各大小木工坊与家具厂时认识的，还因此诞生了木艺实验室的前身——一个150平米的农民房作坊。
几乎连续两年时间，他们每个周末都骑自行车或坐公交车到10公里外的农民房玩木头。他们习惯把同好称为“木友”，穷有穷的玩法，富有富的玩法。从装备平刨、压刨、台锯、带锯等基础机器设备，到直接在农民房开班授课做椅子的这段期间，高长钱更加感受到木作对人的吸引力。“报名来学的人也不少，还有人愿意特地坐高铁参加制作牛角椅班。我想人天生就有这种情结，买工业化产品，是因为便捷、便宜，但如果在同等价格下，自然的东西其实对人更有吸引力。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来学的大部分人都是女的。”
开木艺实验室的想法，是待差不多生米煮成熟饭时，高长钱才与父母说的。“读的是研究生，工作也安安稳稳的，做什么木匠？”父母的反应与高长钱选择坦白时机的缘由不谋而合。
因大学修的是艺术设计学，平日也吸收了很多国内外木工坊的资讯，在考虑把木工坊的经营范围扩大前，高长钱与徐广举还特地到台北考察过木作市场的情况与商业模式。“那边木作市场的起步比大陆要早个十几二十年，整个环境已经比较成熟了。玩木头的人很多，光台北市，就有十几家大大小小的木工坊。我们还参观了在大陆木友圈比较出名的陈炳葵老师的木工坊，就开在台北，也在市中心，也在大楼的地下室。所以我们的灵感来了，回来以后就直接做了类似的事。”
为了维持作坊的干净整洁度，他们在广州订制了一套价值十几万的设计给大型家居工厂的中央集尘系统，因为系统体积较大，还动用了设计公司设计室内装修方案。
“说到赚钱的话，虽然有天使投资人，但我们还是凭着理想在支撑，现在处于微亏状态。但今年的目标是要做到收支平衡。一方面希望通过扩大自己的知名度，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地方，成为杭州地区的名片。另外想发掘更多好玩的事，借鉴国外、台湾的现成模式，把木作爱好者挖出来，把有趣的木工集合，让实验室成为国内最优质的木工坊。”
在高长钱看来，爱好木作的人有很多，只是大家不知道还有这种渠道。他们埋伏在各行各业里，徐广举就曾是道路桥梁设计师，而实验室里的主讲，有的是建筑设计师，有的学过工业设计，有的是大学医学老师，甚至还有狱警。“我觉得我们这类人还是挺热爱生活的，虽然本职工作都很平淡，都是为了一口饭，但大家都有热情。”
在传统的木作教育系统里，中国的木工老技师是以师傅带徒弟为主的形式传授技艺的。“但我觉得未来应该会出现一些类似木工学校的地方，它不仅仅是职高，也不仅仅针对小孩，它可以面对任何成年人与爱好者，为他们制定全日制的，规范化、系统化地培养职业木工或学个一年半年都可以的课程。”
在高长钱看来，国内如今缺失的不仅仅是技术上的教育，还有关于工具、器械、材料等各方面的知识普及。“中国的工具品牌非常少，连木料市场的售卖都只针对大工厂，而不服务于散客，这是我们生活的缺失。”
虽然实验室仍处于“微亏”阶段，但每个月教10位学生也已经接近他们的服务极限了。“我们其实是服务业，无论是场地、培训跟指导，人力成本的支出高，付出的时间跟精力耗费大，所以人一多起来的话，服务质量就会下降。”
他们想到的开拓市场的方向不是盲目地扩张，也不会考虑升价，而是尽量多开展不一样的课程，把入门者变成爱好者，把爱好者变成老师，“让实验室成为一种爱好的领路人，像健身俱乐部，让这个领域的人找到组织。”
高长钱希望有更多的地方出现木工坊，“让每个木工坊都有不同的经营方向。跟国外一样，有做小木碗的，有做木作知识培训的，有以家居品牌为背景培训的，越做越细分，才有好玩的事出现。”如今国内的木作行业市场存在很多缺口，作为资深爱好者，高长钱自然不希望实验室只是国内的唯一一家。
今年1月，高长钱与徐广举，两位刚步入而立之年的木作爱好者，以年租上百万的价格，租下了杭州市核心商圈的写字楼地下空间，创办了约1500平方米的MYLab木艺实验室。刚开业期间，他们请了国内大大小小的、有作品的独立木制品牌或创作者，把作品寄到实验室展示。对爱好者来说，它的出现相当于饿昏的厨子突然发现装满新鲜食材的顶级厨房。
把木工作坊搬到高端写字楼，用的是精雕细琢的机械设备，传统木工工具被视为是工艺品，学员与会员可以在此制作并展卖作品，作坊内没有污浊的空气，尽管进来玩的大多不是有钱人，但绝不是为了讨口饭吃，而是真的因为兴趣，这是高长钱对实验室的描绘。“我们就是希望能做国内最优质的木工房，并颠覆传统观念里对木工的看法。”这是他对实验室的寄望。
