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25日是“尼罗河革命”4周年纪念日，埃及政府以悼念刚去世的沙特国王阿卜杜拉为由，取消了全部节庆活动。虽然预料中的示威游行引发冲突并造成数十人死亡和上百人受伤，开罗郊区及西奈半岛还发生了多起恐袭事件，但局势总体上可控。
　　联系到埃及社会正在消逝的革命热情、渐露峥嵘的强人执政和求稳厌乱的社会心态，现阶段的埃及政治时钟俨然拨回到穆巴拉克的1980年代，同时也再次步入高压稳定、缓慢发展、有革命风险的历史循环。

革命纪念日的主题变奏

　　埃及2011年“尼罗河革命”爆发的1月25日被定为国家纪念日和正式的公众假期。但随后4次迥异的纪念日主题，不仅表明革命本身从龙种到跳蚤的发展过程，还打破了人们对民主化进程的浪漫想象，彰显了从威权向民主转型的艰难和曲折。
　　2011年初，愤怒的埃及民众走上街头，仅用18天便将执政30年的穆巴拉克赶下台并打残其家族统治机器。面对民众激昂的革命热情和初步觉醒的权利意识，贪权恋栈的军官集团也审时度势地“弃帅自保”。后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政治，几乎就是往返于投票站与解放广场之间的选举和示威，民主框架在有缺憾的政治实践中初显雏形，“革命”是翌年“1·25”纪念日的当然主题。
　　其后，穆斯林兄弟会凭借数十年惨淡经营的民意基础于动荡中崛起，连续赢得从议会到总统的5场全国性选举，成立80多年来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思想认知着手改造埃及。但由于诸多执政失误和糟糕的经济状况，总统穆尔西的扩权之举引发了新一波反政府示威，记录在案的游行示威多达9400次，发动者包括军官集团、世俗自由派和部分伊斯兰政党，“打倒新法老”成了第二个“1·25”纪念日的突出主题。
　　2013年上半年，外界普遍担心穆尔西政府会颠覆埃及的世俗化和现代化成果，甚或走上伊朗式发展道路。孱弱的世俗自由派政党打着捍卫自由权利的口號，借力军官集团抵制伊斯兰主义者主导的议会、宪法和政府。民众渴望快速实现社会公平和经济增长，在狭隘的自由民主和威权政府之间徘徊。占上风的民意越来越集中为“换一个总统”，埃及历史上的首位民选总统在执政周年之际被强行废黜羁押。此后，“怀念法老的肉锅”成为第三个“1·25”纪念日的真实主题。

　　随着社会发展从凯歌高进的宏大革命主题转入复杂琐碎的建设主题，新政权及其领袖曾经的革命特质逐渐消磨殆尽，常常贪权恋栈，大搞个人崇拜。

　　接下来，军官集团再次走上权力前台，一方面彻底摧毁穆兄会本就不具备对抗实力的社会网络基础，娴熟地将曾经来过的革命演变成了安全机构与穆兄会之间“古老且总是包含暴力的斗争故事”，另一方面则渲染伊拉克和叙利亚乱局，诱导民众以避免内战和暴恐威胁的底线接受新的威权政府，第四个“1·25”纪念日无需表达的主题就是“回归1980年代”。

埃及法老制度及其递嬗

　　振叶观澜，溯源循流。要理解意在推翻专制法老的“尼罗河革命”何以在4年的发展之后重回原点并被多角度否认，要理解过渡时期埃及各派势力激烈斗争的缘由和发展，深厚的法老传统就是一个较好的观察窗口。
　　从公元前3100年美尼斯建立第一王朝到前332年被亚历山大征服，古埃及治乱交替地持续了31个王朝，创造了发达且独具特色的古代文明。君主代表着国家的最高权威，拥有军事、经济、政治和宗教权力，掌控治下臣民的今生和来世，是维系古埃及社会的生命线，人神一体，尊称“法老”。在漫长的法老时代，只要握有军政大权，接受传统王权观念，使用传统君主名号，履行宗教仪节，就可以赢家通吃，立德立功立言。这几乎是随后两千多年异族统治下埃及社会的政治主旋律，1952年军官纳赛尔的“七月革命”也只是将传统的极权式法老统治变成了具有现代政治形式的威权式强人政治。
　　在极权主义时代，法老们自诩天子，坐拥万物，没必要对权力进行政治化妆，发出的任何命令既无需论证也不容置疑，服从是子民们的本分。在威权主义时代，政治权力在暴力的支持下还算高效，领袖们只需要简单的广场鼓动和呼喊口号就足以凝聚起支持革命的民众，服从是人们的一种本能性从众反应，民众是需要被保护和被主宰的“一袋马铃薯”。就此而言，从纳赛尔到穆巴拉克，包括被废黜的穆尔西和正在崛起的塞西，所有这些强人的执政其实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他们都渴望成为青史垂名的杰出法老，都以舍我其谁的雄心按照个人认知大手笔规划和重塑埃及，认为唯有自己才能保证埃及国家的发展和民众的基本生活需求，肆意地僭越法律而不自责，客观上“贬低了埃及的国家尊严，让整个国家跪伏在自己脚下”。
　　革命是一切“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组织和发动革命的魅力型领袖大都是克里斯玛型权威。在早期，这些克里斯玛型领袖大多肩负民族国家的历史使命，借助军队、政党等现代政治工具将其理想付诸实践并建立了某种秩序，其人格魅力和丰功伟绩能够吸引民众长期追随，也比较注意廉政、效率及革新，治下政府生机勃勃。但随着社会发展从凯歌高进的宏大革命主题转入复杂琐碎的建设主题，新政权及其领袖曾经的革命特质逐渐消磨殆尽，不仅对社会变革的要求反应迟钝，把向民众妥协和让步视为软弱和背叛，通过压制舆论和民间组织来巩固统治，而且常常贪权恋栈，大搞个人崇拜，甚至抛弃了最初的建政理想转而寻求长期执政、终身执政乃至权力世袭。 　　即便是那些有着较强现代观念且在任期内有所建树的威权领袖，例如纳赛尔等，也会采取弱化立法、行政等官僚部门及司法机构权限的做法抑制社会权力的生长，纵然赢得了一部分人衷心甚至狂热的拥戴，长远看却削弱了高质量民主政治所需的社会基础。推而广之，那些最终走向堕落的威权领袖的最大失误，并不是他可能做出的某项错误决策及其后果，而是他因为坚信自己正确而对其他异见的残酷打压，在于他借助自我营造的某种心理优势而肆意僭越禁忌和法律，在于他对民众及其组织的长期不信任和压制所导致的全民族普遍的政治冷漠和发展滞后。

