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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读哈默，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美〕鲍勃·康西丹著，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编译组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超越生命——哈默博士传》;二是海天出版社推出的《世界巨人百传》中的《哈默传》;三是作者与哈默本人所见所感。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调到与美国西方石油公司合作开发建设的山西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工作，到任刚一个礼拜，著名作家钟道新专程赶来赠我一本书，就是哈默博士传——《超越生命》。后来，我又买了一套由“中国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和“北京大学传记研究中心”共同主编的《世界巨人百传》。这套巨人百传丛书，包括有世界百名各行各业的大师和精英。其中工业巨子卷，有我们常常听到的那些名字：福特、卡耐基、希尔顿、哈默以及比尔·盖茨等。哈默被称为世界的石油大擘，他就是与我们合作开发平朔安太堡矿的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说白了，就是我们的外方老板。
也许是因为工作关系，对读《哈默传》，我兴趣很大。尽管当时工作很忙，我还是挤时间通读了这两部传记文学。这期间，又先后三次在接待哈默时，亲眼见到了这位传奇人物的一些所言所行。从而在他本人身上，进一步读到了他的精神旨趣和人格锻造的执着追求。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日，阿曼德·哈默率领一个包括美国参议员赫哥特和二十多个国家的金融界代表以及十七家大通讯社的新闻记者在内的代表团，要来实地考察正在施工中的平朔安太堡矿。但是，天不作美——这天从清晨开始，刺骨的寒风就怒吼着把漫天的风沙和雪霰送到了雁北大地。气温下降到零下二十二度。
日程安派，这个代表团早八点半从北京南苑机场起飞，九点半到雁北怀仁机场。之后，哈默转乘直升飞机，其他成员换乘汽车到平朔。
我们接待组一行十多人，提前十分钟到达正在施工中的平朔机场，迎接我们这个企业的外方老板。老天似乎故意和我们作对——这时气温已下降到了零下二十四度，雪霰变成了雪花，风沙弥漫了整个天空。为了安太堡这个合作项目，从一九八0年开始，双方就进行了多次现场考察和长时间的可行性研究。哈默对雁北地区的地理和气候情况是十分了解的。对今天的天气变化，多家媒体也早有预报。他的随行人员再三提醒他，今天雁北有风雪。哈默却不动声色地说：“日程安排，一切都不要变。”于是，就在这风雪交加的日子里，他和这个庞大的代表团一起，按计划赶来雁门关外当时还是一片荒芜的安太堡矿现场。
按时间算，飞机应该到了。我们站在风雪中，仰头瞭望：空中还是白茫茫一片，风在吼，雪在飘。有人钻进汽车里去等。我则一边不停地跺脚，一边在心中祈祷，飞机呀，可别出事，愿这位美国老人平安到达……这时候，脑海里不知怎么就想起了《哈默传》里记述哈默年轻时前往苏联的情形。
一九二一年初夏，二十三岁的哈默在哥伦比亚医学院毕业后，从报纸上看到，新生的苏维埃国家正处在伤寒和饥荒的袭击中，便买下第一次世界大战留下的一所医院和医疗设备，动身前往苏联。不少人说这简直是“月球探险”。果真，还在路上，他就遇上了想象不到的困难和艰险。在英国，他受到警察的多次而烦琐的审查，并扣押了好几天。在德国预订一张去里加的火车票和签证又要等待三个星期。在海上经过三天三夜与狂风巨浪的搏斗之后，才到达里加。在里加餐馆就餐时，一个留着小山羊胡子的侍者领班，对他耳语说：“你是去俄国吗？”哈默说：“是的，怎么啦？”侍者说：“干嘛要去找死？那是死路一条。”但是，哈默一点儿也没畏惧。他照样向着他的目标，在困境重重中前行……
看来，哈默的性格还和年轻时一样——一点儿都没变，今天的风雪吓不倒他！
我仍然在风雪中跺着脚，仍然仰头瞭望那风雪交加的天空。十点二十分，哈默飞机的引擎声从漫天的飞雪中传来，接着，直升机搅拌着风雪缓缓降落。哈默由原煤炭部副部长陈钝陪同，缓步走出机舱。他微笑着向前来迎接他的人员挥手致意。然后，由中方总经理陈日新和我搀扶他冒雪去上汽车。上汽车前，他又停步站稳，仰起头在风雪中看了看刚开工不久的机场工地。
十点四十分，哈默一行到达平朔宾馆。按事先安排，总经理到会议厅去检查通报会的准备情况，一位副总和我领哈默及翻译到六楼准备好的房间小憩。但是进了房间还没落座，哈默就看了看手表，对我们说：“我们迟到了十分钟——不休息了，不能让参会的人等我们。去听情况通报吧。”——迟到了十分钟，这怨谁呢？老天是不负责的！但哈默要把这十分钟找回来。在这种情况下，心里不管咋想，都不能说什么。我们以点头表示明白，立刻转身领着哈默到了会议厅。
通报完情况，正好十一点半。主持会议的中方老板陈日新请哈默讲话，哈默只讲了十分钟，他说：“剩下的时间，请陈钝副部长和赫哥特讲。”这时，我看了看表，正好每人还有十分钟。我放下记录的笔，仰起头来想了想，脑海里画了一个重重的问号，今天怎么有这么多的十分钟呀？
下午一点半，到工业区看开发现场。天气仍然没有多大的好转，它毫不客气地用风沙来迎接这位年迈的远方客人。哈默并不理会这些，他该看哪儿还看哪儿，该问啥还问啥——看得很仔细，问得很认真。特别是在那座亚洲最大的洗煤厂建设工地，因为按计划有些拖期，问得就更多更细。
洗煤厂是露天矿的咽喉，建成后全部自动控制，精煤仓高七十多米，一千五百万吨原煤全部入洗，当时称“天下第一仓”。然而偏偏在这个关键工程上没按计划完成。延误工期的原因，在上午的通报会上，中方和美方的意见不同，而且各持己见。中方认为是美方雇聘的麦克纳利公司的设计图纸没有按时送到，而且一拖再拖;美方认为是中方的建筑商人员不足，技术水平低下。通报会上的意见是相反的，参会的所有人都听得一清二楚。哈默最后的十分钟表态，主要就讲了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他没有急，也没有火，目光和善，面带微笑，音质浑厚但清晰，语速略慢但感情充沛。他说：“像这样大的一个复杂工程，碰到问题是避免不了的。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双方有强烈的意志和坚毅的决心，我们是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的……对过去来讲，有这样那样的困难，现在这些困难都成了历史的陳迹，不管是麦克纳利的设计也好，还是承包商的人员也好，这些都过去了……对工程的完成，我还是有信心的。现在世界人民都在注意这个项目，我们一定要尽最大努力，向他们证明，我们双方可以携手合作，我们是有信心把它如期完成的。”这就是哈默的回答——困难、分歧、矛盾在这里化解了，变化了;信心、意志、希望和力量同时产生了。 现在，哈默站在精煤仓旁边那高高的护砌上，眺望着正在施工的庞杂而尖端的项目，目光透过风尘漠漠的天空，洒向高耸的主体工程。他直挺着腰身，一动不动，体态平静，面色庄重，目光坚毅。上午他讲的信心、意志、决心……下午在这里具体化形象化了。我估计他可能要说几句什么，便悄悄打开了手中袖珍录音机。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将目光从洗煤仓顶端慢慢移到了不远处正在铺轨的铁路施工工地——他仍然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那通向远方的铁轨沉思……
人的思想真是奇妙无常——我的脑海里，这时竟呈现出《哈默传》中最后一章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那精准的叙述：阿曼德·哈默由一个拥有百万家产的大学生，发展到一位掌控亿万资财的企业家，在物质需要的满足上，不说独步一时，至少也无愧于人;在精神方面，更是有声有色，五彩缤纷。实践表明，他确是一位有主见、有权威、有自信、挥洒自如、巧于执着追求的风云人物……
