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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广州起义，是名副其实的血战。起义军上下不可为而为之，决死一搏，则战无不死，纵使被俘，也引颈受戮，无一人投降。从广州出发，中国近代民主革命走向最后的胜利。
2010年10月11日19点，笔者乘坐的飞机进入广州上空，夜幕下的羊城灯火璀璨，曼妙的“小蛮腰”演绎着羊城独有的张扬、犀利和不羁，孙文说过“广东与革命关系最深”，100年前，广州是辛亥民主主义革命的“自由之都”。
晚清之广东，对内对外贸易、物流、交通和人员往来极其活跃，区域经济较为富庶，民风强悍，民间组织众多，反抗清政府民族歧视和帝国主义压迫的诉求十分强烈。1908年起，革命党人实施了新的革命方略——“一地起义，各地响应”，即集中人力物力于一地，发动武装起义，然后策动其他地区起义响应，进而全面瓦解满清政权，建立共和政府。孙中山选择广东作为民主革命的主战区，理由是“盖起点之地，不拘形势，总求急于聚人，利于接济，快于进取而矣。”黄兴也看重广东“海岸交通线，以供输入武器之便”，因此，广州便成为辛亥革命最主要的血战之地，1908-1911年，革命党和清政府在广州殊死较量，自由对抗专制、民主对抗皇权，节奏之频繁，力度之惨烈，规模之宏大，范围之广阔，史无前例。
广州的血战，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 “大转折”，世界主要的华人聚居区，无论华裔富豪，还是华工劳力，都慷慨出资捐财，甚至亲赴内地战场。1924年，孙文曾动情地回忆：“我海外同志，昔与文艰苦相共，或输财以充军实，或奋袂而杀国贼，故革命史上，无不有‘华侨’二字。”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 革命不能靠军队自己组织
今天的广州有一条小巷，叫“师好巷”，清末叫“师古巷”，位于越秀区解放中路东侧。如今这条巷道里的建筑古貌已无从觅迹，放眼看去，平淡无奇。可是，1908年，革命党秘密机关曾经隐藏于此地，广州革命党首脑邹鲁、赵声、朱执信、葛谦、谭馥等人潜伏于此，秘密筹备武装起义。其年10月，正值清政府“国丧”，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先后死去，邹鲁等人认为这是武装起义的好时机，便计划策反新军巡防营而举事。事发前，革命党人严国丰在燕塘散发“保亚票”时，被清军捕获，经不起严刑拷打，向水师提督李准揭发了起义机密。李准大惊，速派部将温少雄率一队兵马，至师古巷的古家祠捕杀革命党。温少雄是革命党，想给革命党留条活路。他对部下说，革命党太可怕了，不能“前后包抄”，而应合兵于一个方向，方可敌之（《辛亥建国史纲》，杨铎著，《辛亥革命稀见史料汇编目录》）。清军破门而入，葛谦来不及逃避而被捕，谭馥从后门跑出，逃到清源巷隐匿，邹鲁等人四散。广州起义夭折。
时年，革命党深陷财政危机。1895-1909年，革命党在粤桂湘滇四省发动六次起义，全部失败，财穷力尽，元气大伤。在给邓泽如的信中，孙文更是直言悲叹：“吾党之财政困难，真为十余年来所未有。”（致邓泽如黄心持函》，《孙中山全集》第一卷）
革命党经费捉襟见肘，国内的革命形势却日渐高涨。清政府于1908年8月，宣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限，颁布《钦定宪法大纲》。立宪派认为“九年大限”遥遥无期，纷纷反对。清政府向欧美日派遣的大量留学生也积极支持民主革命。
