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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经济社会通过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绩举世瞩目。同时，国民收入分配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失衡，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最突出地表现为，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都偏低，资本所得不断上升，劳动所得不断下降，现在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不少突出矛盾和问题都与此有关。从根本上看，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是收入差距扩大的深层原因。要解决收入分配不合理问题，就必须从初次分配开始，从根本上提高劳动者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弱化权力在要素市场的支配关系，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通过公共决策减小既得利益制度化的几率等。
关键词：国民收入；劳动报酬；居民收入；分配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与此同时，一些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表现在收入分配方面，国民收入分配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失衡，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两极分化有逐渐加大的趋势；在国民收入分配中，资本所得不断上升，劳动所得不断下降，现在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不少突出矛盾和问题都与此有关。这种状况不仅成为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障碍，也将严重影响到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质量。
一、收入分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居民收入差距两极分化
资料显示，过去二三十年，我国正经历着收入差距逐步扩大的趋势，不同人群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都发现了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1988-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有专家断言，目前占全国20%的人占有全部财富的80%虽无从考究，但众多迹象表明，这种断言实不为过。
（二）劳动报酬和居民收入在整个分配中的比重过低
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都偏低，前者由1990年的53.4%下降到2007年的41.4%，后者由1995年的67.3%降低到2007年的57.5%。1996-2007年間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了10.93个百分点，其中有4.6个百分点是劳动者报酬下降造成的。数据显示，1997-2007年，我国GDP比重中，政府财政收入从10.95%升至20.57%，企业盈余从21.23%升至31.29%，而劳动者报酬却从53.4%降至39.74%。1996-2007年间，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了10.93个百分点。
（三）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不对称增长
被中央领导再三强调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指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比例关系），在2009年形成了史上最紧张的局面。1992-2007年，政府、企业和居民收入分别增长了9.83倍、19.35倍和7.52倍。政府和企业初次分配收入增长速度均超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企业收入增长主要是本世纪以来比较快，超过了平均增长速度；而居民初次分配收入增长速度始终是最慢的，且低于平均增长速度，这是一种并不对称的增长。结果，在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滑。
二、我国当前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的成因分析
我国现阶段劳动者个体差异、体制的变迁性、产业结构的调整、相关的政策安排、居民收入结构的变化，乃至非法非规范收入的大量存在，都使得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从根本上看，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是收入差距扩大的深层原因。
（一）城乡差别是分配不均的根本原因
收入分配不公是不是起点不平等造成的？如果拿“文革”时的状态算起点，除了城乡差别，其他人为的不平等都尽可能地消灭了。所以说，起点的不平等除了城乡差别，别的不平等应该说是很小的。现在的城乡差别则不同，研究发现，就农村和城市自身内部来看，收入差距并不那么大：农村内部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只有0.36，城市的基尼系数也只有0.32。但是把城乡合起来看，基尼系数就到了0.45。所以说，我国收入分配不均的根本原因是城乡差别大。
（二）贫富分化是工业化过程带来的必然结果