下午三点半，哈默回到宾馆会议厅，准时举行新闻发布会。
《华尔街日报》的一位男性记者首先举手提问：“在这个项目里，你们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哈默从现场回来，没有休息，现在他挺挺地坐在台上，精神充沛，目光有神，反应敏捷。他说：“我认为，最大的困难是煤价下跌。不过我们不用担心这个问题。煤价和世界油价是相关的，目前油价很低，对这些问题，用长远眼光看，美国石油的储量用完后，几乎全部要靠进口……当油价因供求关系而上涨的时候，煤价也就跟着上去了。”
煤价问题，从这个项目一开始就遇到了：谈判初，世界煤价是吨煤五十多美元，后跌到四十多美元，到签订合同时，就降到了三十多美元。可以说，这个项目谈判和开发的过程，就是煤价大幅下跌的过程。那时候，就有人说，如果不是改革开放的政策和哈默的远见卓识，这个项目是成功不了的。今天哈默回答这个项目最大困难的時候，又坦率地说，是煤价问题。这是在总结过去，又是在回答现在，同时，也是在预见未来。不管是过去的困难，现在的困难，还是未来的困难，哈默都以大企业家的大视野用经济规律客观地分析了，拿事实讲明了，权衡了，决策了……在场的记者也罢，双方管理层也罢，都听清了，心亮了，认识统一了，心中踏实了，情绪稳定了……这些，大概就是项目的生命，合作的保证，事业的希望。
“二十年代，您同列宁领导的苏联合作，在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您同中国合作，是出于何种考虑？”这是山西电视台记者的提问。
哈默端起水杯，轻轻地饮了一口，说：“首先，我要说的是，因为我觉得‘世界的未来在中国’……”
哈默的回答清晰而干脆，明确而坚定。
“世界的未来在中国”。当哈默这样回答的时候，在场的中外双方所有人员（我想大部分记者也会是这样）的心情都很激动，精神也振奋起来了——自从这个合作项目确定下来后，中方一批又一批的职员、工人，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外语，学习技术，学习管理……学习之勤奋，攀登之坚毅，钻研之刻苦……真的就恰似当年哈默在苏联每天要背会一百个俄语单词那股决心和劲头。于是，在内地这片古老而偏远的土地上，也同深圳等沿海开发区一样，改革开放的春风使这里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高山被铲平，大地被翻修，贫瘠被埋葬，富有被掘出……人们在这里亲眼看到了什么叫历史性巨变！
哈默看到了这一切——他眼光很锐利，观察很具体，分析很深刻，论断很准确。所以，他毫不含糊地回答说：“世界的未来在中国。”早在一九八三年，他在一篇文章中就预言：“今天，大多数中国人都骑自行车，少数人骑摩托车。我预言，不出十年，在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下，将有好几百万中国市民坐上自己的汽车。”
哈默的预言，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在到中国的几次访问中亲眼所见，亲身所感。也是在这篇文章中，他有这样的描述：“在我到中国的几次访问中，我有幸认识了你们的许多同胞，不知不觉地对他们感到钦佩。他们自愿辛勤劳动，他们的求知欲很强，近来对学英语尤感兴趣……这些日子，每当我来到中国，看到它的无限机会和资源，感到新的开始的气氛，我心里的感觉就像我二十三岁时在列宁的苏联感到的一样。”
看了这些叙述和预言，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位在在商海中遨游了七十多年的阿曼德·哈默，不仅是一位有声有色丰功奇业的企业家，而且还是一位眼光犀利、机智敏感、务实不凡的预言精英。
“世界的未来在中国”这干脆而精准的回答，这坚定而响亮的声音，久久地回荡在参会人员的耳畔。大家备感激动，兴奋不已，都对我们的企业和国家的未来充满信心。
接着，又有更多的记者举手提问，发布会一直开到下午六点，最后还是被时间限制了。哈默说：“今天就到这儿了，晚上我还要回北京。记者朋友们，再找机会谈吧！”
晚上七点钟，哈默一行冒着浓浓的夜色，乘车从平朔赶到怀仁机场——这一天，他从早七点离开钓鱼台国宾馆，到晚上九点才驱车赶回，紧张地工作了十四个小时。有人可能不晓得——哈默这年已经是八十六岁高龄的老人。
哈默代表团离开平朔安太堡矿后，我有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整理哈默和他的代表团在这里活动的有关资料。因此对这一天的所见所闻必须进行一番认真的回忆和梳理。这也就给了我对哈默这个经历奇特、色彩缤纷、名扬全球的风云人物进行思考、分析和品味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我还不时对《超越生命》和《世界巨人百传》中的有关哈默章节再阅读——尽量加深对哈默精神世界的理解。
若有人问我：你读哈默的第一感受是什么？经过反复思考，我觉得，哈默敢于冒险又善于成功的秘诀应该是：他把时间看成是生命，把生命溶于了时间。这是他人生的奥妙，也是他成功的关键。这里，我想引用他自己的一句话来回答。他说：“幸运看来只会降临到每天工作十四小时，每周工作七天的那个人头上。”看来，富兰克林那句“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金钱”的名言定语，就是哈默灵魂的主导，精神的支柱。现在坐下来仔细回想，他来平朔安太堡矿考察的那天，在那么恶劣的气候中，为什么坚决不让改变日程？为什么要放弃自己的小憩，将那迟到的十分钟找回来？为什么他在八十六岁的高龄之际，还能坚持一天十四个小时的紧张工作？……这一切的一切，在这里就都有了不言而喻的回答。 阿曼德·哈默通过开拓石油业，使他多谋善断、多姿多彩的事业更上一层楼。那时，这位已八十岁的董事长兼总裁仍然精力充沛，每天工作十二小时，每周工作七天。他还像往常一样，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一大帮的公司经理人员鱼贯出入他的办公室。人们可以想象，这个拥有十万名雇员和三十多万名股票持有者的西方石油公司的第一把手，会忙到什么程度！
历史的指针拨到一九七九年，他又果断地抓住了一次难得的大好机遇，从而使他的事业之船再扬帆，乘风破浪前行到了中国。
那年，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赴美进行国事访问，曾在美国南部第一大城市休斯敦参观约翰逊宇宙航天中心，并同当地石油钻井公司的代表友好交谈。就在这时，美国从事石油贸易的经理人员蜂拥而至。轮到给邓小平介绍哈默博士时，邓小平打断译员的话，说道：“没有必要给我介绍哈默博士。在中国，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位帮助过列宁的美国人。”邓小平亲切地问道：“您为什么不到中国去，也给我们一点儿帮助呢？”这位石油大亨哈默，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笑道：“我很高兴这样做。但是像我这么大岁数的人，会有很多困难。除非我能乘坐我的专机去中国。但我知道，私人飞机是不能进入中国的。”邓小平立即说：“可以做出这样的安排，您打算什么时候去中国，给我发个电报就行了。”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哈默对到中国来，“给我们一点儿帮助”，只提了一个条件，那就是要能够乘坐自己的私人飞机。这当然是为其生活方便，但其中还内含着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时间。哈默的私人飞机是和他的事业、他的生活乃至他的生命紧紧连在一起的。在哈默的心中，时间就是生命，就是事业，就是金钱，就是成功和失败的关键。不少人都晓得，他的飞机就是所有这一切的一个重要依靠和保证。眼下，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仍然是经常乘坐他的“西石一号——一架改装的727型喷气式客机”东飞西奔。这架飛机，有特殊的起落架，可随时在任何一个机场降落，而且还配备一个心脏除颤器。有全套长途飞行所必需的舒适设备，包括卧室、浴室、餐厅等。所以，哈默在如此高龄，还能在飞机上利用一切可用时间，忙着他永远都忙不完的事业。