孙文分析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制定了新的革命路线，第一是“筹集大款”，1909年5月起，孙文出访欧美，主要目的是利用自己的国际影响力，向海外资本家、商团公司、华裔社团及个人，游说筹款，黄兴和胡汉民留守国内指挥军事行动。第二是“大举”，集中力量于一地起义。清政府于1901年9月12日，下诏编练新军，9年间，广州组建了一支新军，武器精良，战斗力强。于是，革命党决定改变依靠会党的老办法，转而依靠新军。
1909年10月，同盟会南方支部成立，开始筹划广州起义，全力策反广州新军。胡汉民坐镇香港，倪映典在广州城设立革命机关，由倪映典、赵声担任前线指挥。到冬季，半数以上的新军官兵均已加入革命党。赵倪二人决定在正月元宵节当天起义。
1910年1月，清政府察觉新军有异，立即整军，下令举行实弹射击演习，造成新军士兵子弹大量减少；又将新军各营的弹药统一搬进城中储存，新军士兵“有枪无弹”。与此同时，孙文在美国筹款异常艰难，他奔波纽约、波士顿和芝加哥等地，但仍有5000元缺口。黄兴、胡汉民、倪映典商定推迟起义。
孰料，偶然事件猝发，局面顿时失控。2月9日是除夕，新军战士因为刻图章误期，和店伙计争吵，引来了巡警。和新军有宿怨的巡警偏袒店伙计，缉捕了两名新军战士。两广总督袁树勋担心革命党借机闹事，便禁止新军战士春节请假。禁令一下，军心哗然。10日，新军士兵持枪冲击警察局，军警激烈枪战。袁树勋下令制裁“闹事”的新军第二标营，官兵不服，纷纷持械离营，自行起义。闻知事变，倪映典于11日夜返广州，见局面无法挽回，于12日宣布起义，率新军3000人，攻入军械局，夺取武器弹药。尔后，占领横枝冈和讲武堂。袁树勋和将军增祺下令关闭城门，全城戒严。倪映典率军攻城，不成，引兵退走燕塘，防营统带吴宗禹率军追击，两军列阵，吴宗禹劝倪投降，倪摇手不可。吴知不可劝降，便在牛王山设计，分兵占领四山，以步兵在前，炮兵在后，派别动队至黄冈。倪映典率众至横枝冈，误入埋伏圈，中弹而死，其部溃败。
■ 与满清王朝最后一战
10月的广州，天色阴濛，湿热难当。笔者驱车来到广州黄花岗烈士陵园。陵园位于东山区先烈路、白云山南麓，免费对市民开放。墓园坐北向南，气魄庄重雄伟，尤以“自由女神像”高高在上，令人引颈仰瞻。这尊自由女神像，以连州青麻石雕成，高3.4米，面容庄严，缄默双唇，头戴光芒四射的桂冠，身着罗马式宽松长袍，左手持《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右手高举自由火炬，和美国纽约、法国巴黎的自由女神塑像，并称为当今世界三大“自由女神像”。
笔者想起纽约自由女神像底座上的那首诗：“欢迎你/那些疲乏了的和贫困的/挤在一起渴望自由呼吸的大众/那熙熙攘攘的被遗弃了的/可怜的人们把这些无家可归的/饱受颠沛的人们/一起交给我我站在金门口/高举起自由的灯火”
诗中“渴望自由呼吸的大众”、“被遗弃的可怜的人们”、“饱受颠沛的人们”，正是100年前中国各个阶层民众的真实写照。
1910年，清政府新政基本告败。各省以幼君新立，纷请速开国会，派员入京，由直隶咨议局孙洪尹领衔，先后组织三次大规模的和平请愿运动。皇室竭尽拖延之能事，只是宣布将预备立宪期九年改为五年，立宪派失望至极。清廷搞新政，每年向地方平摊2000万两白银，全部转嫁到百姓商贾头上，激起了全国规模的抗税抗捐浪潮。内地民众对革命党的态度也随之改变，孙文曾说：“第一次在广州起义，遍受亲朋唾骂，咸诋为大逆不道；第二次在惠州失败，则已唾骂为怜惜；及第三次以后，居然有人筹助军饷，是为逐次进步之征。”民心已经倾向于民主革命。在1910年11月，孙文兴奋地写道：“（国内）各地机局似已成熟，不待运动而到处人心已跃跃动矣。”
海外华人对革命党的拥戴也达到历史的顶峰。1909年4月3日，檀香山，埠中戏院召开“孙文欢迎会”，与会者竟然多达2000人。革命党在檀香山自由新报馆设联盟会，吸纳新党员。华侨华人踊跃报名，群情激昂，彻夜不息，一个晚上就有一百多人入会。海内外华人华侨把高举自由灯火的希望，寄托在了同盟会身上。
