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人文主义视角下的萧红作品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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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女性人文主义将其对“女人”和“女人的文学”的强调当成一项策略,体现的是女人作为人的价值主体去审视、思考、探寻、追求女人、男人乃至个人的生存发展空间。本文将对女性人文主义理论的理解作为背景,详尽分析女性人文主义视角下的萧红作品人物形象,表现萧红对人文主义和人类生存发展空间的深刻思考。
  关键词:女性人文主义 萧红 人物形象
  一 女性人文主义概述
  女性人文主义的概念最早由河南大学的刘思谦教授提出,其产生的背景缘于新时期女性文学研究兴起,西方女性文学理论的深入为国内女性文学创作及评论提供新的契机。女性人文主义的核心是人文主义,因此要明确女性人文主义的概念首先需要明确人文主义的概念。人文主义主要以人作为立身之本,以人的兴趣、价值观和尊严作为出发点,注重强调维护人性尊严,崇尚理性,宣扬个性解放,追求自由平等。而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也有“人文”的概念,《周易》的《贲卦·彖传》中有云:“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其意是说,阴阳相生,刚柔交错是天象的特点;而社会文化中的人伦秩序合乎文明礼仪,行为有度,则是人类文明的象征。治国家者需要观察天象的特点,把握天时的变化以明耕作渔猎之时序,还应把握现实社会中的人伦秩序,使人们的行为举止符合礼仪规范,从而推及天下,成就大业。这里的人文是与天文是相对的,是以人与人的关系为核心内容的文化构建,有人伦、文明、文雅、文治教化之义,是人类对世界的现实关切及理性审视,彰显了人类对文化显现出的突然与应然状态的自觉性,标志着人类告别野蛮时代走向文明时代。只有充分融合西方背景中的人文主义内涵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概念,才能有效扩大女性人文主义的理论视野,提升对其理解的高度。女性人文主义的理论是以“人—女人—个人”为阅读批判视角,以女性人文理想作为价值立场,以女性为性别视角特征的崭新人文主义,理论的提出者深刻反思人文主义中的“人”,由此分析出真正的女性文学诞生背景。女性人文主义以女性的性别视角为特征,从“人”及“人的文学”当中强调“女人”和“女人的文学”,主要体现的是女人作为人的价值主体去审视、思考、探寻、追求女人、男人乃至个人的生存发展空间,是女性作家对人文主义的思考,其目光不仅局限于女性世界,而是从人的角度去分析女性世界,继而全面客观地思考、探索人的整体生存处境。女性人文主义将其对“女人”和“女人的文学”的强调当成一项策略,使其走上一条与男性、男性文学对话的道路,从而使人与人类文学更为完善,也极大地丰富并发展了启蒙理性人文主义。
  二 萧红作品中的女性人文主义
  现代女性作家萧红短暂的一生可谓颠沛流离、命运多舛,她的一生都苦苦挣扎于追寻爱与自由而不得的境况,饱受女性这一身份所带来的经济及精神上的困顿,刻骨铭心地体验了身为女人的不幸与痛苦,而来自仁慈善良的祖父以及鲁迅等人的温暖关爱使萧红始终怀抱着一颗关爱众生的人文主义心灵,在“五四”新思潮的熏陶及新文学作品的滋养下,她对自由、平等的向往愈显深切。萧红通过写作实现了自身的生存价值,在其短短十年的创作生涯中笔耕不辍,留下众多文学作品,不论是其处女作《王阿嫂的死》,成名作《生死场》,还是后期回忆之作《呼兰河传》,极具讽刺性的《马伯乐》,乃至凄美的最后之作《小城三月》,均受到极大的关注。萧红将自身对生命独到且深刻的体验渗透到作品当中,通过展示种种女性的身体经验,将女性的痛苦表现得酣畅淋漓,以力透纸背的方式凸显自身对女性人格与尊严的关注。纵观萧红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萧红关注的不仅仅是女性这一群体,其作品中的男性也如同女性一样处境卑微,他们麻木且奴性十足,同样深受愚昧迷信的封建旧思想的奴役与戕害。萧红借由对人物形象的刻画,通过对当下社会女性及男性命运、发展的深刻关注,呼吁深处苦难的女性能实现真正的自由、独立和尊严,呼吁麻木卑微的男性实现一个男性真正的价值与尊严。