和邓小平谈话不久，哈默的电报就来了。经邓小平特准，哈默和他的十六位高管乘坐的私人专机，便稳稳地降落到北京机场。从而揭开了哈默这位石油大亨给中国“一点儿帮助”的宏伟蓝图。
我第二次接触哈默，是一九八七年九月十日。正是夏末秋初的季节，而且万里无云，风平气爽。哈默这次来平朔是为安太堡矿建成剪彩。参加这次剪彩的还有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和十多名部级领导以及上百名各界客人。在这次庞大的接待任务中，我除了负责资料组以外，还被分配到以一名副总为首的接待哈默小组。
这时候，平朔机场已经建成。八百多米长三十多米宽的跑道雅静而显赫地平卧在秋高气爽的雁北大地上，我们接待小组的人员依次站在中国唯一一家企业所有的新建机场上，等待着一直关心和促成这个机场建成的哈默老人。
哈默键步走下飞机，我们一一上前与他握手。在和我握手的时候，他稍微想了一下，说：“见过。”我说：“是的，去年十二月，那天很冷。也是在这里，那时机场还没建成。” 他抬起头望了望新建的机场，笑了笑，说：“很好，可以省很多时间呦。”翻译的水平很高，他轻快地让我们都听清了对方的语意。我顺口又说了一句：“是的，到北京才一个多小时。”这时候，我让到一边，后边的人已经伸过手去，此时好像他又说了句什么，翻译凑到我耳边告诉我，他说：“办企业得计时间——丢了时间就什么都丢了。”
哈默早在双方签订合作协议的时候，就提出要在平朔建一个简易机场。回国后，他又写信来再次阐述要在平朔建机场的意见。这是为什么呢？关键还是时间：从北京乘火车到大同转车到平朔，在有专人买票、送站、转站和接站的情况下，大约需要十四个小时，而坐飞机只用一个小时。平时，外方在平朔工作的是一百多名员工，有时到二百人。当时，几乎每天他们都有员工或家属往返在北京、大同、平朔之间的火车上。中方人员就更多些。我们不曾计算过这里面有多大的一笔时间账，而哈默从开始就算清了这笔账，他再三提出要在平朔建一个简易机场。所以，他去年十二月，从怀仁机场不改乘汽车，硬是要倒直升飞机来平朔，就是想看一眼这机场的现场。
哈默不会忘记，当他开始提出要在平朔建机场的时候，方方面面的不少人对在企业建机场还感到陌生，反应比较迟缓。于是，哈默于一九八五年七月一日，平朔安太堡矿开工剪彩后，当日又写信给邓小平，提出解决飞机跑道和国际长途的通讯线路问题。邓小平立即批示，请李鹏同志酌处。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三日，国务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委员会以国涵（1986年）120号文批复煤炭部：同意新建安太堡矿简易机场。紧接着，中国民航机场设计院、铁道部十二工程局、航天遥感工程总公司等单位在平朔总工程师组织协调下，紧密协作，昼夜施工，仅三个月时间，就竣工并试飞成功。为此，《人民日报·海外版》一九八七年八月十六日，以《安太堡矿机场正式通航》为题，发表消息：“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自有的一架双水獭飞机，从该矿机场起飞，直达北京首都机场。至此，全国第一家自有飞机和机场的企业——安太堡露天煤矿的飞机场正式通航了。”
没有一种不幸可与丢掉时间相比。平朔机场建成了，哈默压在心中的那笔从平朔经大同到北京路上的时间账，终于理清了，结账了。人们常说，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而生命最宝贵的东西又是什么？是时间。哈默的人生观主要体现就是他的时间观。哈默的一切活动、一切事业，无时无处不体现出他的这一至高无上的观念。对此，平朔人有切身的体会和感受。
哈默和中国合作开发建设的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是三年准备两年建成的年产一千五百多万吨的大型煤矿。这样的建设速度，在中国建矿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被媒体称为是“树立了丰碑的项目”。当时，这里有四百多台套世界一流的大型设备，这些设备都是按几分几秒的时间要求来操作的。其中大型电铲要求司机每三十秒要完成五个规定的动作，每九十秒就要装满一辆载重一百五十吨的巨型汽车。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没有强烈的时间观念，没有严格的管理制度，怎么能生存，怎么能工作？如果没有高效的意识，没有快速的节拍 怎么能让这么一个现代化的大型企业，每日每夜每时每刻甚至每分每秒都正常地协调地安全地运转起来？ 一个外方管理人员，有一次带着孩子到了办公室，他的经理立刻给他下了备忘录，通知他上班时间不能带孩子。第二天，他又带了孩子来——不管什么原因，他立刻被解雇了，而且当天就要离开岗位。一个中方司机，在不适当的时间，不适当的地点，停车小便。又过了几天，在电铲给他装车时，他合眼迷糊了一下。也立刻被解雇了。他说：“已经忘了小便的事。”工长说：“电脑没有忘。”
拿破仑说过：“你有一天将遭遇的灾祸，是你每一段时间疏忽的报应。”在这个和哈默的公司合资企业里工作的员工，谁疏忽了时间，谁就会遭到报应。这是毫不含糊的。
每天在这里发生的这些具体故事，哈默都知道吗？不一定，至少是不完全知道。然而这个企业的中外雇员，都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着，并且逐步形成了高效率、高效益、高科技和快节奏的三高一快的企业特色，這特色就是人们常说的企业精神。这种精神又渐渐成了员工的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对于这一切，我们当然不能笼统地说都是哈默时间观念的体现，但至少不能说没有关系。
读哈默这样带有传奇特色而又取得重大成功的世界精英人物，每个读者都会受到启发和鼓舞，也会有自己的收获和感悟。对我来说，特别是在和他的实际接触中，最具体最深刻的记忆和触动，就是他的时间观，那句：“幸运看来只会降临到每天工作十四小时、每周工作七天的那个人头上”的名言，至今，我还记忆犹新，回味无穷。
从杜鲁门到尼克松历任总统期间一直担任经济顾问的雅各比教授，曾经对哈默进行过一番研究。他说：“哈默具有一种吸引力，这个吸引力就是他的事业心。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位像他那样热情奔放、视野广阔的人。他对商业良机具有特别灵敏的嗅觉，但更重要的还在于他当机立断，行动迅速。这需要大智大勇。这正是我试图教授我的学生的内容。”
我读哈默后，觉得这位教授对哈默的分析和概括是准确的。
先说他的事业和视野。由于他的事业心很强，他的视野也就很广，由于视野很广，他的事业就迅猛发展，蒸蒸日上，而且有声有色，缤纷绚丽。在他从青少年开始到耄耋岁月的七十多年漫长而闪光的人生旅程中，对所涉多个行业创造的伟绩奇业，每每都让世人惊叹不已，啧啧称道。
读过哈默的人大概都不会忘记，他在一九一七年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的时候，由于他家境情况的变化，便接管了他父亲经营的一家制药厂。他读书经商两不误，凭着聪明和机智，克服了很多困难，既保证了学业，还出奇招，一举改变了药厂的经营被动局面。把个小小的药厂，从十几人猛增到一千五百人，制药厂成了誉满全国的“联合化学药品公司”。他也就成了当时美国大学生中仅有的“百万富翁”。我想，这不仅是在美国，就是在世界，也算得上是奇人、奇事、奇闻了。