从全球范围看，穷国都是农业国，富国都是工业国或者服务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可见，贫富差距的根子在工业化的先后。只要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就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来者赶不上，贫富差距就形成了。我国正处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先有机会离开农业的人收入增加了，继续留在农村的人靠农业取得收入，与非农产业的收入很难相比。而且由于人口基数巨大，国内各地区情况差别显著，一旦流动性增加，有机会致富的人很快就富起来了，而留在农村的人继续生活在贫困中。这也是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基本原因。或者说，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主要是工业化过程造成的，是一个发展中必不可免的过程。
（三）居民收入分配机制使这种不公平愈显突出
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机制存在的问题。一是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现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总体上呈不断扩大的态势，进入21世纪后，城乡居民收入的相对差距和绝对差距开始加速扩大。在城镇居民内部差距、农村居民内部差距、城乡居民之间差距中，城乡差距最大，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达到64.45%。二是微观分配机制的系统性“缺陷”，具体表现在工资决定机制的不合理、工资增长机制不完善、职工工资支付保障机制的不健全。很多企业工资决定主体不明确，尚未形成职工工资随企业效益发展而同步提高的增长机制。三是再分配机制“逆向调节”问题较为突出，特别是国有企业经营性资本收益向居民转移机制缺失等因素，造成再分配环节对居民收入的“逆调节”，从而在总体上扩大了城乡差距。
（四）多种因素致使收入分配关系更加严重失衡
就目前情况看，国内绝大多数居民收入水平过低，最为重要的原因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许多收入分配政策不合理。无论是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还是机构部分之间的分配都是如此。这种收入分配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于政府政策不合理，导致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这不仅表现为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低、收入上升的幅度小，还表现为居民劳动收入在整个要素财富分配中的比重越来越低。这不仅使得国内扩大内需的政策缺乏动力源，而且还导致中低收入的居民越来越多，其相对收入水平越来越低。
第二，国内要素市场发展滞后，不少要素财富的分配并非通过市场价格机制，而是通过权力方式获得。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国有的、全民的资源，成为占有者获利的私人资源。而谁占有这些资源往往又与权力的大小有关。这样必然造成整个社会财富的分配与权力关系大小有关，而不是与劳动创造的努力程度有关。从而使与权力相隔较远的中低收入民众财富持有最少、收入分配比例最低、消费能力最弱。
第三，由于政府对整个社会资源的过度干预与管制，或许多制度规则的不合理，使得不少政策成了不合理的财富转移与分配机制。例如，当前中国个人所得税征收制度，本应通过这种制度来调节居民初级财富分配不合理的状况，既可增加政府收入，也可让整个社会个人财富持有更为公平，但当前个人所得税的主体是绝大多数中低收入居民。实际上，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这些中低收入民众是免征个人所得税或少交税的。
（五）垄断扭曲分配关系，机会不平等是收入差距的关键
基于个人能力和公平竞争导致的效率和收入差距不是社会争议的焦点，真正引起人们不满或加剧社会分配失衡的根源，在于人们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不平等以及竞争过程中的不平等。这类不平等主要是由改革的体制性因素所致，是分配关系扭曲的重要表现。其中在非收入分配政策和制度方面，政府的“缺位和越位”贯穿始终。
第一，劳动力流动中的体制性歧视。劳动力流动的体制性歧视，源于计划经济早期的城乡分割体制。在市场经济收入增长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条件下，这种歧视必然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成为目前全国总体基尼系数过高的重要体制性原因。
第二，缺乏有效的劳资协调机制，中下阶层缺乏表达诉求权。我国在转型经济体制中，虽然按劳分配依然被强调为主体地位，但相应的体制设计还很不完善。特别是劳动集体谈判的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使得劳动要素在参与分配过程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企业工会组织基本作为企业“职能部门”存在，大量的非国有企业还没有工会组织或工会组织徒具形式，在维护职工利益方面往往受到企业管理层的掣肘，劳资矛盾协调机制严重缺位。
第三，垄断行业对分配关系的扭曲。在体制转型期比较普遍的现象是，行政性垄断行业往往热衷于“选择性”地参照“市场化”和“国际惯例”，这种选择性集中体现在所谓“市场价格”、赢利和收入水平方面的参照，大部分垄断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普遍高于国际价格。更为重要的是，由行政性垄断带给行业的超额利润大都没有回馈给国家和社会，而是以“做大做强”之类的理由留在了部门和企业，并且部分地转化为这些行业经营者和职工的收入、福利等。这是目前我国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根本原因，也是对按劳分配为主分配关系的重大扭曲。
第四，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的影响。相对于经济市场化进程而言，政府职能转变还仅仅是初步的，集中表现为政府职能的缺位、错位和越位。目前社会反映强烈的教育、医疗、住房以及社会保障等问题，是一些突出的表现。
