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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捡到拉菲德这个“活宝”的德国联邦情报局，一直对于这个话题讳莫如深。
2003年2月5日上午10:30分，当科林·鲍威尔带着惯常的凝重神色走上联合国纽约总部的讲坛，开始其长篇演说的时候，他或许根本没有想到，这一刻注定将是他职业生涯中一个耻辱的转折。
与此同时，在6000公里外的德国南部某城郊的普通街区的一幢民宅内，一位阿拉伯裔男子正紧张地盯着电视屏幕上的美国防长。他清楚地知道，鲍威尔引以为傲的那些东西都是他本人为了应付德国情报部门的盘问而信口胡诌的。
“全盘抖出”
从内心说，绰号“弧线球”的拉菲德·阿尔旺并不特别仇恨萨达姆政权，甚至有迹象表明，他对于美国当局倒是心存反感。
根据拉菲德的供述，在他离境之前，伊拉克方面已经建成了一个微型细菌武器厂，另有六个正在施工。供词中特别让情报人员感兴趣的是关于生物武器库之所以躲过联合国检查团的解释：武器工厂是装在卡车上，能够随时搬移。
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就足以说明萨达姆确实欺骗了整个世界，出手粉碎其很有可能正在酝酿更大的阴谋，是唯一的选择。联合国检查团自1991年就开始在伊拉克境内展开了大规模的搜索行动，但多年来几乎一无所获。难道拉菲德就是掌握惊天秘密的关键人物?
特工和在场的技术人员敏锐地意识到，拉菲德透露的这些信息，很可能对国际政治格局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他们对于拉菲德所说的每一个字都深信不疑，从来不认为巴格达当局从未生产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更不可能如叛逃约旦的萨达姆女婿侯赛因-卡米尔·哈桑所说的，已经完全销毁了。
在这次秘密接触之后，拉菲德在三个星期之内被约谈了大约50次，气氛一般非常轻松，拉菲德也足够配合。直到最后，德国人觉得在他身上再也榨不出更有价值的情报为止。之后他被带离齐恩多夫，并在埃朗根获得了一套还算不错的公寓，获得了正式的政治避难许可。
没完没了的盘问虽然结束，但这并不意味着拉菲德就此彻底轻松了。
偏安的德国
现在看来，在2003年初德国当局正式向美、法、英、以等国移交关于拉菲德问讯内容的绝密材料之前，华盛顿方面很可能已经获知并认可了移动生物武器库的说法，并听说了拉菲德的存在。移动实验室无疑是联合国核查人员和情报专家在伊拉克一无所获的最为合理的解释，拉菲德的供述证实了他们的猜想。
对于美国人而言，唯一的麻烦在于，最可靠的信息来自这样一个政治立场和自己有着较大差距的中性化盟国，德国国内80％的民众反对动武，施罗德总统明确表示不支持美国出兵伊拉克，并赢得了2002年大选。尽管美国方面反复警告称，伊拉克当局正积极获取核武器，德国联邦情报局依然置之不理。
但很快，这一立场在联邦情报局和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在11月11日上午的一次秘密讨论会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在会上，情报局长汉宁首先讲到了萨达姆有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强烈愿望，并有证据证明，伊拉克藏匿了生化武器，避开了联合国的检查。接着由他的下属汉斯·迪特尔作报告，他声称伊拉克已经建造了七个移动生物武器系统。迪特尔的报告结束语让人印象深刻：
“我们处在可以证明一切的位置上。”
会议不久之后美国人就找上门来，提出由中情局亲自讯问拉菲德，并要求德国允许美国向全世界公开伊拉克存在生物武器的信息，中情局长特内特的语气虽然不失委婉，但却给德国设定了48小时的答复时限。