一九五六年，时已五十八岁的哈默博士，本已打算息商归隐。把价值两千五百万美元的珍藏品捐赠给了华盛顿国立美术馆。但在一次鸡尾酒会上，他听从了一位会计的谏言，又开始焕发出他生命的第二青春，步入了事业的一个新高峰。他购买了西方石油公司的股票，第二年，就当选为该公司的总裁。从此，哈默博士又一发不可收，使这家濒于破产、当年仅有三万多美元资产的石油公司，脱颖而出，大发利市：一九七四年的收入竟高达六十亿美元。同时，他又成功地说服了美国参议院，与苏联达成了一笔二百亿美元的换货交易，这使他在七十六岁高龄时达到了其事业的又一个高峰。哈默博士进入耄耋之年，正赶上中国打开了改革开放的大门，他敏锐地抓住了这大好时机，很快将事业和视野都同中国这块丰厚的沃土连在了一起。不久，他的西方石油公司就同中国在石油、煤炭、棉花杂交、化肥等方面签订了四项初步协议。一位时任中国石油工业部的副部长说：“在过去三天里，哈默博士会见了我国八个部的领导人，他打破了外国朋友同中国做生意的一切记录。他的精力、效率、热情和负责精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说过：“理想的人物不仅要在物质需要的满足上，还要在精神旨趣的满足上得到体现。”
阿曼德·哈默由一个拥有百万家产的大学生，发展成为一位掌握亿万资产的企业家，在物质方面无愧于己，无愧于人，也无愧于世，这是举世皆知的。但在我读哈默的时候，更感到他精神世界的显赫与靓丽。商务大业的奇功伟绩，世人无不称道。在精神旨趣的满足上，他更是有声有色、艺美味浓、香飘久远……一九八五年，他来为平朔安太堡矿开工剪彩以后，有一位翻译悄声对我说：“哈默可不只是企业家，还是位有名的收藏家。他的珍宝名画，海了。”我一下愣住了，很吃惊。后来，才了解到，哈默不仅是名副其实的收藏家，而且是集收藏、展览、馈赠与艺术交流于一身的社会活动家。
阿曼德·哈默对收藏名画，几乎是嗜好成瘾。他说过一句流传甚广的真言：“搜集名画是世界最有意思的事，它将博学、猎奇和商业利益结合在一起，对我来说，这确实是一种理想的消遣。我愿意为名画争个你死我活。”
有这说法，就有这做法。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六日，日内瓦举办了高更（法国印象派画家）的名画《你好，高更先生》的拍卖会。哈默闻讯，立刻坐自己的专机赶去。因天气关系，机场临时决定关闭，哈默专机刚好在关闭前一分钟降落。拍卖会的竞买激烈，最终，该油画由哈默以32.9万美元购得。当他怀抱油画走出饭店门口的时候，希腊一位船王也匆匆赶来。原来这船王的飞机晚到了一分钟，只好降落在别的机场，没赶上拍卖。这位船王站在哈默前，要出巨额将该画买下。哈默彬彬有礼地说：“这是无价之宝，不能出卖。”船王嗒然若丧，无奈而去。
一九八0年，哈默在另一次国际拍卖会上，曾以六百万美元的高价买下一套已有四百七十年历史的达·芬奇《手稿》。这个价目是他一九七七年在另一次拍卖会上以三百万美元买下一幅珍宝名画的一倍。
详读哈默，会体会到他不仅是胆识过人嗅觉敏锐、在商场上艰苦拼搏取得巨大商业成就的风云人物，而且在艺术界也活动频频，硕果累累。他的艺术细胞和他的商业智慧一起，不仅让他在经济层面挥洒自如，同时在精神旨趣上也是阳光灿烂。他说过一句落地有声的话：“艺术收藏的另一乐趣是馈赠。”馈赠，这个词在这里的内涵是丰厚而广泛的。从哈默的实际情况看，至少应该从三个方面理解：一是他对艺术珍品的收买;二是展出和捐赠;三是他在艺术界的活动和交往。 一九七三年，哈默一手操办了一次艺术杰作——将一批属于苏联所有但长期被查封的法国印象派后期的艺术珍品，在美国巡回展出。他把一幅价值一百万美元的戈雅（西班牙画家）作品捐赠给了列宁格勒国家文物博物馆。还把价值两千五百万美元的收藏品赠或遗赠给洛杉矶县立博物馆和华盛顿国立美术馆。一九八二年后，步入耄耋之年的哈默，带着他以六百万美元买到的达·芬奇《手稿》和绘画，先后在意大利等十个国家十七座城市展出，观众达二百余万。之后，他将达·芬奇绘画和《手稿》带到洛杉矶地方艺术馆作永久展出。
一九八二年三月，哈默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与中国合资开发煤炭、石油等方面的协议时，还在百忙中安排了在中国北京美术馆的艺术珍品展出。在揭幕詞中，他表示很高兴能够同中国人民一起分享他珍藏的艺术珍品并通过伟大艺术的世界性语言，消除政治与文化隔阂尽一点儿力。这次展出很成功，观众达二十多万。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排队，等候观看这些艺术珍品的机会。
哈默在经济层面上的不断进取，往往是和他在艺术领域中的追求同步而行，可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携手并肩，齐步向前。这使他的视野越发开阔亮丽，他的事业更加生机勃勃。
一个时期内，哈默的眼睛虽然盯在艺术品的购买、展出、销售和馈赠等等方面，可他的耳朵却听着四面八方，眼睛也不时抽空扫一扫周围各行各业的动态。当富兰克林·罗斯福正在走向白宫总统宝座的时候，哈默听到一个清晰的信号：一旦“新政”得势，禁酒法令就会被废除。这个信息，让哈默又惊又喜。自一九二○年实行禁酒令以来，市面上很少需要酒桶，禁酒令废除后，啤酒和威士忌就要大量上市，那酒桶从哪儿来？他在俄国住了多年，又多次忙着在苏联搞艺术展出，很清楚苏联什么东西可供出口。于是，他立刻从那里订购了几船桶板。又在新泽西州建立一个现代化的酒桶工厂。当他的酒桶在生产线上滚滚而出的时候，恰好赶上了废除禁酒令带来的好处。这些酒桶立刻被威士忌酒厂和啤酒厂以高价抢购一空。在这如此红火的大好时机里，他顺水推舟，又在酿酒业和养牛业大显身手，大展宏图，成为这两大行业中实力雄厚的佼佼者。
到此时，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哈默的视野、哈默的事业以及他的热情不仅在艺术界誉满各地。同时，他精神旨趣的丰富内容，始终是同经济上的追求以及经商的敏锐嗅觉融为一体的。这大概就是哈默博士与那些一般从商和从艺人员的区别，也让世人刮目相看。阿曼德·哈默自己对那春风得意的经历，曾经有过一段精彩而实事求是的回顾：“举凡作威士忌生意和牲口买卖，外加艺术界，我都干得不错。在处理赫斯特的珍玩过程中，（赫斯特是美国报业托拉斯巨头，艺术品珍藏家，曾一度濒临破产边缘，不得不出卖珍藏的艺术品。哈默曾用他的聪明智慧，一分不取地帮他解除了险境）我的声誉鹊起。我曾经是一些著名慈善团体的积极成员。杜鲁门总统指定我参加国际粮食委员会。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命我为世界和平研究委员会委员。肯尼迪总统委派我参加埃莉诺·罗斯福夫人纪念基金会。”哈默的这段自述没有夸张，可以说是客观地反映了他的人生概貌。毫不含糊，他是美国企业家，但又是世界性的企业家，而且是成功的企业家。不过这个企业家在艺术事业上也成绩非凡。对教育、慈善、卫生等事业也都不惜工本，不断作出贡献。他创立癌症研究中心，并任美国总统三人癌症研究顾问小组主席。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会活动家，他毕生追求的梦想，就是使稳固的持久的和平降临大地，战胜疾病和饥饿。为了世界和平事业，他在美苏之间以及不少国家奔波不已。在冷战寒流滚滚的七十年代，苏、美两个核大国虽然剑拔弩张，各不相让，但阿曼德·哈默这位明智之士，却利用商业的机会和艺术的交往，在悄悄地推动两国间一泓和解的暖流，一定程度地促进了它们之间关系的缓和，并取得了一些良好的成果。苏、美两国和不少国家的领导人都对他有过中肯的评价。
一九九0年十一月十二日，阿曼德·哈默博士走完了他辉煌的人生旅程，在他的寓所无疾而终，享年九十二岁。获得这个消息后，平朔煤炭工业公司总经理陈日新给美国西方石油公司和哈默博士的家属发去唁电，对他的去世表示沉痛哀悼，对他为平朔安太堡矿的成功合作作出的贡献表示敬意。
哈默这个“无疾而终”的尾声，也很有琢磨的意味。他的不凡人生和奇功伟业，我们普通读者在不少方面，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但，他能在那么宏伟而繁忙的事业中，活到九十二岁，还实现了“无疾而终”，这实在是任何读者都值得思考的题目。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五福临门”的说道。五福中的最后一福，说白了就是无疾而终。这大概是哈默一生中的最后一个闪光点，也是所有人都渴望的最理想的落脚点。应该说，在这方面哈默博士也是一个具体而真实的样板。让我们对阿曼德·哈默这个人，慢慢去思考吧——会有感悟也会有收获的。