第五，缺乏对资源配置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我国在体制转轨中虽然大幅度减少了行政性资源配置，但在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条件下，行政性资源配置的权力具有了“价格”意义。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利用产品“双轨”价差牟利，到90年代要素市场化中的“寻租”，出现大量权力市场化的现象。近年来，在城市改造拆迁和土地转让、资金信贷以及资本市场“圈钱”等领域，权力市场化的现象依然没有止步的迹象。这是产生灰色甚至黑色收入的根本原因。
（六）财富的灰色成分增加，更加重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平
研究表明，中国财富正在以飞快的速度向富人集中。福布斯富豪榜显示，2009年，中国大陆有400名富豪财富达到20.5亿元，前40位富豪的身价达到或超过70亿元。《2010胡润财富报告》显示，全国千万富豪达到87.5万人，其中亿万富豪有5.5万人，人数比上年增长7.8%。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09全球财富报告称，2008年中国百万美元金融资产（不包括房产和企业价值）家庭的数量为41.7万户，这一数值已超越德国和英国，全球排名第三。
研究发现，中国内地富豪们最主要的财富来源是房地产业和资本市场。2009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榜单中，前10位超级富豪中有5人从事房地产投资，其中3人的财富完全来自房地产领域；前40位巨富中，有19人从事房地产投资。除了房地产行业，资本市场是中国富豪快速致富的领域，特别是创业板创造了大批财富新贵。短短几年，中国财富正在快速向少数人快速集聚，在展现中国经济增长充满活力和创富环境的同时，权力资本与金钱资本结合迅速致富导致财富集聚是其主要根源，这一方面充分暴露出中国财富分配格局的极度失衡，另一方面也是为什么这几年腐败越来越严重的最主要原因。
三、如何使社会收入分配尽量做到相对公平
要解决收入分配不合理问题，就必须从初次分配开始，从根本上提高劳动者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弱化权力在要素市场的支配关系，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通过公共决策减小既得利益制度化的几率等。
（一）一次分配要同时兼顾效率和公平
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过低，是当前我国贫富差距过大的直接原因。在我国初次分配领域，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是一个普遍现象，企业财富明显向资本倾斜。这也说明，在初次分配阶段，改变国民收入过多向金融资本、向政府税收倾斜的做法势在必行。同时，部分行业垄断现象的存在，又是本该通过税收上缴国家的垄断利润，成了部分企业和个人的高利润和高收入。如果初次分配中造成的分配差距过大，则依靠再分配的调节功能，已难以使社会得到公平有效的维护。
初次分配阶段的不尽公平，一个直接后果表现为国民内部不同群体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显然，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是扩大消费、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必然要求。也正因此，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要实现这样的政策目标，需努力使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不低于经济增长，也有赖于劳动力市场的加快培育和发展，及劳动力价格机制等制度的不断完善。
（二）实现充分就业，提高劳动报酬在分配中的比重
低收入人群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工资所得，要增加他们的收入，就要努力增加就业，实现充分就业，保持经济较快增长。
一方面，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努力使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不低于经济增长，使劳动报酬增长不低于、甚至应略高于经济增长和企业收入增长。另一方面，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既要充实完善强农惠农政策体系，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不断提高农民和城镇低收入者的收入；又要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完善企业管理层薪酬制度，规范垄断行业收入，加强对高收入的税收调节，促进收入分配结构合理化。
（三）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差距
要解决收入分配关系失衡的问题，就要从根本上提高劳动者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就要弱化权力在要素市场的支配关系，就要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通过公共决策减小既得利益制度化的几率等。
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差距，首要的对策是坚持市场化方向，创新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机制。包括：保护劳动者按劳分配收入，创造公平择业竞争环境，逐步放开限制劳动者竞争、自由流动的户籍制度、福利保障制度，以及一些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地方性保护规章。
其次，逐步破除城乡分割的二元分配机制。尽管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及城市化率在提高，但城市居民消费所占比重的增长远远高于中国城市化率的增长，这就意味着农村居民消费的相对水平越来越低。二元分化的城乡结构不仅不利于农村居民的消费，也不利于農民分享中国改革的成果。因此，只有改革当前造成城乡二元分化的诸多不合理因素（如户籍制度），才能改变当前城乡不合理的利益分配关系，增加农民收入及促进农民消费快速增长。所以，放宽中小城市户籍限制推动城镇化，是当前这种改革最为重要的方面。