  三 女性人文主义视角下的萧红作品人物形象
  1 主体性缺失的女性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男性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女性长期以来是人和历史范畴中的缺席者,一直作为他者的形象隐藏于男性的背后,拥有被男性强加的“第二性”特征。“五四”新文化运动拉开了一场呼唤“为人”的革命序幕,新思潮提出“人的解放”、“人的发现”,给现代女性文学的发轫提供了有利契机。越来越多的女性从第二性中觉醒,意识到女性作为“人”的意义与价值,向往自由、平等。萧红成长于斯的那片黑土地赋予她厚重的人文思想,而仁慈善良的祖父给萧红带来的人间温情不断熏陶着萧红,使其人文思想得到不断滋养成长,“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下,萧红独具特色的女性人文主义思想逐渐形成。萧红在作品中塑造了诸多生活在农村社会底层的劳动妇女,她们深受封建思想意识及男权意识的双重压迫,生存条件恶劣,思想意识极为麻木,生命价值与意义与动物无异,她们作为“人”的主体性与个体自由已然被剥夺。萧红极力消解传统文学对女性的叙述,没有赋予其笔下的女性以鲜明的人物性格,有的人物甚至没有名字,多以麻面婆、成业的嫂子、王姑娘的姐姐、李二婶、老王婆、王大姐、小团圆媳妇、王阿嫂等模糊性的称呼取代姓名,在叙述方面,作家采用平面化的手法,通过大量场景式描绘展示女性的生存困境,以物化的形式表现女性在人和历史范畴中的缺席。在萧红的笔下,麻面婆抱着茅草的样子仿若“母熊”,她的声音犹如“猪声”,光着身子临盆的五姑姑的姐姐像“一条鱼似的”爬行挣扎,生病了的月英如同“病猫”被随意丢弃。女性的生育情境与动物的生育情境在作品的叙述中交替出现,麻婆在生育时有母猪在生小猪,五姑姑的姐姐生育时有大狗在生小狗,在萧红的笔下,女性的“人”性已被剥夺,只能充当着一个性别的符号,因而在生育分娩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没有幸福神圣之感,只是纯粹的肉体苦难。萧红作品中的女性丧失了女性的人格,其性别属性也极为模糊,她们作为人的个体思想和主体自由被剥夺,自然无法拥有甜蜜的爱情和幸福的婚姻。例如,在小说《生死场》中,当金枝还是情窦初开的少女时,她被充满情欲的成业追逐哄骗,被野蛮粗暴地占有,导致未婚先孕,在长期以来的世俗规范影响下,女性自我意识的丧失使封建世俗的女性贞操观念逐渐内化为女性本身的天然法则,金枝嫁给成业可以既是无奈的选择也是必然的选择。金枝婚后不到两个月就学会私下咒骂,看清了男人是一种炎凉的动物,其婚姻之不幸可见一斑。而金枝式的境遇在萧红的作品中并非个例,作家借此控诉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对女性这一个体的毒害,表达自身对女性觉醒、个体自由及婚恋自由的企盼。萧红以文学的方式表达自身对女性的同情和关注,从女性本位出发,细腻描写并刻画东北闭塞乡村的劳动妇女生存困境、生育苦难,书写自己对社会与人生的感悟和思考,从女性视角表达对现实境况的人文关怀。   2 懦弱自私的男性
  萧红独具特色的女性人文主义视角使她深刻认识到人的整体生存处境造就了女性的生存困境,因而作家对女性世界的分析被提升至整个人类生存境遇的高度,女性的生存困境也就是男性的生存困境,作品中的男性也如同女性一样处境卑微,他们要么是挣扎于贫困生存线上的懦弱农民,要么是胆小自私的知识分子,作品中麻木且奴性十足的男性们同样深受愚昧迷信的封建旧思想的奴役与戕害。《王阿嫂之死》中,王阿嫂的丈夫被张地主克扣工钱,终日苦闷借酒浇愁,却懦弱十足不敢反抗,最后被地主烧死,给无助的妻子留下深重的悲痛和苦难。《后花园》中的冯二成子十分倾慕邻家的赵姑娘,甚至害起了相思病,然而自卑懦弱的个性使他失去了对赵姑娘表达爱意的勇气,只能眼睁睁看着朝思暮想的姑娘嫁给别人。