哈默去世后，美国西方石油公司新任董事长改变经营政策，从原来不少合资经营的企业撤股。一九九一年六月，中方全面接管安太堡矿的经营管理。在各级党委和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和支持下，广大职工认真总结双方合作经营期间的经验教训，团结一致，奋力拼搏。狠抓生产、洗选、运销三个环节;主攻质量、降耗、安全三个重点;沟通铁路、港口、销售三条渠道。很快克服了因外方撤离引起的一些混乱和困难，当年就圆满完成了各项经营指标。之后，企业越办越好，年年月月、方方面面都不断取得可喜成绩。
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调到与美国西方石油公司合作开发建设的山西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工作，到任刚一个礼拜，著名作家钟道新专程赶来赠我一本书，就是哈默博士传——《超越生命》。后来，我又买了一套由“中国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和“北京大学传记研究中心”共同主编的《世界巨人百传》。这套巨人百传丛书，包括有世界百名各行各业的大师和精英。其中工业巨子卷，有我们常常听到的那些名字：福特、卡耐基、希尔顿、哈默以及比尔·盖茨等。哈默被称为世界的石油大擘，他就是与我们合作开发平朔安太堡矿的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说白了，就是我们的外方老板。
也许是因为工作关系，对读《哈默传》，我兴趣很大。尽管当时工作很忙，我还是挤时间通读了这两部传记文学。这期间，又先后三次在接待哈默时，亲眼见到了这位传奇人物的一些所言所行。从而在他本人身上，进一步读到了他的精神旨趣和人格锻造的执着追求。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日，阿曼德·哈默率领一个包括美国参议员赫哥特和二十多个国家的金融界代表以及十七家大通讯社的新闻记者在内的代表团，要来实地考察正在施工中的平朔安太堡矿。但是，天不作美——这天从清晨开始，刺骨的寒风就怒吼着把漫天的风沙和雪霰送到了雁北大地。气温下降到零下二十二度。
日程安派，这个代表团早八点半从北京南苑机场起飞，九点半到雁北怀仁机场。之后，哈默转乘直升飞机，其他成员换乘汽车到平朔。
我们接待组一行十多人，提前十分钟到达正在施工中的平朔机场，迎接我们这个企业的外方老板。老天似乎故意和我们作对——这时气温已下降到了零下二十四度，雪霰变成了雪花，风沙弥漫了整个天空。为了安太堡这个合作项目，从一九八0年开始，双方就进行了多次现场考察和长时间的可行性研究。哈默对雁北地区的地理和气候情况是十分了解的。对今天的天气变化，多家媒体也早有预报。他的随行人员再三提醒他，今天雁北有风雪。哈默却不动声色地说：“日程安排，一切都不要变。”于是，就在这风雪交加的日子里，他和这个庞大的代表团一起，按计划赶来雁门关外当时还是一片荒芜的安太堡矿现场。
按时间算，飞机应该到了。我们站在风雪中，仰头瞭望：空中还是白茫茫一片，风在吼，雪在飘。有人钻进汽车里去等。我则一边不停地跺脚，一边在心中祈祷，飞机呀，可别出事，愿这位美国老人平安到达……这时候，脑海里不知怎么就想起了《哈默传》里记述哈默年轻时前往苏联的情形。
一九二一年初夏，二十三岁的哈默在哥伦比亚医学院毕业后，从报纸上看到，新生的苏维埃国家正处在伤寒和饥荒的袭击中，便买下第一次世界大战留下的一所医院和医疗设备，动身前往苏联。不少人说这简直是“月球探险”。果真，还在路上，他就遇上了想象不到的困难和艰险。在英国，他受到警察的多次而烦琐的审查，并扣押了好几天。在德国预订一张去里加的火车票和签证又要等待三个星期。在海上经过三天三夜与狂风巨浪的搏斗之后，才到达里加。在里加餐馆就餐时，一个留着小山羊胡子的侍者领班，对他耳语说：“你是去俄国吗？”哈默说：“是的，怎么啦？”侍者说：“干嘛要去找死？那是死路一条。”但是，哈默一点儿也没畏惧。他照样向着他的目标，在困境重重中前行……
看来，哈默的性格还和年轻时一样——一点儿都没变，今天的风雪吓不倒他！
我仍然在风雪中跺着脚，仍然仰头瞭望那风雪交加的天空。十点二十分，哈默飞机的引擎声从漫天的飞雪中传来，接着，直升机搅拌着风雪缓缓降落。哈默由原煤炭部副部长陈钝陪同，缓步走出机舱。他微笑着向前来迎接他的人员挥手致意。然后，由中方总经理陈日新和我搀扶他冒雪去上汽车。上汽车前，他又停步站稳，仰起头在风雪中看了看刚开工不久的机场工地。
十点四十分，哈默一行到达平朔宾馆。按事先安排，总经理到会议厅去检查通报会的准备情况，一位副总和我领哈默及翻译到六楼准备好的房间小憩。但是进了房间还没落座，哈默就看了看手表，对我们说：“我们迟到了十分钟——不休息了，不能让参会的人等我们。去听情况通报吧。”——迟到了十分钟，这怨谁呢？老天是不负责的！但哈默要把这十分钟找回来。在这种情况下，心里不管咋想，都不能说什么。我们以点头表示明白，立刻转身领着哈默到了会议厅。
通报完情况，正好十一点半。主持会议的中方老板陈日新请哈默讲话，哈默只讲了十分钟，他说：“剩下的时间，请陈钝副部长和赫哥特讲。”这时，我看了看表，正好每人还有十分钟。我放下记录的笔，仰起头来想了想，脑海里画了一个重重的问号，今天怎么有这么多的十分钟呀？
下午一点半，到工业区看开发现场。天气仍然没有多大的好转，它毫不客气地用风沙来迎接这位年迈的远方客人。哈默并不理会这些，他该看哪儿还看哪儿，该问啥还问啥——看得很仔细，问得很认真。特别是在那座亚洲最大的洗煤厂建设工地，因为按计划有些拖期，问得就更多更细。
洗煤厂是露天矿的咽喉，建成后全部自动控制，精煤仓高七十多米，一千五百万吨原煤全部入洗，当时称“天下第一仓”。然而偏偏在这个关键工程上没按计划完成。延误工期的原因，在上午的通报会上，中方和美方的意见不同，而且各持己见。中方认为是美方雇聘的麦克纳利公司的设计图纸没有按时送到，而且一拖再拖;美方认为是中方的建筑商人员不足，技术水平低下。通报会上的意见是相反的，参会的所有人都听得一清二楚。哈默最后的十分钟表态，主要就讲了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他没有急，也没有火，目光和善，面带微笑，音质浑厚但清晰，语速略慢但感情充沛。他说：“像这样大的一个复杂工程，碰到问题是避免不了的。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双方有强烈的意志和坚毅的决心，我们是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的……对过去来讲，有这样那样的困难，现在这些困难都成了历史的陳迹，不管是麦克纳利的设计也好，还是承包商的人员也好，这些都过去了……对工程的完成，我还是有信心的。现在世界人民都在注意这个项目，我们一定要尽最大努力，向他们证明，我们双方可以携手合作，我们是有信心把它如期完成的。”这就是哈默的回答——困难、分歧、矛盾在这里化解了，变化了;信心、意志、希望和力量同时产生了。 现在，哈默站在精煤仓旁边那高高的护砌上，眺望着正在施工的庞杂而尖端的项目，目光透过风尘漠漠的天空，洒向高耸的主体工程。他直挺着腰身，一动不动，体态平静，面色庄重，目光坚毅。上午他讲的信心、意志、决心……下午在这里具体化形象化了。我估计他可能要说几句什么，便悄悄打开了手中袖珍录音机。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将目光从洗煤仓顶端慢慢移到了不远处正在铺轨的铁路施工工地——他仍然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那通向远方的铁轨沉思……
人的思想真是奇妙无常——我的脑海里，这时竟呈现出《哈默传》中最后一章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那精准的叙述：阿曼德·哈默由一个拥有百万家产的大学生，发展到一位掌控亿万资财的企业家，在物质需要的满足上，不说独步一时，至少也无愧于人;在精神方面，更是有声有色，五彩缤纷。实践表明，他确是一位有主见、有权威、有自信、挥洒自如、巧于执着追求的风云人物……
下午三点半，哈默回到宾馆会议厅，准时举行新闻发布会。