在再分配领域，应继续推进改革，将城镇居民的各种隐性补贴“阳光化”、货币化；同时，加大对农村和落后地区的财政补贴和转移性支付力度；鼓励富人捐资建立慈善性基金，按国际通行办法免除其捐款所得税，通过发展慈善事业，缓解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
（四）打破垄断是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关键
初次分配中除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以外，需要通过二次分配将国有垄断企业的利润收缴后让利给居民。从政府角度看，要对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减免税，这样就会让居民分得的份额增加，而政府让利的部分可以从征收国有垄断企业的利润中弥补。政府应该把垄断的行业让出来，从不该垄断的行业中退出来，尤其是那些高利润垄断行业，如能源、交通、电信、金融、保险等，让民间资本进入。而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不应该搞产业化，应有政府承担起来。
另外，非垄断不可的行业，也不一定非得政府经营，也可交给民间经营，政府进行监督管理，控制其价格，控制其提供产品的结构、质量等。如果能够打破这个垄断，工资收入水平就有拉平的趋势，总体水平会提高。
（五）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为社会公平提供制度基础
长期以来，社会保障考虑的对象范围主要限于城市居民，广大农村除少数有条件的地方自行实施了局部的、有限的社会保障以外，全国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供给基本付诸阙如。在城乡差距迅速拉大的背景下，这种制度安排不但没有起到它应该起的在城乡居民之间促进社会公平的作用，反而在不经意间助长了城乡差距拉大的趋势。
世界各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因种种原因，存在巨大的差异。但这项制度是有共同理念基础的。这个基础就是社会公正的理念。在市场经济社会，如果没有起码的社会公正，这个社会不可能是一个文明的现代社会。
四、结束语
收入差距扩大是中国内部失衡的最重要表现，是改革最大的成本，收入不平等也已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长久稳定的关键因素。要通過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让全体人民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要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改革分配制度，逐步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如此，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便增加了更加可靠的保证。
参考文献：
1、刘书云,王振宏.企业分配:利润挤占工资[J].瞭望,2008(2).
2、王小鲁.收入差距扩大源于制度缺陷[N].社会科学报,2007(6).
3、徐寿松,赵东辉.税收“逆调节”拉大贫富[J].瞭望,2007(52).
4、周亦乔.关于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几点思考[J].湖南社会科学,2004(2).
5、辛宝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二元经济理论研究[D].复旦大学,2008.
6、(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7、常兴华.解开“差距”的迷局——基尼系数与我国的居民收入差距[J].领导之友,2005(1).
（作者单位：山东省二轻工业经济技术情报所）
关键词：国民收入；劳动报酬；居民收入；分配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与此同时，一些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表现在收入分配方面，国民收入分配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失衡，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两极分化有逐渐加大的趋势；在国民收入分配中，资本所得不断上升，劳动所得不断下降，现在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不少突出矛盾和问题都与此有关。这种状况不仅成为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障碍，也将严重影响到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质量。
一、收入分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居民收入差距两极分化
资料显示，过去二三十年，我国正经历着收入差距逐步扩大的趋势，不同人群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都发现了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1988-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有专家断言，目前占全国20%的人占有全部财富的80%虽无从考究，但众多迹象表明，这种断言实不为过。
（二）劳动报酬和居民收入在整个分配中的比重过低
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都偏低，前者由1990年的53.4%下降到2007年的41.4%，后者由1995年的67.3%降低到2007年的57.5%。1996-2007年間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了10.93个百分点，其中有4.6个百分点是劳动者报酬下降造成的。数据显示，1997-2007年，我国GDP比重中，政府财政收入从10.95%升至20.57%，企业盈余从21.23%升至31.29%，而劳动者报酬却从53.4%降至39.74%。1996-2007年间，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了10.93个百分点。