《生死场》中的二里半、成业、月英丈夫、五姑姑的姐夫、王婆的丈夫赵三等男性,与女性同样身处苦难的生活困境,挣扎于贫困、饥饿、疾病等生死边缘,面对苦难和挫折,他们表现得麻木、胆小、懦弱、愚昧,却冷漠、粗暴、残忍地对待更为弱势的女人和孩子,他们打骂妻儿、对妻子的病痛视若无睹、摔死孩子,萧红通过还原这些底层男性的真实面目,直击他们丑陋脆弱的内底,消解了传统男性文化所构建的光辉男性形象。在作品《三个无聊的人》中,萧红用极具讽刺性的口吻刻画了三个无聊的新式知识分子,他们极力通过各种途径来摆脱无聊,但无聊依旧如影随行,带着寻欢作乐的目的去找女人,却虚伪地说是在同情女性,在女人身上研究社会科学。《逃难》中的何南生是一个虚伪的小学教员,在学生面前他装腔作势扮演英雄模样,发表“与陕西共存亡”等慷慨激昂的演讲,实际上却终日忧心忡忡,早早收拾大包大揽做好逃难的准备。战事一来,他带上所有家当快速逃跑,丑态尽出。《马伯乐》中的主人公马伯乐也是个胆小懦弱无能的男性,整日无所事事却满腹牢骚,找各种借口朝父亲和太太要钱,他自私自利、精于算计、贪小便宜,遇到悲观挫折他所能想的首先是“逃跑”,为苟全性命千方百计躲避战争。萧红作品中这一个个虚伪自私麻木的男性形象缺点无数,没有男子汉该有的担当精神、爱国理想和民族观念,彰显了作家对男性不觉醒的深刻反思。
  3 觉醒中的女性和男性
  女性人文主义的最高指向是全面实现人的价值,强调“人”的本位,以人的角度去全面客观地思考、探索人的整体生存处境。萧红在作品中塑造了大量主体性缺失的女性和自私懦弱的男性,是她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对特定社会环境的深刻反思,对那个不人道世界的严正控诉。萧红的作品中同样刻画了一个个觉醒程度不一的女性和男性,以此彰显作家的女性人文主义下对实现人价值的探索和努力。历尽千帆的金枝逐渐意识到只有通过自身的努力争取才能得到女人应有的经济能力和地位,她迈入城市,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提升自身的经济能力和地位。王婆通过改嫁实现女性与男性在人格地位上的平等,为维护自身权益与恶势力顽强地进行斗争。当战争来临,人们的个体生存遭遇覆亡的危机之时,以赵三为代表的生死场村民们组建起以寡妇和单身汉为主要成员的特殊队伍进行奋起反抗,尽管这支特殊的抗争队伍无法成为民族国家的主体,无法担当起民族解放的重任,但依然深刻诠释了北方人们对生的坚强和对死的挣扎,展现了人们在追求并探寻自己作为人的价值所迈出的可喜一步,表达出作家萧红对当下社会女性及男性命运、发展的深刻关注,对愚昧迷信的封建旧社会对人类造成戕害的严正控诉,对深处苦难的女性能早日拥有真正的自由、独立和尊严以及懦弱自私麻木的男性能实现一个男性真正的价值与尊严的深深期望。萧红以女性特有的性别视角,在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人物形象,体现了女性作家对人文主义和人类生存发展空间的思考,与男性文学相互对话,使人与人类的文学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完善。
  参考文献:
  [1] 萧红:《萧红全集》,哈尔滨出版社,1998年版。
  [2] 王立春:《萧红小说的女性意识》,《中国校外教育》(下旬刊),2008年第3期。
  [3] 兰艳丽:《论萧红女性意识的变化——从〈生死场〉到〈呼兰河传〉》,《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
  [4] 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5] 葛浩文:《萧红评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姜良琴,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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