《华尔街日报》的一位男性记者首先举手提问：“在这个项目里，你们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哈默从现场回来，没有休息，现在他挺挺地坐在台上，精神充沛，目光有神，反应敏捷。他说：“我认为，最大的困难是煤价下跌。不过我们不用担心这个问题。煤价和世界油价是相关的，目前油价很低，对这些问题，用长远眼光看，美国石油的储量用完后，几乎全部要靠进口……当油价因供求关系而上涨的时候，煤价也就跟着上去了。”
煤价问题，从这个项目一开始就遇到了：谈判初，世界煤价是吨煤五十多美元，后跌到四十多美元，到签订合同时，就降到了三十多美元。可以说，这个项目谈判和开发的过程，就是煤价大幅下跌的过程。那时候，就有人说，如果不是改革开放的政策和哈默的远见卓识，这个项目是成功不了的。今天哈默回答这个项目最大困难的時候，又坦率地说，是煤价问题。这是在总结过去，又是在回答现在，同时，也是在预见未来。不管是过去的困难，现在的困难，还是未来的困难，哈默都以大企业家的大视野用经济规律客观地分析了，拿事实讲明了，权衡了，决策了……在场的记者也罢，双方管理层也罢，都听清了，心亮了，认识统一了，心中踏实了，情绪稳定了……这些，大概就是项目的生命，合作的保证，事业的希望。
“二十年代，您同列宁领导的苏联合作，在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您同中国合作，是出于何种考虑？”这是山西电视台记者的提问。
哈默端起水杯，轻轻地饮了一口，说：“首先，我要说的是，因为我觉得‘世界的未来在中国’……”
哈默的回答清晰而干脆，明确而坚定。
“世界的未来在中国”。当哈默这样回答的时候，在场的中外双方所有人员（我想大部分记者也会是这样）的心情都很激动，精神也振奋起来了——自从这个合作项目确定下来后，中方一批又一批的职员、工人，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外语，学习技术，学习管理……学习之勤奋，攀登之坚毅，钻研之刻苦……真的就恰似当年哈默在苏联每天要背会一百个俄语单词那股决心和劲头。于是，在内地这片古老而偏远的土地上，也同深圳等沿海开发区一样，改革开放的春风使这里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高山被铲平，大地被翻修，贫瘠被埋葬，富有被掘出……人们在这里亲眼看到了什么叫历史性巨变！
哈默看到了这一切——他眼光很锐利，观察很具体，分析很深刻，论断很准确。所以，他毫不含糊地回答说：“世界的未来在中国。”早在一九八三年，他在一篇文章中就预言：“今天，大多数中国人都骑自行车，少数人骑摩托车。我预言，不出十年，在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下，将有好几百万中国市民坐上自己的汽车。”
哈默的预言，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在到中国的几次访问中亲眼所见，亲身所感。也是在这篇文章中，他有这样的描述：“在我到中国的几次访问中，我有幸认识了你们的许多同胞，不知不觉地对他们感到钦佩。他们自愿辛勤劳动，他们的求知欲很强，近来对学英语尤感兴趣……这些日子，每当我来到中国，看到它的无限机会和资源，感到新的开始的气氛，我心里的感觉就像我二十三岁时在列宁的苏联感到的一样。”
看了这些叙述和预言，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位在在商海中遨游了七十多年的阿曼德·哈默，不仅是一位有声有色丰功奇业的企业家，而且还是一位眼光犀利、机智敏感、务实不凡的预言精英。
“世界的未来在中国”这干脆而精准的回答，这坚定而响亮的声音，久久地回荡在参会人员的耳畔。大家备感激动，兴奋不已，都对我们的企业和国家的未来充满信心。
接着，又有更多的记者举手提问，发布会一直开到下午六点，最后还是被时间限制了。哈默说：“今天就到这儿了，晚上我还要回北京。记者朋友们，再找机会谈吧！”
晚上七点钟，哈默一行冒着浓浓的夜色，乘车从平朔赶到怀仁机场——这一天，他从早七点离开钓鱼台国宾馆，到晚上九点才驱车赶回，紧张地工作了十四个小时。有人可能不晓得——哈默这年已经是八十六岁高龄的老人。
二
哈默代表团离开平朔安太堡矿后，我有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整理哈默和他的代表团在这里活动的有关资料。因此对这一天的所见所闻必须进行一番认真的回忆和梳理。这也就给了我对哈默这个经历奇特、色彩缤纷、名扬全球的风云人物进行思考、分析和品味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我还不时对《超越生命》和《世界巨人百传》中的有关哈默章节再阅读——尽量加深对哈默精神世界的理解。
若有人问我：你读哈默的第一感受是什么？经过反复思考，我觉得，哈默敢于冒险又善于成功的秘诀应该是：他把时间看成是生命，把生命溶于了时间。这是他人生的奥妙，也是他成功的关键。这里，我想引用他自己的一句话来回答。他说：“幸运看来只会降临到每天工作十四小时，每周工作七天的那个人头上。”看来，富兰克林那句“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金钱”的名言定语，就是哈默灵魂的主导，精神的支柱。现在坐下来仔细回想，他来平朔安太堡矿考察的那天，在那么恶劣的气候中，为什么坚决不让改变日程？为什么要放弃自己的小憩，将那迟到的十分钟找回来？为什么他在八十六岁的高龄之际，还能坚持一天十四个小时的紧张工作？……这一切的一切，在这里就都有了不言而喻的回答。 阿曼德·哈默通过开拓石油业，使他多谋善断、多姿多彩的事业更上一层楼。那时，这位已八十岁的董事长兼总裁仍然精力充沛，每天工作十二小时，每周工作七天。他还像往常一样，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一大帮的公司经理人员鱼贯出入他的办公室。人们可以想象，这个拥有十万名雇员和三十多万名股票持有者的西方石油公司的第一把手，会忙到什么程度！
历史的指针拨到一九七九年，他又果断地抓住了一次难得的大好机遇，从而使他的事业之船再扬帆，乘风破浪前行到了中国。
那年，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赴美进行国事访问，曾在美国南部第一大城市休斯敦参观约翰逊宇宙航天中心，并同当地石油钻井公司的代表友好交谈。就在这时，美国从事石油贸易的经理人员蜂拥而至。轮到给邓小平介绍哈默博士时，邓小平打断译员的话，说道：“没有必要给我介绍哈默博士。在中国，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位帮助过列宁的美国人。”邓小平亲切地问道：“您为什么不到中国去，也给我们一点儿帮助呢？”这位石油大亨哈默，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笑道：“我很高兴这样做。但是像我这么大岁数的人，会有很多困难。除非我能乘坐我的专机去中国。但我知道，私人飞机是不能进入中国的。”邓小平立即说：“可以做出这样的安排，您打算什么时候去中国，给我发个电报就行了。”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哈默对到中国来，“给我们一点儿帮助”，只提了一个条件，那就是要能够乘坐自己的私人飞机。这当然是为其生活方便，但其中还内含着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时间。哈默的私人飞机是和他的事业、他的生活乃至他的生命紧紧连在一起的。在哈默的心中，时间就是生命，就是事业，就是金钱，就是成功和失败的关键。不少人都晓得，他的飞机就是所有这一切的一个重要依靠和保证。眼下，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仍然是经常乘坐他的“西石一号——一架改装的727型喷气式客机”东飞西奔。这架飛机，有特殊的起落架，可随时在任何一个机场降落，而且还配备一个心脏除颤器。有全套长途飞行所必需的舒适设备，包括卧室、浴室、餐厅等。所以，哈默在如此高龄，还能在飞机上利用一切可用时间，忙着他永远都忙不完的事业。
和邓小平谈话不久，哈默的电报就来了。经邓小平特准，哈默和他的十六位高管乘坐的私人专机，便稳稳地降落到北京机场。从而揭开了哈默这位石油大亨给中国“一点儿帮助”的宏伟蓝图。