（三）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不对称增长
被中央领导再三强调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指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比例关系），在2009年形成了史上最紧张的局面。1992-2007年，政府、企业和居民收入分别增长了9.83倍、19.35倍和7.52倍。政府和企业初次分配收入增长速度均超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企业收入增长主要是本世纪以来比较快，超过了平均增长速度；而居民初次分配收入增长速度始终是最慢的，且低于平均增长速度，这是一种并不对称的增长。结果，在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滑。
二、我国当前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的成因分析
我国现阶段劳动者个体差异、体制的变迁性、产业结构的调整、相关的政策安排、居民收入结构的变化，乃至非法非规范收入的大量存在，都使得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从根本上看，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是收入差距扩大的深层原因。
（一）城乡差别是分配不均的根本原因
收入分配不公是不是起点不平等造成的？如果拿“文革”时的状态算起点，除了城乡差别，其他人为的不平等都尽可能地消灭了。所以说，起点的不平等除了城乡差别，别的不平等应该说是很小的。现在的城乡差别则不同，研究发现，就农村和城市自身内部来看，收入差距并不那么大：农村内部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只有0.36，城市的基尼系数也只有0.32。但是把城乡合起来看，基尼系数就到了0.45。所以说，我国收入分配不均的根本原因是城乡差别大。
（二）贫富分化是工业化过程带来的必然结果
从全球范围看，穷国都是农业国，富国都是工业国或者服务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可见，贫富差距的根子在工业化的先后。只要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就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来者赶不上，贫富差距就形成了。我国正处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先有机会离开农业的人收入增加了，继续留在农村的人靠农业取得收入，与非农产业的收入很难相比。而且由于人口基数巨大，国内各地区情况差别显著，一旦流动性增加，有机会致富的人很快就富起来了，而留在农村的人继续生活在贫困中。这也是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基本原因。或者说，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主要是工业化过程造成的，是一个发展中必不可免的过程。
（三）居民收入分配机制使这种不公平愈显突出
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机制存在的问题。一是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现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总体上呈不断扩大的态势，进入21世纪后，城乡居民收入的相对差距和绝对差距开始加速扩大。在城镇居民内部差距、农村居民内部差距、城乡居民之间差距中，城乡差距最大，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达到64.45%。二是微观分配机制的系统性“缺陷”，具体表现在工资决定机制的不合理、工资增长机制不完善、职工工资支付保障机制的不健全。很多企业工资决定主体不明确，尚未形成职工工资随企业效益发展而同步提高的增长机制。三是再分配机制“逆向调节”问题较为突出，特别是国有企业经营性资本收益向居民转移机制缺失等因素，造成再分配环节对居民收入的“逆调节”，从而在总体上扩大了城乡差距。
（四）多种因素致使收入分配关系更加严重失衡
就目前情况看，国内绝大多数居民收入水平过低，最为重要的原因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许多收入分配政策不合理。无论是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还是机构部分之间的分配都是如此。这种收入分配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于政府政策不合理，导致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这不仅表现为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低、收入上升的幅度小，还表现为居民劳动收入在整个要素财富分配中的比重越来越低。这不仅使得国内扩大内需的政策缺乏动力源，而且还导致中低收入的居民越来越多，其相对收入水平越来越低。
第二，国内要素市场发展滞后，不少要素财富的分配并非通过市场价格机制，而是通过权力方式获得。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国有的、全民的资源，成为占有者获利的私人资源。而谁占有这些资源往往又与权力的大小有关。这样必然造成整个社会财富的分配与权力关系大小有关，而不是与劳动创造的努力程度有关。从而使与权力相隔较远的中低收入民众财富持有最少、收入分配比例最低、消费能力最弱。
第三，由于政府对整个社会资源的过度干预与管制，或许多制度规则的不合理，使得不少政策成了不合理的财富转移与分配机制。例如，当前中国个人所得税征收制度，本应通过这种制度来调节居民初级财富分配不合理的状况，既可增加政府收入，也可让整个社会个人财富持有更为公平，但当前个人所得税的主体是绝大多数中低收入居民。实际上，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这些中低收入民众是免征个人所得税或少交税的。