汉宁意识到，这一政治问题必须由总理来作出决定。于是施罗德总理紧急召见国防部长斯特拉克、总理府幕僚长弗兰克·沃尔特·施泰因迈尔、外交部长约什卡·费希尔，会同秘密情报协调人恩斯特·乌尔劳共商对策，除了内政部长奥托·希里之外，政府安全班子成员悉数到场。
拉菲德的情报仍然是主要议题。因为其陈述中存在诸多无法自圆其说的部分，很多地方无法找到独立的来源加以印证。然而维持与美国的盟友关系显然更为关键。施罗德政府虽然力图避免涉足过深，但也不想得罪美国。
德国政府最终给予华盛顿方面的基本体现了德国政府的立场。他们向科威特派遣了核生化特种侦察车，并许诺一旦开战，德国将向美军开放领空，并允许美军在德国基地延长战前训练时间。至于让CIA和拉菲德直接接触，德方原则上并不反对，但有权保护情报来源。
汉宁的这份书面答复材料送交美方之后五周，美国总统在国情咨文演讲中就明确提出，萨达姆拥有多个移动生物武器实验室，而且没有提供已经将它们销毁的证据。
美国人并不完全相信德国人交来的秘密报告，至少中情局内就有人表示怀疑。但悲剧的是，他们是在鲍威尔讲话发表几天后，才开始对拉菲德所说的移动实验室所在的位置展开调查的，但是一无所获。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一切都是拉菲德编造出来的。
“弧线球”拉菲德
美国人派出了精锐调查团前去搜寻所谓的违禁武器，可结果依然让他们失望，甚至连一丁点的化学战剂的残余物都没有找到。
虽然美国武器核查小组成员戴维·凯曾经洋洋得意地宣布，找到了两辆伊拉克军方的可疑车辆，并断定，这种车辆“除了制造生物武器，不可能有其他用途”，美国高层也都如释重负，媒体开始高调报道。但是这种论调过了不多久便销声匿迹了，这些所谓的“死亡卡车”、“地狱车轮”只是普通卡车，这一回，鹰派分子彻底绝望了。
所有的原始情报都来自同一个人——大名鼎鼎的“弧线球”拉菲德。
学生时代，拉菲德总体表现平平，并未像他自夸的那样，名列全班第一。从大学毕业时，他勉强刚好及格。虽然是理工科出身，但是最好的一门功课却是与之无关的本国历史文化课，得过76分。拉菲德·阿尔旺确实曾在化学工程设计中心工作，并凭借着出色的“沟通能力”，被任命为现场项目经理，管理冷却塔。他利用作假账捞取好处，并试图借着购买设备的机会，从中渔利。之后他还到一家种子工厂工作，也就是他告诉德国特工的所谓移动生物武器实验室。借着购买开业庆典所需的羊羔，从农民手中赚取差价，东窗事发之后被弗瑞阿炒了鱿鱼。实际上，他早在1995年之前就已经离开了化学工程设计中心，根本不可能了解什么1998年的重大生产事故的细节。
2004年3月，中情局终于获得两天时间得以直接讯问拉菲德。从见到美国特工的那一刹那开始，拉菲德就知道自己的谎言走到了尽头。
美国人现在可以尽情地指责德国联邦情报局所犯的低级错误，甚至认为德国人存在误导美国的主观故意。不管怎么说，审讯拉菲德和分析其提供的情报真实性居然是同一批人，这是不符合程序的。
毫无疑问，拉菲德品行不端，口碑很差，而且是地道的叛国者，至今依然借此身份在德国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他拿到了数十万欧元的报酬，和自己的摩洛哥老婆在德国团聚，还生了儿子，为他们也获取了在德国的台法身份。
因为拉菲德而倒霉的西方高官绝不在少数，中情局局长乔治·特内特在“弧线球”事件彻底曝光后不过几天便引咎辞职，戴维·凯也在不久之后黯然离开，最失意的自然还是国防部长鲍威尔，早早地退出了布什的政府班子，从2007年开始在一家风险投资公司当合伙人。
至于最早捡到拉菲德这个“活宝”的德国联邦情报局，却一直对于这个话题讳莫如深。恩斯特·乌尔劳当上了局长，他在接受《明镜》周刊访问时没说到当初的失误，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是出于“最基本的考虑”。情报局也从未充分信任过拉菲德，只是将他作为一个特殊的信息源给予了关注，过度反应的不是他们，而是那些需要寻找借口的战争贩子，或许只有在拷问他们的内心之后，才能给这场21世纪最大的情报灾难一个最为公允的评判……