我第二次接触哈默，是一九八七年九月十日。正是夏末秋初的季节，而且万里无云，风平气爽。哈默这次来平朔是为安太堡矿建成剪彩。参加这次剪彩的还有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和十多名部级领导以及上百名各界客人。在这次庞大的接待任务中，我除了负责资料组以外，还被分配到以一名副总为首的接待哈默小组。
这时候，平朔机场已经建成。八百多米长三十多米宽的跑道雅静而显赫地平卧在秋高气爽的雁北大地上，我们接待小组的人员依次站在中国唯一一家企业所有的新建机场上，等待着一直关心和促成这个机场建成的哈默老人。
哈默键步走下飞机，我们一一上前与他握手。在和我握手的时候，他稍微想了一下，说：“见过。”我说：“是的，去年十二月，那天很冷。也是在这里，那时机场还没建成。” 他抬起头望了望新建的机场，笑了笑，说：“很好，可以省很多时间呦。”翻译的水平很高，他轻快地让我们都听清了对方的语意。我顺口又说了一句：“是的，到北京才一个多小时。”这时候，我让到一边，后边的人已经伸过手去，此时好像他又说了句什么，翻译凑到我耳边告诉我，他说：“办企业得计时间——丢了时间就什么都丢了。”
哈默早在双方签订合作协议的时候，就提出要在平朔建一个简易机场。回国后，他又写信来再次阐述要在平朔建机场的意见。这是为什么呢？关键还是时间：从北京乘火车到大同转车到平朔，在有专人买票、送站、转站和接站的情况下，大约需要十四个小时，而坐飞机只用一个小时。平时，外方在平朔工作的是一百多名员工，有时到二百人。当时，几乎每天他们都有员工或家属往返在北京、大同、平朔之间的火车上。中方人员就更多些。我们不曾计算过这里面有多大的一笔时间账，而哈默从开始就算清了这笔账，他再三提出要在平朔建一个简易机场。所以，他去年十二月，从怀仁机场不改乘汽车，硬是要倒直升飞机来平朔，就是想看一眼这机场的现场。
哈默不会忘记，当他开始提出要在平朔建机场的时候，方方面面的不少人对在企业建机场还感到陌生，反应比较迟缓。于是，哈默于一九八五年七月一日，平朔安太堡矿开工剪彩后，当日又写信给邓小平，提出解决飞机跑道和国际长途的通讯线路问题。邓小平立即批示，请李鹏同志酌处。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三日，国务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委员会以国涵（1986年）120号文批复煤炭部：同意新建安太堡矿简易机场。紧接着，中国民航机场设计院、铁道部十二工程局、航天遥感工程总公司等单位在平朔总工程师组织协调下，紧密协作，昼夜施工，仅三个月时间，就竣工并试飞成功。为此，《人民日报·海外版》一九八七年八月十六日，以《安太堡矿机场正式通航》为题，发表消息：“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自有的一架双水獭飞机，从该矿机场起飞，直达北京首都机场。至此，全国第一家自有飞机和机场的企业——安太堡露天煤矿的飞机场正式通航了。”
没有一种不幸可与丢掉时间相比。平朔机场建成了，哈默压在心中的那笔从平朔经大同到北京路上的时间账，终于理清了，结账了。人们常说，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而生命最宝贵的东西又是什么？是时间。哈默的人生观主要体现就是他的时间观。哈默的一切活动、一切事业，无时无处不体现出他的这一至高无上的观念。对此，平朔人有切身的体会和感受。
哈默和中国合作开发建设的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是三年准备两年建成的年产一千五百多万吨的大型煤矿。这样的建设速度，在中国建矿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被媒体称为是“树立了丰碑的项目”。当时，这里有四百多台套世界一流的大型设备，这些设备都是按几分几秒的时间要求来操作的。其中大型电铲要求司机每三十秒要完成五个规定的动作，每九十秒就要装满一辆载重一百五十吨的巨型汽车。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没有强烈的时间观念，没有严格的管理制度，怎么能生存，怎么能工作？如果没有高效的意识，没有快速的节拍 怎么能让这么一个现代化的大型企业，每日每夜每时每刻甚至每分每秒都正常地协调地安全地运转起来？ 一个外方管理人员，有一次带着孩子到了办公室，他的经理立刻给他下了备忘录，通知他上班时间不能带孩子。第二天，他又带了孩子来——不管什么原因，他立刻被解雇了，而且当天就要离开岗位。一个中方司机，在不适当的时间，不适当的地点，停车小便。又过了几天，在电铲给他装车时，他合眼迷糊了一下。也立刻被解雇了。他说：“已经忘了小便的事。”工长说：“电脑没有忘。”
拿破仑说过：“你有一天将遭遇的灾祸，是你每一段时间疏忽的报应。”在这个和哈默的公司合资企业里工作的员工，谁疏忽了时间，谁就会遭到报应。这是毫不含糊的。
每天在这里发生的这些具体故事，哈默都知道吗？不一定，至少是不完全知道。然而这个企业的中外雇员，都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着，并且逐步形成了高效率、高效益、高科技和快节奏的三高一快的企业特色，這特色就是人们常说的企业精神。这种精神又渐渐成了员工的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对于这一切，我们当然不能笼统地说都是哈默时间观念的体现，但至少不能说没有关系。
读哈默这样带有传奇特色而又取得重大成功的世界精英人物，每个读者都会受到启发和鼓舞，也会有自己的收获和感悟。对我来说，特别是在和他的实际接触中，最具体最深刻的记忆和触动，就是他的时间观，那句：“幸运看来只会降临到每天工作十四小时、每周工作七天的那个人头上”的名言，至今，我还记忆犹新，回味无穷。
三
从杜鲁门到尼克松历任总统期间一直担任经济顾问的雅各比教授，曾经对哈默进行过一番研究。他说：“哈默具有一种吸引力，这个吸引力就是他的事业心。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位像他那样热情奔放、视野广阔的人。他对商业良机具有特别灵敏的嗅觉，但更重要的还在于他当机立断，行动迅速。这需要大智大勇。这正是我试图教授我的学生的内容。”
我读哈默后，觉得这位教授对哈默的分析和概括是准确的。
先说他的事业和视野。由于他的事业心很强，他的视野也就很广，由于视野很广，他的事业就迅猛发展，蒸蒸日上，而且有声有色，缤纷绚丽。在他从青少年开始到耄耋岁月的七十多年漫长而闪光的人生旅程中，对所涉多个行业创造的伟绩奇业，每每都让世人惊叹不已，啧啧称道。
读过哈默的人大概都不会忘记，他在一九一七年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的时候，由于他家境情况的变化，便接管了他父亲经营的一家制药厂。他读书经商两不误，凭着聪明和机智，克服了很多困难，既保证了学业，还出奇招，一举改变了药厂的经营被动局面。把个小小的药厂，从十几人猛增到一千五百人，制药厂成了誉满全国的“联合化学药品公司”。他也就成了当时美国大学生中仅有的“百万富翁”。我想，这不仅是在美国，就是在世界，也算得上是奇人、奇事、奇闻了。
一九五六年，时已五十八岁的哈默博士，本已打算息商归隐。把价值两千五百万美元的珍藏品捐赠给了华盛顿国立美术馆。但在一次鸡尾酒会上，他听从了一位会计的谏言，又开始焕发出他生命的第二青春，步入了事业的一个新高峰。他购买了西方石油公司的股票，第二年，就当选为该公司的总裁。从此，哈默博士又一发不可收，使这家濒于破产、当年仅有三万多美元资产的石油公司，脱颖而出，大发利市：一九七四年的收入竟高达六十亿美元。同时，他又成功地说服了美国参议院，与苏联达成了一笔二百亿美元的换货交易，这使他在七十六岁高龄时达到了其事业的又一个高峰。哈默博士进入耄耋之年，正赶上中国打开了改革开放的大门，他敏锐地抓住了这大好时机，很快将事业和视野都同中国这块丰厚的沃土连在了一起。不久，他的西方石油公司就同中国在石油、煤炭、棉花杂交、化肥等方面签订了四项初步协议。一位时任中国石油工业部的副部长说：“在过去三天里，哈默博士会见了我国八个部的领导人，他打破了外国朋友同中国做生意的一切记录。他的精力、效率、热情和负责精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说过：“理想的人物不仅要在物质需要的满足上，还要在精神旨趣的满足上得到体现。”