1910年11月13日，新加坡槟榔屿打铜街120号，同盟会召开秘密会议。会议决定，在广州发动新的起义，由500名革命党员组成先锋队。会后，革命党向全球华人发出了起义总动员：“出其不意，饷械充足，决意破釜沉舟之举，誓不反顾，与虏一搏。” 12月6日，孙文再次奔赴欧洲和北美筹款，黄兴、胡汉民奔赴东南亚
>>黄花岗起义指挥部旧址内景，广州市越秀区越华路小东营。占地500余平方米，四进三开间青砖大屋，原是清朝官员住宅“朝议第”。图/CFP（左上图）>>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史坚如像。史坚如（1879－1900），原名文纬，广东番禺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烈士。1900年l0月在孙中山发动的第二次起义时，史坚如为配合惠州起义，挖地道入广东巡抚署，埋炸药炸两广总督未遂被捕，11月9日就义，年仅22岁。图/FOTOE（左下图）>>孙中山与新加坡同盟会合影。前排左起：林斡廷、张永福、陈楚楠、孙中山、尤列、刘金声、林义顺；后排左起：林悟叟、
筹款。功夫不负有心人，革命党共募集到巨款157213元。然后，革命党在日本、越南及香港等地采购了大批军械弹药。自1895年起事以来，革命党第一次“兵饷充足”，孙文豪情万丈地说：“以南洋、美洲华侨之财力，以济内地同志之所需，自无不足。”
■ 以一死谢海内外同胞
1911年1月，按照“一地起义、各地响应”的方略，黄兴着手部署国内各地响应广州起义，特派革命党人谭人凤深入内地。谭先到上海，与苏浙皖等地革命党人确定部署；2月23日，至湖北汉口，部署武昌三镇的响应；随后奔赴长沙，谋定湖南响应；谭还派人到桂林，谋定广西策应。各地悉心准备，以待广州起义。
4月8日，黄兴主持筹备秘密会议，确定由赵声任起义总司令，黄兴为副司令，约定4月13日起义。可就在同一天，意外发生了，既定部署全盘打乱。当日，冯如在广州城外的燕塘操演飞机，广州清吏悉数前来观看。广州将军孚琦的仪仗队行至燕塘，一人突然闪出，举枪射击，随员四散，刺客连发数枪，打死了孚琦。
刺客是留美学生温生才，他独自行动，本想刺杀水师提督李准，孰料误杀了孚琦。不久，革命党人林冠慈、陈敬岳在广州双门底，炸伤水师提督李准；革命党人李培基、周之贞、李应生在仓边街设伏，炸死将军凤山。一连串的暗杀，令广州震动，清吏大骇，预感大乱将发，于是，清军战备升级。情况突变，黄兴决定起义延期。
4月23日，黄兴进入广州，在城内越华街小东营5号，设置起义总指挥部，定于4月27日起义。革命进入倒计时，大批军械运进广州，起义人员密布城内。4月24日，清廷突然整肃新军，将新军的枪机全部卸去，提督秦柄率大军入城，增强战备。显然，起义消息被泄露了。胡毅生、陈炯明等人主张敌众我寡，应推迟起义。喻培伦等人坚持迅速起义。就在革命党举棋不定之际，4月25日、26日，清军破获城内谢恩里起义总机关，形势逆转。黄兴谋定，起义无论胜败，都必须给世界华人以交代，维护革命声誉。于是，黄兴决定在广州以一死谢海内外同胞。
4月27日，广州起义正式爆发。黄兴亲率60人的敢死队，由小东营直打总督衙门，粤都张鸣岐闻风而逃，革命党火烧总督署。黄兴率众至东辕门，遇李准部，党人林文出头策反，被击杀。两军鏖战，黄兴从大南门血战突围，伤三指。行至双门底，忽遇一队新军，见无起义臂号，黄兴下令开枪，打死指挥官温少雄。其实，温部是来接应黄兴，匆忙间没有佩戴相应的臂号，故酿此大错。黄兴只身逃入洋货店，化装易服，几经生死，避入河南峡溪机关。次日早晨，赵声与黄兴汇合，二人抱头痛哭。后来，赵黄二人撤回香港。
姚雨平部的弹药枪械藏在小北门附近的织布房一带，姚本人则在嘉应会馆。姚雨平到城内始平书院领枪支弹药，事发时，隔于城内，城外其部无自动起事能力，旁观城内激战；陈炯明部亦未守大南门去接应黄兴。因此，各路策应人马皆不得手。