2003年2月5日上午10:30分，当科林·鲍威尔带着惯常的凝重神色走上联合国纽约总部的讲坛，开始其长篇演说的时候，他或许根本没有想到，这一刻注定将是他职业生涯中一个耻辱的转折。
与此同时，在6000公里外的德国南部某城郊的普通街区的一幢民宅内，一位阿拉伯裔男子正紧张地盯着电视屏幕上的美国防长。他清楚地知道，鲍威尔引以为傲的那些东西都是他本人为了应付德国情报部门的盘问而信口胡诌的。
“全盘抖出”
从内心说，绰号“弧线球”的拉菲德·阿尔旺并不特别仇恨萨达姆政权，甚至有迹象表明，他对于美国当局倒是心存反感。
根据拉菲德的供述，在他离境之前，伊拉克方面已经建成了一个微型细菌武器厂，另有六个正在施工。供词中特别让情报人员感兴趣的是关于生物武器库之所以躲过联合国检查团的解释：武器工厂是装在卡车上，能够随时搬移。
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就足以说明萨达姆确实欺骗了整个世界，出手粉碎其很有可能正在酝酿更大的阴谋，是唯一的选择。联合国检查团自1991年就开始在伊拉克境内展开了大规模的搜索行动，但多年来几乎一无所获。难道拉菲德就是掌握惊天秘密的关键人物?
特工和在场的技术人员敏锐地意识到，拉菲德透露的这些信息，很可能对国际政治格局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他们对于拉菲德所说的每一个字都深信不疑，从来不认为巴格达当局从未生产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更不可能如叛逃约旦的萨达姆女婿侯赛因-卡米尔·哈桑所说的，已经完全销毁了。
在这次秘密接触之后，拉菲德在三个星期之内被约谈了大约50次，气氛一般非常轻松，拉菲德也足够配合。直到最后，德国人觉得在他身上再也榨不出更有价值的情报为止。之后他被带离齐恩多夫，并在埃朗根获得了一套还算不错的公寓，获得了正式的政治避难许可。
没完没了的盘问虽然结束，但这并不意味着拉菲德就此彻底轻松了。
偏安的德国
现在看来，在2003年初德国当局正式向美、法、英、以等国移交关于拉菲德问讯内容的绝密材料之前，华盛顿方面很可能已经获知并认可了移动生物武器库的说法，并听说了拉菲德的存在。移动实验室无疑是联合国核查人员和情报专家在伊拉克一无所获的最为合理的解释，拉菲德的供述证实了他们的猜想。
对于美国人而言，唯一的麻烦在于，最可靠的信息来自这样一个政治立场和自己有着较大差距的中性化盟国，德国国内80％的民众反对动武，施罗德总统明确表示不支持美国出兵伊拉克，并赢得了2002年大选。尽管美国方面反复警告称，伊拉克当局正积极获取核武器，德国联邦情报局依然置之不理。
但很快，这一立场在联邦情报局和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在11月11日上午的一次秘密讨论会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在会上，情报局长汉宁首先讲到了萨达姆有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强烈愿望，并有证据证明，伊拉克藏匿了生化武器，避开了联合国的检查。接着由他的下属汉斯·迪特尔作报告，他声称伊拉克已经建造了七个移动生物武器系统。迪特尔的报告结束语让人印象深刻：
“我们处在可以证明一切的位置上。”
会议不久之后美国人就找上门来，提出由中情局亲自讯问拉菲德，并要求德国允许美国向全世界公开伊拉克存在生物武器的信息，中情局长特内特的语气虽然不失委婉，但却给德国设定了48小时的答复时限。
汉宁意识到，这一政治问题必须由总理来作出决定。于是施罗德总理紧急召见国防部长斯特拉克、总理府幕僚长弗兰克·沃尔特·施泰因迈尔、外交部长约什卡·费希尔，会同秘密情报协调人恩斯特·乌尔劳共商对策，除了内政部长奥托·希里之外，政府安全班子成员悉数到场。