春节期间，高长钱的实验室连续开了五六天的课，教人制作小方凳与牛角椅。他们以国外木作大师的书籍作为参考，设定课程，以机械为主，手工为辅，让参与者在短时间内，了解木头特性，在用最省时省力的法子制作成品的同时，感受手作的乐趣。“这种生活方式在美国德国都很常见，他们的地下室或车库多多少少都有自己的工具，需要什么就自己做，为什么中国人不可以？玩木不只是职业，和学画画、音乐一样，都可以是爱好。”
大概在四五年前，高长钱还是杭州阿里巴巴电子商务媒体方面的视觉总监。木作，也是在他当上总监后，才开始玩的爱好。“现在最流行的入门木作品是勺子，但那时流行做桌子、书柜、衣架、床。”后来，房东留下的家具全被高长钱挪走，全换成了他自己亲手做的桌子、书柜、衣架、床。
“杭州这边的木作氛围好，传统家具厂多，对东阳木雕、苏式家具、传统木作工艺的保留也比较好，加上很多人的上一辈都是木匠，因此当经济基础在，生活比较闲的时候，大家就想把这个爱好重新找回来。毕竟弄个工作室，在经济上还是负担得起的。”现在的合伙人徐广举，就是高长钱在杭州泡各大小木工坊与家具厂时认识的，还因此诞生了木艺实验室的前身——一个150平米的农民房作坊。
几乎连续两年时间，他们每个周末都骑自行车或坐公交车到10公里外的农民房玩木头。他们习惯把同好称为“木友”，穷有穷的玩法，富有富的玩法。从装备平刨、压刨、台锯、带锯等基础机器设备，到直接在农民房开班授课做椅子的这段期间，高长钱更加感受到木作对人的吸引力。“报名来学的人也不少，还有人愿意特地坐高铁参加制作牛角椅班。我想人天生就有这种情结，买工业化产品，是因为便捷、便宜，但如果在同等价格下，自然的东西其实对人更有吸引力。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来学的大部分人都是女的。”
开木艺实验室的想法，是待差不多生米煮成熟饭时，高长钱才与父母说的。“读的是研究生，工作也安安稳稳的，做什么木匠？”父母的反应与高长钱选择坦白时机的缘由不谋而合。
因大学修的是艺术设计学，平日也吸收了很多国内外木工坊的资讯，在考虑把木工坊的经营范围扩大前，高长钱与徐广举还特地到台北考察过木作市场的情况与商业模式。“那边木作市场的起步比大陆要早个十几二十年，整个环境已经比较成熟了。玩木头的人很多，光台北市，就有十几家大大小小的木工坊。我们还参观了在大陆木友圈比较出名的陈炳葵老师的木工坊，就开在台北，也在市中心，也在大楼的地下室。所以我们的灵感来了，回来以后就直接做了类似的事。”
为了维持作坊的干净整洁度，他们在广州订制了一套价值十几万的设计给大型家居工厂的中央集尘系统，因为系统体积较大，还动用了设计公司设计室内装修方案。
“说到赚钱的话，虽然有天使投资人，但我们还是凭着理想在支撑，现在处于微亏状态。但今年的目标是要做到收支平衡。一方面希望通过扩大自己的知名度，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地方，成为杭州地区的名片。另外想发掘更多好玩的事，借鉴国外、台湾的现成模式，把木作爱好者挖出来，把有趣的木工集合，让实验室成为国内最优质的木工坊。”
在高长钱看来，爱好木作的人有很多，只是大家不知道还有这种渠道。他们埋伏在各行各业里，徐广举就曾是道路桥梁设计师，而实验室里的主讲，有的是建筑设计师，有的学过工业设计，有的是大学医学老师，甚至还有狱警。“我觉得我们这类人还是挺热爱生活的，虽然本职工作都很平淡，都是为了一口饭，但大家都有热情。”
在传统的木作教育系统里，中国的木工老技师是以师傅带徒弟为主的形式传授技艺的。“但我觉得未来应该会出现一些类似木工学校的地方，它不仅仅是职高，也不仅仅针对小孩，它可以面对任何成年人与爱好者，为他们制定全日制的，规范化、系统化地培养职业木工或学个一年半年都可以的课程。”
在高长钱看来，国内如今缺失的不仅仅是技术上的教育，还有关于工具、器械、材料等各方面的知识普及。“中国的工具品牌非常少，连木料市场的售卖都只针对大工厂，而不服务于散客，这是我们生活的缺失。”
虽然实验室仍处于“微亏”阶段，但每个月教10位学生也已经接近他们的服务极限了。“我们其实是服务业，无论是场地、培训跟指导，人力成本的支出高，付出的时间跟精力耗费大，所以人一多起来的话，服务质量就会下降。”
他们想到的开拓市场的方向不是盲目地扩张，也不会考虑升价，而是尽量多开展不一样的课程，把入门者变成爱好者，把爱好者变成老师，“让实验室成为一种爱好的领路人，像健身俱乐部，让这个领域的人找到组织。”
高长钱希望有更多的地方出现木工坊，“让每个木工坊都有不同的经营方向。跟国外一样，有做小木碗的，有做木作知识培训的，有以家居品牌为背景培训的，越做越细分，才有好玩的事出现。”如今国内的木作行业市场存在很多缺口，作为资深爱好者，高长钱自然不希望实验室只是国内的唯一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