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子是我国北方的主要农作物之一，具有耐旱和适宜各种土壤的优点，平川、山区和丘陵地区都可种植。用小米做饭省时、省事，小米饭香甜可口，营养丰富，长期食用，并不生厌；革命圣地延安、河北省蔚县、山西省沁县的“沁州黄”等有名的小米，更受各界人士欢迎。
　　我出生于贫困家庭，幼年时代是吃高粱面饭和小米饭度过的，我与小米之缘，与生俱有。
　　日本投降后，我进入解放区读书，我们学校除星期日中午吃一顿白面蒸馍外，其余六天天天是小米饭，顿顿是小米饭。对此，个别从国统区入校的学生常喊“俗不可耐”，我则不仅习以为常，而且觉得太行山出产的小米比家乡的小米更为香甜，因而与小米之缘与日俱增。
　　我们食用的小米，是师生们从二三十里之遥的农村米库背回来的。一些从国统区入校的学生没有米袋，外出背米时便不得不“以裤代袋”：先将单裤的两条裤口用绳子捆紧，将小米装入裤子后，再将上面的大裤口捆紧，然后将“人”字形的“米袋”架在脖子上，双手扶着两条裤管徐徐而行，其势态就像是新式的民间艺术——哑老背妻。
　　其实，顿顿小米饭、天天小米饭的生活，岂止是我们学校，解放区所有的学校、机关、团体都是如此。那时，政府工作人员被称为“吃公家小米的人”，他们在机关工作时吃小米饭；下乡工作时带着米票吃派饭；开会、住招待所时交米票吃小米饭；如果不幸牺牲或病逝，则被称为：“×××不吃小米了！”
　　战争时期的小米，作用是很大的，机关、团体的伙食标准以小米计算；对杀敌英雄、劳动模范的奖励以小米计算；对干部家属生孩子的补贴以小米计算……
　　解放区的军队，同样一日三餐吃小米饭，但是蔬菜充足，营养丰富，指战员个个身体健壮，战斗情绪高涨，与国民党军队因吃缺乏营养的红大米而失明、失去战斗力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号称800万之众的国民党军队，就是被“小米加步枪”的人民军队彻底打垮的。
　　建国以后，军民一日三餐小米饭的生活基本结束，但“小米制”仍实行了一个时期，如对供给制干部的津贴，对留用人员的工资待遇等，都是以小米折价的。我本人也有若干次“小米制”的经历，例如：
　　建国初期我在榆次当小学教师，县教育科将全县小学教师分为甲、乙、丙三等，甲等教师每月待遇是小米170市斤，乙等教师是155市斤，丙等教师的待遇是140市斤（不折价、发米）。
　　1951年元月，我出席了在省城海子边人民大礼堂召开的“山西省首届文艺新闻工作者给奖大会”，会务组对与会人员的伙食标准便是以小米折价定的。大会在对获奖人员和作品发奖时，也是以小米为标准折价的。元月31日，大会举行发奖仪式，太原市文教局副局长苏贯之宣布领奖名单，我的奖金是小米200市斤（折价付款，下同）；作家李束为创作的中篇小说《春秋图》被评为一等奖，奖金是小米1000市斤。
　　当年秋，我患病入“山大”医院三个月，结账时，医疗费折合小米1300市斤……。
　　小米制废除后，我们机关食堂的主食以白面、大米为主，小米饭很少吃了。不过好景不长，当了“右派”后，我竟连小米饭也吃不饱了。
　　改革开放以后，我家的主食以白面、大米为主，很少吃小米饭。读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一书所述的“食物多样，谷类为主”后，我又将小米饭列为饭谱之首，直至现在，仍与小米有缘。
　　
　　 （责编 周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