起义军上下不可为而为之，决死一搏，则战无不死，纵使被俘，也引颈受戮，无一人投降。辛亥广州起义，是名副其实的血战。党人喻培伦攻督练公所，遇清军拦截，他一人当先，手掷炸弹，清兵如鸟兽散。倏地，扔一弹，距离过近，喻培伦碎身而死；党人林逸民身中数十枪，血流满身，坚持战斗，后中流弹而死；党人冯超骧左手扔炸弹，右手举枪，腹部中数弹，仍前行战斗，最后肠流而外，倒地而死；党人刘元栋鏖战之际，面额中弹，头部血肉模糊，不可辨认。刘用拇指示意战友，让其勿念自己，继续杀敌，迅即牺牲。
党人罗仲霍被捕，清吏问同党有多少，如何约定起义？罗答：“国中人皆是同党。我之革命，由心之所信而已，无所谓约不约。得自吾天职，以救同胞苦。夫成败则天也。谁无死，何惜之有。”从容就义；党人陈更新讲“吾起义所以破醒同胞迷梦，何谓倡乱？身既见获，其速死吾。”谈笑赴死；党人陈可均白面书生，清吏讥笑书生造反，陈厉声痛骂：“事之不成，天也。然已可唤醒同胞继起。尔等利禄熏心，血液已冷，实不足知此。”旋就义死；党人李德山临刑前，监斩官哀其年少，李大骂：“大丈夫为国捐躯，分内事也！”……孙文讲到辛亥先烈，有一句痛彻人心：“革命先烈的行为没有别的长处，就是不要身家性命，一心一意为国来奋斗！”（《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
辛亥年春三月的广州城，血流成河，众多革命党人被曝尸示众。一场惊天动地的血战，在封建帝制下的中国土地上，打出了一座“自由之都”。革命党杀身成仁，极大感动了海外华侨，也赢得了内地民众的由衷敬佩。5月3日，孙文电告胡汉民战斗到底。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评价法国大革命说：“它（大革命）决不是一次偶然事件。的确，它使世界措手不及，然而它仅仅是一件长期工作的完成……大革命通过一番痉挛式的痛苦努力，直截了当、大刀阔斧、毫无顾忌地突然间便完成了需要自身一点一滴地、长时间才能成就的事业。这就是大革命的业绩。”这个评价也适于辛亥广州起义，因为从广州出发，中国近代民主革命走向最后的胜利。
2010年10月11日19点，笔者乘坐的飞机进入广州上空，夜幕下的羊城灯火璀璨，曼妙的“小蛮腰”演绎着羊城独有的张扬、犀利和不羁，孙文说过“广东与革命关系最深”，100年前，广州是辛亥民主主义革命的“自由之都”。
晚清之广东，对内对外贸易、物流、交通和人员往来极其活跃，区域经济较为富庶，民风强悍，民间组织众多，反抗清政府民族歧视和帝国主义压迫的诉求十分强烈。1908年起，革命党人实施了新的革命方略——“一地起义，各地响应”，即集中人力物力于一地，发动武装起义，然后策动其他地区起义响应，进而全面瓦解满清政权，建立共和政府。孙中山选择广东作为民主革命的主战区，理由是“盖起点之地，不拘形势，总求急于聚人，利于接济，快于进取而矣。”黄兴也看重广东“海岸交通线，以供输入武器之便”，因此，广州便成为辛亥革命最主要的血战之地，1908-1911年，革命党和清政府在广州殊死较量，自由对抗专制、民主对抗皇权，节奏之频繁，力度之惨烈，规模之宏大，范围之广阔，史无前例。
广州的血战，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 “大转折”，世界主要的华人聚居区，无论华裔富豪，还是华工劳力，都慷慨出资捐财，甚至亲赴内地战场。1924年，孙文曾动情地回忆：“我海外同志，昔与文艰苦相共，或输财以充军实，或奋袂而杀国贼，故革命史上，无不有‘华侨’二字。”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 革命不能靠军队自己组织