（五）垄断扭曲分配关系，机会不平等是收入差距的关键
基于个人能力和公平竞争导致的效率和收入差距不是社会争议的焦点，真正引起人们不满或加剧社会分配失衡的根源，在于人们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不平等以及竞争过程中的不平等。这类不平等主要是由改革的体制性因素所致，是分配关系扭曲的重要表现。其中在非收入分配政策和制度方面，政府的“缺位和越位”贯穿始终。
第一，劳动力流动中的体制性歧视。劳动力流动的体制性歧视，源于计划经济早期的城乡分割体制。在市场经济收入增长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条件下，这种歧视必然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成为目前全国总体基尼系数过高的重要体制性原因。
第二，缺乏有效的劳资协调机制，中下阶层缺乏表达诉求权。我国在转型经济体制中，虽然按劳分配依然被强调为主体地位，但相应的体制设计还很不完善。特别是劳动集体谈判的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使得劳动要素在参与分配过程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企业工会组织基本作为企业“职能部门”存在，大量的非国有企业还没有工会组织或工会组织徒具形式，在维护职工利益方面往往受到企业管理层的掣肘，劳资矛盾协调机制严重缺位。
第三，垄断行业对分配关系的扭曲。在体制转型期比较普遍的现象是，行政性垄断行业往往热衷于“选择性”地参照“市场化”和“国际惯例”，这种选择性集中体现在所谓“市场价格”、赢利和收入水平方面的参照，大部分垄断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普遍高于国际价格。更为重要的是，由行政性垄断带给行业的超额利润大都没有回馈给国家和社会，而是以“做大做强”之类的理由留在了部门和企业，并且部分地转化为这些行业经营者和职工的收入、福利等。这是目前我国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根本原因，也是对按劳分配为主分配关系的重大扭曲。
第四，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的影响。相对于经济市场化进程而言，政府职能转变还仅仅是初步的，集中表现为政府职能的缺位、错位和越位。目前社会反映强烈的教育、医疗、住房以及社会保障等问题，是一些突出的表现。
第五，缺乏对资源配置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我国在体制转轨中虽然大幅度减少了行政性资源配置，但在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条件下，行政性资源配置的权力具有了“价格”意义。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利用产品“双轨”价差牟利，到90年代要素市场化中的“寻租”，出现大量权力市场化的现象。近年来，在城市改造拆迁和土地转让、资金信贷以及资本市场“圈钱”等领域，权力市场化的现象依然没有止步的迹象。这是产生灰色甚至黑色收入的根本原因。
（六）财富的灰色成分增加，更加重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平
研究表明，中国财富正在以飞快的速度向富人集中。福布斯富豪榜显示，2009年，中国大陆有400名富豪财富达到20.5亿元，前40位富豪的身价达到或超过70亿元。《2010胡润财富报告》显示，全国千万富豪达到87.5万人，其中亿万富豪有5.5万人，人数比上年增长7.8%。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09全球财富报告称，2008年中国百万美元金融资产（不包括房产和企业价值）家庭的数量为41.7万户，这一数值已超越德国和英国，全球排名第三。
研究发现，中国内地富豪们最主要的财富来源是房地产业和资本市场。2009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榜单中，前10位超级富豪中有5人从事房地产投资，其中3人的财富完全来自房地产领域；前40位巨富中，有19人从事房地产投资。除了房地产行业，资本市场是中国富豪快速致富的领域，特别是创业板创造了大批财富新贵。短短几年，中国财富正在快速向少数人快速集聚，在展现中国经济增长充满活力和创富环境的同时，权力资本与金钱资本结合迅速致富导致财富集聚是其主要根源，这一方面充分暴露出中国财富分配格局的极度失衡，另一方面也是为什么这几年腐败越来越严重的最主要原因。
三、如何使社会收入分配尽量做到相对公平
要解决收入分配不合理问题，就必须从初次分配开始，从根本上提高劳动者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弱化权力在要素市场的支配关系，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通过公共决策减小既得利益制度化的几率等。
（一）一次分配要同时兼顾效率和公平
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过低，是当前我国贫富差距过大的直接原因。在我国初次分配领域，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是一个普遍现象，企业财富明显向资本倾斜。这也说明，在初次分配阶段，改变国民收入过多向金融资本、向政府税收倾斜的做法势在必行。同时，部分行业垄断现象的存在，又是本该通过税收上缴国家的垄断利润，成了部分企业和个人的高利润和高收入。如果初次分配中造成的分配差距过大，则依靠再分配的调节功能，已难以使社会得到公平有效的维护。
初次分配阶段的不尽公平，一个直接后果表现为国民内部不同群体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显然，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是扩大消费、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必然要求。也正因此，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要实现这样的政策目标，需努力使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不低于经济增长，也有赖于劳动力市场的加快培育和发展，及劳动力价格机制等制度的不断完善。