短视与狭隘，互为因果

　　埃及历史上真正有作为的法老并不多，传统的法老政治在现代社会又面临着难以避免的治理困境并渐趋失效，但基于权势的“法老情结”却已然是当代埃及政治制度的底色，制约着埃及社会政治斗争的视野和境界。
　　普通民众本能地反感法老专制，珍视手中的选择权利，期望民主政治的硕果与活力，为了找寻“政治超人”不惜将街头表达和广场对峙常态化，在后穆巴拉克时代的最初4年间进行了7次全民公投和至少3轮“二次革命”，用于政治投票的时间接近50天。与此同时，觉醒中的埃及民众却以高昂的革命思维对待繁琐的建设议题，以叶公好龙的态度追求民主，要求权利，拒绝责任，不愿忍受社会转型的艰难和阵痛，不给理想时间，稍遇挫折就掉头怀念法老时代的肉锅。
　　政治精英们渴望成为青史留名的杰出法老，不惜以天下大乱制造逐鹿机会，上位后追求不受制约的权力，迫切展示自己及所属派别的治国理念，以铁腕对待异见，放任仇恨和愤怒，愿赌却不服输，随时准备否定对手和推翻于己不利的政治结果，随时准备制定新宪法或修改宪法以巩固权力而不是践行宪法。自2011年以來的3次修宪公投，就主要是证明谁是政争胜利者而不是形成发展共识，客观上强化了世俗力量与伊斯兰势力之间的对立而不是弥合了裂痕。

　　自2011年以来的3次修宪公投，就主要是证明谁是政争胜利者而不是形成发展共识，客观上强化了世俗力量与伊斯兰势力之间的对立而不是弥合了裂痕。

　　民众的短视和对立决定着政治家的狭隘，政治家的狭隘强化了民众的短视和对立，二者互为因果，整体上恶化了埃及的政治环境，不仅将胜利的民主推向了罪恶的民主，还在自以为是的正确里一再地浪费着难得的历史机遇。
　　纳赛尔把埃及和他本人看作阿拉伯世界的当然领袖，建立统一阿拉伯国家的法老梦想前所未有，在当政的16年里制定过6部宪法，严厉镇压反对派，高度倚重军队，埋下了埃及今日持续动荡的诸多祸根。穆巴拉克既没有前任的革命激情，又缺乏民主政治的底气，以小功妨大务，以私欲害人事，贪权恋栈，公器私授，从完美英雄退化至罪恶之父，削弱了高质量民主政治所需的社会基础。数十年处于被压迫地位的穆兄会，把埃及看作“私人组织而不是国家”，掌权后将党派利益凌驾于国家之上，以救世之心行误世之实，党同伐异，违规扩权，躁进专断，最终因执政失误而四面楚歌，缺乏应有的政治智慧、境界和担当。而从坦塔维到塞西所代表的军官集团，高傲地按照自己的“路线图”主导政治过渡，粗暴地以监国之名发动政变，滥用民意，激化对立，在激动人心的口号下重复强人政治的老路，强力打压政治对手，社会建设上漠视规律，同样未见克制、包容、自我牺牲等巨人品格。
　　悲观地看，军官集团就是埃及社会的“权力掮客”和政治生活的“总节制阀”，坚持在不削减军队权势的前提下推动社会发展，而悲情抗争的穆兄会是埃及唯一有良好组织的反对派力量，其长期形成的生存能力因为宗教的庇护和政府的职能缺失而不可能被彻底剔除，二者既不能并立又不愿共存，短期内和解无望。如果塞西的执政绩效不能持续地满足民众的欲求和发展期望，如果新的权力架构不能包容埃及社会的主要政治势力，埃及社会即便不会遭遇法国大革命式的民族磨难和阿尔及利亚在1990年代的内战厄运，也注定难逃一段时期的动荡、流血和失序。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在繁琐艰难的社会建设和巨大的权力诱惑面前，没有谁能做到永远正确、高效和清廉，完美且有作为的法老在现代社会只是个传说;“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社会发展只有经过充分的理性博弈才能较少反复地向前推进，所有人始终都只应依凭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创造历史，即便是犹太先知摩西也不能一蹴而就地引领民众步入未来发展的“应许之地”。因此，埃及的各政治派别应该认识到法老式的零和斗争思维的局限，尊重社会发展的复杂性，理解社会建设的艰巨性，构筑有足够包容性的利益博弈平台，稳步地提升政治制度化水平，以多数觉醒公民的合力来推动社会和国家的持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