今天的广州有一条小巷，叫“师好巷”，清末叫“师古巷”，位于越秀区解放中路东侧。如今这条巷道里的建筑古貌已无从觅迹，放眼看去，平淡无奇。可是，1908年，革命党秘密机关曾经隐藏于此地，广州革命党首脑邹鲁、赵声、朱执信、葛谦、谭馥等人潜伏于此，秘密筹备武装起义。其年10月，正值清政府“国丧”，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先后死去，邹鲁等人认为这是武装起义的好时机，便计划策反新军巡防营而举事。事发前，革命党人严国丰在燕塘散发“保亚票”时，被清军捕获，经不起严刑拷打，向水师提督李准揭发了起义机密。李准大惊，速派部将温少雄率一队兵马，至师古巷的古家祠捕杀革命党。温少雄是革命党，想给革命党留条活路。他对部下说，革命党太可怕了，不能“前后包抄”，而应合兵于一个方向，方可敌之（《辛亥建国史纲》，杨铎著，《辛亥革命稀见史料汇编目录》）。清军破门而入，葛谦来不及逃避而被捕，谭馥从后门跑出，逃到清源巷隐匿，邹鲁等人四散。广州起义夭折。
时年，革命党深陷财政危机。1895-1909年，革命党在粤桂湘滇四省发动六次起义，全部失败，财穷力尽，元气大伤。在给邓泽如的信中，孙文更是直言悲叹：“吾党之财政困难，真为十余年来所未有。”（致邓泽如黄心持函》，《孙中山全集》第一卷）
革命党经费捉襟见肘，国内的革命形势却日渐高涨。清政府于1908年8月，宣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限，颁布《钦定宪法大纲》。立宪派认为“九年大限”遥遥无期，纷纷反对。清政府向欧美日派遣的大量留学生也积极支持民主革命。
孙文分析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制定了新的革命路线，第一是“筹集大款”，1909年5月起，孙文出访欧美，主要目的是利用自己的国际影响力，向海外资本家、商团公司、华裔社团及个人，游说筹款，黄兴和胡汉民留守国内指挥军事行动。第二是“大举”，集中力量于一地起义。清政府于1901年9月12日，下诏编练新军，9年间，广州组建了一支新军，武器精良，战斗力强。于是，革命党决定改变依靠会党的老办法，转而依靠新军。
1909年10月，同盟会南方支部成立，开始筹划广州起义，全力策反广州新军。胡汉民坐镇香港，倪映典在广州城设立革命机关，由倪映典、赵声担任前线指挥。到冬季，半数以上的新军官兵均已加入革命党。赵倪二人决定在正月元宵节当天起义。
1910年1月，清政府察觉新军有异，立即整军，下令举行实弹射击演习，造成新军士兵子弹大量减少；又将新军各营的弹药统一搬进城中储存，新军士兵“有枪无弹”。与此同时，孙文在美国筹款异常艰难，他奔波纽约、波士顿和芝加哥等地，但仍有5000元缺口。黄兴、胡汉民、倪映典商定推迟起义。
孰料，偶然事件猝发，局面顿时失控。2月9日是除夕，新军战士因为刻图章误期，和店伙计争吵，引来了巡警。和新军有宿怨的巡警偏袒店伙计，缉捕了两名新军战士。两广总督袁树勋担心革命党借机闹事，便禁止新军战士春节请假。禁令一下，军心哗然。10日，新军士兵持枪冲击警察局，军警激烈枪战。袁树勋下令制裁“闹事”的新军第二标营，官兵不服，纷纷持械离营，自行起义。闻知事变，倪映典于11日夜返广州，见局面无法挽回，于12日宣布起义，率新军3000人，攻入军械局，夺取武器弹药。尔后，占领横枝冈和讲武堂。袁树勋和将军增祺下令关闭城门，全城戒严。倪映典率军攻城，不成，引兵退走燕塘，防营统带吴宗禹率军追击，两军列阵，吴宗禹劝倪投降，倪摇手不可。吴知不可劝降，便在牛王山设计，分兵占领四山，以步兵在前，炮兵在后，派别动队至黄冈。倪映典率众至横枝冈，误入埋伏圈，中弹而死，其部溃败。
■ 与满清王朝最后一战
10月的广州，天色阴濛，湿热难当。笔者驱车来到广州黄花岗烈士陵园。陵园位于东山区先烈路、白云山南麓，免费对市民开放。墓园坐北向南，气魄庄重雄伟，尤以“自由女神像”高高在上，令人引颈仰瞻。这尊自由女神像，以连州青麻石雕成，高3.4米，面容庄严，缄默双唇，头戴光芒四射的桂冠，身着罗马式宽松长袍，左手持《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右手高举自由火炬，和美国纽约、法国巴黎的自由女神塑像，并称为当今世界三大“自由女神像”。