拉菲德的情报仍然是主要议题。因为其陈述中存在诸多无法自圆其说的部分，很多地方无法找到独立的来源加以印证。然而维持与美国的盟友关系显然更为关键。施罗德政府虽然力图避免涉足过深，但也不想得罪美国。
德国政府最终给予华盛顿方面的基本体现了德国政府的立场。他们向科威特派遣了核生化特种侦察车，并许诺一旦开战，德国将向美军开放领空，并允许美军在德国基地延长战前训练时间。至于让CIA和拉菲德直接接触，德方原则上并不反对，但有权保护情报来源。
汉宁的这份书面答复材料送交美方之后五周，美国总统在国情咨文演讲中就明确提出，萨达姆拥有多个移动生物武器实验室，而且没有提供已经将它们销毁的证据。
美国人并不完全相信德国人交来的秘密报告，至少中情局内就有人表示怀疑。但悲剧的是，他们是在鲍威尔讲话发表几天后，才开始对拉菲德所说的移动实验室所在的位置展开调查的，但是一无所获。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一切都是拉菲德编造出来的。
“弧线球”拉菲德
美国人派出了精锐调查团前去搜寻所谓的违禁武器，可结果依然让他们失望，甚至连一丁点的化学战剂的残余物都没有找到。
虽然美国武器核查小组成员戴维·凯曾经洋洋得意地宣布，找到了两辆伊拉克军方的可疑车辆，并断定，这种车辆“除了制造生物武器，不可能有其他用途”，美国高层也都如释重负，媒体开始高调报道。但是这种论调过了不多久便销声匿迹了，这些所谓的“死亡卡车”、“地狱车轮”只是普通卡车，这一回，鹰派分子彻底绝望了。
所有的原始情报都来自同一个人——大名鼎鼎的“弧线球”拉菲德。
学生时代，拉菲德总体表现平平，并未像他自夸的那样，名列全班第一。从大学毕业时，他勉强刚好及格。虽然是理工科出身，但是最好的一门功课却是与之无关的本国历史文化课，得过76分。拉菲德·阿尔旺确实曾在化学工程设计中心工作，并凭借着出色的“沟通能力”，被任命为现场项目经理，管理冷却塔。他利用作假账捞取好处，并试图借着购买设备的机会，从中渔利。之后他还到一家种子工厂工作，也就是他告诉德国特工的所谓移动生物武器实验室。借着购买开业庆典所需的羊羔，从农民手中赚取差价，东窗事发之后被弗瑞阿炒了鱿鱼。实际上，他早在1995年之前就已经离开了化学工程设计中心，根本不可能了解什么1998年的重大生产事故的细节。
2004年3月，中情局终于获得两天时间得以直接讯问拉菲德。从见到美国特工的那一刹那开始，拉菲德就知道自己的谎言走到了尽头。
美国人现在可以尽情地指责德国联邦情报局所犯的低级错误，甚至认为德国人存在误导美国的主观故意。不管怎么说，审讯拉菲德和分析其提供的情报真实性居然是同一批人，这是不符合程序的。
毫无疑问，拉菲德品行不端，口碑很差，而且是地道的叛国者，至今依然借此身份在德国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他拿到了数十万欧元的报酬，和自己的摩洛哥老婆在德国团聚，还生了儿子，为他们也获取了在德国的台法身份。
因为拉菲德而倒霉的西方高官绝不在少数，中情局局长乔治·特内特在“弧线球”事件彻底曝光后不过几天便引咎辞职，戴维·凯也在不久之后黯然离开，最失意的自然还是国防部长鲍威尔，早早地退出了布什的政府班子，从2007年开始在一家风险投资公司当合伙人。
至于最早捡到拉菲德这个“活宝”的德国联邦情报局，却一直对于这个话题讳莫如深。恩斯特·乌尔劳当上了局长，他在接受《明镜》周刊访问时没说到当初的失误，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是出于“最基本的考虑”。情报局也从未充分信任过拉菲德，只是将他作为一个特殊的信息源给予了关注，过度反应的不是他们，而是那些需要寻找借口的战争贩子，或许只有在拷问他们的内心之后，才能给这场21世纪最大的情报灾难一个最为公允的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