（二）实现充分就业，提高劳动报酬在分配中的比重
低收入人群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工资所得，要增加他们的收入，就要努力增加就业，实现充分就业，保持经济较快增长。
一方面，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努力使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不低于经济增长，使劳动报酬增长不低于、甚至应略高于经济增长和企业收入增长。另一方面，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既要充实完善强农惠农政策体系，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不断提高农民和城镇低收入者的收入；又要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完善企业管理层薪酬制度，规范垄断行业收入，加强对高收入的税收调节，促进收入分配结构合理化。
（三）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差距
要解决收入分配关系失衡的问题，就要从根本上提高劳动者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就要弱化权力在要素市场的支配关系，就要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通过公共决策减小既得利益制度化的几率等。
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差距，首要的对策是坚持市场化方向，创新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机制。包括：保护劳动者按劳分配收入，创造公平择业竞争环境，逐步放开限制劳动者竞争、自由流动的户籍制度、福利保障制度，以及一些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地方性保护规章。
其次，逐步破除城乡分割的二元分配机制。尽管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及城市化率在提高，但城市居民消费所占比重的增长远远高于中国城市化率的增长，这就意味着农村居民消费的相对水平越来越低。二元分化的城乡结构不仅不利于农村居民的消费，也不利于農民分享中国改革的成果。因此，只有改革当前造成城乡二元分化的诸多不合理因素（如户籍制度），才能改变当前城乡不合理的利益分配关系，增加农民收入及促进农民消费快速增长。所以，放宽中小城市户籍限制推动城镇化，是当前这种改革最为重要的方面。
在再分配领域，应继续推进改革，将城镇居民的各种隐性补贴“阳光化”、货币化；同时，加大对农村和落后地区的财政补贴和转移性支付力度；鼓励富人捐资建立慈善性基金，按国际通行办法免除其捐款所得税，通过发展慈善事业，缓解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
（四）打破垄断是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关键
初次分配中除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以外，需要通过二次分配将国有垄断企业的利润收缴后让利给居民。从政府角度看，要对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减免税，这样就会让居民分得的份额增加，而政府让利的部分可以从征收国有垄断企业的利润中弥补。政府应该把垄断的行业让出来，从不该垄断的行业中退出来，尤其是那些高利润垄断行业，如能源、交通、电信、金融、保险等，让民间资本进入。而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不应该搞产业化，应有政府承担起来。
另外，非垄断不可的行业，也不一定非得政府经营，也可交给民间经营，政府进行监督管理，控制其价格，控制其提供产品的结构、质量等。如果能够打破这个垄断，工资收入水平就有拉平的趋势，总体水平会提高。
（五）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为社会公平提供制度基础
长期以来，社会保障考虑的对象范围主要限于城市居民，广大农村除少数有条件的地方自行实施了局部的、有限的社会保障以外，全国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供给基本付诸阙如。在城乡差距迅速拉大的背景下，这种制度安排不但没有起到它应该起的在城乡居民之间促进社会公平的作用，反而在不经意间助长了城乡差距拉大的趋势。
世界各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因种种原因，存在巨大的差异。但这项制度是有共同理念基础的。这个基础就是社会公正的理念。在市场经济社会，如果没有起码的社会公正，这个社会不可能是一个文明的现代社会。
四、结束语
收入差距扩大是中国内部失衡的最重要表现，是改革最大的成本，收入不平等也已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长久稳定的关键因素。要通過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让全体人民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要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改革分配制度，逐步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如此，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便增加了更加可靠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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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山东省二轻工业经济技术情报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