笔者想起纽约自由女神像底座上的那首诗：“欢迎你/那些疲乏了的和贫困的/挤在一起渴望自由呼吸的大众/那熙熙攘攘的被遗弃了的/可怜的人们把这些无家可归的/饱受颠沛的人们/一起交给我我站在金门口/高举起自由的灯火”
诗中“渴望自由呼吸的大众”、“被遗弃的可怜的人们”、“饱受颠沛的人们”，正是100年前中国各个阶层民众的真实写照。
1910年，清政府新政基本告败。各省以幼君新立，纷请速开国会，派员入京，由直隶咨议局孙洪尹领衔，先后组织三次大规模的和平请愿运动。皇室竭尽拖延之能事，只是宣布将预备立宪期九年改为五年，立宪派失望至极。清廷搞新政，每年向地方平摊2000万两白银，全部转嫁到百姓商贾头上，激起了全国规模的抗税抗捐浪潮。内地民众对革命党的态度也随之改变，孙文曾说：“第一次在广州起义，遍受亲朋唾骂，咸诋为大逆不道；第二次在惠州失败，则已唾骂为怜惜；及第三次以后，居然有人筹助军饷，是为逐次进步之征。”民心已经倾向于民主革命。在1910年11月，孙文兴奋地写道：“（国内）各地机局似已成熟，不待运动而到处人心已跃跃动矣。”
海外华人对革命党的拥戴也达到历史的顶峰。1909年4月3日，檀香山，埠中戏院召开“孙文欢迎会”，与会者竟然多达2000人。革命党在檀香山自由新报馆设联盟会，吸纳新党员。华侨华人踊跃报名，群情激昂，彻夜不息，一个晚上就有一百多人入会。海内外华人华侨把高举自由灯火的希望，寄托在了同盟会身上。
1910年11月13日，新加坡槟榔屿打铜街120号，同盟会召开秘密会议。会议决定，在广州发动新的起义，由500名革命党员组成先锋队。会后，革命党向全球华人发出了起义总动员：“出其不意，饷械充足，决意破釜沉舟之举，誓不反顾，与虏一搏。” 12月6日，孙文再次奔赴欧洲和北美筹款，黄兴、胡汉民奔赴东南亚
>>黄花岗起义指挥部旧址内景，广州市越秀区越华路小东营。占地500余平方米，四进三开间青砖大屋，原是清朝官员住宅“朝议第”。图/CFP（左上图）>>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史坚如像。史坚如（1879－1900），原名文纬，广东番禺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烈士。1900年l0月在孙中山发动的第二次起义时，史坚如为配合惠州起义，挖地道入广东巡抚署，埋炸药炸两广总督未遂被捕，11月9日就义，年仅22岁。图/FOTOE（左下图）>>孙中山与新加坡同盟会合影。前排左起：林斡廷、张永福、陈楚楠、孙中山、尤列、刘金声、林义顺；后排左起：林悟叟、
筹款。功夫不负有心人，革命党共募集到巨款157213元。然后，革命党在日本、越南及香港等地采购了大批军械弹药。自1895年起事以来，革命党第一次“兵饷充足”，孙文豪情万丈地说：“以南洋、美洲华侨之财力，以济内地同志之所需，自无不足。”
■ 以一死谢海内外同胞
1911年1月，按照“一地起义、各地响应”的方略，黄兴着手部署国内各地响应广州起义，特派革命党人谭人凤深入内地。谭先到上海，与苏浙皖等地革命党人确定部署；2月23日，至湖北汉口，部署武昌三镇的响应；随后奔赴长沙，谋定湖南响应；谭还派人到桂林，谋定广西策应。各地悉心准备，以待广州起义。
4月8日，黄兴主持筹备秘密会议，确定由赵声任起义总司令，黄兴为副司令，约定4月13日起义。可就在同一天，意外发生了，既定部署全盘打乱。当日，冯如在广州城外的燕塘操演飞机，广州清吏悉数前来观看。广州将军孚琦的仪仗队行至燕塘，一人突然闪出，举枪射击，随员四散，刺客连发数枪，打死了孚琦。