阿曼德·哈默由一个拥有百万家产的大学生，发展成为一位掌握亿万资产的企业家，在物质方面无愧于己，无愧于人，也无愧于世，这是举世皆知的。但在我读哈默的时候，更感到他精神世界的显赫与靓丽。商务大业的奇功伟绩，世人无不称道。在精神旨趣的满足上，他更是有声有色、艺美味浓、香飘久远……一九八五年，他来为平朔安太堡矿开工剪彩以后，有一位翻译悄声对我说：“哈默可不只是企业家，还是位有名的收藏家。他的珍宝名画，海了。”我一下愣住了，很吃惊。后来，才了解到，哈默不仅是名副其实的收藏家，而且是集收藏、展览、馈赠与艺术交流于一身的社会活动家。
阿曼德·哈默对收藏名画，几乎是嗜好成瘾。他说过一句流传甚广的真言：“搜集名画是世界最有意思的事，它将博学、猎奇和商业利益结合在一起，对我来说，这确实是一种理想的消遣。我愿意为名画争个你死我活。”
有这说法，就有这做法。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六日，日内瓦举办了高更（法国印象派画家）的名画《你好，高更先生》的拍卖会。哈默闻讯，立刻坐自己的专机赶去。因天气关系，机场临时决定关闭，哈默专机刚好在关闭前一分钟降落。拍卖会的竞买激烈，最终，该油画由哈默以32.9万美元购得。当他怀抱油画走出饭店门口的时候，希腊一位船王也匆匆赶来。原来这船王的飞机晚到了一分钟，只好降落在别的机场，没赶上拍卖。这位船王站在哈默前，要出巨额将该画买下。哈默彬彬有礼地说：“这是无价之宝，不能出卖。”船王嗒然若丧，无奈而去。
一九八0年，哈默在另一次国际拍卖会上，曾以六百万美元的高价买下一套已有四百七十年历史的达·芬奇《手稿》。这个价目是他一九七七年在另一次拍卖会上以三百万美元买下一幅珍宝名画的一倍。
详读哈默，会体会到他不仅是胆识过人嗅觉敏锐、在商场上艰苦拼搏取得巨大商业成就的风云人物，而且在艺术界也活动频频，硕果累累。他的艺术细胞和他的商业智慧一起，不仅让他在经济层面挥洒自如，同时在精神旨趣上也是阳光灿烂。他说过一句落地有声的话：“艺术收藏的另一乐趣是馈赠。”馈赠，这个词在这里的内涵是丰厚而广泛的。从哈默的实际情况看，至少应该从三个方面理解：一是他对艺术珍品的收买;二是展出和捐赠;三是他在艺术界的活动和交往。 一九七三年，哈默一手操办了一次艺术杰作——将一批属于苏联所有但长期被查封的法国印象派后期的艺术珍品，在美国巡回展出。他把一幅价值一百万美元的戈雅（西班牙画家）作品捐赠给了列宁格勒国家文物博物馆。还把价值两千五百万美元的收藏品赠或遗赠给洛杉矶县立博物馆和华盛顿国立美术馆。一九八二年后，步入耄耋之年的哈默，带着他以六百万美元买到的达·芬奇《手稿》和绘画，先后在意大利等十个国家十七座城市展出，观众达二百余万。之后，他将达·芬奇绘画和《手稿》带到洛杉矶地方艺术馆作永久展出。
一九八二年三月，哈默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与中国合资开发煤炭、石油等方面的协议时，还在百忙中安排了在中国北京美术馆的艺术珍品展出。在揭幕詞中，他表示很高兴能够同中国人民一起分享他珍藏的艺术珍品并通过伟大艺术的世界性语言，消除政治与文化隔阂尽一点儿力。这次展出很成功，观众达二十多万。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排队，等候观看这些艺术珍品的机会。
哈默在经济层面上的不断进取，往往是和他在艺术领域中的追求同步而行，可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携手并肩，齐步向前。这使他的视野越发开阔亮丽，他的事业更加生机勃勃。
一个时期内，哈默的眼睛虽然盯在艺术品的购买、展出、销售和馈赠等等方面，可他的耳朵却听着四面八方，眼睛也不时抽空扫一扫周围各行各业的动态。当富兰克林·罗斯福正在走向白宫总统宝座的时候，哈默听到一个清晰的信号：一旦“新政”得势，禁酒法令就会被废除。这个信息，让哈默又惊又喜。自一九二○年实行禁酒令以来，市面上很少需要酒桶，禁酒令废除后，啤酒和威士忌就要大量上市，那酒桶从哪儿来？他在俄国住了多年，又多次忙着在苏联搞艺术展出，很清楚苏联什么东西可供出口。于是，他立刻从那里订购了几船桶板。又在新泽西州建立一个现代化的酒桶工厂。当他的酒桶在生产线上滚滚而出的时候，恰好赶上了废除禁酒令带来的好处。这些酒桶立刻被威士忌酒厂和啤酒厂以高价抢购一空。在这如此红火的大好时机里，他顺水推舟，又在酿酒业和养牛业大显身手，大展宏图，成为这两大行业中实力雄厚的佼佼者。
到此时，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哈默的视野、哈默的事业以及他的热情不仅在艺术界誉满各地。同时，他精神旨趣的丰富内容，始终是同经济上的追求以及经商的敏锐嗅觉融为一体的。这大概就是哈默博士与那些一般从商和从艺人员的区别，也让世人刮目相看。阿曼德·哈默自己对那春风得意的经历，曾经有过一段精彩而实事求是的回顾：“举凡作威士忌生意和牲口买卖，外加艺术界，我都干得不错。在处理赫斯特的珍玩过程中，（赫斯特是美国报业托拉斯巨头，艺术品珍藏家，曾一度濒临破产边缘，不得不出卖珍藏的艺术品。哈默曾用他的聪明智慧，一分不取地帮他解除了险境）我的声誉鹊起。我曾经是一些著名慈善团体的积极成员。杜鲁门总统指定我参加国际粮食委员会。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命我为世界和平研究委员会委员。肯尼迪总统委派我参加埃莉诺·罗斯福夫人纪念基金会。”哈默的这段自述没有夸张，可以说是客观地反映了他的人生概貌。毫不含糊，他是美国企业家，但又是世界性的企业家，而且是成功的企业家。不过这个企业家在艺术事业上也成绩非凡。对教育、慈善、卫生等事业也都不惜工本，不断作出贡献。他创立癌症研究中心，并任美国总统三人癌症研究顾问小组主席。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会活动家，他毕生追求的梦想，就是使稳固的持久的和平降临大地，战胜疾病和饥饿。为了世界和平事业，他在美苏之间以及不少国家奔波不已。在冷战寒流滚滚的七十年代，苏、美两个核大国虽然剑拔弩张，各不相让，但阿曼德·哈默这位明智之士，却利用商业的机会和艺术的交往，在悄悄地推动两国间一泓和解的暖流，一定程度地促进了它们之间关系的缓和，并取得了一些良好的成果。苏、美两国和不少国家的领导人都对他有过中肯的评价。
四
一九九0年十一月十二日，阿曼德·哈默博士走完了他辉煌的人生旅程，在他的寓所无疾而终，享年九十二岁。获得这个消息后，平朔煤炭工业公司总经理陈日新给美国西方石油公司和哈默博士的家属发去唁电，对他的去世表示沉痛哀悼，对他为平朔安太堡矿的成功合作作出的贡献表示敬意。
哈默这个“无疾而终”的尾声，也很有琢磨的意味。他的不凡人生和奇功伟业，我们普通读者在不少方面，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但，他能在那么宏伟而繁忙的事业中，活到九十二岁，还实现了“无疾而终”，这实在是任何读者都值得思考的题目。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五福临门”的说道。五福中的最后一福，说白了就是无疾而终。这大概是哈默一生中的最后一个闪光点，也是所有人都渴望的最理想的落脚点。应该说，在这方面哈默博士也是一个具体而真实的样板。让我们对阿曼德·哈默这个人，慢慢去思考吧——会有感悟也会有收获的。
哈默去世后，美国西方石油公司新任董事长改变经营政策，从原来不少合资经营的企业撤股。一九九一年六月，中方全面接管安太堡矿的经营管理。在各级党委和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和支持下，广大职工认真总结双方合作经营期间的经验教训，团结一致，奋力拼搏。狠抓生产、洗选、运销三个环节;主攻质量、降耗、安全三个重点;沟通铁路、港口、销售三条渠道。很快克服了因外方撤离引起的一些混乱和困难，当年就圆满完成了各项经营指标。之后，企业越办越好，年年月月、方方面面都不断取得可喜成绩。