刺客是留美学生温生才，他独自行动，本想刺杀水师提督李准，孰料误杀了孚琦。不久，革命党人林冠慈、陈敬岳在广州双门底，炸伤水师提督李准；革命党人李培基、周之贞、李应生在仓边街设伏，炸死将军凤山。一连串的暗杀，令广州震动，清吏大骇，预感大乱将发，于是，清军战备升级。情况突变，黄兴决定起义延期。
4月23日，黄兴进入广州，在城内越华街小东营5号，设置起义总指挥部，定于4月27日起义。革命进入倒计时，大批军械运进广州，起义人员密布城内。4月24日，清廷突然整肃新军，将新军的枪机全部卸去，提督秦柄率大军入城，增强战备。显然，起义消息被泄露了。胡毅生、陈炯明等人主张敌众我寡，应推迟起义。喻培伦等人坚持迅速起义。就在革命党举棋不定之际，4月25日、26日，清军破获城内谢恩里起义总机关，形势逆转。黄兴谋定，起义无论胜败，都必须给世界华人以交代，维护革命声誉。于是，黄兴决定在广州以一死谢海内外同胞。
4月27日，广州起义正式爆发。黄兴亲率60人的敢死队，由小东营直打总督衙门，粤都张鸣岐闻风而逃，革命党火烧总督署。黄兴率众至东辕门，遇李准部，党人林文出头策反，被击杀。两军鏖战，黄兴从大南门血战突围，伤三指。行至双门底，忽遇一队新军，见无起义臂号，黄兴下令开枪，打死指挥官温少雄。其实，温部是来接应黄兴，匆忙间没有佩戴相应的臂号，故酿此大错。黄兴只身逃入洋货店，化装易服，几经生死，避入河南峡溪机关。次日早晨，赵声与黄兴汇合，二人抱头痛哭。后来，赵黄二人撤回香港。
姚雨平部的弹药枪械藏在小北门附近的织布房一带，姚本人则在嘉应会馆。姚雨平到城内始平书院领枪支弹药，事发时，隔于城内，城外其部无自动起事能力，旁观城内激战；陈炯明部亦未守大南门去接应黄兴。因此，各路策应人马皆不得手。
起义军上下不可为而为之，决死一搏，则战无不死，纵使被俘，也引颈受戮，无一人投降。辛亥广州起义，是名副其实的血战。党人喻培伦攻督练公所，遇清军拦截，他一人当先，手掷炸弹，清兵如鸟兽散。倏地，扔一弹，距离过近，喻培伦碎身而死；党人林逸民身中数十枪，血流满身，坚持战斗，后中流弹而死；党人冯超骧左手扔炸弹，右手举枪，腹部中数弹，仍前行战斗，最后肠流而外，倒地而死；党人刘元栋鏖战之际，面额中弹，头部血肉模糊，不可辨认。刘用拇指示意战友，让其勿念自己，继续杀敌，迅即牺牲。
党人罗仲霍被捕，清吏问同党有多少，如何约定起义？罗答：“国中人皆是同党。我之革命，由心之所信而已，无所谓约不约。得自吾天职，以救同胞苦。夫成败则天也。谁无死，何惜之有。”从容就义；党人陈更新讲“吾起义所以破醒同胞迷梦，何谓倡乱？身既见获，其速死吾。”谈笑赴死；党人陈可均白面书生，清吏讥笑书生造反，陈厉声痛骂：“事之不成，天也。然已可唤醒同胞继起。尔等利禄熏心，血液已冷，实不足知此。”旋就义死；党人李德山临刑前，监斩官哀其年少，李大骂：“大丈夫为国捐躯，分内事也！”……孙文讲到辛亥先烈，有一句痛彻人心：“革命先烈的行为没有别的长处，就是不要身家性命，一心一意为国来奋斗！”（《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
辛亥年春三月的广州城，血流成河，众多革命党人被曝尸示众。一场惊天动地的血战，在封建帝制下的中国土地上，打出了一座“自由之都”。革命党杀身成仁，极大感动了海外华侨，也赢得了内地民众的由衷敬佩。5月3日，孙文电告胡汉民战斗到底。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评价法国大革命说：“它（大革命）决不是一次偶然事件。的确，它使世界措手不及，然而它仅仅是一件长期工作的完成……大革命通过一番痉挛式的痛苦努力，直截了当、大刀阔斧、毫无顾忌地突然间便完成了需要自身一点一滴地、长时间才能成就的事业。这就是大革命的业绩。”这个评价也适于辛亥广州起义，因为从广州出发，中国近代民主革命走向最后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